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春图书馆

一、传播
  佛教最初产生于印度，创教人是释迦牟尼①(释迦牟尼：佛教创始人，姓乔答摩，名悉达多。释迦牟尼意“能仁”、“能儒”、“能忍”、“能寂”，意释迦族的“圣人”。释迦牟尼是佛教徒对他的尊称。相传，29岁时有感于人世生老病死各种苦恼，又对当时婆罗门教不满，舍弃王族生活，出家修道。一直在印度北部、中部恒河流域进行传教。80岁时于拘尸那迦城逝世。)。大乘佛教（北传佛教）在西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传入中国内地，隋唐时期封建帝王采取三教（儒、释、道）并用方针，佛教进入鼎盛时期。大乘佛教自称，能运载无量众生，从生死大河之此岸，到达涅槃之彼岸②(涅槃：佛教术语，指释迦牟尼之死。亦指解脱烦恼达到不生不死的境地，为佛教全部修习最终所要达到的最高理想。以后僧人之死也称涅架。)，成就佛果。贬称原始佛教和部派佛教为小乘。提倡三世十方有无数佛，并进一步把佛神化；宣传大慈大悲，普渡众生，把成佛渡世，建立佛国净土作为最高目标。主要经典有《般若经》、《维摩经》、《大般涅槃经》、《法华经》、《华严经》、《无量寿经》等。传出印度本土的大乘佛教属北传佛教。释迦牟尼佛圆寂后，各地教徒依教分宗，先后传入中国的有天台宗、律宗、净土宗、法相宗、华严宗、禅宗、密宗等13宗，分衍百余派。分宗派是为便于“发心人”按照自己的需要，兴修一门。“宗”即修行的形式，几派可以同学一宗。“派”即体统，是一些著名僧人根据不同经典创立的。各派都信三藏（经律论）、十二部，本派内部没有组织系统和机构，亦无联系。
  佛教寺庙皆供奉佛像。广义的佛像包括菩萨、罗汉、明王、诸天神等一切佛教造像，出现于公元前后。佛像从形式上分，有雕塑、画、铸等；从姿态分，有立、坐、倚、卧、飞行等像；从高度分，有丈六、半丈六、丈六以上、身像（与发愿造像者等高）等。如来佛像一般是出家男像，身着袈裟而不戴宝冠、璎珞；菩萨像或作男像或作女像，一般头戴宝冠、璎珞的在家居士形象，罗汉像是出家比丘像；明天像呈愤怒像；诸天神像或身着武装，或女形，或神形，或鬼形，或童子形。佛教寺庙主要供奉释迦牟尼佛。一般寺庙正殿都供奉一佛二菩萨即释迦牟尼佛和观世音、地藏两菩萨。也有供奉西方三圣的①(西方三圣：阿弥陀佛，“西方极乐世界”的教主，又称接引佛。观世音，阿弥陀佛的左胁侍，被描绘为大慈大悲的菩萨，因讳唐太宗李世民名，故略“世”字称观音。传说显灵说法的道场在浙江省普陀山。有各种不同名称和形象的观音。在中国寺院中的塑像常作女像，始于南北朝盛于唐代。大势至，阿弥陀佛的右胁侍，“以智慧光普照一切，令离三涂（地狱、饿鬼、畜生），得无上力”，故名。)较大的寺庙供奉一佛四大菩萨②(四大菩萨：地藏菩萨，意“安忍不动犹如大地，静虑深密犹如地藏”，故名。传说，受释迦佛嘱咐，在释迦寂灭弥勒未生之前，自誓必尽渡六道众生，拯救诸苦，始愿成佛，出家后于中国唐朝来华入九华山，数十年后圆寂，九华山月身殿是地藏成道处。观音菩萨（略）。文殊师利菩萨，释迦佛的左胁侍，顶结五髻，手持宝剑，表示智慧锐利，塑像多骑狮子。普贤菩萨，传说显灵说法道场在四川峨眉山，释迦佛右胁侍，其塑像多骑白象。)十八罗汉③(十八罗汉：释迦佛曾令十六罗汉常住人世，济渡众生，后演衍出十八罗汉，唐代张玄、贯休两和尚曾画罗汉像，小乘佛教修行的最高果位。)