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春图书馆

长春市解放初期，为了医治战争创伤，铲除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毒根，安定社会秩序，巩固新生政权，全市各级民政部门承担了资遣国民党散兵游勇、改造游民、取缔妓女、禁绝烟毒、收容遣送流浪乞讨人员等社会改造工作。经过短短几年的努力，荡涤了旧社会的污泥浊水，进一步促进了社会的稳定，为迅速恢复和发展生产作出了重要贡献。
  第一节 资遣散兵游勇
  1948年10月22日，长春市成立了解放官兵招待处，并设解放团一处，专门收容散布在市内各处放下武器的国民党军队官兵。解放官兵招待处认真执行人民解放军的宽大优待政策，对被收容的国民党军队将、校、尉各级军官和士兵，分别根据解放军供给标准供给食宿。彷徨街头及散留在各地的国民党军队官兵，纷纷前来报名登记。解放官兵招待处成立不到10天，收容工作基本结束，共收容放下武器的国民党军队官兵24000人。
  1949年1月24日，开始发给足够路费，遣送被收容的散兵游勇返回原籍。同年5月6日，长春市政府转发东北行政委员会《关于遣送回籍之蒋军官兵处理办法的通令》，并制定了适当安置，给予自新谋生之路，发挥其生产能力勿使其到处流浪，以确保治安、稳定社会秩序五条处理办法。按照这个精神，长春市就地安置国民党军队官兵1676人，他们都很感激中国共产党的宽大政策以及生活上给予的优待。
  第二节 取缔娼妓
  长春自开埠以来，由天津等地来长开设的妓馆日渐增多。1932年全市已发展到100余家，妓女达2000余名。其中有日本人经营的31家，朝鲜人经营的21家。这些妓馆多分布在头道沟、平康里和西五马路。中国人经营的妓馆在头道沟一带，共有29家。1936年，在伊通河西侧、桃园路北、东门路以南，建起占地3.42公顷、有965个房间的两幢四合院，成为烟花女子卖淫的聚集地，取名“欢乐地”，又称“东西圈”。这里的妓馆，都是由平康里、新市场、塘子胡同等处的零散妓馆合并来的，最多时达119家，妓女800余名。1945年“九三”胜利后，头道沟、西五马路等处的妓馆相继废业，仅存“欢乐地”一处，1947年尚有妓女400余名。长春解放前夕一度衰落，妓女不足30名。长春解放后，又有从吉林、哈尔滨等地流来及出卡哨后返回的妓女，多时达254名。到1950年春，长春市还有妓馆42家，妓女211名。
  娼妓存在危害极大，清代末期、民国时期和沦陷时期，长春地方当局均采取禁娼措施。宣统元年（1909年）五月，由公共资助，开办济良所。民国时期，将济良所改为官办，隶属警察第四署，专门收容无宗亲可依的妇女及妓女。1930年3月28日，奉吉林省民政厅令饬，对娼妓除济良所收容教养外，施行掣签递减、雏妓禁发许可证以及被拐诱的妇女不准为娼等办法，以求达到禁减的意图。长春沦陷时期，伪满洲国于1937年12月，借废除治外法权之机，颁发了《妓馆妓女取缔规则》，使伪满铁附属地和附属地以外零散的2000余名妓女从明娼转为暗娼。
  1948年10月长春解放后，人民政府采取“限制、缩小、取缔”的循序渐进方法，终于使娼妓这一旧社会遗留的“毒瘤”得以医治。1949年11月，长春市人民政府公布实施《妓馆暂时管制办法》，在桃园路“西圈”成立检梅所，由市卫生局派医生、护士定期对妓女进行检梅，发现有“花柳病”即性病及时治疗，并令其本人停止营业，以防“花柳病”蔓延。同时，组成妓女学习委员会，由人民政府派人领导学习政治与文化，启发她们认识旧社会给自己带来的灾难及业主对她们的压迫和剥削，提高政治觉悟。在这个基础上，各妓馆推选妓女代表与业主组成职业工厂筹备委员会，进行储金集资，作为转业所需资金。
