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春图书馆

婚嫁丧葬，俗称红白喜事，是社会普遍存在的现象。原始社会大体从简，随其自然。进入阶级社会后，由于等级制度的存在、生产力的提高，逐渐向繁文缛节、矫揉造作方面发展（如第三章所述）。解放后，废除了剥削制度，先后颁布了两次婚姻法：1950年5月1日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到八十年代再次颁布了修改补充的《婚姻法》，废除了旧的封建买卖婚姻。在婚姻自主、男女平等的原则下，使广大人民（特别是妇女）得到了解放，同时摆脱了旧风俗的羁绊。五十年代，革命结婚成风，一般不送礼、不请客，到人民政府登记后，结婚双方各戴朵红花，请客人吃糖、抽烟。主婚人及来宾祝贺一番。两人预备一二套新被褥，同居一起就算成婚。亲朋好友前来祝贺，或赠书或送一点富有意义的小纪念品。婚事绝大多数从简，而以革命事业，共同理想为重，生活要求一般是低标准的。
  随着改革开放，个体户大量出现，思想教育相对放松，致使喜事大办，以显家道兴旺，各种陈旧的婚嫁俗礼又复以各种不同形态应运而生。
  讲排场、摆阔气，追求物质生活的倾向，在婚事上极为突出。据有关方面统计，全国范围内，近六年中农村人均收入提高1.1倍，结婚费用却上涨了10倍。大索彩礼、大办婚事，几乎形成社会公害。长春也不例外。最高的结婚费有耗资四、五万者。
  从60年代和70年代起，结婚即已追求“现代化”，彩礼除了要时髦衣服多少套外，还要“三转一响”：缝纫机、手表、自行车和收音机。80年代则是“三机一箱”：电视机、收录机、洗衣机和电冰箱。还附有条件：电视机要带色的，收录机要电脑的，洗衣机要甩干的，电冰箱要双门的。
  据调查，长春二道河子区远达街12委和13委在1986年共63对青年登记结婚，开销如下：
  1000～2000元的2对；
  2000～3000元的8对；
  3000～4000元的7对；
  4000～5000元的15对；
  5000～6000元的22对；
  6000～7000元的7对；
  10000元以上的2对。
  平均每对开销5000元，女方家长的陪嫁还不在内。12委结婚的每对都有电视机，其中有彩色电视机的36对。这是1986年调查的数字，据说这只是工厂职工子弟开销的水平。半数以上是和家庭收入相适应的，有点债也能还得起；一小部分是花尽了父母多年节衣缩食、日积月累的血汗钱。
  大要彩礼，追求生活“现代化”，已成为一种普遍风气。更有甚者，农村讲究什么“六六大顺”。初见面或女方去婆家几次都要给钱，及至结婚时，花钱逐步升级。所谓“六六大顺”就是初见媳妇给二百元，继之给六套衣服、六样食品。还有什么“四角齐”（一包四角放一二百，中间放一块表）。过去打家俱，都是单个的玻璃柜、写字台之类，现在城市都讲究组合家俱、连床带沙发论多少条腿，所谓“二响、四转、三十二条腿”，“三黄（金戒指、金项链、金首饰）一窝机”。有一首民谣讽刺这种现象：缝纫机带码边的，电视机带彩色的，手表带礼拜天的，自行车带冒烟的。当然后几种即使是万元户也难以置办。人们总结出痛苦的经验：
  “娶个媳妇扒层皮，
  娶两个媳妇抄家底。”
  “家有金钱万贯，
  经不起大操大办。”
  故有“儿子结婚，老子发昏”之谚。
  解放初期新郎新娘搬到一起就算结婚，到七八十年代，已被鄙视为寒酸、粗陋。如今娶亲用轿车，甚至组织小轿车队“亲迎”。少则二三辆，多则几十辆。更有甚者，摩托开道，轿车跟随，招摇过市，有似重要外宾来访。这些迎亲车，大多是调用公车。新谚曰：“过去养儿怕抽丁，如今养儿怕娶亲。”
  1988年，长春市精神文明办公室和民政局，连同省市各家报社，对四个城区进行了跟踪调查，在被查500多台接亲车中，仅有六台是出租车。检查情况见诸报端（《吉林日报》1988年2月21日）。有关部门对私自出车的司机和批准出车的领导作了罚款处理，或登出车号进行批评，以后，动用公车接亲者有所收敛。
  娶亲贴喜字，放鞭炮，已为常俗所肯定，但大摆宴席已成风气。为了气派，娶亲摆数桌酒宴的已很平常。有的人家还设“礼单”，或十数桌，或数十桌，要在收礼中捞回在彩礼上花费的损失。有点势派的人（特别是在农村），还要借此机会拢络一些人，得到一些油水；一些人也借此机会“巴结”上司。所以有些地方婚礼宴客实际上成了一种交易了。报上有数字披露，长春100例婚事中，最高的喜宴有花去37，000多元者，最低不少于3000元，平均4800元。随着婚礼比赛而来的是旧俗复泛。长春市宽城区一街道办事处，有60对适龄青年结婚，竟有56对在婚礼中搞了旧俗，几乎有令就要钱。有压车钱、装烟钱、接鞭钱、开箱钱、缝枕钱，无处不“钱”。还有偷盘子（取意快怀胎盘子）、筷子（快生子）、踩高梁口袋（取意步步登高）、抱斧子（一福压百福）等等。旧令复活，给亲戚关系带来了不快和烦恼。如二道河子一家结婚，婚礼上新郎戴出幼时“长命锁”，要求女家开锁，要“开锁钱”，引起两家争吵。农村旧俗复燃更甚，甚至有租赁鼓乐队吹打终日者，扰得街邻不安，造成公害。旧俗复泛现象之一是农村又出现了早婚或不登记就结婚的现象。据调查，1981—1987年吉林省全省不登记即以夫妻关系同居的人数竟达十四万四千多对，有的地方高达同年结婚人数的30%，其中一部分人仍受传统的早结婚早生子的观念影响，不到法定婚龄就同居，严重危害青年人健康和人口素质的提高。由于轻率结婚和传统的宗法观念（重生男轻生女等）以及物质生活的引诱，造成婚姻悲剧者，不在少数。据统计，1988年长春市中级法院处理离婚案件6510起，是建国以来最多的一年。1989年仅一月到五月就受理离婚案件3923起，比1988年同期上升51.8%。离婚率以每年35%的比例上升。
