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春图书馆

基督教是奉耶稣基督为救世主的各教派的统称，包括天主教、正教、新教和其它一些较小教派。与佛教、伊斯兰教并称为世界三大宗教。公元1世纪起源于巴勒斯坦。基督教信仰上帝创造并主宰世界，认为人类从始祖起就犯了罪，并在罪中受苦，只有信仰上帝及其儿子耶稣基督才能获救。以《旧约全书》和《新约全书》为圣经。
  罗马帝国在初期对该教采取迫害政策，后来改变为利用政策，4世纪奉为帝国国教。1054年东西教会大分裂，东部以君士坦丁堡为中心，自称正教（即东正教），西部以罗马为中心，自称公教（即天主教）。16世纪时，西部公教内部又发生了反对教皇封建统治的宗教改革运动，并分化出脱离天主教会的一些新宗派，称为“新教”。
  新教亦称更正教、耶稣教，新教对罗马天主教抱抗议态度，不承认罗马主教的教皇地位，故在西方一般称为“抗罗宗”或“抗议宗”。新教主张教会制度多样化，而不赞成强求一律；重视信徒直接与上帝相近，而无须神甫作中介；不承认一些天主教传统教义是有《圣经》根据的。主要宗派有长老会、信义会、圣公会、浸信会、公理会、卫理公会等。主要分布在英、美、德、瑞士、北欧各国。
  基督教于唐贞观九年（635）传入中国，中国称该教为“景教”。会昌五年（845）后一度中断在中原的传播。元朝时又传入，通称“也里可温教”或“十字教”，但流传不广，元朝亡后中断传播。明万历十年（1582）又传入，鸦片战争前后，曾被西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做为侵华的工具，在中国广大地区传播。在中国对新教通称基督教，或称耶稣教。
  长春地方的基督教，最先是英国传教士传入的。清光绪十二年（1886）英国牧师傅多玛，在长春厅署所在地，首创教会，开始传播基督教，发展信徒。
  光绪十四年（1888）为首批信徒洗礼①(洗礼：基督教教徒入教仪式，分注水洗礼和浸礼（全身浸入水中片刻）两种。该教认为，这是耶稣立定的圣事，可赦免入教者的“原罪”和“本罪”，并赋于“恩宠”和“印号”，使其成为教徒，此后有权领受其它圣事。)。从此以后，英国传教士们以长春教会为基点，向周边各集镇扩展。有清一代，自1840年以后，中国逐渐沦落为半殖民地社会，东北地区自1861年营口被迫开港后，西方列强凭藉不平等条约的保护，进行商品侵略和资本侵略，基督教追随其后，相互推动，由南往北，传入东北地区各城镇。英国、美国、丹麦等国的传教士们②(教士：又称传教士、布道人、传道员、传导师等。分专职、兼职，有索取报酬的，亦有是“义工”的。没有本堂牧师的教会，大多请教士主持宗教生活。)，倚靠本国的势力和享受的各种特权，在各城镇购买土地、房产，自由地创立教会堂口。这些传教士们，运用殖民侵略贫穷落后国家的经验，运用基督教的经典，运用其先进的物质文明，在中国各阶层中主要是商界、知识界、市民界、村镇里的士绅，博得了许多信仰者，然后以这些早期信徒为骨干力量，向四方传播基督教，建立祈祷处、福音堂、教会、区会、教会学校和施医院，形成传播基督教的网络和传教的指挥系统。在这个历史进程中，长春府城则发展成为传播基督教的中心。自1886年至1900年义和团运动爆发前的14年间，英国教牧人员在长春地方建立6处传教据点，其中在吉林创立吉林中会，统辖分布在长春、农安、榆树等处教会，奠定了继续向纵深发展的基础。
  光绪二十六年（1900），中国北方省区发生了义和团运动，以反“洋教”为中心，掀起了反帝爱国的武装暴力运动。是年6月，运动波及到长春府，长春的基督教会和施医院的部分建筑物，遭到了一定程度的破坏。这场斗争虽然反映了中国传统宗教信仰者与西方宗教信仰者之间的冲突，而主要的则是由于西方传教士和中国某些“吃洋教”者（俗称“二毛子”），倚仗西方列强侵略势力，倚仗“洋教”权势，与中国官署相勾结，迫害中国劳苦大众，而引发出的一场“仇教”运动。但是，这种自发的群众运动，具有相当程度的盲目性和愚昧性，不能自觉地认识西方列强宗教侵略的实质，不可能正确区分宗教信仰与宗教为帝国主义侵略政策服务的界限。因此，这场斗争不可能取得显著成果，不可能遏制西方基督教的传播发展，相反，义和团运动失败后，“庚子赔款”使中国遭到了巨大的财政损失。吉林将军署向英国关东耶稣教长老会赔款9万两白银（见附录，本书第267页）。自1901年以后至清朝政权结束的最后十年间，长春府及其周边的农安、榆树、德惠等县，不但恢
  复了各教区、教会和堂口，而且基督教又有新的发展。各旧有的教会规模扩大，信徒增多，西方教牧人员增多，传教力量向更深更广的方面扩展，它的发展速度和规模，远远超过了义和团运动之前的14年。