  1951年12月25日，长春市第三届第二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作出《关于查封妓馆的决议》，指出“妓馆是旧统治者摧残与侮辱妇女的野蛮制度残余，妓馆是老板、领家等极尽其能的狠毒压迫妓女，对社会、对人民的危害极大。本次会议根据全市各界人民的要求，决定立即查封一切妓馆，解放全部妓女，给予学习改造使之走向新生。对剥削压榨妓女之业主、领家，按其罪恶分别惩处，以安定社会秩序”。根据上述决议，由市民政局、公安局、人民法院、妇联等部门负责人组成了妓女处理委员会，中共长春市委、市人民政府的负责人担任委员会的主要领导，并制定了《妓女处理办法》：（1）为废除封建剥削制度，解除妇女痛苦，取缔妓馆，改造妓女，使之参加生产，走向新生。（2）成立妓馆处理委员会，研究决定具体进行步骤。（3）查封长春市所有妓馆，取消“欢乐地”名称。（4）被没收之业主、老鸨财产，充作改造安置妓女经费。（5）妓女、业主储金50%用作治梅戒烟，50%用作安置妓女。（6）新生妇女习艺所集中所有明娼暗娼，加以思想教育，劳动改造，治梅戒烟。（7）妓馆业主、老板按罪恶大小分别处理。（8）妓女改造后，有结婚对象者，协助结婚；有家者，发给路费回家；无家可归无偶可配者，组织其学艺，从事劳动生产谋生自立。
  依据《妓女处理办法》第三条的规定，长春市建立了查封妓馆行动指挥部，抽调干部33名、武装警卫296名，由行动指挥部统一指挥，在《决议》公布的当日下午，查封了长春市所有的49家妓馆，逮捕6名罪恶较大的业主。其他业主和从业人员一律进行登记，听候处理。剩余的42名妓女强行送往新生妇女习艺所参加学习，接受改造。嫖客经问讯后准其回家。妓馆财产分别清点，登记造册，除个别的集中保管外，其他均责成本人保管，听候处理。至此，几千年遗留下来的妓馆业在长春市全部废除。
  对妓女的改造教育工作，采取思想政治教育与劳动改造相结合的方针。位于大经路（今郊区公安分局后院）的新生妇女习艺所，自1951年11月17日开始，前后三批共收容118名妓女。其中前两批都是经宣传教育，自动放弃旧业参加学习的，最后一批42名则是查封妓馆时强行入所的。习艺所学员在所以政治学习为主，兼学文化，并参加简单的劳动以锻炼劳动技能，增强劳动观念。
  习艺所对94名梅毒患者、5名淋病患者，进行了11个月的治疗，全部治愈。对44名吸食鸦片者，戒除了烟瘾。
  1952年11月30日，在新生妇女习艺所参加集训的118名学员，除混入学员队伍有罪恶的2名掌班被检举法办、2名病重死亡、3名潜逃外，其他都结束学习，各得其所。有家愿归者，资助路费准其回家；有丈夫愿团聚者，经调查核实，准其与丈夫生产度日；有对象或欲觅偶者，习艺所搭桥，为之建立新的家庭；愿参加工作者介绍职业，绝大部分分配到夹皮沟金矿、桦甸金矿和市内一些工厂。据两个金矿统计，分配当手选工的17人，做电话交换机守机员的3人，当护士的3人，做营业员的4人，还有3人去文化馆、6人到食堂。她们获得新生后，纷纷写信给人民政府，表达感激之情。
  1952年4月21日，长春市在人民公园（今儿童公园）音乐堂召开有万人参加的公判大会，对长期剥削摧残妓女的35名业主、鸨子，根据罪恶轻重分别作出判决。罪大恶极的孙笑影、王占元、高向阳被判处死刑；其他则分别处以无期、有期徒刑和罚金，并没收其全部财产。“东西圈”的965间房舍，全部收归国有。经过1980年、1986年的相继改造，东圈建成6幢6层、西圈建成9幢7层的居民楼，成为设施配套、环境整洁的新型住宅区。
  长春市所辖5县（市）的妓馆为数不多，主要集中在县城内。榆树县在沦陷时期有两处妓院，妓女29人。双阳县有两处妓院。解放后，这些妓院有的自行废业，妓女另谋职业；有的被政府强行取缔，妓女或回家与配偶团聚，或觅偶成家立业。
  第三节 禁烟禁毒
  1840年鸦片战争前后，西方殖民主义者行销中国的大量鸦片，由沿海逐渐流向内地，长春市吸食者增多，出现了专营鸦片的烟馆业。这些烟馆有官办的，有日本人办的，还有官准立案的群众团体及个人办的。全市吸食鸦片者数以万计。
  旧中国的长春历届政府虽多有禁烟机构，如长春戒烟所、长春商埠禁烟事务所、长春临时禁烟会、长春县禁烟调验所、长春县吗啡疗养所、长春禁烟善后所、长春市禁烟协会等，并采取注册登记、连户具结、集中戒疗等方法，但收效甚微。
  1948年10月长春解放后，人民政府为彻底肃清帝国主义和反动统治者遗留下来的毒害，保护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维护社会治安，迅速恢复和发展生产，即明令严禁吸毒、运毒和贩卖毒品。根据1950年2月24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公布的《严禁鸦片烟毒通令》及东北人民政府制定的《东北区禁烟禁毒实施方案》，长春市由民政、公安、司法、卫生等有关部门及各人民团体负责人，组成了禁烟禁毒委员会。由民政部门负组织责任；查禁烟毒之权属公安部门；处罪之权属司法部门；公安机关负责拘捕或受理烟毒犯，并连同烟毒品及用具移送人民法院依法处理。当时，由于没有能够有系统、有准备地进行思想发动，广大人民群众对帝国主义毒害中国人民的罪恶阴谋认识不足，没有积极行动起来参加禁烟斗争，直到1952年初长春市的烟毒尚未根本肃清。
