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春图书馆

一、清代蒙汉分治
  长春市区及五县（市）的蒙古族，渊源于吉林省郭尔罗斯前旗蒙古族自治县。清代，郭尔罗斯前旗直接隶属于中央理藩院，与吉林各府县无行政关系，但政务受吉林将军监督。郭尔罗斯前旗的最高行政长官称札萨克，封爵辅国公，其封建领地广大，位于吉林柳条边之西即西边外，东以第二松花江为断，地跨伊通河、饮马河、雾开河、沐石河两岸。蒙荒和草原开发前，今长春市区、农安县、德惠县（一部分）、九台市（一部分）、乾安县、长岭县等，尽是郭尔罗斯前旗故地。
  郭尔罗斯前旗札萨克封地，是清朝帝王封赐给蒙古旗王公贵族的领地，做为所属人口的游牧地、生计地。清朝初期规定，不得蒙古自行开垦，不得招雇汉人开垦。乾隆三十七年（1772）朝廷重申：“口内居住旗民人等，不准出边在蒙古地方开垦地亩”。但是，由于受各种因素的影响，封禁蒙古的政策日渐松弛，自乾隆朝初叶以后，便有汉人踰边，潜入蒙古草原，私行开垦蒙荒，且愈演愈烈而形成潮流，到乾隆朝末年流入的汉人2330户，沿伊通河两岸开垦蒙荒265648亩。乾隆五十六年（1791）旗札萨克恭格喇布坦，向朝廷报告情况并请求开禁招垦，嘉庆五年（1800）批准该旗奏请，诏令：“准民人耕种”，向蒙古旗纳租，“以资蒙古生计”。是年，在长春堡地方建置长春厅，在开垦地段划设恒裕、怀惠、沐德、抚安四个乡，乡之下设甲、牌。道光五年（1925）增设龙安乡。光绪十五年（1889）长春厅升府，添置农安县。宣统二年（1910）添置德惠县。
  开垦地段和设府县地域，原居游牧蒙户如何处置，吉林将军秀林曾奏议：“将长春堡界内居住蒙古等，另择善地迁出。”嘉庆帝在朱批中，斥责秀林“不晓事体”，指出：“该处本称蒙古游牧之所，岂有转令迁徙之理！”吉林将军奉旨：“长春堡界内居住之蒙古，仍应听照旧居住”，但须“民（汉）蒙分治”，即蒙古人归郭尔罗斯前旗札萨克管理，长春厅通判管理汉人事务。这样一条蒙汉分治的政策，贯彻执行于整个有清一代，长春府、农安、德惠两县，皆按此规定办理。据《长春县志》记载，长春厅所管理者，“为自内地移住民人之事，而当地之蒙民及外来的八旗人，非其所辖也”。当地蒙古人大约到清代中叶，“转避他徙，由是汉户日增，蒙民减少”，未走而居留蒙人“习与汉化，多伍齐民”。
  郭尔罗斯前旗人口，清初壮丁5100名，编34佐领，丁口约3万余众。全旗基本人口是平民，又称箭丁，人口最多，人身隶属于旗札萨克。首要义务是供养旗札萨克及其家眷，承担旗札萨克规定的赋税、劳役和各种差役、兵役等义务。箭丁携眷居住在旗札萨克的领地内，在指定的牧场或限定的范围内，放牧旗主的牲畜，在自己的份地上组织家庭生活，不得离开旗主领地，违者重罚直至处死。平民中另一种人称随丁，是指分给贵族、佐领等官员驱使的平民，这些随丁人身隶属于特定的主人，供养主人，在主人特定的领地内，为主人牧养牲畜，承担主人规定的各种义务，不得离开主人的领地。蒙古旗的这种人身隶属关系，是以游牧自然经济和原始的生产方式为基础的，是以蒙古王公制度为保证的，箭丁、随丁们的生活和命运，由旗札萨克、贵族和官吏摆布，根本没有权利、没有条件自由迁徙。按照清廷法令，长春府及各县民署，无权接纳、治理和编审蒙古人户籍。
  蒙古族的这种人身隶属于封建主的关系，随着蒙古游牧地和蒙荒的开垦、蒙地制度的确立、封建土地租佃制的实行，自1902年开放蒙古后开始松动，蒙古平民的经济生活，逐步地向半牧半农方向转变，甚至有的转牧为农，由游牧不定居，向着定居方向发展。到了光绪朝中叶，一些破产的平民，便去给蒙古地主、汉人地主充做雇工、耪青户。蒙古贵族阶层（主要是台吉）出现了分化，有的转化为依赖地租生活的地主，有的破落而变成牧户、农户。在这个不可抗拒的经济规律支配下，清廷开始调整蒙古旗内部的生产关系，调整在蒙古地区所实行的各项政策，其中之一便是放松人身隶属关系。宣统二年（1910）二月，诏曰：“各旗历年放荒，各台吉均有应得地租，其应需人役，自可随时雇佣，毋庸再受箭丁供给；应请将各旗箭丁，以后永不得再属台吉之下。”按此规定，自宣统朝以后，蒙古旗平民中一些人，有可能开始摆脱主人的羁绊，成为自由人，自发地迁居府县。原居住在府县境内的蒙户，有可能脱离蒙古旗而转入户籍。这仅是可能，因为当时蒙古旗封建制度和法律森严，阶级严格对立，朝廷的旨意能传达到牧民耳中太难了，而且社会又处在辛亥革命前夕，该旗的陶克陶胡率众暴动，方兴未艾。所以，一般牧民脱旗而加入府县户籍者，仅仅是个法令上的规定。
