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春图书馆

伪满洲国军，是由投降日本关东军的东北地方军阀部队所组成，在其存在的14年间完全受制于关东军司令部，是日本侵略军的附庸和殖民统治的工具。因此，它的所谓政治工作，实际上就是日本侵略者进行的殖民主义思想统治和组织控制。
  一、思想统治
  日本侵略者对伪满军的思想统治核心是奴化教育。
  1932年8至9月间，伪军政部和省警备司令部，相继设立了中央军事宣传委员会和警备区军事宣传委员会，负责指导和组织实施伪满军的精神教育和政治宣传活动。
  按照日本关东军的旨意，伪满军组建初期，部队教育的指导方针是所谓帮助伪满军“各军官长、兵，确认新国建设意义，并将全国军人陶（冶）成新军人资格”，扫除“旧军阀豢养私兵之淫政，使之洗心革面，彻底改良，陶（冶）成新军”，并向官兵宣扬“日军出兵东北，只是使东北百姓从张作霖父子的暴政中解救出来，绝无领土要求”。此年，伪满军先后两次举办了有各级“优秀军官”参加的“建国讲习会”，“授以建国之意义，日满协和之原因，以及新军人应尽保国卫民等常识”。“讲习会”结束后，学员们“归向各部队中长官僚所，详为譬解开陈，斯将全国军人，均明以上意旨，而巩固军心，竭诚拥护新国”。9月，伪中央军事宣传委员会创办了《军事周刊》，“专以宣传重点，对军内建军当初之不安定时以安定军心，教化向上为目标”，对伪满军官兵进行精神教育。1933年6月，《军事周刊》更名为《精军旬刊》，继续向官兵灌输日满融和，东亚共荣，王道乐土等军国主义思想，“注意军人之精神教育，其军纪与风纪，增益军人学识，涵养军人道德”。此后，伪满军之精神教育，随着伪满洲国“治安由小康状态而转入治平状态时期进入了正常状态，是故各部队每月则有每月之计划，每周又有每周之进度”。要求伪满军部队在“教育中务求利用切合当时之机宜，且按部队之情形，随时对证之针砭，以实施之”。
  1940年9月17日，伪满洲国治安部颁布了《军队教育令纲领》，进一步明确了军队教育以涵养军人“透澈之建国精神及坚确之军人精神严肃之军纪”为重点，“建国精神者，即向日满一德一心，民族协和、道义世界之显现上精进诚心之谓也”，“军人精神者，即基于建国精神上下一体献身殉国发挥武人之本领诚心之谓也”，“军纪者，即统帅确立、上下一致团结诸规律严正确实之谓也”。在精神教育中以“忠君亲日”为重点，要伪满军官兵不仅每天早晨向伪满皇帝祷告，表忠心，更要向日本的“天照大神”朝拜，视“天照大神”为国祖，尊奉日本天皇为第一“人神”。
  为配合日军的侵略扩张，伪满军政领导机关还利用广播、电影、文艺演出、长官训话等形式，大肆宣扬“日满亲善”、“大东亚圣战”等军国主义侵略政策。伪满国兵法实施后，被征集入伍的新兵，要进行集体效忠宣誓，其誓词是：“……我等一同谨恭尊奉实践帝旨至诚，服从上官，遵守命令，勉励军务，以期完成军人之本份，而为国民之仪表。”各军管区待新兵集中后通常都要把新兵编成新兵营，集中起来进行为期3个月的奴化教育，军管区司令官一般都要进行训话，强调说“服兵役是青年人最光荣的事情，你们都是满洲国的优秀青年，应当是忠君爱国，用心学习技术。遇战努力杀贼是军人的天职，以后要竭尽全力向上”。第二军管区司令吉兴还将新兵入营教育拍成了纪录影片《壮志烛灭》，到各地放映。由日本人任队长兼指挥的“满洲国军乐队”及其所属6个分乐队，在宣扬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扩张政策中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它自成立后，在各种场合或纪念日，多次演奏过《协和进行曲》、《满洲帝国陆军军歌》、《关东军军歌》、《名誉勋章》、《大陆进行曲》、《二千六百年祝歌》等。1940年1月，为配合日本侵略军发动的所谓大东亚圣战，“国军军乐队”（原“满洲国军乐队”）在纪念会公堂（今长春艺术剧场）演奏了《新加坡陷落歌》、《军舰进行曲》，还利用慰问部队、广播、在“野外音乐堂”演出等形式，先后为“万寿节”、“海军纪念日”、“航空纪念日”、“忠灵庙例祭”等活动演出10余次，竭力为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行为歌功颂德。
