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春图书馆

到了明代晚期，女真族日渐强大，与明朝之间的民族对立日趋尖锐，以致引起持续几十年的民族战争。在这场战争中，原有的商业活动遭到了破坏，开原马市被关闭。及至1644年清军入关，除女真族的壮丁被编入八旗进关之外，他们的家属也都陆续随军“从龙入关”。因此，许多田园房舍被遗弃，人口锐减，今长春一带大部分变成了无人区。这次人口的迁徙，造成了元代以来又一次生产力的大破坏。耕种过的土地再次荒芜，女真族各部落间的商业交往随之中断。随着清代对东北的长期封禁，长春一带进入了一个社会经济活动比较萧条的时期。但在这个期间，修筑了清代柳条边新边（1670年至1681年间修筑），用以划定满蒙的界限，加强封禁，保护清朝的祖宗陵寝与特有的自然资源。这条国内边界，经过长春附近。在康熙二十年（1681年）及其以后的几年里，长春附近人口有一次较大的增长。这是因为平定吴三桂等“三藩之乱”后，清政府为防御俄国的入侵，在东北设立边台、驿站、水师、航运和屯田，大批云贵、两广和闽浙等省的流人被押送到东北各地。其中的许多流人（包括他们的家属），被安置在从伊通边门（亦名易屯门、一统门等）起，向东北方向经由邢家台、水河台、马头台、九台、八台、七台、六台……直至松花江左岸一线的柳条边上，以及今双阳境内通往吉林的各个驿站。这些人被充作满洲八旗军人的奴隶，从事垦田、养马、修边、筑路、驿传等各种役差，在柳条边沿边和驿站周围开垦了一大批农田，形成了一批新的村落。但是由于奴隶的身份而不能积蓄自由支配的私有财产，所以也形成不了真正的商业活动。当时的人口分布是点状（柳条边门、边台或驿站）或线状（沿柳条边和驿站），其余更大的范围基本上仍属无人之境。据《鸡林旧闻录》所附李方远《张先生传》记述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初冬流放伯都讷，途经今长春附近时，“历沈阳城，出威远门，即条子边也。过此，无一居民矣。时已初冬月晦，朔风吹面，寒气透衣，满地荒草，沙漠无际。黄羊、山雉群集，古木怪石嵯峨……”。可见当时的荒凉景象。但是此后不久，尽管清政府坚持封禁东北，今长春附近的大部分土地划为蒙地，但关内北方各省的农民，仍不断地流入。据1982年前后长春地区的地名普查结果表明：在现存的10786个居民点中，形成于明代晚期的仅21个，只占总数有千分之二。就是加上清代封禁前的顺治、康熙、雍正三朝形成的村落，共计只有343个，仅占6.64％。在上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不含今榆树、双阳两县及九台县境的柳条边内部分），雍正年代就出现了这几百个居民点中较大的村落——宽城子和长春堡。据近年社会调查结果编成的《农安县情》“广元店”条下记载：“高家先人于雍正末年从山东逃荒至宽城子（今长春）开设广元店（店主名为高广元）。在清道光初年，高家中的高希仲带领自己的一股人来此开荒立屯，为延续高家之名望，故名广元店。”由此可知，清雍正最后的几年（1732至1735年）宽城子已不同于一般居民点，是有商业店铺、客店和集市的地方，已成上万平方公里地域内的一个经济中心。
  至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郭尔罗斯前旗札萨克辅国公恭格喇布坦承袭，成为又一代长春附近蒙地的新领主。这个人，为了增加蒙旗收入，一反过去蒙古王公不敢违背清廷禁令的作法，私下招募流民在他的领地上定居。乾隆年代后半期华北各省的水旱灾害，更加推动流民进入今长春一带。到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已经达到数千户，开垦了几十万亩土地。一般流民，除简单的衣物与工具之外，没有什么财物，所以不能经营象样的商业。但是，在蒙古王公丈放荒地的过程中，出现了一批有钱而且有一定地方势力的“揽头”。揽头作为中间人从蒙古王公手中包揽大片土地，转手分给流民，从中获取收益。揽头中有的是来自关内各省的商人，他们携带资金来到长春一带，开设经营粮食、油、酒、土产、农具和布匹的商号，同时兼营土地生意。