  事实上，招垦之前和设置府县之后，在府县管辖地域内，有散居的蒙古牧民在农安县。据《农安县志》记载，“农安地方在郭尔罗斯招垦之前，有蒙古旗马姓一户，住于七区”（今三盛玉镇马家城子），宣统元年约有128人。但清代成书的《农邑乡土志》记载，清代农安县“除汉户外，只有回民，别无他类”，“所有蒙古皆居境北（与郭尔罗斯毗连地带），往来贸易，并不与汉户杂处”。这两部志书的记述，正是反映了“蒙汉分治”的事实。
  在德惠县境内天吉街有蒙古族足迹。天吉街在今德惠县米沙子乡，清嘉庆年间立屯，蒙古族马天吉占草开荒千余垧，招佃开发，致富成为当地大户，除经营土地外又开办烧锅、当铺、大车店、杂货铺等，村落逐渐扩大，人口增多，商业殷盛，形成小镇，人们以其人姓名命称地名，民约俗成至今。火种场：在火镰等取火工具在该地出现前，长春厅衙署在抚安乡天吉街、朱家城子、大房身三地，于嘉庆年间置设火种场各一处。当时，德惠境内虽然招垦蒙荒，有了民人村屯，但人口稀少，各个聚落之间相距甚远，广大地域仍是苍茫草原。由于刚刚开发，不但生产力极为落后，而且农民生活极为贫困，更谈不上科学文化水平。当时人们对生产生活用火和火源的需求迫切，为解决这一困难，抚安乡出现了官办火种场，供民人和蒙古人前来取火种。火种场的特点是地点适当，取火方便。以天吉街火种场为例，天吉街是方圆百里内繁华的集镇，又有庙宇，在该处设火种场条件最好（原址在今小学院内）。火种场其实就是一间草房，火是用火炉装着放在屋内，派人看管，不间断添加柴草，使火长久不熄，外地来人随到随取。取火者大都骑马来去，自带取火筒，筒内放些棉絮，点燃棉絮带回，到家后，将火筒燃烧着的棉絮取出，吹成火焰。这种骑马取火种的办法，不知延续了多少年，当被火镰、火石、火柴取代后，火种场便变成了历史陈迹。蒙古王府烧锅：民国期间郭尔罗斯前旗札萨克齐默特色木丕勒亲王，在德惠县城（今德惠酿酒厂址）开办一座烧锅，名福裕和，又名德惠北烧锅。占地约1万平方米，九栋房子，雇工70余人。王府派1名监理监督经营，经理和工人在当地招雇。营业兴旺时，日出酒1300市斤至1600市斤，1942年走向衰落。
  长春建治后，郭尔罗斯前旗公府印务处在长春厅和后来成立的农安、德惠两县境内，均设有征收地租机构，即“租子柜”（又称“地局”），往来和驻寨蒙古族官员和一般人员，其足遍履一府两县。嘉庆五年（1800）建治长春厅于新立城，与此同时，蒙古旗在新立城设立租子柜，蒙古旗自行收取地租。道光五年（1825）长春厅衙门迁移至今南关区三道街，租子柜亦随迁到今东四道街（今四道街小学址），称蒙公征租处。光绪二十年六月二十七日（1894年7月29日），增设长春农安夹荒地局，负责查勘夹荒地亩，办理增租事务。长春知府文韫总理其事，农安知县恒谦帮办，张呈泰、塔尔干会办。光绪二十五年（1899）撤销。宣统二年（1910）七月，租子柜改名清赋局，调整地方分局，在原有蒙古人外，增加吉林度支司派来的汉人，共同兼办征租以外的清赋事宜。长春清赋总局设在四道街，分局设在小双城堡。总局内总办1人（蒙古族），帮办和委帮办各1人（汉族），书记4人（蒙古族、汉族各2人）。宣统三年（1911）十月，撤销清赋总局、分局，恢复征租局。1916年改称南郭尔罗斯亲王征租局。
