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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军队的政治工作，就其基本内容而言，主要是加强对部队的思想统治，组织控制和军法军纪约束，并为此在部队设立了相应的执行机构。
  第一节 清军政治工作
  一、精神灌输
  清朝以武功开国，视军队为国家根本，从多方面予以治理，尤其注重精神灌输。遵循“治军之道，首在训兵，其次练兵”的治军原则，把“忠君爱国”思想作为精神教育的核心，培养官兵效忠清廷。雍正二年七月（1724年9月）在一次训谕中，要求八旗官兵“笃于事上，一意竭诚忠效”。同治初年，吉林创办练军、防军（靖边军）伊始，就把“忠君、尊孔”作为军队教育的重要内容。光绪末年，吉林编练新军，把“修礼义忠勇”作为军队精神教育的基本点，在官兵中宣扬“皇仁国恩”思想。宣统元年（1909年）吉林军署发布《教练处详送备补队暂行教练简章文并批》，规定把教唱“忠义歌”、“劝兵歌”、“训兵歌”列为官兵思想训育的重要内容。此外，还通过为战死官兵建忠祠，招军魂，在官兵中灌输“生死由命，富贵在天”的宿命论观念，束缚官兵思想，使其甘愿充当封建统治阶级的御用工具。
  清末，清廷贯彻“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治军方针，把中国儒家思想和西方资产阶级训兵观结合起来，改变了传统的教育方式，增添了新的教育内容。此间，驻长春府的陆军第三镇等部，开设了“军人精神谭”等课目，设置了正规的政治训育教程，由专人讲授历史、修身等课。吉林军署制定的《教练处考察军队各期教育章程》规定，在考察军队教育时，除考察各学科和术科训练成绩外，“应行特别注意”的是兵丁“精神教育之心得”和“军纪之张弛，士气之盛衰，官长与兵丁亲和悦服之程度”等事项。
  清朝历代统治者都视东北地区为其统治全国的根基，认为“吉林为我朝发祥之地，非各省驻防可比”，“自当恪守旧章”。因此，清廷在治军中竭力向官兵灌输“忠君爱国”和“抒忠尽汝务，务本付予诚”等思想，同时，还恪守“崇尚武功，防止汉化”的方针，对八旗官兵学习汉文、效仿汉俗的现象，屡次下令整饬，降旨训诫满洲八旗“务守满洲本习，不可稍有疑惑”，以保持“吉林八旗天下最”的劲旅，作为其赖以统治的忠诚可靠的骨干力量。
  二、武职选任
  吉林八旗选任武职官员，分开列、拣选和世袭三种。
  吉林将军、各城副都统职缺，由兵部知照军机处，开列侯选人名单，请旨简放（皇帝批授）。长春厅（府）自有八旗军驻防后，其职官均在协领之下，因此其各级职官任用皆由拣选和世袭解决。协领、参领、佐领、防御、骁骑校和领催职缺，由吉林将军从本处官员中拟定正、陪，咨送兵部，参加拣选，请旨待补。拣选的选拔方法，主要是根据官佐平时政绩考核优劣决定拟补之正、陪人员名单，呈报补放和待补。至嘉庆十年（1805年），清廷还规定，凡初任的世职官员，一律要降级试用一至二年后，再由该管大臣决定是否升用，对未经设立防御的地方如有佐领缺出，可从骁骑校内拣选补用。
  在八旗武职官缺中，佐领中的世管佐领职务，其子孙可世代承袭。将吏因公和参战已故者，其子孙可授“难荫生”资格，待入监学习3个月后，再按其先辈生前职务，委以一定官职。有清以来，由吉林将军衙门题名“拣选”的各地各级武职官员均为世族，拔补虽多，却多数不能胜任其职，若非是上司亲故者更难列入“拣选”名单，武职选任中任人唯亲的问题十分普遍。