还有的是蒙古王公手下的汉族管事，依靠与蒙古或蒙古官员的关系，充当揽头，也兼营商业。揽头也有大小之分，有些小揽头产生于较早到达此地并略有积蓄的流民。这些小揽头也往往经营农具、种子和日用品。这些新旧商人，在这个新垦区的不同地段，掌握了商品的流通。在伊通河与饮马河流域定居的流民，就依靠这些早期的粮栈、杂货店，获得农具、衣着和食盐。因为通货短缺，相当部分的买卖是依靠实物交换。也有的揽头开设的店铺，向农民赊销，因为这更有利于他们的收入。再晚些时候，那些较大的店铺，尤其是粮商、油坊和烧锅，就发行“私帖”（不能兑现但可周转的有价凭证），以便加快商业的周转。
  从18世纪中期已经初步形成集市的宽城子，到嘉庆五年（1800年）设置长春厅时，就已经“农商云集，交易日酣，铺舍接修，顿成街市”（道光十七年二月《众商房基租章程碑记》）了。道光五年（1825年）长春厅衙署北迁宽城子，更进一步促进了厅治商业的繁荣，但是在此以前曾经有过商业集市的新立城和长春堡，却逐渐衰落。随着宽城子商业店铺的增多，再按原来蒙地农田的标准纳租，已经不宜，所以“长春厅阁会众商”共同商定了一个“房基租”标准，并立碑为证。道光十七年（1837年）的碑文中记载：“其商民占用铺舍分为四等，各照门面房间纳租。头等铺房每年按老银数纳租银一两三钱，二等每间年纳一两一钱，……岁月常额，遵行在案。”可见1837年以前，宽城子已形成相当规模的商业街，“门面房间”的数量已经很大，粮栈、油坊、烧锅、磨坊、杂货店、布屋、大车店、旅店、当铺、钱庄、饭馆、药店、裁缝铺、估衣铺、鞋帽店、皮铺、酱园、茶馆……都已一应俱全。除掉这些店铺之外，还有摊贩、行商和集市。宽城子不但有著名的马市，还有柴草市、菜市，以及专门容纳赶集农民和摊贩的市场。
  长春（宽城子）商业资本的主要来源有：早期和当地官府打交道的“山西票庄”，从经营官府的存放款、转汇，进而经营商业和土地。随着垦区的扩大，来自冀东各县的商人，从大车店开始，逐步经营粮食、油、酒和钱庄。例如著名的“京东刘家”，经过几代经商直至1956年公私合营的益发合。在长春还未成为当地的商业中心以前，船厂（今吉林市）已是清代吉林将军的驻地，手工业与商业已经相当发达。长春一带开垦以后，船厂的一些商号开始进入长春，如著名的吉林牛家，先后开设了粮栈、杂货店、钱庄和药店等多种商号。比上述三地商人来长略晚的是柳条边内今辽南（清代盛京将军辖境，现在的辽宁省）的商人。
  当时的商业和手工业、金融业之间，没有现代那样清楚的界限。多数商业资本都是兼营相互有关的几个行业。大小手工业作坊都是既加工又销售，一家大车店也是兼营粮食、土产的买卖，或代存代销货物。许多商业资本采取“联东联财”（同一个出资者，分设若干个店铺，盈亏共负的）、“联东不联财”（同一出资者经营的若干店铺之间完全独立核算的）等多种不同的经营方法，经营多种不同行业的商号，自设为联东商号融通资金的钱庄等。其中的大部分是采用“联东不联财”的办法。由若干个财东出资的商号，则按出资份额分劈红利。不属于出资者的经理人（通称“掌柜”），也按一定比例分得红利（通称为“身股”或“干股”）。各个商号（包括手工业作坊）雇用的店员（或工匠）通称之为“劳金”。另外还有没有薪水只供应食宿的学徒。规模较大，行业复杂的大商号，则同时设有不同等级的几级经理人。这种商业经营方式与从业人员结构，在长春存在了百余年，直至本世纪的五十年代。
  长春厅管辖的垦区不断沿伊通河和饮马河由南向北扩展，在道光二年（1822年）丈放农安附近“蒙荒”，使辽代黄龙府，再次在废墟上重建农安城，成为长春厅北部的一个集镇。一些经营土地的揽头和已在宽城子营业的商号、作坊，陆续进入农安，在开放的垦区经营商号和作坊。
  第一次鸦片战争过后，在长春厅境内，由于地处东北内陆，在农业、手工业和商业方面还没有直接的明显反映。但是经过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形势开始有了明显的变化。这次战争结束后，在英法帝国主义的压迫下，被迫开放10个口岸，其中的营口（原定为牛庄，后改为营口）成为东北的第一个对外开放港口。与此同时，在1860年前后，经过近百年的开垦，长春一带的农业生产已逐渐进入新的成长阶段，农产品已经自给有余，剩余农产品和土产，等待转化成生产资料和生活用品。约在营口开港之后的几年内，长春一带的杂粮和大豆就开始运往营口，运销华北与东南沿海各省，或外销日本和西欧。同时关内各省的布匹、丝绸、竹制品、金属制品、茶叶、桐油、漆器、陶磁、中药、水产品和文化用品，也逐渐销到长春。日本和欧美的煤油、砂糖、火柴、棉纱、棉布和五金工具，也开始运入长春。
