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春图书馆

商业企业的财务、会计是通过经济核算的形式，用资金、费用、利润等指标，对商品流通过程进行综合管理。
  一、管理体制
  1948年至1949年，按革命根据地贸易公司的财会管理制度进行管理。1950年以后，按国家专业公司的规定，实行统收统支制度。各专业公司的现金收入，当日就地缴拨贸易金库。现金支出编制计划，报国家总公司和贸易部批准后，通知贸易金库支出，地方银行按通知单付款。管理权限集中在中央贸易部和专业公司。1952年，中央贸易部决定，由统一集中管理，改为统一领导、中央和地方分级管理制度。1953年实行了经济核算制度。在国家计划指导下，实行独立经营，利润上缴财政。1955年，执行国家规定的《国营商业统一会计制度》，废除传票制，实行凭单制。会计科目分为基本业务、基本建设、大修理、资产负债4大类。供销合作社统一使用借贷记帐法，以及会计决算报告制度。1957年，进一步简化管理制度，实行一货、一帐、一单制，会计科目减少67个，报表减少5种。1958年，“大破大立”，月转成本改为季转成本。取消金库保管帐，推行“以单代帐”、“无帐会计”制度。1961年1月，中共中央重申了经济管理大权必须集中到中共中央、中央局和省委（自治区、直辖市）三级，特别是集中到中共中央和中央局。根据这个精神，1962年，长春市收回了下放不当的权限，恢复了专业公司，实行上级专业公司和地方商业局双重领导制度。财会改为“条条”集中管理为主，并按国家规定，对各专业公司财会职权重新规定，实行三类不同的管理方法：第一类专业公司（五金、交电、化工、石油、医药、煤建），以总公司领导为主；第二类专业公司（百货、纺织品、糖、烟酒、食品），一级站总公司为主，二级站以省公司及商业厅为主；第三类专业公司（民族贸易、蔬菜、饮食服务、劳动保护、仓储运输），由市商业局统一管理。“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财会制度被废除，出现了不计成本、不讲核算、不要积累、无章可循的局面。1970年财会管理制度开始恢复，并再次实行企业下放，基本建设物资分配下放给市区。财政实行大包干，财政开支列入各区予算，利润交当地财政，亏损由财政弥补。1979年，根据国家统一规定，实行利润留成制度。基建开支、企业基金纳入企业留成基金之中，改变了长期实行的统收统支管理体制。1983年，国家决定对国营企业实行利改税办法。1984年推行第二步利改税办法，从税利并存过渡到完全缴税，国家与企业完全成为纳税关系。
  二、资金管理
  商业资金分流动资金、固定资金两部分。流动资金的来源，财政拨款20％，银行贷款80％。固定资金包括各种设备、设施等固定资产。
  解放初期，长春商业执行国家统一规定的统收统支管理办法，没有核定资金。1953年，按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国营企业核定资金暂行办法》规定，对市、区24个国营独立核算企业，核定流动资金4464万元。其中财政拨款占15.7％，银行贷款占84.3％。对流动资金，实行计划管理，即编制企业财务计划，确定计划期商品收购、销售、储存等占用资金数额指标，经上级批准后，按计划使用资金。在实施资金计划管理中，又具体实行商品资金分类计划管理和商品资金分流动环节计划管理。商品资金分类计划管理对供不应求的商品，保证资金供应；供求平衡的商品，按计划供应资金，供过于求和呆滞积压的商品，从严控制；商品资金分流动环节计划管理，在进货环节上，实行合同和计划供应资金；在销售环节上，严格结算制度；在储运环节上，合理组织库存结构，提高商品运销比重，减少积压。1958年，企业管理权限下放，政企合一，商品资金管理受到冲击。全市抽调、挪用商品流动资金1733万元，其中大办工业331万元，基本建设43万元，商品赊销879万元。其它用款480万元。由于开展“大购大销”出现购大于销。1961年，市区国、合营商业商品资金占用，增加到21024万元，比正常占用增加2倍。