  到清末，题命待补者大都不堪任用。
  练军、防军（靖边军）驻长春府各部的职官，都是从原八旗军官佐中转任而来的。新军中的一些官员也来源于八旗官佐，但其主要将吏和教习却来自北洋。为了解决官佐素质低的问题，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根据吉林将军令，长春府城保举的官员，也要在实际工作中考核后再行决定是否补缺。为掌握先进的军事技术和军事理论，适应近代军事体制的变化，自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后，军中将弁改由军事学堂培育的毕业生充任，但下级指挥官多系行伍出身，没有受过专门系统的军事教育，素质低劣的问题，没有得到根本的解决。
  晚清时期，清军在人事管理上出现一些新的变化。光绪三十四年三月（1908年4月），吉林设置了旗务处，下设5个科，其中军衡科是吉林八旗军有史以来设立的第一个人事部门，负责官兵升调补署、世职、休致（退休）、功过档案等事务。这一机构的设立，对过去那种军中人事事务无专职部门负责的状况是一个进步。
  三、奖励惩罚
  清廷治军奉行“信赏必罚”的原则。为严肃军纪，达到巩固部队，凝聚军力之目的，规定了有关奖惩的军纪法规，对在招抚、作战、驻防、操练、执行公务及军政考核中成绩出众者，视其功等大小给予不同等级的奖励；对违纪违令、玩忽职守者，则根据情节的轻重给予不同程度的处罚。
  按清军有关奖惩的规定，奖励分为晋世职、晋级、升官、著赏名号（授予称号）和赏钱财物等几种；惩罚分为罚俸、降级（降级留用、降级调用）、革职（革除职务、革职留用）和削去世职爵位等方式。
  清初，满洲八旗兵大量入关，清廷为巩固其发祥之地吉林的统治和加强边疆地区的防务，于康熙元年（1662年）制定了招抚“新满洲”的奖励标准，对招抚者按其招抚户数的多少，分别准给头等、二等、三等、四等和五等军功，对率部归顺的部族首领，按其所带户数的多少，赏封一定的官职。
  对作战有功的官兵，清军实行重奖。同治四年（1865年），谕旨吉林将军，“凡所获‘马贼’中有悔罪自新者，可按捕盗多少奖赏；捕获巨盗及斩盗多名者酬赏翎支，破格奖励”。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在抗俄战斗中，吉林将军规定：凡能在俄军过境中斩一名俄兵者赏银五十两。当年七月二十七日正式发布“擒杀洋兵”的赏格告示：凡生擒一名俄军者赏银五十两，击毙一名俄军者赏银十两。此外，对驻防守土、执行公务、军事操练等成绩突出者也予以奖励，以示恩宠。
  清军对违纪违令的官兵，根据其所犯错误情节的轻重予以不同程度的处罚，对在作战中违犯命令或失利的将吏予以从重处治。对在平时执行公务中玩忽职守，不尽职尽责认真办事者，清军也予以惩罚。光绪四年十一月（1878年12月），伊通河正黄旗蓝翎骑都校索成，因在捕盗中妄拿无辜而被革除职务。对举荐官员才能不贤者，训练和军政考核中成绩不佳者，亦照例予以处罚。
  光绪十四年四月（1888年5月），吉林将军衙门针对士兵开小差日益增多的状况，根据清廷就此发出的整饬令，制定并发布了惩治开小差士兵条例，其中规定，士兵逃后1个月内被拿获者，先责军棍五十，插双耳箭游营3日后，再枷号1个月，满月后，再责军棍一百，收营入伍。在处罚士兵的同时，对其管营官也相应地予以责罚。兵丁开小差，将该管营官记过半年，如逾3名者，分别参处。
