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春图书馆

民国时期和东北沦陷时期，粮油购销价格是市场报价。价格的形成主要受本地粮食买卖形势和国际市场粮价的直接影响。由于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出于掠夺的需要，大量输出东北粮食，形成了远销欧洲、日本的国际粮食流通。中国的粮商为外国粮商、代理商收购粮食。在中国粮商中还存在着一种以粮豆为中心的买空卖空投机阶层，他们都能了解到国际市场的价格信息，使国内市场的粮价随国际市场粮价的波动而波动。这种国际市场粮价的影响又以约束为主，长春产粮区的大小粮栈和外国粮商，都听命于大连的粮价，而大连的粮价信息又来自日本，从而形成了以日本市场价格为中心的价格网络。这种粮食价格形成关系从19世纪初开始，一直延续到30年代中期。
  1937年之后，日本侵略者为了扩大侵略战争，加紧对中国东北地区粮食的“统制”，公布了一系列粮食“统制”的法令，大肆掠夺东北粮食。这时由于靠市场粮价及买办的经济手段收买粮食均不奏效，日本侵略者和伪满政权就直接采取了强制的手段，出台了“出荷粮”的办法，硬性规定很低的粮价，并以所谓的奖售为名佐以配给物质，以期拿到更多的粮食。
  1941年7月28日，日本侵略者及伪政权以敕令181号公布了《价格等临时措施法》，规定物品价格、运送费、保管费、赁贷费、加工费，均以1941年7月25日的价格为准，不得变动。这个措施法又叫“七·二五”价格停止令。当时日本帝国主义正在积极准备发动“太平洋战争”，“七·二五”价格停止令是在所谓“后方”经济上采取的一个重要措施。停止令的价格是“公定”牌价，对违反价格规定者要处以5000元以下罚金或3年以下徒刑。
  1944年，伪满政权在粮食实行“配给”的基础上，又明确规定了各类粮食的“配给”价格。“配给”价格的确定是在收购的基础上，加上完成“配给”过程的费用。
  1945年“八·一五”光复后，又恢复了市场自由经营，由于国民党的反动统治，粮价波动非常大。1946年至1947年秋，通货膨涨加剧，市场粮价成倍上涨。大米，1946年全年平均每市斤为55.2元（东北流通券），1947年全年平均每市斤为154元，上涨2倍；高粱米，1946年每市斤为10元，1947年每市斤为70元，上涨6倍；大豆，1946年每市斤为7.47元，1947年每市斤为47.46元，上涨了6倍多；豆油，1946年每市斤为40.04元，1947年每市斤226.92元，上涨5倍多。到1948年10月初，长春解放前夕，由于“兵临城下”，没有粮源，粮食等生活资料严重短缺，长春市市场粮价混乱，粮价飞涨，竞然达到几百万元一斤，甚至几亿元一斤。一斤粮食可以兑换一台缝纫机，一个大饼子可以兑换一个金戒指，这是在战争中以粮为命的条件下，粮食价格严重扭曲的反常表现。
  1948年10月19日，长春解放，在长春特别市政府领导下，长春市粮食公司开展了集中打击粮食投机活动，稳定了粮食市场。对于市场粮价，采取市场价格低于国家牌价时，由市场去调节，粮食公司不卖或少卖，市场价格高于国家牌价时，粮食公司则大量销售，保证供应，从而控制了市场物价上涨，稳住了市场粮价。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农副产品继续实行自由购销，粮食价格由市场调节。随着粮食消费需求的增长，粮食价格每年都略有上涨。1951年和1953年，根据东北贸易部和东北粮食公司关于有计划调整粮食收购价格的规定，在保持粮价基本稳定的前提下，两次较大幅度提高了粮食收购价格，以此保护农民利益，增加粮食收购量，缓解市场供求矛盾。同一时期，在粮油销售价格上也先后3次作了适当调整。为了保证职工生活不受粮价变动的影响，对职工工资实行以粮、布、油、盐、煤5种商品为支付标准的“工薪分制”，每月在《东北日报》上发表一次分值，按值计算工资额。实行这种办法，保证了广大职工的实际收入不受影响，对职工生活起到了稳定的作用。
  1953年，实行粮食统购统销以后，农民有少量的自产农副产品在农贸市场上出售，价格由市场调节，但由于反对资本主义和“割尾巴”等一些“左”的作法，市场购销实际没有形成自由定价的条件。1981年以后，随着议价粮油销售的增加，市场价格才逐渐形成。1985年，实行购销部分放开的“双轨制”以后，才真正形成“随行就市”的市场价格。粮食部门确定议价粮收购价格，主要是根据市场供需情况和国家资金、粮食库存情况，本着收得进、销得出的原则，以略高于市场价格作价。但曾出现过定价过高，销价过低，加之库存积压过大，占用资金过多，企业增加费用而背上包袱的现象，造成企业议价粮经营严重亏损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