  光绪二十五年（1899）成立农安县租子柜，办理农安县（光绪十五年设县）境内地租事宜。宣统二年七月二十六日（1910年8月30日）改设为农安县蒙荒清赋分局，地址在县城南街。林鹤皋为帮办，十一月蒙古旗派蔡音加图为承办员，默尔根博勒根图为帮办。十二月五日（1911年1月5日），蒙古旗派马哈那达为总理，苏扎布为帮办。十二月二十一日（1911年1月21日），农安县衙门接收清赋分局，开始转由县衙门办理清赋事宜，设司事1名，书记2名。宣统三年（1911）十一月，撤销清赋分局，恢复征租局。1916年征租局改名南郭尔罗斯亲王征租局，掌管全县蒙地征租、土地台帐登录事项。1935年改称郭尔罗斯前旗农安征租局，隶属于旗公署，局长1名（蒙古族），经理官1名（日本人），局员5名（蒙古族2名、汉族3名）。在靠山屯（蒙古族、汉族各1名）、哈拉海（蒙古族1名）、伏龙泉（蒙古族1名）三处，设立蒙租帐分局。县城总局平时常住2—3人，征租忙季住人增加。1937年日伪政府进行“地籍整理”，撤销各地蒙租局，至此，结束了蒙王征租的历史。
  德惠建县之前，所开垦的土地和行政区域，隶属于长春府。清宣统二年（1910）置德惠县，县衙门初设在大房身村，管理沐德乡、怀惠乡和东夹荒地。是年，郭尔罗斯前旗在大房身设立征租局，征收地租的土地约有24万垧，每年征租7.2万元。最初，征租局租用永丰源烧锅的六间门市房（今农业银行址），座落在大房身东西大街中部的路南。在办公室的前边，有木板栅栏，栅栏涂兰色，在栅栏半圆形木门楼两侧，各挂两块木板，每块木板上半部，绘有虎头像，木板下半部，画着等距的四个圆圈，每个圈里楷书一个汉字。四块木板各写四字，即“蒙租重地”、“禁止喧哗”、“倘敢故违”、“定行究办”。门楼两侧，各悬挂一根上圆下扁的木棒，木棒上半截涂红色，下半截涂黑色，是殴打纳租者的刑具。在旁边的门栓上挂着长木牌，白底黑字，书写“郭尔罗斯前旗南王征租局”。局长1名，办事员若干名，皆由蒙古旗派人。1925年征租局用一万元银大洋，购买永丰源烧锅四合院二十四间瓦房。1936年4月，县公署搬迁到张家湾（今德惠镇），征租局随迁至东四道街。1937年征租局撤销，同时卖掉了大房身的房产。
  二、编入户籍
  辛亥革命爆发后，在南北议和谈判中互相妥协，南京临时政府发布《关于满蒙回藏各族待遇之条件》。1911年至1912年8月，发生了我国外蒙古“独立”和内蒙古东部地区动乱事件。民国政府于1912年8月14日，发布《蒙古待遇条例》，再次宣布蒙古王公的“原有之管辖治理权，一律照旧”，在本旗享受的特权，“照旧无异”，王公爵位“照旧承袭”等等。在二三年间，又颁布许多制度条例，全面因袭了亡清的旧例，清代的蒙古王公制度被中华民国延续下来。1930年颁布《蒙古蒙旗组织法》，再次肯定蒙古管辖治理权“仍旧”不变。受这些制度法令的约束，郭尔罗斯牧民自由地编入各县民籍，仍然受到一定的影响，但较清代松动性大些，如农安县1927年有蒙古族17人，而长春县、榆树县、双阳县、德惠县、下九台（今九台市）等县仍均无蒙古族户籍。
  东北地区沦陷后，1934年日伪政府颁布《旗制》（修正案），废除蒙古旗爵职制度，是年12月，将郭尔罗斯前旗划入吉林省行政区划，成为吉林省管辖下的一个蒙古旗。1937年日伪政府颁布“整理地籍法”，废除“蒙地”土地制度。至此，以蒙古封建王公制度和蒙古土地制度为基础的人身依附关系，全面解体，“蒙汉分治”政策亦随之彻底结束。在东北沦陷期间，各县普遍开始有蒙古族的统计，如长春市区1940年534人，长春县1934年15人，农安县1940年4人，德惠县1940年6人，九台县1940年1人。双阳和榆树两县无蒙古族人口。

①(《大清会典事例》，第979卷。) ②(《户部则例》，《田赋》，第七卷。) ①(《吉林通志》第60卷。) ②(《长春县志》，卷一，《沿革》。) ③(随丁限额：公爵30人，台吉4—15人，章京2—4人，佐领1人。) ①(《宣统政纪》第29卷，第11——13页。) ①(《德惠县文史资料》，第二辑。) ①(田志和：《关于蒙古王公制度向民国延续问题》，《东北师大学报》，1984年六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