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春图书馆

第一节 荒价
  领垦蒙荒时支付的地价，一般叫荒价，又称押荒银。据资料记载，长春蒙荒收取押荒银是在嘉庆以后，蒙古王公招垦东西夹荒时才开始收取荒价。直到东北沦陷时期“蒙地奉上”为止，其间一百多年，荒价的征收办法和数量都是在不断变化中。
  清初，长春大荒人烟稀少，蒙古王公为了尽快开发，征收地租，采取鼓励关内民人开垦政策，开荒时不收荒价，待3～6年变成熟地后征收地租。以后关内民人来长春垦荒的人多了，才开始征收荒价。一半归蒙古王公所有，另一半划拨给地方官署做为行政经费。地方官署所得押荒银不列入地方财政收入，收入金额也不稳定，有时蒙古王公有特需要时，经过奏请皇上批准，地方官署就奉旨免劈这部分押荒银了。
  但是，究竟长春何时开始征收荒价一事说法不一，据沦陷时期苏宝麟（郭尔罗斯前旗扎萨克齐默特色木丕勒的秘书）谈话记录，他说：“郭尔罗斯前旗最先开发的是长春一带，时间是嘉庆四年前后。因为规定是‘借地养民’，所以我想没有收过荒价。……开放农安和小双城堡时，收过荒价……”。从苏宝麟谈话记录中可知，蒙荒开发初期并未收过荒价，以后蒙古王公支出日绌，开放夹荒以后，才正式开始收取荒价。
  道光七年（1827年）招垦农安荒，每垧上等荒地中钱15吊，中等荒地10吊，下等荒地5吊。如哈拉海河至松花江一带夹荒是由揽头王维由王府统一买来，再分别卖给开荒户开荒耕种。据沦陷时期德惠县王维的后代王桂芳说：“王维是王府里的当差的。道光十一年用五千吊钱报领了王爷的土地。一共大约七万五千垧。卖出去六万一千垧，剩下的是河泡、水洼没人买，自然都归荒户私占了。卖出时地价是，上荒每垧二吊、中荒一吊五百文、下荒一吊，到咸丰初年卖完的”。从王桂芳谈话中可知：当时领垦荒地时缴纳了荒价。
  伏龙泉一带是光绪十六年（1890年）开发的。旧垦地夹荒的荒价是上等每垧中钱15吊，中等每垧中钱10吊，下等每垧中钱5吊。光绪十九年（1893年）后上地加中钱5吊，即每垧20吊。光绪二十年（1894年）以后改以银两计价，1等荒每垧20两，2等荒每垧8两。
  艾甘兔一带是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六月出示招户承领，到第二年11月止，将所有荒地266方全部放出。据艾甘兔蒙荒事宜总理的呈文透露，共收取荒银125，052.43两，按放荒面积12，760.47垧计算，平均每垧约为10两。
  在长春放垦的荒地中，荒价从开放蒙荒起，以后逐渐扩展到旗荒民荒等所有荒地，其荒地分等和荒价标准，基本相同，无多大区别。但有生荒和熟荒之分。自光绪三十年至三十四年（1904～1908年）止在吉林府、新城府、榆树县等5个府县勘放零荒、征收荒价。五年中，“共放出生荒四万一千九百三十七垧八亩六分六厘，放出熟荒一万一千二百三十八垧九亩五分二厘，共收荒价钱四十六万八千七百二十一千四百五十六文”。（据宣统元年十一月十三日副都统衔吉林巡抚陈昭常给皇上的奏折），按奏折提供资料计算，生熟荒平均每垧荒价约为41.71吊。
  宣统二年（1910年）十二月初四，吉林省给皇帝奏折中，报告吉林府榆树县自宣统元年（1909年）十一月到年底止，出放生熟零荒和征收荒价情况。奏折称：“由吉林府榆树县各属续放生荒三百七十垧零七亩三分，经收荒价钱四千一百九十八千六百七十四文。又续放熟荒五十九垧八亩八分，经收荒价钱一千三百四十千零六百五十八文。统共续放生熟荒地四百三十垧零六亩一分，共收荒价钱五千五百三十九千三百三十二文”。按此奏折计算，生熟荒平均每垧荒价12.8吊。