  不良的社会风气引起了国家和社会的关注，有关部门深入开展了大力宣传婚姻法，加强青年的法制观念等教育活动，并采取了一些婚姻改革和移风易俗的积极措施，近期取得不少成效。1984年市妇联、团市委、民政局、青少年教育办公室联合组织集体婚礼，各街道及各县、乡群众也自发地组织起多处红白理事会。在组织婚事新办的同时，也起到破旧俗立新风的作用。报纸上也大力宣传了喜事新办、移风易俗的光荣历史，宣传了婚姻法。近年由红白理事会组织经济俭朴的多种新式结婚形式，受到群众欢迎。
  1986年“五四”青年节团市委为一批青年举行集体婚礼。这些勤俭办喜事的事迹报纸上都曾予以宣传。同时，也宣传晚婚晚育的先进事例。1978年朝阳区九个公社婚龄者7500人，晚婚者7286人，晚婚率占97%。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下达后，喜事新办，丧事从简已成风气，仅宽城西广场街道办事处，就在各居民委员会和街办企业先后组成街委婚丧事务管理所下属24个红白理事会。这些理事会负责调查红白喜事，如开婚姻座谈会，帮助主家精打细算办婚事，绝大多数都乐于喜事新办。有的新娘放弃丰厚的彩礼，将结婚费用于生产；有的新娘不用轿车，自己骑自行车去婆家；有的家长放弃了大摆喜宴的计划……，38对结婚青年，就有34对是简办的。1987年三个月内有57件婚事，节省了144800元。
  此后南关区、朝阳区、二道河子区等都相继举行数起集体结婚典礼，给结婚青年提供了喜事新办条件，有力地抵制了大办喜事的奢靡风气。与此同时，大力提倡婚姻的法制观念，使广大青年树立了正确的恋爱观、婚姻观。
  省民政厅1986年3月15日发布有关婚姻登记法，坚决实行一夫一妻和男女平等的婚姻制度。各级领导深入宣传，支持婚姻自主和与传统婚姻观念决裂，使城乡青年转变了某些传统观念，树立了正确的恋爱观和婚姻观。近年青年择偶有以下变化：
  ①坚持婚姻自主。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决定成婚者，现已不存在，即使最初有人介绍，也要经过彼此了解，直到两人情投意和为止，不再轻信盲从。父母再也不去包办，而尊重儿女自己的选择。青年绝大多数敢于大胆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一些青年也开始登征婚启事，或通过电视选择配偶。城市男女也有应征到乡下结婚落户的。
  ②择偶注重对方文化程度和致富本领。过去农村找对象往往没有文化水平要求，只看品貌和劳动本领。现在则看文化程度和工作能力，特别是致富的本领。过去农村姑娘往往欲嫁城里人，农村男青年找对象很难。如今农村青年是“不愁没对象，就怕没本事。”
  ③女青年以讨彩礼为耻，注重自力更生。女孩们已开始认识到把自己置于商品地位，成为高价姑娘，是最不值钱、最可怜的，根本达不到自尊和男女平等的目的。所以绝大部分女孩都考虑经济独立，自己练本事。只有经济上独立，才能真正达到男女平等。她们在生产工作上都能自尊、自爱、自强、自信，与丈夫并肩奋斗，自力更生，建设新家庭。
  ④要求对方孝敬、赡养双方父母，夫妻共理家务。长期封建社会形成的陋俗之一，即已婚青年只赡养男方父母，不赡养女方父母。这也是造成重男轻女现象的原因之一。解放后经多年教育，这种现象已基本消除。女儿出嫁后，也一样赡养父母；只有妇女负担家务劳动的现象如今也有所改变，共同负担家务劳动的现象已较普遍。目前虽然不拒绝负担父母的生活费，但大多数青年婚后多不愿与父母同住。根据婚姻法的规定和青、老年实际状况，国家也鼓励丧偶老年男女再婚。敬老院里常有老年男女相处，发生爱情而结婚者。长春市设有多处老年婚姻介绍所。如朝阳区永昌老年婚姻介绍所工作人员，针对老年人对再婚的各种顾虑（特别是妇女，怕舆论不好，怕儿女干涉等）做思想工作，在一定时期内为之保密，登记者百多人。1987年初，宽城区有230对丧偶老人经“黄昏之恋”后结成伴侣。还有的街道为老年人举行再婚集体婚礼，对过去“老不正经”、“老风流”、“好马不备双鞍，好女不嫁二男”的封建礼教是很大冲击。报上赞美这些新人新事：“断藤发新芽，老树开新花”。
  在各级政府和群众团体的组织下，青年男女（特别是知识分子）更喜欢举行旅游结婚、舞会结婚。这些新式婚礼生动活泼、节省开支、不扰亲友，对贬低人格、污染社会、庸俗不堪的变相买卖婚姻和各种传统陋俗是一种有力的批判，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做出了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