  1962年，商业体制进行调整后，实行计划管理和定额管理。对批发、农副产品收购企业，按需要实行计划管理。对零售企业，按商品购进、销售、库存计划，实行定额管理。企业内部实行定购进、定销售、定库存、定资金占用额，年核定，季修定，月掌握。资金临时不足时，实行内部调剂。特殊情况，经上级审查批准后，增加银行贷款。1964年，商品流动资金下降到7600万元。对企业的固定资产占用，设置帐卡登记，对调拨、转移、报废、盘亏等事宜统按财会制度规定，由财务部门统一处理。“文化大革命”期间，企业管理制度遭到破坏。财政拨款、银行贷款失去计划控制，经营活动中出现了乱搞“协作”，以物易物、挪用资金的现象。1975年商品流动资金上升到14364万元，比1964年增加近1倍。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逐步恢复了商品流动资金管理制度，实行按商品流动资金占用率，核定定额管理。根据不同行业、不同环节的需要区别对待。批发企业最高不得超过54.6％，零售企业最低16.9％，平均为33.6％。由于购销业务的扩大，市区商业，1982年商品流动资金为22549万元。1984年省二级站下放到市，上升39251万元。1988年，商品流动资金已达63000万元。
  新中国建立以来，长春市商业执行国家统一规定的现金管理制度，往来结算不付现金，通过转帐、托收、承付等形式支付。除公出差旅费外，固定资产，低值易耗品购置，30元以内支付现金，超过30元，一律用支票。企业库存现金按每日30元定额管理。1985年以后，现金支付额扩大到百元，库存现金定额，根据企业经营活动和职工人数分别确定，一般在200—500元之间。
  三、费用管理
  商品流通费，按商品销售总额实行计划管理。
  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实行国家统一经营，统一管理，各专业公司没有制定费用定额，费用水平较高。1952年，市区各专业公司的费用率是：百货3.7％，工业器材5％、煤建9.3％、土产15.6％、医药4.2％；城市供销社4.84％、农村供销社6.91％。
  1953年开始，实行费用定额管理，并把费用水平作为企业经营成果中的重要指标。市区商业系统通过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商品流转费用率下降0.2％。1955年，费用管理实行明细卡制度。具体落实到零售部组，建立费用审批制度。1956年，各专业公司采取缩短商品运输路线，减少迂迥运输，推行一次检斤入库，商品合理堆放。粮食系统实行费用单独贷款，分年季编报计划，落实到营业部组等管理措施。1956年与1955年相比，费用率下降了2.24％。“大跃进”期间，在“只算政治帐，不算经济帐”的思想影响下，费用管理失控，加上大办工业，大购大销等作法，企业财产损失增大，仅大炼钢铁一项就损失53.3万元。1961年，国营商业费用水平达11.7％，比1957年增长2.7％。1962年，经过调整后，恢复定额管理制度。商品购进按商品流通费用定额严格控制。由原来三级批发进货，改为二级站直接进货，扩大直线调拨，减少中间环节。商品销售坚持定商品、定费用、定库存、定商品损耗率。商品储存恢复了一次检斤入库、合理堆放，减少捣垛。其中生猪采取当日运输，当日到达，随到随宰，减少屠宰厂存栏数；蔬菜实行批发站直接拨到零售店。1964年，商品流通费水平比计划降低了1.29％，比上年下降了1.75％。“文化大革命”期间，商品购、销、存环节的费用管理陷入混乱状态，商品流通费失控。1971年上升到9.75％。企业财产损失，由1971年的79万元增加到1976年的106万元。亏损企业由1971年的34个，增加到1976年的79个，亏损金额达3303万元。1980年开始，国营商业逐步扩大企业自主权，推行各种经营承包制，费用定额管理指标落实到部组、人头。超额自补，节约奖励，经营效益与个人收入挂钩。1980年，市区国营商业费用水平下降到6.52％。1983年银行贷款率提高，运费提价，职工工资和各项补贴增加，商品流通费上升。1986年为7.49％。1987年加大增产节约措施，1988年费用率下降至7.01％。
  四、利润管理