  清末，清军官兵贩卖军火现象比较普遍，为此，清廷谕令吉林将军参照执行盛京所定的《严惩私贩洋枪洋炮章程》，严厉惩治当事者。《章程》规定：凡私贩洋枪洋炮者，一律发往新疆给官兵为奴；贩私枪者枷号两个月，杖一百；贩卖洋（火）药、洋砂、铜帽者，按私贩硫磺论处。
  清军虽然强调要“赏罚分明”，但实际上功过不分，弄虚作假，徇私舞弊的现象相当普遍，官兵的法纪观念甚为淡薄，有纪不遵，有章不循，违法乱纪之事层出不穷，此种现象自嘉庆朝起尤为突出，严重削弱了部队的战斗力。清军在近代抗击帝国主义侵略时之所以一战即溃，屡遭败绩，此是一个重要原因。
  第二节 东北军政治工作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从民国初期的奉、吉、黑三省省防军，到三省军政统一后的奉系军队，在整军经武中，都非常重视精神教育，培植重用亲信骨干和实施奖惩制度，以便有效地控制军队，达到维护地方割据政权，进而争雄中原，入主中央政府之目的。
  一、精神教育
  奉系军阀形成前之民国初期，吉林省防军驻长部队的精神教育，基本上是沿袭清末军队的教育方法，各陆军混成旅、团在部队教育训练的学科中开设了精神教育课，授课一般按建制单位组织进行，由各级长官和军士担任教员，学习内容大都是“四书”、“五经”等儒家思想学说。还通过祭祀孔孟等活动，宣扬“忠孝节义”、“三纲五常”等封建道德观。为迎合袁世凯复辟帝制的需要，精神教育课还学习了袁世凯的《告诫军人训令》和《布告军界文》，向官兵灌输袁世凯是“士兵的衣食父母”，军人对大总统有绝对服从之义务等效忠思想。
  1919年张作霖以武力驱逐吉林督军孟恩远，实现了东三省军政统一后，奉军驻长春的各旅团部队的精神教育，主要是通过发行军事杂志和讲义、设立精神教育课和长官训话等手段，向官兵宣传“东北人治东北”、“下级要绝对服从上级”等思想，并训诫官兵要“作战勇猛，虽死犹荣，封妻荫子，光宗耀祖，青史留名”，要官兵以关羽和岳飞的忠勇精神为榜样，驰骋疆场，英勇作战，为奉张军阀的统治效忠卖命。
  1929年东北军易帜，被国民党政府改编为国民革命军东北边防军（俗称东北军）后，其所属部队的精神教育，开始以国民党的“三民主义”为指导思想，把“服从中央统一指挥，平息内战，共御外侮，反共清党”作为教育的重要内容。这一时期的部队教育，还通过长官训话，上政治课，组织官兵学习《军事月刊》，教唱“好男儿”、“励志歌”、“从戎乐”、“黄族歌”、“满江红”等军歌，分析国内外的政治军事形势等方式，开展反帝爱国教育，要求东北军官兵在国家和民族面临危机、处于危亡之际，要以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为重，团结一致，杀敌卫国，“不负整军经武后哲前贤”，做“还乡马革将尸裹”的“好男儿”。
  二、军官任用
  1912年3月15日，袁世凯发布大总统令：原清末“所有各省文武属官，照旧供职，官制、营制，概不更动”，“官名虽更，政权依旧”。据此命令，原清末驻长春府军队的各级官佐继续留任。翌年2月，驻府部队吉林新练巡防营改编，根据《统制等改称师旅团营连长》的命令，其职官名称相应地作了变更。1914年，北洋政府公布《陆军官佐补官令》，首次规定了各级军官晋升条件和批准权限，将官（督军、师长、旅长）晋升不受条件限制，由中央政府决定，校官（团长、营长、炮兵连长）须任满现职3年方能晋升，任命权也由中央政府掌握，将、校级军官委任状均由大总统签署方能生效，尉官（连长、排长）任满现职3年方能晋升，任命权由督军掌握。