  在设置长春厅之初，宽城子与昌图之间就有一条大道。营口开港之后，这条道成为联接长春、营口的最重要的商路。当时陆地运输的主要工具是马车（冬季降雪结冻期间也使用“爬犁”，即雪撬）。从长春运往营口的货物，要在冬季运到辽河岸边的通江口（亦名通江子，辽宁省昌图县境内）。入春辽河解冻后用帆船运往营口，陆上运输就随之停止。南运的货物以粮豆为主，北则运来自关内各地与进口的货物。长春成为长春厅境内最大的农产品集中地，也是外来货物再分散的中心。
  营口开港以后，使长春和国际贸易联接起来了，与国内的长途贩运也发展起来了。与长春、通江口之间的商路形成的同时，沿途兴起了一种新的行业，民间通称为“大房子”。这个新行业，以前是大车店，限于接待过路的大车，供应食宿。后来就逐渐发展成代销、代购、仓储、抵押借贷、兑换钱钞，以及充当经纪人等等的行业。这些大房子是旅店、饭馆、仓库、钱庄综合在一起的商号，兴盛了几十年，直到辽河航运的衰落。与大房子兴起的同时，沿途也出现了饭铺、掌炉（即烘炉，亦称铁匠炉，为马匹挂掌和修理车具），出售适应大车运输所需的饮食，如烧酒、肉食和面食，流传到现在的“李连贵熏肉大饼”也属于这一类适应于冬季严寒的高热值、高脂肪的方便食品。
  当时除冬季运往通江口的大豆之外，还有相当一部分从长春直接用大车运往营口，返回时则载运杂货与进口的“洋货”。因此，长春南运的大豆（包括大豆的加工品：豆油、豆饼），分为“车豆”和“河豆”两种。“河豆”就是经过辽河船运的大豆，每年可在航运季节于通江口至营口之间往返5次。“车豆”就是用大车（铁路通车后则包括火车）直运营口的大豆。
  大豆的远销与出口，对于长春商业有极大的影响。尤其是大豆的出口，不仅对商业，而且对农业种植与农产品加工业，也引起了重大变化。原来以麻籽为主要食油原料，开始转向以大豆为主。从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直到本世纪的头4年为止，大豆及其加工品都占出口总值的80％左右。长春厅境内的大豆种植面积均不低于拼地面积的20％，个别地方达到一半左右，在农作物中的地位一般仅次于高粱。在这个时候，来自河北、山东、山西、辽宁等省的商业资本，不仅进入了长春、农安等城镇开设粮栈，而且在农村有集市的地方开设杂货铺。这些商号又通过批发操纵农村中的行商，收购农民手中的粮豆。他们不仅收购秋粮现货，而且乘青黄不接之际收买以大豆为主的青苗。这些经营粮食的商号，以明显低于秋粮的价格，获取更高的利润。这种青苗交易，形成了早期的期货交易。后来，粮商与粮商之间，外商与粮商之间，也展开了期货交易，以便用有利的价格预先获得有把握的货源。但是，同时这种期货合同又辗转买卖，形成当时通称的“买空卖空”，也就是民间所说的“倒把”和“投机”。
  长春一带的剩余农产品，随着营口的开港与国际贸易的展开，逐步走向了商品化。当时日本正处在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对水稻使用的传统肥料——“鱼肥”（用无食用价值的鱼虾制成的肥料），开始被中国的豆饼所代替。西欧的近代工业已经相当成熟，大豆成为其食品工业和化学工业的重要原料。对日本和西欧的大豆贸易，使长春的粮栈、油坊等行业，空前地活跃起来了；宽城子也逐渐成为东北中部的商业重镇，在国际上的知名度也提高了。
  1898年夏天，俄国人在长春附近动工修筑长春至哈尔滨、长春至大连间的中东铁路南满支线。大批来自山东、河北等省的筑路工人，进入长春南北的铁路沿线，随后还在城北二道沟修筑了长春历史上的第一座火车站——“宽城子车站”。由于远来的大批筑路工人，又刺激了粮米加工业的繁荣，粮食和日用品的批发零售商业，也随之趋于活跃。
