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春图书馆

中国朝鲜族是从相邻的朝鲜半岛迁入的，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阴谋，蓄意制造许多事端，致使这个问题弄得很复杂。早在清代，我国延吉、珲春地区与朝鲜国的庆源、稳城等地仅一江之隔，两国自定界碑之后，皆各自实行封江封边政策。自道光朝以后，朝鲜国边民越江潜入我国私垦荒地者，日渐增多，“历年经久，宛成土著”。光绪七年至光绪二十年（1881～1894）间，就越境定居中国的朝鲜边民安置和国籍问题，吉林将军向朝廷多次奏报。中国政府与朝鲜国多次交涉后，中国政府正式宣布：“韩民愿去者听其自便”；愿留者与华人一律“悉皆编甲”；“食毛践土入我版籍”；私垦地升科，归地方官管理。这一重大举措标志着19世纪90年代，从朝鲜国迁入中国定居者，事实上放弃其原有国籍，隶入中国国籍，成为中国的朝鲜族，与汉族同视为民人，其耕地升科统称民地。从此以后，一些朝鲜族人，根据自己的经济能力和生活需求，从珲春起程向东北三省腹地移动。1902年11月，中国置延吉厅，1908年10月，置长白府。1909年6月，置吉林省东南路分巡兵备道（先驻珲春后移延吉），同时置汪清县、和龙县、珲春厅，延吉撤厅升府。12月置安图县。大体上形成了当今延边地区的规模。宣统元年（1909）中国政府颁布《大清国国籍条例》，其中规定：“寄居中国接续至10年以上者”，特准入籍，“入籍后即立销除本国国籍”，入籍后遵守中国法律，“放弃其本国权利，出具甘结”。中华民国开国后，仍实行这个条例，在朝鲜族中开始办理入籍手续。
  但是，日俄战争之后，1905年11月，日本与朝鲜国签订了《日韩保护条约》，朝鲜国沦为日本帝国的保护国。1906年日本在朝鲜设立统监府，掌管朝鲜国的一切权利。1910年8月，日本正式吞并朝鲜国，加紧推行“日人殖鲜，鲜人殖满”政策，其中手段之一便是制造双重国籍。于是在文书、资料、著述中，出现了“朝鲜人”、“韩人”、“韩侨”等文字和称呼。东北地区沦为日本帝国殖民地后，更有了日本人“鲜系”（或称“半岛系”）的划分。由于有这种复杂的历史背景，加之历史资料的残缺不全，因而给了解解放前中国朝鲜族迁入长春地方的原因、分布、职业构成、人口统计等诸多方面的情况，造成了很多的局限性。本志书在现有资料的基础上，对凡见于著述所载，在本地区生息的“朝鲜人”、“鲜系”、“韩人”，皆视为中国朝鲜族加以统计。
  长春市区内的朝鲜族：迁入的时间大约在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前后，落居于日本“南满铁路附属地”内的“朝日通”一带。“朝日通”正式形成于1909年（1946年7月更名上海路）。“朝日通”在“附属地”东南端，这条道路恰是日本“南满铁路附属地”与长春商埠地分界路，路北是“附属地”，路南是商埠地。这条路东起今光复路市场，西止今北京大街，全长928米，商业繁茂，朝鲜族主要聚居在经商地段。1924年92户，1926年149户，1928年212户。东北沦陷后，长春定为伪满洲国首都，1937年日本将“南满铁路附属地”“转让”给伪满洲国。在日伪统治期间，迁入长春的朝鲜族显著增加，1934年105户，1935年9月455户，1938年10月617户，1939年723户。
  1935年长春市区朝鲜族职业分布：农业2740人，饮食业737人，佣人861人，官公吏285人，商业585人，旅店业127人，会社40人，教员141人，医疗业26人，粮米业104人，金融业11人，租赁业13人，理发业20人，照像业8人，临时工200人，其它行业720人，无业328人。
  据1940年统计，朝鲜族开办的企业店铺等113家，其中旅店15家，饭店酒吧33家，其它还有印刷、典当、贸易会社及一些中介机构。市区朝鲜族所经营的水田，1935年分布长春县境内619垧，主要分布在南岭、跑马场、东大桥、碱草沟一带。
  长春市郊区朝鲜族，1913年迁入者在大南乡孤榆树村窨子屯。崔姓在窨子屯西，将伊通河水引至李家屯、刘家屯、何家窝堡屯，开荒种植水稻近900亩。1959年因修建新立城水库，孤榆树村各屯朝鲜族开始外迁，1965年时全部迁移到新立城镇先锋大队。
  榆树县境内朝鲜族迁入时间，大约在民国年间。1926年县知事谭书绅，价买卡岔河沿岸荒地数百垧，合资开设稻田公司，雇佣朝鲜族金某为经理，招募朝鲜族200余户，开辟水田种植水稻。《榆树县事情》一书载记，“由是韩人来榆者渐多”。当时卡岔河水流旺盛，流经今保寿等13个乡镇48个村。1926年怀家村南坡下，迁入朝鲜族十几户40余人，开发水田，自立成屯名朝鲜屯，是从五常县背荫河地方迁入的。这些朝鲜族住户于1954年全部迁回五常县，朝鲜屯地名仍沿用。1938年有十几户朝鲜族迁入环城乡桂家村东，开辟水田，自立成屯曰朝鲜屯（1981年更名东沟咀子屯）。据1937年统计，全县朝鲜族626人，水田275垧。1940年全县朝鲜族2137人。