、四大天王④(四大天王：亦谓四大金刚，指东方持国天王，塑身像白色，持琵琶；南方广增天王，身青色，持宝剑；西方广目天王，身红色，手绕缠一龙；北方多闻天王，身绿色，右手持伞左手持银鼠。四天王各有一个从者，各有九十一子，辅佐四天王守护十方。)、伽蓝神⑤(伽蓝神：佛教寺院的守护神，有18位，即美音、梵音、天鼓、叹妙、叹美、摩妙、雷音、师子、妙叹、梵响、人音、佛奴、颂德、广目、妙眼、彻听、彻视、遍视。)、韦驮⑥(韦驮：佛教天神、护法神，一般塑像身穿古武将服，手持金刚杵，站立于天王殿弥勒佛之后。)、关公等等⑦(关羽：蜀汉大将关云长，被佛教神化为关公，关帝，列入伽蓝神之一，位在十八伽蓝之后。)。
  佛教的主要宗教活动：早晚功课即朝暮课诵，也叫上殿。纪念性的庙会活动如农历四月初八日，释迦佛诞辰的浴佛法会；七月十五日，佛欢喜日的盂兰盆会；十二月初八日的释迦佛成道日等等。举行法会即讲经道场。法会时间较长，少者7天，多者40天。规模较大，参加法事的僧人，数十人或上百人。诵经设斋，礼佛拜忏，追荐亡灵。供品以饮食为主，“超度”水陆一切鬼魂，普济六道四生。
  佛教传入长春市最早的地方当推农安县。辽朝（916～1125）的佛教文化，在辽王提倡推崇下得到了广泛的发展。在当时的黄龙府（今农安）地方，屹立着的八角十三层砖塔，是一幢佛塔，辽圣宗耶律隆绪太平三年至十一年（1023～1031）时期所建。因建筑年代久远，塔名几经演变，如隆安塔、龙弯塔、农安宝塔、农安古塔等。辽塔今座落在农安镇黄龙路西段路北。另在农安县万金塔乡有座塔基，俗称“半截塔”，建于辽朝兴宗景福元年至重熙九年（1031～1040）之间。两座古塔遗存，正是辽朝在本地区推崇佛教的物证，它具体地反映了农安一带曾是辽朝佛教昌盛和广泛传播的重要区域之一（两座古塔情况详见《长春市志•文物志》）。
  金、元、明、后金等历朝，在今长春市区和五县（市），尚未发现佛寺遗存。佛教的弘传和佛寺的修筑，到了清朝定鼎北京后，又开始了它在本地区的兴起和发展。康熙朝今双阳县境内，明慧和尚带产出家，修建觉灵寺，安海和尚修建青云寺。这两座佛寺是长春市已知的最早的佛寺。嘉庆八年（1803）了诚和尚在伊通河西岸，修建朝阳寺（俗名南关老爷庙），这是长春市区内最早的一座佛寺。榆树县佛寺出现的比较早，而且数量上多于各县。康熙朝在盟温站村修建伽蓝庙。雍正朝在卡路河屯修建灵应寺（1734）。乾隆朝修建的佛寺多起来了，有县城内的关帝庙，大沟屯的万灵寺，保寿屯的灵佑寺，郝家屯的青云寺，秀水屯的保安寺，大后沟屯的忠圣寺，等等。德惠县已知资料，道光十年（1830）修建宝山寺。农安县道光五年（1825）修建麒麟山屯的太平寺。九台市最早的佛寺是董家屯的青云寺，嘉庆朝的西凤山古庙，道光朝修建南大岭屯的双泉寺，榆树棵屯的圣佛寺，波泥河屯的青云寺等。到了光绪朝的时候，各集镇和较大村屯，普遍修建了不同规模的佛寺或香火庙。目前对群众开放的14座佛寺中，修建于清代者，仅存长春大佛寺（1886）、九台镇浴泉庵（1863）两座，其它各处清代所建佛寺几乎全部失存。
  中华民国开国后至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的近20年间，各地方又修建了一些佛寺，原清代所建的佛寺，有的加以修缮，有的扩建、重建，仍呈现着佛教弘传的趋势。双阳县1918年有佛寺20座，僧人44名，寺有土地1680亩。长春地区对群众开放的14座佛寺中，有5座是民国时期新建的，如长春般若寺（1923）、长春地藏寺（1926）、长春丛林寺（1928）、长春净土庵（1929）、农安金刚寺（1929）。民国时期修建的佛寺，较多的出现在市区和城镇，它与商品经济的出现发展、人口流动趋向等相同步，就寺庙的规模、设施、僧人数量、香火状况等，都超过了前期，长春般若寺成为当时最大的佛寺。
