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春图书馆

蒙地（亦称蒙荒），属于官地，是清王朝分封给蒙古王公的领地。土地所有权归清王朝封建国家。蒙古王公有经营权、使用权和收益权。
  清初，蒙地是一片野草丛生人烟稀少的牧区，严禁汉人入境垦种。长春境内的蒙地封禁与开禁、私垦与准垦有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
  一、招民私垦
  尽管清王朝修筑了柳条边墙，又实行了严格“封禁”政策，但是，并没有阻止住民人进入长春开荒谋生。自康熙年间，关内一些“流民”冲破禁令，私逾边墙，潜入长春境内，开始在第二松花江、新开河、伊通河、沐石河沿岸安家，搭建窝棚，择土而耕，私租蒙荒垦种，或以工抵租换荒垦种。
  大约在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蒙古王公因从招民私垦中增加了财源，得到了实惠，为了更多地增加收入，将长春、农安一带的游牧地，通过“揽头”私自招募汉人垦种收租。据《吉林通志》记载，由于蒙古游牧地“地多租少，流民利之，故至者日众”。河北、山东等地贫民不断流入长春境内，开荒种地并渐成屯落。
  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蒙古王公在私招内地民人张立绪等垦荒种地的同时，又呈请理藩院愿“划出游牧之地”招民垦种。清王朝迫于蒙荒已经开垦的事实，便准其所请，同意划出一块地域“借地养民”，由民人耕地纳租，以资蒙古生计。从此，长春境内的蒙地，就由“招民私垦”阶段，进入了“官准放垦”阶段。
  二、官准放垦
  自清王朝被迫旨准招民垦种后，关内破产流民大批涌入长春一带，垦区急剧扩大。至嘉庆四年（1799年），清王朝派吉林将军秀林会同哲里木盟盟长拉旺，对已开垦的蒙地进行了实地勘察，查得长春境内已有垦民2330户，垦出熟地265648亩，并已租佃多年。嘉庆五年（1800年），经清政府旨准，在伊通边门附近的新立城（位于伊通河东岸，今长春市郊区新立城镇南5公里处），建造衙署，设长春厅、置理事通判，管理垦区民人事务。隶属吉林将军管辖。
  当时，长春厅的辖区是：东至沐石河（今九台市境内的沐石河）190里，与松花江接界；西至巴颜吉鲁克山（今长春市郊区大屯镇富丰山）40里，与喀尔沁达尔罕王接界；南至伊屯边门（今长春市郊区新立城水库附近）8里；北至吉家窝堡（今农安县巴吉垒乡境内）172里，与郭尔罗斯扎萨克公接界。全境划分怀惠、沐德、抚安、恒裕四大乡，民人编为38甲。四大乡所开垦的土地，被称为“老荒”或“大荒”。
  长春厅的设置，标志着汉族人民在长春厅辖区内开垦蒙地的合法化，也是长春境内蒙地开发史上第一个里程碑。嘉庆八年（1803年），由于清王朝允许“流民”垦荒种地，关内“流民”少则几户，多则十几户，陆续迁入长春境内，安家落户，垦荒种地，开荒垦种范围，不断向外扩展。到嘉庆十五年（1810年），又查明长春厅辖地内汉族垦民增至6953户。同时，由于农安地方的居民也日趋增多，又增设了农安乡（今农安县农安镇）。
  长春设治之后，厅辖5乡以外的蒙地仍然禁止开垦。清王朝曾多次发布谕令重申封禁。嘉庆十一年（1806年）七月、嘉庆十三年（1808年）闰五月、嘉庆十五年（1810年）十一月、道光四年（1824年）二月、道光六年（1826年）八月，接连发布谕旨，坚持“不准多垦一亩，增居一户”。（据《吉林通志》）。但是封禁终归封禁，蒙古王公照旧私自容留民人垦荒。到光绪七年至九年（1881—1883年），长春厅编定民户有23975户，编定丁口92135人，已垦熟地40多万垧。光绪十五年（1889年），长春厅升为府，并增设了农安县。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设榆树县，隶新城府。宣统二年（1910年），先后设了德惠县和双阳县。说明长春地域的土地开发规模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