  军校是为伪满军彻底改良培训新军官的基本教育机构，日伪当局对学员的精神教育和思想控制尤为重视。伪满洲国的主要军事学校满洲国陆军军官学校，在整个教学活动中，自始至终向学生灌输绝对服从，勇敢无畏，自重自信，忠于信守的思想，重点是宣扬“武士道”精神和“忠君爱国”观念。此外也向学生宣扬普鲁士的“尚武精神”，日本的“大和魂”，中国儒家学说中的“杀身成仁”和“舍生取义”等思想观念。
  伪军校在教学中一律使用日语和日文课本，大都由日本人授课。为加快“日满融合”进程，伪军校招收了约半数的日朝籍学生，同中国学生共同生活和训练，毕业的中国学生，一部分被选派入日本士官学校深造。学校在普通课教学中开设有“伦理学”，“伦理学”所讲授的内容除中国儒家学说外，着重是宣扬“天照大神”是创世主，日本和“满洲国”是同文同种，满洲人也是“天照大神”的子孙，日本天皇是现世中的“人神”，是父，“满洲国”的皇帝是子等思想。在日常生活中，学生们早起要晨拜“元神庙”，吃饭时要唱军歌，就寝前要写“反省录”，检查一天的言行。新生入学要参观伪皇宫，拜谒“建国神庙”、“忠灵塔”。为宣扬日本军国主义思想，伪军校还举办了“日军空军中尉春日战绩展”等活动，激励学生“竭尽全力向上”。
  伪满皇帝溥仪和日本关东军对伪陆军军官学校之教育非常重视，多次到校巡视和发表演讲。1941年后，伪满洲帝国皇帝溥仪曾多次来校参加开学和毕业典礼，并下达“敕语”：“尔军官生徒，为朕股肱，宜愈尽瘁国军，朕深赖之”，“尔等必当拳拳服膺以身作则俾发扬建国之精神贯彻日满一德一心之真谛忠勇公正信义精诚以为干城股肱之任”。关东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山田乙三，天皇御弟三笠宫等显贵，也曾到校视察，发布演讲，其内容也都是为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政策歌功颂德，鼓吹“日满不可分关系”，勉励学生努力涵养国家意识和国军意识，遵奉实践帝旨等等。
  二、组织控制
  1932年3月伪满洲国成立后，日本陆军省制定了《满洲国陆军指导要纲》，规定：满洲国军要置于日军经常的、实质的掌握之下，关东军有权在满洲国军中充当各级指挥官。1934年3月，伪满皇帝溥仪以陆海空军大元帅的名义，正式将伪满洲国军的指挥权委托给关东军司令官，使伪满军从形式到实质完全成了日本“帝国国防的补助要素”而受制于关东军。
  日本关东军对伪满军的控制，起初主要是通过派遣顾问团来进行，后来日军认为要完全控制伪满军，仅靠少数顾问和教官是不够的，于是又派遣“有为的日系军官”，充任伪满军的各级指挥官，从而完全控制了这支部队，使其成为附庸军。1932年4月，日本关东军向伪满军政部派驻了以炮兵大佐多田骏为首的军事顾问团，作为军政部的顾问部执掌伪满军的军政和军令。与此同时，关东军还派吉冈安直以关东军司令部代表的身份常驻皇宫，有权决定伪帝溥仪的各项活动。关东军作这样的安排，就使伪满军的最高统帅和指挥机关，成为在它实际控制下的傀儡和工具。
  顾问团最高顾问多田骏到任伊始，即领受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和参谋长桥本虎之助的意图，提出了建设伪满军的指导方针，其着眼点放在将伪满军改造和建设成为完全由关东军控制的附庸军队上。
  在最高顾问统辖下，顾问团的基本任务是“对使军政部如何被视为国家之重要机关及如何使旧军阀之私军队成为今日之精练的军队等予以必死之努力及牺牲”，简而言之，就是要实现全面控制和操纵指挥伪满军。为此顾问团不仅在伪军政部（治安部、军事部）置各种顾问若干人，而且在海军、警备区（军管区）司令部，旅、团部队，宪兵、军校及教导队等单位，均派驻了军事顾问，伪满军的人事权、训练权、军事指挥权等都由他们掌握。