  东北沦陷期间，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及其扶植的伪满洲国政府，将东北地区的佛教重要佛事活动，纳入了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的轨道，服务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大东亚共荣圈”战略。为此，日本帝国佛教界中的一些僧人，公开地窜入到长春、哈尔滨、营口等著名佛寺，游说或住庙，进行所谓“日满亲善”活动；在日本关东军司令部指令下，伪满洲国民生部和警务司，直接把持、组建佛教各团体；利用佛教界人士及其佛事活动，渗透、灌输甚至公开宣传日本帝国侵略政策，服从日本统治，做日本殖民地“顺民”的奴隶意识；伪满洲国佛教界中的少数人士，适应日本关东军和伪满洲国政府的需要，公开地将佛事活动堕落为一种工具，对“反满抗日”民众、对日本关东军军事“扫荡”的农村，进行所谓“教诲”、“拜观音”、“宣抚”等反动活动。由于日本和伪满洲国政府的鼓吹和利用，东北沦陷的14年间，长春市区和五县的佛教寺庙、僧人和居士数量，较“九•一八”事变前有较大的发展。据1936年统计，长春市区及五县的佛寺110座，僧人147名。但随着日本帝国的投降和伪满洲国的覆亡，这些日伪佛教团体亦全部解体。
  1945年“八•一五”光复后，到1948年10月长春解放前的三年间，土地改革运动以及国共两党的军事对抗，冲击着一切旧意识形态，佛教传播受到了影响，一些寺庙被拆除了，或改做当地的学舍，寺庙数量锐减，大多数寺庙的佛事活动停顿。
  综观解放前长春地方的佛寺，按其分布、存在形态和僧人活动踪迹，有如下特点：（一）庙宇规模小，香火庙占多数，主要分布在农村；（二）寺庙建筑简陋，建筑风格单调，绝大多数是子孙庙；（三）僧人分布稀疏，市区内尼僧庙和尼僧居多，各县男僧庙居多；（四）佛教道教兼容，两教都供奉不同信仰的神灵及其偶像。
  新中国成立后，1951年3月，长春市区统计寺庙房产，男僧庙佛殿15栋五十间，尼僧庙佛殿14栋五十七间。已经荒废的佛殿16栋六十五间。1954年4月统计，市区内男僧庙3座，尼僧庙13座，僧人125名，其中尼僧95名。据九台县1958年统计，全县佛寺大部毁于土地改革时期，镇内的浴泉庵有12名尼僧，另有11名尼僧散落在上河湾、三台子、秀水、波泥河子等处。榆树县1960年统计，全县1958年有僧人8名，到1960年圆寂2人，还俗1人，其余下落不明。德惠县1960年统计，全县尚存观音寺、宝山寺，僧人12名（其中尼僧5名），居士7名。双阳县1959年统计，全县仅剩佛寺1座，和尚2名，但均年事已高。
  “文化大革命”期间，所剩下的各佛寺均遭到打砸抢的劫难。寺庙内的佛像、法器及一些设施，横遭破坏或失散，庙宇有的被拆毁，有的被占用，僧人被迫四散，佛事活动全部停顿。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逐步落实宗教政策，据1988年资料统计，长春市恢复宗教活动的佛寺14座，共中座落在长春市区的11座，农安县2座，九台市1座。