  三、夹荒丈放
  据《吉林通志》记载：“清时长春府原分四大乡，乡外横跨之地谓之夹荒，地多砂碛，半属不毛。”这类夹荒地带，在当时也属清王朝的禁地。
  道光四年（1824年），蒙古王公在续放农安荒（始称“龙安荒”，俗称“龙湾荒”）之后，又于道光七年（1827年），再次请垦并旨准，开放长春西北部、农安西部及农安东北沐石河以东的荒地，即“夹荒”。夹荒按其方位可分为“西夹荒”和“东夹荒”。西夹荒在伊通河西岸，包括恒裕乡10、11、12、13、14、15甲，东西长100里，南北宽30里。东夹荒分布在怀惠乡沐石河一带，东至松花江西岸，西至沐石河东岸，南至柳条边墙，北至沐石河与松花江汇流处。即今德惠县岔路口、朝阳、五台等3个乡镇及罗圈坨子、茶条岗2个村的土地。因地形似牛角，亦称“牛角荒”。
  东夹荒于道光十一年（1831年）开始招民领垦，比西夹荒开放稍晚些。据《东三省政略》记载，开放的夹荒面积为241611垧。按方报领，每方45垧，外有房园2垧。“西夹荒”招民领垦后，从道光十五年（1835年）开始起租升科。对逐年出现的浮多地亩，每十年清丈一次。在夹荒清丈升科过程中，蒙旗王公、清朝政府同垦种佃民之间屡次发生矛盾，形成多次“抗丈”事件，其中尤以光绪二十年（1894年）的抗丈斗争最为激烈，酿成了流血惨案，震惊全国。
  光绪十六年（1890年），开放农安县西部伏龙泉地方（含今农安县伏龙泉镇及长岭县东南部）夹荒余地，东至三盛玉西沟子（今属农安县），西至小巴山（今属长岭县），南至三青山（今属长岭县），北至郭尔罗斯前旗南境，南北长60里，东西宽60里，总面积168860垧。所有放荒事务，都由设在兴隆镇（今伏龙泉镇）的荒务局掌管。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六月十五日，农安夹荒局发出《丈放夹荒余地艾甘兔荒告示》，招民报领。光绪三十年（1904年）十一月初八日丈放结束。丈放的荒段，按“天、地、人”等字为号，划分为266方，总面积为12760垧。
  宣统二年（1910年），蒙古王公得知于家套、江心馆、鲇鱼岔、老营等地（今德惠县菜园子乡、岔路口镇、松花江乡境内松花江沿岸和江套内的地段），已被民人私垦。为获征租之利并免去以后纷争，决定丈放，对佃民征收地价，发放执照。
  宣统三年（1911年），有绅民纳价包领松花江、沐石河合流处的皇鱼圈（今名黄鱼圈，位于松花江西岸，德惠县松花江乡茶条岗村）附近河套地数千垧时，发现该地在数年前已有民人数十户占据私垦。
  长春境内的蒙地，自开垦“大荒”、“夹荒”多年后，普遍进行耕种。余下的荒地多为沿江河低洼易涝地、砂碱地和零星小片荒地。据《东三省政略》记载，已经开垦的土地面积分布为：长春“四大乡”有耕地273156垧，长春东、西夹荒有耕地91086垧，农安县有耕地210000垧，德惠县有耕地189262.12响。
  四、蒙地丈放手续
  蒙地招民垦种，在嘉庆五年（1800年）以前，全属私招。嘉庆五年设长春厅以后，蒙地招民垦种，在很长的时间内，多数垦民同蒙古王公不直接发生关系，而是由“揽头”（蒙地垦务代理人）从蒙古王公那里大段包揽，然后再提高荒价转放给垦民，从中渔利。也有的自己雇工经营。开放长春四大乡的蒙荒时，就是由王君宠、张廷仁、朱克旺、张立绪等四名揽头，首先包揽大段蒙荒，然后再由垦民从这些揽头手中分领蒙荒，经蒙旗发给白契为证。
