长春图书馆

从古代井田制度废除以后，经历秦汉等各个朝代，逐渐形成了封建土地私有制的各种土地占有形式。从蒙荒放垦、旗地转化、民地扩大，到土地改革前为封建私有，大部分土地集中在清王朝及其皇室贵族、蒙古王公和少数地主手里。
  一、旗地
  康雍年间，清王朝曾在今长春境内的榆树、双阳、九台等县，建立官庄、派驻八旗，按旗授拨土地，开垦出相当数量的官地和一般旗地。
  （一）官地
  官地是清王朝及其皇室贵族直属领地。它包括官庄地、官荒地、围场地、晾网地、义仓地等名目的土地。
  官庄地：长春境内的九台和榆树两地，都在康熙年间，由清朝政府建立了官庄。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在九台境内建立官庄5处，共有官庄地2175垧。康熙五十二年至五十三年（1713年～1714年），在榆树境内建立官庄6处，共有官庄地720垧。
  官荒地：清初，长春境内的榆树、双阳和九台等地都有官荒。当时的伯都讷划为禁垦围场；双阳和九台一部分地域划为禁山围场。这些地方的官荒面积都比较大。虽由清朝政府设卡封禁，但流民仍不断潜入私垦。鸦片战争以后，清朝政府为了开荒济用，移民实边和防御外患，开始大规模移垦。从咸丰到光绪初年，仅伯都讷厅属放荒地点就有6处，面积276112垧。垦后的土地，多为民人耕种纳赋。
  晾网地：是专为捕捞黄鱼等贡品，而占用的江套和江岸的土地。今德惠县境内的老莺通、江心馆、黑通、鲇鱼通、黄鱼圈等处，共有2932.62垧，皆属当时晾网地。这些地方虽属蒙地，但因捕捞贡品所用，便归属吉林打牲乌拉总管衙门管辖。清王朝灭亡以后，1912年民国政府定为民地，并发放了“省照”，开征租赋。但在第二年蒙古王公提出：“江西原来皆属蒙地，既然晾网地的制度已废，应即归还蒙旗。”（据《郭尔罗斯前旗开放蒙地调查报告书》）1914年省查后同意归还，收回省照，改发蒙照。1920年省旗共同设立临时荒务局，对这些地亩逐段丈放，征收荒价，并换发了执照。
  义仓地：是收缴流民私垦的地亩。在今榆树县境内有1236垧。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由八旗兵丁承领，作为义仓公田。所得租粮，拨除官租外，余为义仓额谷。
  （二）一般旗地
  一般旗地是清朝政府圈给八旗兵丁、下层旗人的份地。它包括站丁地、官兵随缺地、官兵俸饷津贴地、恩赏地等。
  站丁地：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清朝政府为了加强东北边防，及时传递官府文书，从吉林乌拉到伯都讷设驿站10处。孤榆树（今榆树县）境内有3处，先设登额勒哲库站（今秀水乡境内）、盟温站（今五棵树镇境内）两个驿站。后增喀伦站（今新站，位于榆树县城以北）。每站壮丁30名，马30匹，牛30头。各站均拨给土地令其耕种自给。榆树县共有站丁地3600垧。又据1916年10月，双阳县公署呈送《调查垦务事项》中记载，双阳全县有站丁地9704垧。
  官兵随缺地：道光三十年（1850年），清朝政府将榆树县境内的珠尔山东西闲荒，按官职拨给八旗协领以下官兵1172名，每人16垧。双阳县境内，当时也有官兵随缺地875.74垧。
  官兵俸饷津贴地：咸丰五年（1855年），清朝政府将今榆树县境内“凉水泉子”地27021垧，拨给打牲乌拉总管及协领衙门官兵，做为俸饷津贴地。
  恩赏地：光绪十九年（1893年），清朝政府拨给伯都讷被灾八旗十二佐领1837户，恩赏地16533垧。
  旗地具有封建国家所有性质，是八旗制度的基础。其中官地是清王朝及其皇室贵族的私有地；一般旗地是清朝政府在划定的旗界内，按旗民身份圈给耕种的份地。开始仅限于旗民个人有使用权，不准交产。实际上，多数旗民在一开始就不亲自耕地，而是将分得的土地租佃给民人耕种，然后再向民人出典。据资料记载，至清代中叶，旗民有半数将原有产业“转相典售”。到光绪年间，长春旗地已是大半归民垦种。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盛京将军赵尔巽，顺应形势的发展，奏请自由买卖旗地，得到清朝政府批准：“嗣后不分旗地，得以互相买卖土地”。从此，旗地制度彻底崩溃。到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大量旗地转为民地或归旗人私有。
  二、蒙地
  蒙地是清王朝分封给蒙古王公的领地，也属于官地。起初是蒙古王公的游牧地。随着蒙荒的放垦，土地占有关系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私人地主经济得到迅速发展。蒙古王公在放荒时，有些地“揽头”、官吏、豪绅、富商、放荒员及其亲属，揽占了大量荒地，成为大片土地拥有者。
  地“揽头”在招佃中，还在提高荒价、土地丈量、征收地租等方面钻营作弊，外欺蒙公，内愚众佃，只图肥己，从中渔利。据《东三省政略》记载：“查各揽头多系趋利若鹜之徒，钻营谋干，许给蒙古银两认领蒙地。不论垧亩，惟以里数为段，鲸吞到手，然后辗转愚尔众佃。只图多收押荒银两，重复指给，以致尔等互相争控”。多数揽头原揽荒地为毛荒，转放出荒地为实荒，毛荒与实荒之间的差数很大，这个差数全被揽头所得。待至升科之年，蒙旗凭地照按垧数收租而不凭实地多少。这样，很多揽头就成了经营地主。