  1983年列为全国重点保护寺庙2座，即长春般若寺，长春地藏寺。1988年长春般若寺列为对外开放寺庙。
  二、分布
  长春市的佛寺，清代和民国期间，皆无完整的统计资料。东北沦陷期间的1935年，始见完整的统计，但不同统计资料所显示的数字，种种歧异，莫衷一是，如1935年长春地方佛寺79座，僧555人①(伪《满洲帝国年鉴》（1935年）。)，另一著述统计，佛寺115座，僧229人（见统计表）②(伪《满洲宗教志》，满洲铁道总局编，1940年版。)。
  1936年资料统计，长春地方佛寺110座，僧人147名，分布如下：伪新京特别市寺12座僧15人（其中尼僧8人）③(1932年3月14日，定长春为伪满洲国的“首都”，15日更名称“新京”市，直辖于伪满洲国国务院，另置长春县隶属于吉林省。1933年8月，“新京”市又更称“新京”特别市，仍存长春县，本志书中，用伪新京特别市记述的地名，大体上指今长春市区的空间。)，长春县寺6座僧6人，榆树县寺23座僧31人（1942年寺24座僧68人），农安县寺14座僧30人（其中尼僧2人），德惠县寺6座僧18人（其中尼僧3人）；九台县寺42座僧26人（1938年61人），其中尼僧3人，双阳县寺7座僧21人。
  1937年统计资料，伪新京特别市佛寺11座，僧413人，其中尼僧52人。1939年伪《民生年鉴》统计，伪新京特别市寺15座，僧120人，长春县寺4座僧5人，详细统计如下：
  1954年12月26日统计，长春市区佛寺16座僧134人，其中男僧42人尼僧92人。在各寺庙寄居的男居士1人女居士11人。在男僧中留发僧1人，留发尼僧36人。此外，寄居在般若寺的尼僧22人，寄居在朝阳寺的尼僧6人。综合上述合计，1954年长春市区僧人162名，其中男僧42人尼僧120人（见统计表）。
  “文化大革命”前夕，长春市僧人275人，到1980年统计，外走54人，还俗18人，圆寂46人，在册157人。1982年2月统计，长春市僧人129人。1985年10月统计，开放寺庙12座，僧人174人，其中男僧37人、尼僧137人。分布如下：长春般若寺男僧37人，长春地藏寺尼僧14人，长春净土庵尼僧21人，长春丛林寺尼僧12人，长春慈航寺尼僧30人，长春兴隆寺尼僧4人，长春净居寺尼僧10人，长春前观音寺尼僧2人，长春普济寺尼僧5人，农安兴隆庵尼僧5人，农安金刚寺尼僧15人，九台浴泉庵尼僧13人，各地散居尼僧6人。长春市男女居士384人。
  1990年统计，对群众开放的佛寺14座，其中座落在长春市区内11座，农安县2座，九台市1座。14座寺庙中在农村者2座，在县城内2座，在长春市区10座。14座寺庙中男僧庙2座，尼僧庙12座。长春市僧人178名，其中男僧19人，尼僧159人，尼僧占僧人总数的89.3%。僧人分布：长春市区内124人（其中尼僧105人），占僧人总数的70%。农安和九台两县（市）54人，皆是尼僧。长春市已开放寺庙占吉林省寺庙总数的45%，僧人占吉林省僧人总数的48%。长春市佛教男女居士约500人。
  长春市14座佛寺中，仅般若寺及其下院大佛寺是十方丛林寺院①(丛林：指佛教多数僧众聚居的寺院，如树丛集为林。)，其它12座寺庙皆是子孙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