  1952年4月，在总结前段肃毒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全市开始大力宣传，发动群众揭发检举，内外配合开展肃毒运动。这段时间，共召开各种形式的宣传会21949次，受教育群众达1401730人次；按长春市当时52万人口计算，成人平均受到3次以上的教育。从而，激发起群众对烟毒的仇恨，掀起了揭发检举热潮，共收到群众检举材料3222件，有的毒贩子被当场公开揭发。在肃毒运动中，贯彻“打击惩办少数，教育改造多数”的方针，拒不坦白者从严，一般贩毒者从宽。凡自动真诚坦白，交清毒品、毒具，或有检举立功表现者，不管其吸毒数量多少，情节轻重，从宽处理，重者减，轻者免。如拒不坦白，也不交出毒品，毫无悔改表现，甚至企图隐瞒，抗拒破坏禁烟禁毒运动者，一律加重处分。市公安部门在掌握确凿证据的情况下，先后三批捕办烟犯218名。经吉林省公安厅批准的大犯、惯犯148名，其中判处死刑1名、死缓2名、3至15年徒刑25名，交由群众管制者120名。自首登记者486名，共分别处理704人。收缴烟土160两、烟料25两、吗啡原料150克、吗啡354克、海洛因72.5克，其他制毒、吸毒器具多件。长春市的禁烟禁毒运动历时5个月，到1952年9月，终于割除了帝国主义及封建残余遗留下来的“毒瘤”。
  长春市所辖5县（市）贩卖鸦片者也早已有之，种植罂粟吸食者为数不少。据《榆树县志》记载，清宣统元年（1909年）至民国初，县内设有鸦片专卖局、戒烟所、禁烟善后会等机构，名曰戒烟，实则是除私人贩卖鸦片外，还有官办专卖机构。1932年伪满政权颁布《鸦片专卖法》，县设管烟所，对吸烟成瘾者登记，发给《吸烟通帐》，按时限量供应鸦片。1936年，榆树县2557人（女320人）有《吸烟通帐》，无证吸毒者2281人（女34人）。到1939年，全县设有18处管烟所兼售吗啡、海洛因，有《吸烟通帐》者4331人，年销售鸦片4347888份；无《吸烟通帐》者超过有帐人数，私人贩卖鸦片、吗啡等人数更多。在沦陷时期，双阳县县城设3处烟馆，外乡有7处，吸毒者306人。解放后，各县人民政府均采取果断措施开展禁毒运动，收缴、销毁烟具和毒品，禁止私种罂粟，严惩贩运毒品的人犯，对吸毒者或教育或医治，彻底根除了吸毒陋习。
  第四节 改造迷信职业者
  新中国成立后，长春市有部分受旧思想毒害较深，专以占卜为业的人仍摆摊设点，欺骗群众。据1950年4月统计，全市有占卜业主104人。长春市各区人民代表会议及广大人民群众多次要求取缔这一职业，公安部门也一再宣传动员，使绝大部分占卜业主放弃旧业，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但有少数封建迷信思想浓厚的顽固分子，仍坚持以占卜为业。为破除迷信，教育改造本人，长春市人民政府于1953年7月开始，将19名占卜业主集中学习，进行教育改造，启发他们自我觉悟，同占卜业决裂。然后，依据具体情况作了不同处理。对有劳动能力自愿转业者，由劳动部门介绍安置工作；对自愿放弃旧业的年老体弱独身者，由民政部门给予救济或收养；对长期从事该业，拒绝教育不愿改行求职者，由公安部门处理。截止1953年9月，全市对迷信职业者的改造工作基本结束。
  第五节 改造游民
  长春市的游民由来已久，多系破产农民、失业工人、散兵游勇以及惯于乞讨、过着寄生生活的街头流浪者。历届政府对这些人都采取了一些相应的措施，乃至设置专门机构，进行收容教育改造。
  清代末期，创办了长春教养所。民国时期，先后成立济良所、长春警察厅贫民收容所和长春县教养工厂。东北沦陷时期，又设立“新京特别市”简易宿泊所等，以图改造游民不劳而食的恶习，但都没有多大成效。