  征收荒价并非一成不变，自光绪年间开始就可以根据荒地的条件，灵活收取。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六月荒务总局发布清赋放荒并旗地升科章程16条，对荒价作了原则规定，按每垧3吊300文定价，各地可以变通，可以浮动。如地稍肥沃，酌量递加。如距省远近，人烟多寡，是否山僻之区，冲繁之地，都要稍加区别。规定距城镇较远，荒僻之地，分为三等，上等荒每响按9吊900文作价，中等荒每垧6吊600文，下等荒每垧3吊300文。倘其中有互相争领之地，即按每垧19吊800文作价。距城镇较近，人烟稠密地方，人皆乐为垦种，应将上等荒每垧按3吊300文加5倍作价，中等荒每垧按3吊300文加3倍作价，下等荒按3吊300文加1倍半作价。倘其中有互相争领者，仍分等次，酌加7、8、9、10倍作价。凡争领之地并准该领户等自拟价值，呈请核定，择其价最优者放给，以杜包揽积弊。由此看来，清未放荒中的特等地实际上已由招标进入“拍卖”了。所以宣统元年（1909年），副都统衔吉林巡抚陈昭常给皇帝的奏折中，谈及荒价时说：荒价数额并非由官家拟定，是“饬令附近农民公论价值，分别酌收”。
  进入民国以后，随着民田清赋，蒙地清丈升科的开展，对荒价规定得比较细致，有时还随收经费若干。1913年5月，吉林省公署把荒地分为熟荒和生荒，又分上中下三等。熟荒上等每垧中钱180吊，中等150吊，下等120吊。生荒分为柳通地、洋草地、牧羊地。柳通地上等每垧100吊，中等75吊，下等50吊；洋草地上等35吊，中等25吊，下等20吊；牧羊地不分等次，每垧150吊。1914年，吉林省又把民间荒地分成4等，上等每垧吉洋2元，中等1元5角，下等1元，最下等5角。规定放出后第6年升科。凡承领荒地，无论多少，均限6年内垦完。对国有荒地荒价分为5个等级，具体是：产草丰盛者为第一等，每亩1元5角；产草稀短者为第二等，每亩1元；树林未尽伐者为第三等，每亩7角；高低干湿不成片段者为第四等，每亩5角；斥卤砂碛未产草之地为第五等，每亩3角。
  1917年9月26日又将官荒分为上中下三等作价：上等荒价每垧大洋10元，随收经费2成，熟荒加倍；中等荒价每垧大洋7元，随收经费2成，熟荒加倍；下等荒价每垧大洋4元，随收经费2成，熟荒加倍。
  对柴山、柳通、草甸等不能开垦的土地，亦按每年获利大小分为二等作价：上等2垧作1垧，地价7元，随收经费2成，当年升科；次等3垧作1垧，地价4元，随收经费2成，当年升科。
  1926年底，吉林省田赋局对1917年9月26日公布实施的荒价进行了调整，按等加增。原因是“原定章程时，人民买卖地亩价值甚低，钱法尚好，是以荒价从轻规定。现在吉林、双城、扶余、伊通、榆树、双阳等腹地20县地亩时价逐渐升高，钱法又甚毛荒，所有前定荒价若仍按原章核收，实属过轻。”
  调整后的荒价是：原上等每垧10元者改为15元，中等7元者改为11元，下等4元者改为7元。熟荒仍各加倍，应收经费照旧办理，随价核收2成。
  长春沦陷以后，大荒和夹荒地早已开垦完毕，只有散在的零星小片荒地。据1938年九台县调查资料，由于东南丘陵山区地带土质差些，每垧荒价最高是86.70元，每垧平均荒价也是86.70元；中部和西部土质较好的平岗荒地每垧最高荒价是133.30元，平均为108.90元
  第二节 地价
  除荒价外，土地买卖中支付的价格，一般叫地价。历代土地买卖有价，概由买卖双方自由商定，官署对城乡地价不作规定。但也有例外，出卖国有公有土地时则由官方公布地价。随着社会经济和城市建设的发展，也需要法定的地价，即标准地价，为土地典当、抵押、租佃等涉及地价时，起指导和稳定土地市价的作用。
  一、农用土地
  长春地处九河下哨，农用土地地价因地势高低，土质好坏等影响而价格不同。一般漫岗地、平川地，土质好，产量高，旱涝保收的为上则；一些沙包地、盐碱地，特别是洼地低湿，雨季浸水易受涝灾的土地为下则；介于二者之间的为中则。还有距城镇远近，交通是否方便等因素，都对地价差异产生影响。
  清代曾禁止旗民交产，但民间土地买卖仍有发生，由于资料不足，长春早期耕地的地价已无从稽考。据沦陷时期农安县当地老人回忆，大约咸丰五、六年前后（1855～1856年）蒙地的地价是：上地每垧10两白银，中地每垧6、7两白银，下地每垧2、3两白银。还要每年向蒙旗缴纳蒙租。农民说，是因为蒙旗不肯出卖土地，清政府是“借地养民”，以今后永远交纳地租做为条件。这是与购买民地、旗地不同之处。