  1912年至1931年9月，是中华民国政府管理东北三省的年代，东北地区仍然是一个半殖民地社会，帝国主义列强在长春地方的各种势力，没有受到中国改朝换代的影响，基督教的传播仍呈发展的势头，东北地区乃至长春地方当局，对基督教的活动，没有采取任何新的对策。基督教各宗派在此20年间，新创立区会1处，堂会14处，填补了九台、德惠等主要城镇基督教活动的空白点。长老会、信义会、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等所属教区和教会，普及到长春、农安、榆树、九台等5县，与省外和邻县的区会、教会，互相联络，在各宗派大会、区会的领导下，西方教牧人员活跃于城镇和农村。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地区沦为日本帝国的殖民地，长春县街区的部分行政区域，划设为伪满洲国的“首都”，名曰“新京特别市”，仍存长春县。东北地区沦陷的14年间，长春市区成为伪满洲国的政治和文化中心，也是日本帝国统治中国东北地区的大本营所在城市。日本帝国大陆政策的长远目标，在于使中国东北地区领土日本化。（因此，虽然它不反对基督教的存在，但它要求基督教必须彻底地全面地向“日本化”方向演变，听从日本帝国直接控制、服务于日本帝国侵华政策。日本帝国占领统治中国东北地区后，对基督教政策的实施经历了一个由松到紧的渐进过程。
  “九•一八”事变后，前日本关东军情报班曹长、日本东京基督教长老会长老山下永幸，退役后在沈阳开设永信洋行，专事经营军火生意。日本驻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指令山下永幸组织“满洲传道会”。前日俄战争期间日本兵站部司令官日匹信亮少将，在日本帝国东京以东京基督教长老会长老身份，鼓动协助。1933年9月，首先在日本帝国东京正式成立“满洲传道会”，然后派山下永幸为驻伪满洲国“代表”，策划成立日本化的“满洲基督教会”。
  1933年9月15日，山下永幸邀英国传教士柏基根、奉天中国牧师刘国华参加，在今沈阳市和平区正式成立伪满洲国的“满洲基督教会”。将东北地区划设三个教区，即长春以南为南满教区，山下永幸为教区长；长春以北为北满教区，吉持久雄（日）为教区长；蒙古地方为蒙古教区，福井二郎（日）为教区长。1934年8月，将中华基督教东北大会的“中华”两字撤销，改称“满洲基督教长老大会”。1935年3月，将基督复临安息日会东北联合会，改称“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满洲联合会”。6月，将信义会东北大会，改称“满洲基督教信义大会”。凡在东北地区的各宗派会体，一律取消“中国”、“中华”两字，皆冠以“满洲”两字，以表示与欧美差会与设在中国的总会断绝关系。这种称谓的变化，既是服从伪满洲国的统治，又为成立日伪统治下的“满洲基督教联合会”奠定了基础。
  为了将东北地区英国控制的基督教领导权攫夺到日本帝国主义分子手中，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和伪满洲国政府还采取怀柔政策。1935年春，山下永幸率领一批牧师前往日本国参观访问，其中有伪新京特别市基督教会牧师胡成国等人。是年秋至1936年初，以“反满抗日”罪名，分两批逮捕基督教各宗派中的一些人士，施以恫吓后，旋释放使之驯服于日伪统治。
  1936年7月，基督教东北大会召开第26届会议，受日本关东军司令部指令，日本基督教会全国联盟总干事海老泽亮到奉天，主持大会的“灵修”讲演。会后，海老泽亮到伪新京特别市，参加伪满洲国政府召集的全满基督教各宗派首脑会议，研究成立“满洲基督教联合会”问题。1936年12月1日召开大会，有12个单位18名代表到会，大会通过“联合公约”，选举伪新京特别市的胡成国等12人为理事，山下永幸为联合会总干事，胡成国为理事长，方德立（英国）、李毓麟为副理事长。联合会以所谓“满洲建国精神”为宗旨，为“完成新大东亚共荣圈”贡献方法。1937年4月1日至21日，山下永幸率领“满洲基督教代表团”（胡成国等14人）去日本考察。1938年10月，英国传教士柏基根、伪新京特别市牧师金玉清去日本东京，代表英国、“满洲国基督教长老会全国会议”，向日本帝国政府致意。1940年山下永幸、胡成国，代表“联合会”去日本，参加“日本帝国皇纪二千六百年”庆典活动。同年，派长春布道干事左育才去日本东京，到日本基督教青年会同盟见习。