  长春开放“夹荒”时，农安县的“揽头”中属哈哩海城子的李瑞和靠山屯的张芳最为著名。据《农安史志资料汇编》记载，道光四年（1824年），李瑞包揽的农安荒，南北宽20里，东西长140里。德惠县有王、于、赵等3名大揽头。其中，揽头王维所包揽的蒙荒在沐石河东夹信子。南至哈拉海河，北至老亮子，东至大江西，西至沐石河，西南至头道嘴子河、二道嘴子封堆，东南至和尚、韩达、高俊、赵禄为界，共作荒价5000吊整。另据《郭尔罗斯前旗开放蒙地调查报告书》记载，王维后代王桂芳1938年初的回忆，称：“我的祖辈于道光十一年（1831年）花五千吊钱从前旗王爷那里报领了这片荒地。全部面积约七万五千垧，其中以每垧上荒二吊，中荒一吊五百文，下荒一吊的价格卖出荒地六万一千垧，剩下的河泡、水洼被靠近的买荒户私自占领了。到咸丰初年（1852年前后），经二十多年时间才卖荒终了。”
  废除“揽头”包领蒙荒，始于光绪年间。光绪四年（1878年）二月十九日，吉林副都统发布《勘放吉林闲荒的告示》中指出：“如有愿领闲荒者务宜安心静候，俟委员勘明议定章程，方许自行报名承领，所有揽头名目一概革除。”光绪末年以后开放的蒙地，按照放荒章程规定，一般都要经过以下的程序，即先由蒙旗扎萨克与官府间协议开放，然后公布章程，接着依次是丈放、报领、开垦、升科、清丈。
  丈放（亦称出放、放荒、勘丈），就是用弓绳测量预定开放的荒地，编成荒号。字号内的土地按肥瘠加以折扣（一般通行的为“三七扣”，即扣除3成，称为实荒），再在号内按方（每方45垧）编号，设立标桩（通常以方或顷为丈放单位）。
  报领，即志愿承领者先到垦务局申报地段，与局员一起到现地踏查，参酌折扣，然后按土地等级报领。垦务局则按编号顺序，发放详记地图、四至、地积、折扣等实有荒地、荒价银、经费银的丈单。报领者在规定期限内，到局缴纳荒价银，经费银并领取汉蒙合璧大照，以明确其“永为管业”。
  开垦，就是报领荒地的人，按照垦务章程规定办完各种手续后，即可在属于自己的荒地里开垦耕种。
  升科，就是指到了章程规定的年份，按熟地开始纳租就叫升科。通常是从领照起的第六年起租，即五年内无租，但期满后仍未垦熟也要照熟地征租。
  清丈，在土地升科之后，再次丈量称为清丈。清丈的目的在于增加浮多地的地租收入。所以，蒙地的新垦章程，都规定升科时必须清丈。
  五、夹荒抗丈斗争
  长春“夹荒”地，自道光七年（1827年）招民垦种以后，在“勘丈加增”过程中，蒙古王公、清朝官府和垦种佃民之间经常发生矛盾，多次出现“抗丈”事件。其中，尤以光绪二十年（1894年）四月发生在西夹荒十一、十二、十四、十五甲抗丈斗争最为激烈。
  西夹荒招垦后，于道光十五年（1835年）开始收租，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清丈，并将清丈出来的浮多地，按照熟地加租。之后，每10年清丈一次。西夹荒佃民由于屡次勘丈加租，不堪其扰，遂与郭尔罗斯前旗扎萨克辅国公阿鄂济尔等人，从维护各自的利益出发，就西夹荒纳租的地数和租率问题达成了协议。从咸丰七年（1857年）始，将粮租改为钱租，确定了4甲入册纳租地数为4.5万垧，每垧地一年纳正租420文，并在正租之外，佃民自愿每垧地多纳附加租480文，作为蒙古王公丈地“津贴”和“军需”费用。合计交纳租金900文。条件是蒙古王公允许佃民“在夹荒之间、沟边、泡旁、沙包、碱疤等地，或耕或牧，概置不问。”至此，确定了西夹荒纳租的地数和租率，得到了蒙古王公“永不增租”的许诺，除官府将协议印成告示张贴周知外，还立碑为证。
  4甲佃民与蒙古王公所立之碑，于1982年8月在长春市南关区西四道街原财神庙遗址出土。碑文楷书，题名《夹荒十一、十二、十四、十五甲纳租报竣章程碑记》（以下简称“碑记”），刻碑时间为咸丰八年十月初一日（1858年11月9日），字迹清晰。碑文中记载了夹荒丈放、起租、加租过程，经过三次清丈，土地“开垦已竭”，蒙古王公与民户等议妥，“四甲共出新陈租四万五千垧，照此数咨部报竣，永不加增”。碑文还对每垧地租银的数量、水泡、碱疤等地的处理，民户付给蒙古王公丈量土地和用于军需的费用等等，都作了详细的记述，并“勒石为志”，“永久有信”。