  由于俄国人的大批进入长春（1900年义和团运动开始之后，大批俄军占据长春），又有许多商人开始经营与俄国人之间的生意，向俄国人出售面粉、肉牛、蔬菜、酒类等生活用品。远在辽南的著名商人纪凤台，也于俄国人进入长春之后来到这里购置房产，开设商号。他与中国官府和俄国人都有很深的交往。他在长春城内北大街（今大马路南段，长春大街与四道街之间）开设了和成祥货栈，经营杂货、钱庄、粮栈和房地产业。和成祥修筑过两层的砖木结构楼房，曾是长春历史上的第一座楼房。这座楼房，在本世纪的最初几年，曾经作为清代东三省总督、吉林巡抚等达官贵人在长春暂住的“行台”；也接待过一些俄国官员、将领。纪凤台以经营对外贸易，尤其和俄国人作生意，在甲午中日战争之后与日俄战争期间成为巨商，后来移居俄国，成为俄籍华人，他是在长春经商的商人中早期的买办。在日俄战争中，在本地不仅有向俄国人销售货物的商号，还有代销俄国商品，为俄军采购各种物资的商人，这些人形成了大大小小的买办，发了“洋财”。原裕昌源老板王荆山，就是其中有代表性的人物之一。
  1901年末，长春南北的中东铁路支线已经完成了铺轨工程，宽城子火车站也已基本建成。在宽城子站东侧，俄国人修建了一条商业街——“巴栅街”，有俄国人开设的商店和中俄商人的摊床。由于中东路跨越松花江大桥工程1903年才建成，全线至同年7月才正式通车。这时，与1904年2月爆发的日俄战争，相距只有几个月，而且日俄之间形势已经极度紧张，所以通车之后主要用于军运，直至这场战争结束，还没有显示过真正的商业作用。除俄国商人以外，中国和日本及西欧的商人，都没能利用这条铁路进行过商业运输。
  日俄战争结束后的1906年4月，首批日本人进入长春。日本从俄国手中接管了孟家屯车站以南的铁路，并且开始经营“南满铁路”的营业。这一年里，孟家屯车站一带曾集聚过中外商民8000多人，各种商铺一度达到过300余家。首批到长的日本人，分别居住在西三道街一带，租赁中国人的房屋开设旅店、饭馆、杂货店、“脚行”（经营铁路托运、装卸、货物包装等业务的行业）、药店等商店，开始与中国人作生意。但是这一类多属日本的小商人。另有一些日本的大企业，开始在长春设立分支机构，主要有银行业（为横滨正金银行、朝鲜银行），还有经营进出口的“三井物产株式会社长春支店”。这家商业公司对长春一带的农业和土特产进行过详细的调查，依靠铁路运输和远比中国商人雄厚的资金，很快就在长春的大豆（及其制品）与杂粮市场上占据了重要的地位。
  1907年8月，日本的“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在长春北头道沟一带购买了大片土地，划为长春“满铁附属地”，修建了“满铁”的长春车站。在附属地内规划了街道，计划建设几条商业街。1908年在长春站前的“日出町”（今长白路）开办了几十家日本人的“脚行”，代办“满铁”的商业运输，以倒买车皮谋利。在“富士町”（今黑水路）有20多家日本小饭馆，一时形成了一条“饭馆街”。晚些时候在“日本桥通”（今胜利大街）出现了一些日本的杂货店，出售日本产的纺织品、五金制品，以及开设小旅馆。因为这条街是连接长春城内与“满铁附属地”和长春车站的唯一大道，在这条街上可以兼做中日双方的生意，所以很快就热闹起来。因为日俄战后长春成为日俄铁路的分界点，各国旅客换乘的地方，所以“满铁”在1908年至1909年间，建成了一座当时最新式的旅馆——“满铁长春大和旅馆”。这座旅馆当时是唯一拥有水、电、暖气和卫生设备的欧洲式建筑，专供中外上层人士留宿。
  随着日俄战争的结束与日本在长春设置“满铁附属地”的同时，根据《中日会议东三省善后事宜条约》，规定长春要“中国自行开埠通商”。因此，长春就有了当地的商埠，通称之为商埠地。长春商埠地南起长春城的北门外（今长春大街以北），东至伊通河畔，北至“满铁附属地”的南界（今上海路北），西至黄瓜沟一带（今东西民主大街之间），共计占地13500余垧。
  长春开埠经过3年之后，初步建成了一条当时最大的商业街，即长春城北门（今大马路与长春大街路口）至“日本桥”（今胜利大街与上海路口偏北处）之间的“商埠大马路”。地方政府设置的“开埠局”（后改称“商埠局”），在陆续收购大片的民间土地之后，划分等级再向商民出租，限期动工，在主要街道两旁修建门市房屋。对于外国商人，在商埠地界内，也和中国人一样可以租用房地产，以便招引外商，并可适当控制。