  宣统元年（1609年），长春开辟商埠时，收买土地分为四等：一等每垧1300吊，二等每响800吊，三等每垧600吊，四等每垧400吊。后来由于地主们嫌价格偏低，对购价稍作调整，增加特等土地一项，每垧为1700吊。修建吉长铁路购地分上地、中地、下地三等，按垧计价。上等土地是高原平街，土地膏腴者，每垧官帖400吊；中地是地势斜坡、参差不齐者，每垧官帖200吊；下地是沙石淹湿者，每垧官帖100吊。
  民国初期，吉林全省在清丈民旗地亩、变卖旗产兼放零荒中，把各项地亩，包括耕地分成三等九级，地亩以垧为单位，征收大洋。标准是：地势平坦，土质肥沃，民户繁多，交通便利者为上等；地势平坦，土质稍薄，民户稀少，运输较难者为中等；地势低洼并有沙石碱卤，且近边僻，繁盛难期者为下等；此外沙石斥卤，不易垦种，地处边僻，繁盛无期，招领不易者为最下等。地亩价格：一等一级每垧征收大洋50元，一等二级40元，一等三级30元。二等一级每垧征收大洋20元，二等二级16元，二等三级12元。三等一级每垧征收大洋9元，三等二级6元，三等三级3元。
  以上变卖旗产适用各等级价格，惟丈放浮多地亩仅适用二等二级至三等三级价格。强调估计地亩价格，要以当地时价为标准，由各县按实际调查，人民生活水平，土地需要的缓急，并分别旗署官产、民旗浮多等，列出价格表，报省核准后施行。
  1915年吉林省清丈局对勘丈清出各浮多地亩地价进行了调整。上等地每垧收吉洋30元；中等地每垧收吉洋25元；下等地每垧收吉洋20元；最下等地每垧收吉洋10元。
  1917年11月，双阳县根据变卖吉林通省旗署官产章程的要求，变卖本县所管的旗属官产，主要是六旗马厂地中的镶黄旗马厂地，以及附属的草甸、柳通。出卖的地价分为两等，上等地垧价大洋6元，次等地垧价大洋3元。荒地、柴山、柳通、草甸，按照勘放官荒章程规定，上等2垧作1垧，收大洋7元，次等3垧作1垧，收大洋4元。所收整价以外，随收经费2成。从卖价看，双阳县变卖旗属官产是执行省定最低价格。
  但是，民国时期在蒙地自报升科中查出的浮多地亩的地价则另有规定。1920年，设吉林全省清理田赋局，发布自报升科章程。按土地好坏分为三个等级收取地价：上地每垧大洋9元，中地6元，下地3元，另外加收2成经费，并当年升科。山林地中的土地以6垧折成1垧，下地以10垧折成1垧，也是当年升科。地价收入的分配按蒙旗5成，田赋局3成，县2成劈分。
  长春沦陷初期，吉林省实业厅对长春各县属境内生熟土地价格进行过调查。据1932年1月21日双阳县上报熟地价格是：上则吉钱8万吊，中则吉钱6万吊，下则吉钱4万吊。
  1937年前后，伪政权对农安、德惠、九台等县地价也进行过调查，现根据档案资料，记述如下：
  1．农安县生熟地价格情况如下表：
  县内按契税赋课土地买卖平均价格是：上地每垧300元、中地120元、下地60元。
  2．德惠县城子街等地熟地价格情况如下表：
  3．九台县生熟地价格情况如下表：
  至于民地和蒙地，土地买卖价格并无差别，土质相同者价格亦相同。但由于民地所处位置为东部和东南丘陵山区，同蒙地相比质量要差一些。所以价格也有差异，如表：
  从九台县看，当时有些宅地的执照与蒙租仍按耕地登记，县城街基地买卖每垧地价为1000至2000元。
  二、城镇街基地
  长春街镇房基地，第一次清丈是在道光年间，经理藩院批准，由吉林将军衙门派员调查街镇店铺房屋。当年把店铺房基分为4等，一等每间收银1两3钱，二等1两1钱，三等9钱，四等8钱。以后在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结合清丈升科，又进行过一次清丈和调整赋额。由于资料短缺，情况不详。
  官定城镇街基地价是各地出放街基地价的主要依据，但并非一成不变。各府、县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加以变通，灵活掌握。这一点同农用地价是相同的。