  “碑记”议定之事，到了光绪年间，蒙古王公的后世背弃前约，公然呈请理藩院，要求长春厅对夹荒地进行清丈。理藩院为了维护蒙古王公的特权和利益，一再催促长春厅协助“勘地加增”。此时，西夹荒的佃民，都已从沿泡碱疤沙压等荒地中，开发出许多浮多地，即属于原议中“或耕或牧，概置不问”的耕地，因此，佃民纷纷请求免丈。同时做出让步，愿“照租票分等，按成加租，或请勘出余地，连同原租分成加赋”。但蒙古王公不向理藩院报告实情，亦不接受佃民的合理要求。
  光绪十五年（1889年），当长春撤厅升府之际，吉林将军长顺同新任知府觉罗同勋、蒙旗图普乌鲁济图相勾结，推翻了蒙古王公与佃民永不勘丈增租的前议，委派协领全福和长春知府同勋，于当年10月前往西夹荒，强行清丈。佃民领袖刘勇（又名刘振纲，农安县柳树泉子人，当年38岁），依据前约，凭咸丰七年的“印文存据”，挺身而出，呈请免丈，全福等不准，于是佃民千余人一呼而上，抢夺弓绳，将全福等官员驱逐出勘丈地段。首次抗丈胜利，各甲佃民深受鼓舞。
  光绪十六年（1890年），刘勇邀集岳甸会等六甲佃民“唱戏吃会”，号召和组织佃民坚持抗丈。刘勇被推举为“六甲总会首”，制造传牌和旗帜，每户1人自备器械，相互约定：“如果再来委员勘丈，大家齐心抗拒！”
  光绪十九年（1893年）九月，留吉补用通判张呈泰，防御塔尔干，见佃民“抗拒如故”，便赴前旗会见蒙古王公，筹商免丈加租事宜。一致同意照14万垧地之数，加征地租一倍，“此后永不勘丈”，由蒙古王公“出具印结”，这个协议与“碑记”议定的租率900文相差无几，大多数穷苦佃民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各甲乡绅富户反对以地契“照租加租”，主张“验契均摊”。张呈泰接受乡绅富户的意见，擅改与蒙古王公议定的原则，把增加的租赋，均摊在佃民新开的半属不毛之荒地上。消息一传出，激起佃民2000多人的抗议。
  光绪二十年（1894年），长春、农安一带佃民继续开展“反勘丈”、“反摊租”斗争。三月二十九日，佃民捣毁了设在双城堡的清赋局、官盐局，包围了巡警局。吉林将军长顺派员前往西夹荒“勒验民情”。被派去的汉蒙官员先收买刘勇，使其“背盟投诚”，被委任为官府“差役”，并利用刘勇诱劝岳甸会。岳执意不从，坚持率众抗丈。吉林将军长顺以“刁民滋事造反，聚众抗官”之罪，奏报朝廷派兵弹压。4月12日，清廷军机处调“吉字营”和“齐字营”练军各500名，开往西夹荒。首先进攻徐家店、裕通福屯。十三甲、十四甲2000多名佃民奋起抗争，被打死、烧死80余人，逮捕200余人，佃民领袖岳甸会、刘万有等相继殉难。接着清兵又开进双城堡、朝阳堡（今分属怀德、农安两县管辖）弹压佃民。《长春县志》记载当时情景：“用炮轰击，民未能御”，“弹火横飞，血肉狼藉，无辜乡愚，死亡殆尽”，“殒命者七百五十六人”。史书上称“西夹荒四月惨案”。
  惨案发生后，引起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响。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三月，清廷接受黑龙江将军恩泽奏请，同意暂停勘丈。八月十七日，恩泽受命前往长春府查办西夹荒流血事件。十一月，经恩泽和给事中洪良品的奏请，将张呈泰、文韫革职，并将张呈泰发往新疆效力赎罪，永不叙用；将长顺降二级留用，以平息民众复仇的情绪。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六月，清朝政府特委派朝廷官员和长春府、农安县、蒙旗地局主要官员与郭尔罗斯前旗扎萨克，再商夹荒增租问题。一致同意从当年6月起，夹荒各段“按照纳租地数加增一倍计租”，由地方官员会同蒙员印发土地执照，蒙员“出具永免勘丈增租印结”，长达40年之久的西夹荒抗丈斗争宣告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