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春图书馆

1931年东北沦陷后，原长春的金融机构和官办的商业及资产，迅即落入日本人手中。伪满洲国设置的“满洲中央银行”，收兑了沦陷前的各种货币，统一了币制。
  长春作为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东北的中心，城市急剧扩大，人口增长很快，市区面积逐年扩展。1934年人口增至225114人，其中日本人就超过了4万人。1936年增至305578人，日本人增加到6万人。大批日本人来到长春，改变了长春城市人口的结构，也改变了长春商业的格局。日本的财团、大企业和进出口商，纷纷在这里派驻分支机构、办事处。许多建筑承包商、建筑木材商赶来承包工程。更多的中小商人，也到这里寻求谋财之地。沦陷前已经在长春开业的日商，都纷纷扩大铺面。到1933年4月，日商的各种商店（含旅店与饮食业），已达599家，百余种行业。1932年3月日商经营的旅馆还不足10家，仅仅相隔一年，1933年4月就达到了38家（客房总数700间，床位1400张）。由于日本人的流动人口太多，“满铁”还开设过“列车旅馆”（利用站内停留的卧铺车厢接待旅客），以应急需。和旅馆业一样，增长最快的是饮食业。到1933年4月止，日本大小饭馆已达到148家，另外还有咖啡店、茶馆20家。与大批建筑工程开工的同时，日本建筑木材商（经营木材、水泥、砖瓦、水暖、电料、五金、钢材等），达到近70家。日商的百货店，增至15家。除这些较大行业外，专供日本人的食品调料、民族服装、家具、装潢、草席、木屐、乐器，直到祭祀丧葬用品都已一应俱全。
  在沦陷后的最初几年，民族商业的经营仍与沦陷前大体相同，粮栈、当铺、钱庄、杂货店、车店、旅店为经营最多的行业。到1933年初，商号总数达到2000家，粮商增至72家，布店为56家。和同期日商类似的是，旅店（包括车店、马店）增至110家，可接待旅客约5000人，大小饭馆增至239家。杂货店有44家，下杂货店达214家。及至1934年，伪政权结束原有旧币的收兑，钱庄随之关闭。粮豆交易虽按传统的办法继续经营，但进出口贸易都已控制在日商手中，中国商户已基本上不能直接经营出口，只能为日本大企业收购粮豆。到1939年，中国商户数尚有增加，零售商增至2348家，是同期日本零售商439家的5倍多。但是，就资金而论，中国商户多为小本经营，日商实力则远为雄厚。据1939年末的调查结果：中国商户资本不足1万元（伪币，下同）的1977家，占中国商户总数的84.1％；万元以上不足5万元的281家，占12％；5万元以上不足10万元的65家，占2.9％；10万元以上的25家，占1％。日商资本不足1万元的138家，占31％；万元以上不足5万元的150家，占34.2％；5万元以上不足10万元的52家，占11.8％；10万元以上的99家，占23％。沦陷后开业的大型百货商店中：日商的“三中井百货店”、“宝山百货店”和“日本毛织株式会社支店”，在建筑与营业规模上，也都远远超过中国人开办的泰发合、振兴合。零售商业情况如此，批发、进出口、仓储、旅店业更是如此。以旅馆业而论，日商的数十家旅馆，一律拥有暖气和卫生设备，而中国人办的的百余家中，只有6家相当于低级的日本旅馆。
  东北沦陷以后，日本殖民统治当局，就积极把全东北的经济全面纳入“统制”的轨道。在长春设立了各种“国策会社”，控制各个经济领域。1937年发动全面的侵华战争之后，就更趋表面化，直至实行生活必需品的“配给制”。1939年末，在长春设立了“日满商事株式会社”和“满洲生活必需品株式会社”。这两家“国策会社”分别“统制”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收购和分配。长春最早出现“配给制”，是在1938年8月。当时长春市面上的面粉突然脱销，导致日商的面包店、糕点店、面馆不能正常营业，同时出现了面粉的黑市交易。伪市政当局除委托日商进口面粉之外，对日商的食品加工业进行了定量分配。1940年8月，面粉实行了全面的“配给制”。在这前两个月，即1940年6月，大米就已经实行了“配给制”。伪满政府早在1938年11月7日就公布了《米谷管理法》，1939年11月1日又公布了《主要粮谷统制法》，而且规定包括“高粱、谷子、玉米为原料及其加工品”。这些“法令”公布之后，各地已经奉命准备执行“配给制”，长春则在1940年6月开始，是全东北最早实行这种制度的城市。继粮食之后，实行“配给制”的是煤炭，从1940年10月开始。到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开始时，先后纳入“配给”范围的商品已经达到18种，按先后顺序依次是：大米、面粉、高粱米、玉米、小米、煤、食糖、味素、乳制品、花生油、豆油、棉布、胶鞋、火柴、盐、木炭、日本酒、日式布袜。在上述商品中，除了2.3种以外，都是日常生活必需的，但配给标准有很大差别。当时最初执行的标准是：