  长春解放后，长春市民政局设立乞民收容所，自1949年11月3日开始至次年2月，共收容游民484名，占当时全市人口的1.2‰。这些游民入所后，建立管理委员会，采取自己管理自己的方针。他们按老、幼、男、女和身体状况划分小组，组长由民主选举或所里选择较好的人员充任。对衣着困难者，给予多方照顾，共发放棉衣145套、棉帽70顶、大衣11件、棉被47床、毛毯124条、棉鞋126双、袜子50双。免费为被收容的游民治病。针对游民“要上三年饭，给个皇帝都不干”的懒惰思想，除进行普通政治常识教育，宣讲人民政府对他们的政策外，主要进行“劳动光荣”教育，使他们认识到当乞丐是可耻的，以便树立劳动观念，达到自食其力的目的。
  长春市乞民收容所对第一批484名收容人员的教育改造，于1950年2月28日结束。对家居外地者，资助路费遣送回原籍参加生产；对家居本市者，具有一定劳动能力的介绍就业；对无家可归者，送往市救济院安置，使他们各得其所。
  1951年，撤销乞民收容所，将收容改造游民工作交由长春市生产教养院管理。这个院把行政机构的管理组织，改变为适应生产教养的组织形式，变单纯恩赐救济为收容安置。实施生产教养方针，彻底改造游民懒惰、乞讨、偷窃的寄生生活恶习，使他们树立劳动光荣，自食其力的思想。对游民当中有劳动能力的，送安置农场；对具有半劳动能力的，送麻袋工厂；对学龄期的孤儿，送劳动小学，接受正规初级文化教育；对老弱病残者，送生产教养院老残部收养。
  1956年，长春市又开展了第二批较大规模的游民收容处理工作。工作中认真贯彻中央“认真审查，公开宣传，依靠群众，说服动员”的方针，各区由公安、民政部门抽调人员组成工作组，并由区长任组长。经审查批准收容的94人，从公布的情况看，长春区数字较大，尤以输血为生的流窜分子较多；南关区次之，但暗娼较多。这些人经教育改造后，多数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第六节 收容遣送流浪乞讨人员
  解放初期，长春市收容遣送对象主要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灾民、难民和游民。收容遣送这些人员，对医治战争创伤改变长春城市面貌，支援工农业生产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因部分地区受灾，有少数灾民流入长春市，加上当时户口控制不严，也有不少农民盲目流入城市寻找工作。通过收容遣送使这些人回乡生产，既整顿了社会治安，又支援了农业生产。
  在遭受自然灾害的三年经济困难时期，收容对象主要是灾民。他们大批流入长春市，1960年达到高峰。为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全党全民动手，大办农业，大办粮食，压缩城市流动人口，加强农业第一线的指示，国家内务部于1960年11月发出《关于进一步做好收容遣送工作的通知》，同时颁发了《城市收容遣送站工作方案》。长春市因此成立收容遣送站6个，其中市级1个，县级5个，专门收容流入城市、衣食无着的农民和城市中流浪街头、生活无着者。
  国民经济调整时期，随着全国经济形势的日益好转，外流人员大大减少。但是，社会上还有一些屡遣屡返的长期流浪乞讨人员，其中有的无依无靠，无家可归；有的流浪成性，好逸恶劳；有的虽然有家，但有实际困难或其他原因而不能回家。这些人成为该时期的主要收容对象。
  “文化大革命”期间，社会收容工作无人问津，遣送也难以落实，整个收容遣送工作处于混乱停滞状态。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农村实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农业生产迅速发展。这一时期收容的对象主要为：家居农村流入城市乞讨者，城市居民中流浪街头乞讨者，以及其他露宿街头生活无着者。其中，真正属于因灾或因生活困难而流浪的只占20%左右，其余的人多为游手好闲的懒汉和以乞讨作为生财之道的人。此外，还有部分家庭管理不严而外流或被遗弃的精神病人、痴呆人员和顽劣儿童等。全市的各级收容遣送站贯彻“及时收容，加强教育，适时遣送，安置落实”的工作方针，做了大量工作。据统计，从1972年至1988年末，长春市共收容遣送长期流浪乞讨人员65835人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