  领垦蒙荒的垦民，交足押荒银，领到了地契，便取得了土地的永租权即业主权，只要按时缴纳蒙租，可以永久经营和耕种价领的土地。同时也有世袭权、买卖权、租佃权和典当权，实际上垦民已成为土地的所有者。
  但是，蒙古王公仍继续享有土地的领主权，行使征租权，垦民必须按照规定年年向蒙古王公交纳地租，亦称王租。实际上垦民又是蒙古王公领地的租佃者。这种蒙古王公与垦民的特殊土地关系，一直延续到1938年“蒙地奉上”，取消了蒙地的宗主权、收租权，蒙地变为民地，永租权变为私有权。
  三、民地
  随着蒙地的放垦，官地和一般旗地的转化，长春境内的民地也在不断地扩大。除早期民人开发的民地外，到清末，大部分蒙地、官地和一般旗地变成了民地。据榆树县《调查资料》记载，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至嘉庆十五年（1810年），伯都讷有陈民地257182.2垧。至光绪末年，榆树县境内的民地已达到392500垧。清末，农安县境内的民地有576920垧。1916年10月，双阳县公署圼送《调查垦务事项》中记载，双阳全县有陈民老地304垧。
  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1912年民国政府成立，仍然维护封建土地私有制。《中华民国土地法》中规定：“人民依法取得所有权者，为私有土地。”1918年1月吉林省又颁发《修正勘放舒兰县皇产试办章程》规定：在变卖或出放旗产中，原有土地户的土地补价领照，法律予以承认。原佃旗人土地，归民人所有。一般旗人占地，无论是在京旗人谋生之地，还是旗人招民户开垦收租之地，都承认其所有权。
  同时，准许土地自由买卖。长春境内多数农民遇有天灾疾病，无力经营，买入的旗田蒙地不得不变卖，封建地主乘机兼并农民的小块土地，使农村大量土地向少数地主和富农手里集中。如三盛永大地主张俊士有土地3000多垧。三盛玉小镇的乔、贾、张三姓拥有土地三、四千垧，全部出租，并合股开烧锅、开商铺。榆树县内也出现了千垧以上的大地主。另据《农安史志资料汇编》记载，农安县土地所有者的变化也比较大。1918年全县占有耕地100亩以上者9316户，到1921年减少到2384户，50亩以上者由13931户，减少到840户，说明土地逐渐地集中到少数的大地主手中。
  土地在向少数地主手里集中的同时，地方官僚也仗势占地。当时，东北官僚莫德惠就在他的故乡德惠县占有土地800多垧（据《关于张作相私产档案》）。
  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东北，长春沦为日本的殖民地，把长春市定为“首都”，并以各种名目掠夺了大量土地。但从土地关系上看，封建土地所有制依然保存下来。日本侵略者为了长期侵占东北，必须保持地主阶级的封建剥削形式，维护封建土地私有制，才能在与中国地主阶级勾结的过程中，巩固其统治。因此，日本侵略者在掠夺土地，移民占地的同时，采取了一些扶植性措施，收买一些地主，使他们成为汉奸，为其效劳。当时，农村中的伪村长、屯长、绝大多数都是地主、乡绅。有的地主摇身一变成了日本侵略者的土地经理人，即典型的“二地主”。
  由于日本侵略者的土地掠夺和加强封建土地私有制，使长春境内的土地关系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但从实质上看并未改变封建土地私有制性质。据在长春市郊区的调查，日本侵略者移民区所占据的土地，不管是强占，还是“收买”，不仅小土地所有者失去地权，一些大中地主也同样失去地权，使土地占有关系发生了变化。这些农民一部分被赶到指定的地点去开荒，一部分沦为日本侵略者的佃户，而失去土地的地主，有些则被日本侵略者选用，当上了“二地主”，他们乘机占有大量土地，仍然过着不劳而获的寄生生活。
  长春沦陷时期，大部分农村基本保持了民国以来的土地占有状况。大量土地仍为少数地主、富农所占有。雇农、贫农没有或只占有少量的土地。据农安县的《调查资料》记载，1941年，伪兴农合作社中央调查课，调查农安县太平岭等8个屯的土地占有情况是：这8个屯共有农户284户，土地面积为3262.8公顷。其中无地户151户，占总户数的53.2％；50至100公顷以上的大土地所有者20户，占总户数的7％，拥有土地1376公顷，占土地面积数的42.2％。详见《1941年农安县太平岭等8个屯土地占有情况表》。
  1946年5月，国民党反动派侵占了长春、农安、德惠、九台、双阳等县的大部分农村，成为国民党统治区。国民党反动政权，与地主阶级相互勾结，依仗他们掌握政权，拥有武装，极力维持封建土地私有制。有些地主居住在长春市和吉林市，将土地委托代理人管理（亦称“二地主”），雇工耕种，为地主纳租。到长春解放前夕，九台县地主、富农占全县农户总数的8.5％，而拥有的土地却占80％；长春县地主、富农占全县农户总数的5.06％，而拥有的土地却达5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