  1．大米
  日本人（含朝鲜人，下同），每人每月12公斤。
  中国人分为四等：一等每人每月4.8公斤，二等3.6公斤，三等2.4公斤，四等的不供应。
  2．面粉
  日本人在定量内每人每月1公斤。
  中国人：一等2公斤，二等1.5公斤，三等1公斤，四等0.5公斤。
  3．高粱米、
  中国人每人每日0.75公斤。儿童（3至12岁）按成人6折，老人（60岁以上）8折（日本人粮食配给的折算办法同此）。
  4．小米
  日本人自1942年5月起，每人每月2公斤（按大米量计量）。
  中国人（只限于大米、面粉项下的一、二、三等户）每人每月0.7公斤（按粗粮部分定量的三分之一计算）。
  5．食糖
  日本人不论成人、儿童，每人每月0.5公斤。
  朝鲜人：一等0.5公斤，二等0.2公斤。
  中国人：一等每人每月0.5公斤，二等0.1公斤，三等0.05公斤，四等不供应。
  6．味素
  日本人6人以内每户每次1小瓶，7人以上户2小瓶。
  中国人限于一、二、三等户。
  7．花生油
  只供应日本人，每人每次0.15公斤。
  8．豆油
  供应中国人，每人每次0.2公斤。
  9．火柴
  不分民族，每户（6人以内）每次（4个月）6小盒，每增2人增加1小盒，最多以10小盒为限。
  10．食盐
  每季度每人1公斤，日本人的定量中包括0.25公斤精盐，中国人全为粗盐。
  11．煤炭
  按填报的“查定表”，经专门核定后逐月供应。
  12．乳制品
  按指定医生开具的诊断书供应。
  至于棉布、胶鞋等类商品，只规定“根据到货情况由市公署决定”。
  从上述的标准中可以看出统治民族与被奴役民族的生活差别，统治者又把被奴役民族划分成若干等级。实际在划分为四等的中国人居民中，前三等仅限于“荐任官”以上的伪官吏，绝大部分居民属于最低等级。有些“配给”商品只限于日本人，有些徒有其名，如棉布几乎没有向普通中国人配售过。伪满当局虽然宣传过向出售农产品的农民出售棉布、胶鞋，实际因有关机构的层层截留，农民到手的商品已所剩无几。原定的“配给”标准，本已很低，但仍逐年降低，不但数量逐减，质量也每况愈下。就以日本人来说，大米也不断被小米、大豆或其他杂粮所代替。中国居民则更不堪言状，多数人都营养不良，衣衫褴褛。除上述的“配给”商品之外，其他物资无不奇缺。对此伪政府曾提倡“代用品”，实际均质量低劣，代而不堪用。伪满当局为企图在物资极度缺乏的条件下保持物价稳定，先在1940年6月20日发布《物价及物资统制法》，9月28日公布《不当利益取缔规则》（限制非法牟利的法规）等“法令”。至10月21日，对生活必需品又规定了“公定价格”、“标准价格”、“协定价格”和“自肃价格”。最后在1941年7月28日发布了《价格等临时措置法》，要求全部物价以7月25日为准，不得上涨。这就是通称的《“七•二五”》价格停止令。这个法令不仅限制物价，而且也包括加工、运输和租赁的价格。实际上从此黑市更加兴旺，伪满的经济警察也无能为力。就是大大缩小了的官方统计数字，也不得不承认物价仍在上涨。如当年7月的生活必需品物价指数为247.99，8月为248.31，9月为256.77，10月为261.77，11月为265.01，12月为268.71。与此同时，又提高税率，尤其自10月起提高煤炭价格，引发了电力、煤气价格的上涨，从此更加不可收拾。至1942年为278.54，1943年10月为329.22。这些仍为伪满的官方数字，实际黑市价格要更高于此。直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这种势头有增无减。
  在“配给制”之下的商业，已经没有了经济学上的买卖交易。有的商店因为没有货源或无利可图而倒闭，有的则成为代销店。很多中国商号，尤其是中小商号，仅有的积蓄，都在这场通货膨胀中被吞蚀了。未列入“配给”的重要商品，也都从市面上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