  “七•七”事变以后至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日本帝国侵略气焰嚣张，中国人民抗日情绪高涨，美日关系趋于紧张。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对基督教的态度发生转变，对宗教活动严加控制，对教牧人员严加监视。这种控制和监视到1940年开始公开化。1941年初，美国和英国政府向它的侨民下达了回国的命令，一些美国、英国、丹麦等国教牧人员起程回国。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基督教各宗派处于“恐怖气氛的最高峰”。山下永幸回日本国，由日本基督教牧师石川四郎，接任联合会总干事职。日本关东军司令部指令，将东北地区的西方传教士全部集中到奉天，软禁在三经街汇丰大楼内。1941年12月17日，在奉天召开长老会东北大会，大会决定改组长老会东北大会教务会，改组后易名“临时措置委员会”，石川四郎为会长，全权代表“临时措置委员会”，办理一切事宜。12月31日，石川四郎到汇丰大楼与英国传教士代表邱树基、方德立谈判，迫使英方将东北地区所有教会、福音堂、学道馆及传教事业的建筑物、土地，凡系用英国宣教部名义登记的，均转为伪满洲基督教长老会所有。当时，移交的现款57.3866万元。1942年初英国传教人员被日本驱逐出中国东北地区。以这一年这一举措为标志，东北地区的基督教转化为日本帝国直接把持。
  1942年3月27日，在伪新京特别市西五马路教会正式组成“满洲基督教会本部”，将东北地区基督教的19个宗派（除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合并，一律称“满洲基督教会××地方教会”。划分8个教区，本部设在伪新京特别市，会长胡成国牧师，副会长陈景升、张海云，干事李廷魁，书记郑士耕，财务部长王荆山，传道委员会长王子真，医疗委员会长崔毓宇，宗教教育委员会长范昨非，厚生委员会长张海云（兼），出版委员会长王凯①(参考孙鹏翕：《日本帝国主义在伪满怎样利用基督教为其侵略政策服务》文章，《辽宁文史资料》第七辑。)。操纵本部实权者是总务部长石川四郎、本部干事中野佐武郎、平尾荣任等日本人。本部要求各教区施行日本制定的所谓“五个统一”即（1）组织统一，将西方诸多宗派合并，合为“单一的日本化的”满洲基督教；（2）指挥统一，由本部统一指挥各教区的宗教活动；（3）信仰统一，各教会一律改为“日本长老宗式”，与日本基督教信仰一致；（4）思想统一，基督教的宗教思想统一于日本天照大神之下，受制于日本天皇；（5）行动统一，本部和各教会奉行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号令。
  本部成立后，强化了基督教活动，而这些活动大部分属于日本控制下的非宗教性的。如改组奉天神学院，由石川四郎兼任院长，日本圣洁会牧师平野一诚当讲师，伪新京特别市弘报处的镰田正（日）充当学监。出版《教化通讯》刊物。1942年10月，成立各级所谓“教化报国讲演班”，宣讲“日满一体，建国精神和王道乐土”。12月，基督教献出伪币1.4万元，支援“大东亚圣战”。在伪新京特别市和各县主办“宗教教化团体中坚分子炼成会”，训练教牧人员和传道员，宣传“王道乐土”、“共存共荣”思想。派遣教牧人员定期到各监狱进行“布道”，要求“犯人”改悔、不要反满抗日等等反动活动。
  1945年4月20日，石川四郎召开教区长会议，确定所谓“教化五大运动”，即国民教化挺身运动、增产报国运动、储蓄报国运动、必胜防空体制确立运动、国民道义确立运动。“五大运动”是日伪统治当局利用基督教，进行挽救日本帝国覆灭的一次挣扎，然而，“五大运动”是短命的，它刚刚展开四个月，日本帝国便无条件投降了。
  东北地区沦陷期间，新创立的教区2处，教会19处。除原有的3个宗派外，又创立了浸信会、神召分会、基督徒聚会处、救世军等所属教会。此外，在伪新京特别市地方的朝鲜族（含未加入中国籍的朝鲜人）创立5处教会，其中2处在伪新京特别市市区，2处在市郊农村，1处在县城。伪《民生年鉴》1939年统计，伪新京特别市基督教各宗派教会29处，布道者53人，信徒2428人。详见下表：
  从数量上看，东北沦陷的14年间所创立的教区、教会，几乎等于前45年的总和，而信徒的数量、宗教活动的程度，则远远超过了前期。教区、教会的分布，形成了以伪新京特别市为基地，沿铁道线向四外辐射的态势。可以认为，东北地区沦陷期间，是解放前长春地方基督教传播史上的鼎盛时期。随着日本帝国投降和伪满洲国的覆亡，日伪基督教各团体全部解体。