  解放初期，国营商业利润直接上缴国库。1953年，完成利润计划后，企业提取工资总额的2—5％，用于职工福利基金。1956年，公私合营企业利润，市财政留70％，缴省商业厅30％。从1958年起，改为企业与财政分成的办法，国营商业企业按4.58％分成，公私合营企业按20％分成。企业按工资总额2％留作奖励基金，分成不足2％时，由商业局补差。1959年，国营分成比例改为5.9％，公私合营企业仍提20％。1962年，根据商业部、财政部规定，商业利润实行中央7、地方3分成。1966年，取消分成比例，按每年核定年利润留成额，留成企业奖金按工资总额5％提取。饮食、服务业继续执行企业8、地方财政2分成。1970年，财政实行“大包干”制度。企业费用支出、利润缴纳列入市财政予算。利润全部缴市财政，亏损由市财政弥补。从1970年起，根据财政部规定，商业企业开始实行按利润的19.3％留成。1982年，企业实行经营承包责任制后，市商业管理部门与市财政签订包干合同，专业公司与市商业管理部门签订包干合同。超额部分归公司分配使用，不足部分由企业利润留成弥补。1984年4月，根据国务院逐步把企业上缴利润，改为上缴所得税的规定，长春市实行了利改税办法。第一步对国营大中型企业实行利税并存。按55％上缴所得税，税后利润留利，收取调节税35％。盈利的小型企业实行8级累税制。1984年，大中型企业实行目标管理。小型企业实行承包自主经营以后，超额利润部分，实行企业7、财政3分成。超利润部分全部留给企业，完不成利润指标的企业停发奖金。猪、牛、蛋、禽实行减亏分成，蔬菜、豆制品包总亏的办法，超亏自理，减亏留给企业，1985年第二步利改税后全部改为纳税制，税后利润，由企业自行分配。
  五、经济核算
  1952年，中央决定在国营商业系统实行经济核算。长春市1953年初，在长百二商店、水产商店试点。3月在百货、土产、五金、医药等24个单位建立计划、统计、财务、物价等管理制度。以专业公司和大型独立经营的零售店为单位，进行独立核算。在银行开户立帐，办理贷款、结算，取消过去统收统支的作法。1956年，在深入开展增产节约运动中，根据商业部的指示，实行统一领导，分级核算制度。专业公司进行全面系统的专业核算，基层部门实行半独立核算。设有专职核算员，专门负责销售、购进、资金周转、费用、财产损失、劳动效率、利润等项指标的考核和核算。营业小组本着经营什么、算什么的原则，实行销售、购进、库存、经营品种、财产损益等项目的简易核算，并建立商品帐。实行日检查、旬分析、月盘点制度。1958年，管理机构下放后，部组核算流于形式。开展“大购大销”中，盲目采购了一批“大跃进”的工业产品，农副产品实行农民自己过秤、打包、交运保管、结算。1961年，市区国营商业系统不合格、冷背、残、次商品金额达10700万元，占库存总数的50％。非商品资金占用1200万元，全年亏损705万元。1962年，开展“三清”（清商品、清资金、清帐目）中，市区清查出的冷背残次、变质商品损失金额4274万元。出现33个亏损单位，亏损金额1959万元。1964年，库存积压商品金额仍有1000多万元。“文化大革命”期间，经济核算再次受到破坏，经营成果再度下降。1966年末，市区国营商业利润为382万元。1976年下降到95万元，减少75.1％，亏损企业达到44个，亏损金额2759万元。1979年以后，经济核算形式由商品核算转向以利润为中心的经济指标核算。部、组实行劳效定额核算，企业效益与个人分配挂钩，经营成果逐年回升。1980年，市区国营商业经营利润为1030万元，1985年为2435万元，1988年达到7248万元。与1978年的261万元相比，分别增长了2.9倍、8.3倍和26.7倍。1980年经营亏损单位减少到7个，亏损金额2573万元。1982年以后，银行提高贷款利率，企业增加了对职工粮油、水电、煤气等补贴，费用增大，亏损企业增加。1982年达到24个，亏损金额3441万元。1983年以后，承包企业加强管理，实行工效挂钩，亏损企业减少。1983年，亏损单位9个，1986年7个，1988年又增加到17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