  关东军派到伪满军中的日本军官，在伪满军组建初期，名义上虽多为副职，是辅助正职工作的，但实际上他们却拥有决定权，而作为正职的中国人对他们只能是唯命是从。
  1934年，伪军政部决定，非经中央陆军训练处培训的人员不得担任军官，从此旧军官被逐渐淘汰，换上了受过军校训练和奴化教育的新军官。同年，伪满撤销了各地区的警备司令部，实行军管区制，借此机会，日伪当局采取明升暗降的手段，将原东北军的高层军官调离现职，派到伪军政部和将军府等军事机关任虚职。在部（分）队，日系军官也有越来越多的人任正职，一些皇族也安排到军校从事教学和管理工作。及至1941年伪第二军管区司令官吉兴被调任侍从武官长后，伪满军高层全部换上了亲日的新军官，伪满军中的中下级军官也陆续由军校毕业生充任，从而实现了伪满军的“彻底改良”。
  三、监控惩罚
  为防止伪满军内部可能发生的离心倾向和反叛行为，日伪当局在加强奴化教育的同时，还运用各种组织形式和手段，不间断地对伪满军进行监视和调查，对违纪的官兵则视情节轻重予以不同程度的惩罚。
  1934年3月，伪中央军事宣传委员会改编为军政部军事调查部，其所属第二科（课）除进行军事情报活动外，还要负责调查伪满军各军管区的历史、官兵素质、出身、文化程度、籍贯和思想动态，其中尤以官兵的思想动态为其调查的重点。具体实施由顾问系统领导部队的日系教官、军官和亲日的伪军官负责进行。除此之外，关东军还通过直接在伪满军中安插密探，在部队中实行互相监督等手段，监视和控制伪满军。
  日伪当局为了切实有效地控制伪满军，还非常重视发挥宪兵的作用，在开始组建伪满军时，也同时建立宪兵部队。到1935年3月，在伪满军主要驻地均建立了宪兵队，并成立了伪满军宪兵司令部，在关东军宪兵司令部的直接控制下，行使军事警察职责。1938年以前，伪满洲国尚处于所谓“治安肃正时期”，宪兵的主要任务是参入军事讨伐，宪兵队行使军事警察的职责尚不充分。1938年上半年，伪满宪兵进行了改组，宪兵司令部改为宪兵总团司令部，宪兵队改编成甲、乙两种部队，乙种部队调往边境地区，监视远东苏军，甲种部队则继续留驻各军管区和警备军司令部所在地，专司军事警察职责，监督控制伪满军，防止和镇压可能发生的反叛行为。宪兵总团司令部所属第三课的职责，对内主要是掌管对伪满军思想动态的调查，防范反满抗日思想的渗入，并“考察研究”士兵逃亡的动机和原因，呈报伪治安部（军事部），供其研究防范对策之用。
  日伪当局在对伪满军进行法西斯式的监控的同时，也施行法纪治军。1940年7月10日，伪治安部颁布了《军惩罚令》，规定“军人背其本分或违军事之定则其它害军纪紊风纪时依本令惩罚之”。就是说若军人不按军事法规办事，违抗命令，违犯军纪，就要依照《惩罚令》之规定予以惩罚。惩罚令之规定适用于“现属于军之军官、准尉官、军士及兵；兵科部之见习官及候补生；军所属诸军校之生徒”。按照违令违纪程度和情节之不同，军官、准尉官分别受谨慎、罚薪、申诫处分；军士分别受禁闭、罚薪、申诫处分；兵分别受降等、禁闭、罚役处分；“兵科部之见习官准于军官候补生及军所属诸军校之生徒各按其阶级准于军士或兵但无阶级者准于兵”。
  日伪当局在对伪满军官兵实行监控和惩罚的同时，为笼络人心，缓和矛盾，有时也采取一些怀柔手段，如伪帝溥仪对军校本科生队每期毕业考试的第一名，都“御赐”军刀一柄，怀表一块。其弟溥杰在“建国”十周年之际，让其夫人嵯峨浩子做小点心分送给军官学校的学生们。“珍珠港事件”发生后，为祝贺胜利，伪帝又对每个军校学生赏赐“御烟”一支。德国法西斯战败投降后，日本关东军感到末日来临，其顾问、教官和其它军官一改往日的高傲姿态，主动地同伪满军各级军官联络感情，共同进餐和向伪满军官赠送物品等，企图以此来淡化或抚平伪满军中日益增长的对抗情绪，继续维持其殖民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