  1945年“八•一五”光复后，至1948年10月长春解放前的三年间，长春地方局势动荡。土地改革和创建人民政权，是这个历史阶段的主要社会活动内容。因此，反共反人民的势力及其意识形态，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人民大众的抵制。在解放区，基督教活动受到了遏制。在国民党政府统治区，国民党政府与美英等帝国主义国家勾结，利用基督教进行反共活动，向各教会发放“救济总署”的物资，西方差会拨给津贴。1946年至1948年间，一些教会和教会中的某些上层人士，做了一些与神职人员身份相悖的错事。
  综观1886年至1948年的60余年间，长春地方的基督教，是在半殖民地、殖民地土壤上诞生发育的，是在英国、美国、日本等帝国主义国家主持、保护下，传播、发展和壮大起来的，因此，它必然烙印着鲜明的时代特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长春地方基督教曾有8个宗派，创立4个区会，36个教会（不含福音堂、祈祷处），教会附属机构6处。其中分布在长春市区内的区会、教会和附属机构等22处，各县城12处，农村12处。曾经有英国、美国、丹麦、瑞士、挪威等五国，36名传教士和与传教有关人士（未含日本人），在长春地方进行过宗教或与宗教有关的活动（见附录，本书第270页）。
  1950年5月，中国基督教界爱国人士吴耀宗等人，发起中国基督教自治、自养、自传（即三自）革新运动，9月21日在北京《人民日报》上发表《中国基督教在新中国建设中努力的途径》（即三自革新宣言）。在这个宣言上签名的全国基督教负责人1527名。这就是中国基督教革新运动的开端。是日，《人民日报》以《基督教人士的爱国运动》为题发表《社论》，对于基督教界人士的爱国行动给予充分肯定。
  1951年3月30日，长春市基督教牧师、长老、执事等30余人集会，成立了基督教三自革新筹备委员会。
  1951年3月，各接受外国津贴及外资经营文化教育救济机关、宗教团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命令，向长春市人民政府登记。据1951年5月17日统计，长春市区登记的教会和文化教育机关等10处22个会体，牧师4人，传教士6人，长老6人，传道员8人，教徒3625人（内含未受洗者1130人）。在文化教育机关中服务的职员56人，教会学校学生120人。
  从1957年开始，长春基督教长老会（含西五马路教会、二道河子教会、宋家洼子教会）、基督教信义会、浸信会、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基督徒聚会处、真耶稣教会等6个宗派各教会的信徒，实行联合礼拜于长春基督教会（西五马路教会），各宗派不再单独设立教会和单独进行宗教活动。其后，除西五马路基督教会外，其它各宗派教会相继自行关闭。
  基督教三自运动，是全国性的空前的爱国运动。基督教内各宗派实行联合礼拜，是爱国运动中的一项重要举措，亦是全国性的三自革新内容之一，得到了基督教广大教牧人士和信徒的拥护。然而，摆脱欧美差会的控制肃清其影响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实行三自爱国运动在长春不那么一帆风顺，在一些宗派的教职人员和信徒中，出现了一种阻力。基督徒聚会处、基督教浸信会、真耶稣教会中，某些牧师、长老、传道人和信徒，对这场爱国运动及其举措的深刻意义，缺乏必要的理解，对党和国家的宗教政策缺乏全面正确的认识。1955年至1964年间，这些人说了一些错话，做了一些错事，诸如策动二道河子教会、西三道街教会、西四马路教会，退出三自爱国委员会，秘密建立“地下”教会等等。这些人士的言论及其活动，既不可能阻挡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的潮流，琴引发了广大爱国信徒和教牧人员的强烈反对；这些人士的言行，既损害了本宗派的形象，又影响了本人正常的宗教生活，历史教训是极其深刻的。
  1966年“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基督教同其它宗教一样，立即受到严重冲击，宗教活动场所被占用，宗教职业人员和一些信徒遭到打击甚至遭到迫害，宗教生活全部停顿。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逐渐落实党和国家的宗教政策，基督教在三自爱国的道路上，开始了崭新的传播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