  农安县境内朝鲜族迁入时间，大约在清光绪朝末即20世纪初年。据光绪三十一年（1905）成书的《农邑乡土志》载记，成书之际农安全境尚无朝鲜族人口。1927年成书的《农安县志》卷七载记，清宣统元年（1909）农安境内有朝鲜族16人。两书记载可以表明，朝鲜族迁入农安县境落居的时间，大约在光绪三十一年（1905）之后。1993年成书的《农安县志》记述，1917年“始有朝鲜族在靠山屯种植水稻”。另据《长春县事情》一书记述，1918年农安县洼中高村有朝鲜人一户8人，从朝鲜半岛平安北道定州郡迁入，定居姚家屯种植水稻。从1920年起至1934年的14年间，从朝鲜半岛的13个郡继续迁入25户127人（1930年86人），分布在农安县山头屯、姚家屯、刘大房子、香油房子、九条玉带等村屯落居。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的东北沦陷期间，迁入农安县的朝鲜族人数有所增多。1934年全县朝鲜族151人，其中合隆镇有3户16人，分布在3个屯中。龙王地方曾去一批朝鲜族开辟水田，后因难以解决水源而失败，陆续迁往境外。1940年全县130人，分布在天齐窝堡村64人，下甸子村30人，县城15人，青山口村9人，黄花岗村7人，兴隆镇村3人，伏龙泉村和哈拉海村各1人。朝鲜族经营的水田面积，1935年调查约151垧。
  德惠县境内朝鲜族迁入时间，大约在民国初年。据有关材料记载，1912年8月，1户6人居住在米沙子屯。1923年3月，1户10人迁入万宝屯。1931年发生的“万宝山事件”中，所涉及的朝鲜人，不是当地住居朝鲜族人口。1931年“九·一八”事变东北沦陷后，迁入县境的朝鲜族人口显著增加。1932年3月至1934年4月，迁入者51户255人，分布在姜家堡窝、孙家屯、三姓堡、张家烧锅等12个屯中。据1937年成书的《德惠县乡土志》记载，1937年全县有朝鲜族378人，分布在大房身25人，达家沟10人，张家湾即县城159人，大青咀172人，郭家屯12人。这些人口绝大多数是省内县际之间的自发流动，少数是直接从朝鲜半岛迁入，如长青村金昌珠先祖，1939年直接从朝鲜半岛迁入，落居在五台村。迁入的人口沿江河两岸分布，开辟水田约58垧。
  九台市境内朝鲜族迁入时间，大约在民国初年。据口碑材料传说，1924年前后，庸姓朝鲜族人，到龙家堡镇贾家屯与当地大户孔老八商议，迁入朝鲜族40余户，开垦涝洼甸子，筑起拦河坝（当地汉族俗称高丽坝），种植水稻。当时雾开河两岸距贾家屯较近的双阳屯、钟家屯、张家湾屯，还散居着三五户多则八九户朝鲜族。这些朝鲜鲜族又联合起来，办起一所小学校，解决儿童学校教育问题（这一带朝鲜族人口1946年前后迁走一批，仅剩30余户）。东北沦陷期间，迁入的朝鲜族显著增加，据1937年调查，全县朝鲜族1447人，分布在龙家堡143户715人，九台县城140户688人，其余分布在贾家屯一带。1935年调查，朝鲜族经营的水田面积约422垧。
  1949年春，原朝鲜“开拓团”成员林国春，棋盘街李永柞，原伪满洲国开拓局二课雇员禹仲贤等人出面联系，经吉林省农业厅同意，向九台县饮马河附近的铁道北迁民。从棋盘街迁来44户，从磐石县（原住九台郊区后小屯）迁来16户，两处迁来的朝鲜族合在一处计60户，成立吉林省农业厅直属的农场。省农业厅为建场贷款5亿元东北币。1954年4月，改名称饮马河集体农庄，史称“九台饮马河六十户屯”。后来又吸收了铁道南的16户和从万宝山迁来的20余户。这些朝鲜族的聚居点后来演变成今九台市饮马河乡红光朝鲜族村。
  1949年至1970年间，九台县大办水利事业，开发水田，从永吉、舒兰、蛟河、磐石、桦甸等县迁入不少朝鲜族人口。县郊的后小屯自1956年以后，从杨家烧锅、吴家店等地迁入朝鲜族，形成今九台市九郊乡新立朝鲜族村。1948年以后由金文龙组织，将散居在红石砬子屯、小韩村、、东尤屯、五常县沙河子屯等朝鲜族36户，搬迁到九台县其塔木镇程家瓦房南甸子，开辟水田，形成今九台市其塔木镇新鲜朝鲜族村。原分布在杨林、吉祥、双阳等地的3个朝鲜族生产队，于1973年合并成朝鲜族聚落，形成今九台市龙家堡镇新农朝鲜族村。放牛沟乡自1964年以后，将几个朝鲜族生产队合组，形成今九台市放牛沟乡新盛朝鲜族村。
  双阳县境内朝鲜族迁入时间，大约在1919年“有侨居的朝鲜人，将湿野垦成洼径，栽种水稻1250荒亩。”民国年间的双阳县地方当局，对朝鲜族开发水田种植水稻，采取了积极支持的态度。自1927年7月2日始，县知事刘延祺，“积极帮助朝鲜人生产”，吸引了朝鲜族迁入落居。是年全县有朝鲜族91户524人，1929年120户505人。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先是朝鲜族人口减少，但不久逐年增多。1934年30余户160人，水田面积428亩；1937年增加到268户1387人，水田面积107垧。这些人口主要分布在饮马河、双阳河、肚带河沿岸。迁入的朝鲜族有的集中形成屯落，如鲜开屯、饮马河屯、稻香屯等。这些朝鲜族屯都是1935年以后逐渐形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