  由于主持开办长春商埠当局，从一开始就陷入资金不足的困境，所以只能收买划定区域中的部分土地，剩余的土地仅用官府命令的形式限定不得私相买卖。直到辛亥革命爆发的1911年为止，建成了大马路北段的出租市房200间，在北门外（今东三马路附近）修建了民房440间，开办了“老市场”（今大马路东，长春大街至东四马路之间）。集中一些饭馆、茶馆和妓院于平康里（今东三马路一带）。当时的地方政府官员，试图用声色招引顾客，推动市面的繁荣。
  外国商人进入商埠地之后，开设各种商号，其中最主要的是收购大豆、土产和推销各自产品的外商分支机构。这些外商都有各自的特点，如美国的缝纫机和美孚公司的煤油，瑞典的火柴，英国太古洋行的砂糖、棉布和棉纱，亚细亚石油公司的煤油，美英烟草公司的卷烟，德国的枪支弹药和染料、西药，日本的棉织品和卷烟，瑞士的钟表，俄国的毛纺品，诺别力公司的煤油等等。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外商之间，外商与中国商人之间，都有激烈的竞争。例如日本人在1908年设厂的“广仁津火柴公司”（日名“日清磷寸株式会社”），就和瑞典的火柴经过长年的角逐，凭藉日本在华的特殊势力而取得了优势。日本为了占领卷烟的市场，依靠日本政府的出口补贴，用远低于日本国内市场的价格，在长春进行批发和零售。因为日本的烟草工业是官办的，并由日商东亚烟草株式会社统一经销，所以当时日本人称之为“官烟”。日本“官烟”在长春的零售价格，1910年前后竟达到：“星牌”每盒0.025元（日元），日本国内售价0.09元；“东方牌”0.07元，日本国内为0.15元；“樱桃牌”0.023元，日本国内为0.08元；“舞女牌”0.08元，日本国内为0.20元。总的日产卷烟零售价，只有日本国内的38％。当时运销长春的日产卷烟达到17种。美英烟草托拉斯生产的卷烟早在日俄战争之前就进入了长春，牌号达到26种。双方商战的结果，在长春市场上平分秋色。虽然也有国产的、俄国的、埃及的卷烟，还有菲律宾的雪茄，但都处在无足轻重的地位。
  自从日俄战后，直至20年代，内外商人之间的大豆期货交易相当盛行。虽然中国粮商占据传统的熟悉市场与产地情况，拥有传统的收购关系，但与外商的期货交易反而常常处于下风。当时的外商，尤其是日本商人，往往借助外交势力，在订约后如果豆价上涨则索要现货；如果豆价下跌则寻找藉口废弃合同或要求降价。日本人为了使其“满铁附属地”早日繁荣，还千方百计地以降低税费等优惠条件，引诱中国粮商到“附属地”界内开办粮栈。还用铁路运输、电力供应等方便条件，吸引中国人在“附属地”内投资开办粮油加工业。为吸引中国商人开办粮栈，还在“附属地”内划定了“粮栈区”（今长春车站东南，伊通河以西地段）。日本国内的工业，多方设法窥测东北市场的需求，仿制中国的传统手工业产品。当时长春一带居民所需的“腿带子”（绑扎裤脚用的宽线带子，以副为单位），也由日本的机织品逐渐代替了来自关内的手工产品。中国传统的水烟丝，外商也有仿制品出售。其它大宗的纺织品（以棉布、棉纱为主），也以日本产品价格低于国产和欧美产品而逐渐占据优势。由于性能优良的德国的化工染料进入长春，也逐渐取代了中国传统的蓝靛（用蓼蓝叶为原料制作的蓝色染料）。
  从外商进入长春起，就有许多外商从事非法经营。当时长春附近土匪猖獗，清末民初兵匪互相转化，地方豪绅自办武装，日本和德国商人就在长春经销军火，既有批发也有零售，从手枪、长枪，后来又增添了机关枪以及各种弹药一应俱全。零售可以现钱交易，大批的还可以订购和赊销。这种公开的军火买卖，与长春一带的土匪活动是密切相关的。外商还带来了半公开的毒品交易。日商在“附属地”、商埠地和城内，都开设有西药房。这些药店公开出售西药，暗地里批发零售鸦片、吗啡。在日本领事馆与日本警方的保护之下，中国当局无可奈何。即或查有实据或当场扣押日本人现行犯，在日本拥有领事裁判权的情况下，也只能将人犯引渡给日方了事。这种情况并不限于长春，日商还深入到长春周围的农安、德惠、双阳、九台等地用同样办法销售毒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