  清代在清赋勘荒中，顺便出放吉林府属境双阳河、额勒赫、兴隆堡等三处空隙街基地。由于地势冲僻不同，虽有零星商民聚集，但多小本生意，盖房凿井，苦于无资。所以这次出放街基地仅是量地，酌收其价，免其常年纳租。由于双阳河街基地处冲途，稍有商贾。街基地价分为五等，地价比同时出放的额勒赫街基地、兴隆堡街基地的地价都高些。这次出放双阳河街基地数量和地价如下表：
  民国初年清查民旗地亩和蒙地自报升科时，对城镇街基地的等别和价格做了规定：凡已成商埠，建筑年代长，交通方便的地方为上等；城镇市埠开辟已久，商贾丛集，陆路通达的地方为中等；城镇市埠开辟未久，商业不甚发达，水路转运不甚通畅的地方为下等；虽经设置勘定街基，而无人购买，招领不易，或穷乡僻壤，人口稀少的地方为最下等。房基地的价格以方丈为单位，分为三等九级：一等一级收大洋8元，一等二级6元，一等三级4元；二等一级收大洋2元，二等二级1.5元，二等三级1元；三等一级收大洋5角，三等二级3角，三等三级1角。
  1923年8月在蒙地自报升科中，依照《吉林省长春农安德惠长岭四县商民自报城镇街基单行章程》规定，对城基和镇基地分三等收取地价：上等城基地每50方丈收大洋4元，中等城基地每50方丈收大洋3元，下等城基地每50方丈收大洋2元。这是城基地地价标准。当年城基地则专指长春旧城和商埠地而言。镇基地则收取上记的半额。此项地价收入一半归蒙旗，一半归地方政府，对半劈分。
  此后对街基地地价进行了调整，分成城基地、镇基地和屯基地三种，规定以方丈为单位，各分三等。城基地每方丈上等收吉洋1元，中等7角，下等5角。镇基地每方丈上等收吉洋5角，中等3角，下等2角5分。屯基地也以方丈为单位，不分等次，每方丈收吉洋3角。
  长春沦陷后，据1936年调查农安、德惠、榆树三县县城区域地价情况如下表：
  解放战争时期，长春市广大农村相继解放，地主、富农人心惶惶，农村很少有买卖土地者，即或发生，地价也相当低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农民分得了土地，虽然政策上也准许买卖土地，但土地所有权转移现象极少发生，也无法反映农村地价的实际情况。至50年代农村农业合化成立高级社后，农村土地变为集体所有，土地不再流通。
  第三节 地租
  解放前地主通过土地出租获得的收入，一般称为地租。地主土地租给佃户耕种收租，不劳而获；佃户租种地主土地交租，甘受剥削，这就是地主与佃户之间的租佃关系。解放前，长春境内的佃农比较多，地主出租地中有60～70％由无地或只有少量土地的农户佃种。佃农约占总农户的30％～40％。
  据1933年调查，榆树、德惠、九台三县佃户每户平均租种耕地面积是：榆树最多为150亩，一般30亩，最少10亩；德惠最多300亩，一般100亩，最少15亩；九台最多300亩，一般50亩，最少10亩。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占和人口的不断增加，每家佃农平均耕地面积逐年减少。据1946年榆树农村调查资料，每家农户最多租种103亩。
  据1936年调查，农安县境内出租土地20至200垧以上的大中土地所有者有7451户，占总出租土地户数的31.4％，共出租土地191566垧，占总出租土地面积数的76.6％。出租土地10垧以下的小土地所有者有16279户，占总出租土地户数的68.6％，共出租土地58655垧，占总出租土地面积数的23.4％。九台县共有农户32834户，其中地主11823户，自耕农8177户，佃户6800户，自耕兼租佃6034户。在总农户中，佃户和自拼兼租佃户共有12834户，占总农户的39％。
  一、租佃契约
  长春境内租佃手续比较简单，一般经中介人介绍以后，主佃双方议定条件，达成一定的协议，便可定约。通常分为口头和书面两种。一般双方有亲友关系的，由口头商定即可，这是少数。绝大多数需要书面契约。契约形式很不一致，但通常内容大体相同，包括佃户姓名、租地面积、租额、租期、交租方式等。这种契约一般称为“租帖”、“租地文书”、“租票”、“租字”、“租约”等。签定租佃契约要有地主、佃户、介绍人、保证人、代笔人的画押、盖章，并按习惯向地主交纳一定数量的押金。押金多少，与地租多少有关，押金多地租就少些，押金少地租就多些。租期一般以一年为限，也有三年、六年或九年的，但不长于十年。契约到期后解除，地主返还其押金，如果双方同意延续租佃关系，可再立新约。
  二、租佃种类
  租佃一般有死租和活租之分。死租，即定额地租，亦称“铁租”，这是一种较为普通的租佃方式。租额固定，不管年景好坏，租额不增不减。但也有实行“死中有活”，在租契中议定，如逢水旱灾年，可视受灾程度，酌情减免租额。一般是土地肥沃，旱涝保收的耕地多采取这种形式。
  活租，即分成地租，又称“耪青”，又叫“份种”，就是佃户秋后生产的粮食、秸棵等，与地主按一定的比例分配。分配比例有“四六清”，“对半清”等。地主拿大头，佃户得小头。一般是土地瘠薄，收成不定的耕地采取这种租佃形式。例如榆树县于家烧锅屯，大部分土地低洼易涝，亩产量很低，因此主佃双方按农产品实际收成产量在场院分配。又如德惠县北部，是松花江和饮马河汇合处，水患较多，实行产品四六分成的较多。耪青又分“内耪青”和“外耪青”两种，二者的区别是以在何处吃饭为标志。在地主家吃饭为“内耪青”，在佃户自己家吃饭为“外耪青”。“四六清”的大租（田赋）由地主负担，小租（地方税）由佃户负担。“对半清”的大租、小租皆由地主负担。
  还有一种叫“白租”，一般用于荒地、废耕地，即租种当年免租，以后耕种按议定租额纳租。
  地租形态有粮租、钱租和劳役等。长春境内主要是粮租，钱租少见，劳役地租早期较多，后来渐少。租粮（有的附加秫秸，谷草等品种）一般是高粱、谷子、大豆三色粮，平均交纳。交租时间为农历十月。死租由佃户送往地主家。分成粮租在场院分劈，然后由佃户送往地主家。秋后缴纳地租，叫“下打租”，又称“下缴租”。也有春耕前缴纳地租的叫“上打租”，又称“上缴租”。也有介于两者之间的，即春天交一半，秋天交一半。但多数佃户春天无粮可缴，故长春地区多为“下打租”。
  钱租少见。一般是在城镇周围，交通方便，土质肥沃，种植蔬菜的地方实行钱租。钱租在播种前交纳。
  除粮租、钱租外，还有为地主出工，即劳役地租，主要是帮工抹墙、扒炕、苫房等等。出工日数据契约而异，一般按租种耕地多少计定。
  三、租额
  长春境内粮租较多，一般钱租和劳役地租比较罕见，仅知民国期间，农安县钱租上等地每亩地租银是小洋2元左右，中等地每亩地租银是小洋1.5元左右，下等地每亩地租银是1元左右。
  粮租的租额以土质优劣而定，没有统一标准。一般是租额占产量的30～60％之间。据《蒙古地志》记载，清代租种蒙户的土地，租户于秋收后每垧交租粮5斗，秫秸200捆，盐2斤。也有的租荒地开垦，第一年租额是总产量的1成，第二年2成，第三年3成，第四年则按熟地租额纳租。
  民国时期，农安县每垧粮租一等地2.8石至3石，二等地2石至2.7石，三等地1.8石至2.6石，四等地1石至1.7石。
  长春沦陷时德惠县粮租，上地每垧2.2石，中地每垧2石，下地每垧1石。1932年上地每垧2石，中地每垧1.8石，下地不详。1933年上地每垧2石，中地每垧1.6石，下地每垧1.3石。1933年，榆树县粮租上地每垧2.2石，中地每垧2石，下地每垧1.8石。
  据农安县调查，1934年上地每垧3.2石，中地每垧1.8石，下地每垧1石。1937年上等地每垧3.2石，一般为三色粮，其中高粱1.5石，谷子1.5石，大豆0.2石。中等地每垧1.8石，也多为三色粮，其中高粱0.8石，谷子0.8石，大豆0.2石。下等地每垧1.7石至1.8石，一般为高粱，一色粮。
  活租各时期差别不大。如果地主只出土地，牲畜农具种子等皆由佃户自备，秋收后地主得粮十分之四，如果地主将牲畜农具种子借贷给佃户，则秋后地主得粮十分之五，秸棵也归地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