  1919年张作霖以武力手段驱逐了吉林督军孟恩远，将驻吉林省的军队纳入奉军序列，此后，将、校两级军官都由张作霖任命。1928年张学良继任奉军统帅后，将、校两级军官改由以张学良的名义任命。东北军易帜后，国民党中央政府与张学良达成协议：“东三省军政要员，均由张学良开列名单转呈蒋介石，国民党中央政府应认可无疑义”。此种状况一直沿续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为止。
  在奉张集团统一东三省军政前，吉林军队军官的任用和奉张集团一统东北后奉军军官的任用，都是典型的任人唯亲。民国初期驻长春的吉林陆军混成旅（后改称吉林陆军第一混成旅）旅长裴其勋为袁世凯的旧部下，第二混成旅旅长高士傧为孟恩远的亲戚。孟恩远为了有效地控制军队，创设了模范营和下级军官养成所，培植亲己势力。至东三省军政统一后，奉军居要职的高级将领更几乎都是张作霖的亲戚和结义兄弟，张作霖任用军官的第一标准就是要“绝对忠于自己的人”。因此，过去曾与他占山为寇的“兄弟”、同乡、亲朋、旧友、部下，都被安插于奉军中担任要职。1922年7月，东北军进行了整顿，废除了中下级军官中的推荐制，也不再由大小匪首中选拔军官，而是改用考试的方法和从东北讲武堂、东北陆军模范队的毕业生中选任中下级军官。此外，吉林还成立了吉林陆军军官训练处，为部队培训基层军官。
  三、奖励惩罚
  民国时期，军队的奖励分勋章、奖章、奖授年金和晋升职务等几种形式。对于立大功者的奖励，一般授予勋章。勋章分白鹰、文虎两种，各分九等。奖章授予平时和剿匪作战有劳绩者，分金、银、蓝、白四色，代表四个等级。1923年9月11日，吉林省长公署颁布《剿匪奖惩条例》，其中规定：对剿抚土匪出力的官兵，按功劳大小分别予以记功，授予奖章，晋级和记名晋级的奖励。
  关于惩罚，民国初期之吉林军队对违犯纪律的官兵的处罚，大体上沿用清末旧制。到奉军（东北军）时期，对官兵惩罚分笞刑、罢免、收监、撤职、降级等几种形式。1922年7月，奉军为整肃营伍，确保部队战斗力，还规定：“军人若发现有吸鸦片者，立即免职处罚，军官若发现吃空饷者，严厉处罚，士兵逃跑被抓回一律严惩”。同年10月颁布的《剿匪奖惩条例》中还规定：“部队长官在驻地中见匪不抓，私通匪贼，隐匿不报，予以削除军籍、降级、罚薪或记过”等处分。1928年10月4日，吉林省长公署发布训令，其中规定：军人衣着不整，不答军礼，涉足娼窑，宪兵执勤不认真者，除对本人予以惩罚外，对其长官也相应地予以责罚。1929年东北易帜后，对官兵的处罚按国民党军队的奖惩章程条例实施，但同时也制定了一些地方性法规，如为配合国民党军“反共剿共”的需要，东北边防军驻吉林长官公署制定了《吉林省官民防剿共匪奖惩规则》。
  东北军时期尽管制订颁发了一些奖惩条例，要各部队贯彻执行，以维护军纪，控制军队，但因受军队内部各种复杂关系的影响，致使条例不能得到切实有效地执行，各部队功过不分、赏罚不明的现象普遍存在。
  第三节 伪满洲国军政治工作
  伪满洲国军，是由投降日本关东军的东北地方军阀部队所组成，在其存在的14年间完全受制于关东军司令部，是日本侵略军的附庸和殖民统治的工具。因此，它的所谓政治工作，实际上就是日本侵略者进行的殖民主义思想统治和组织控制。
  一、思想统治
  日本侵略者对伪满军的思想统治核心是奴化教育。
  1932年8至9月间，伪军政部和省警备司令部，相继设立了中央军事宣传委员会和警备区军事宣传委员会，负责指导和组织实施伪满军的精神教育和政治宣传活动。
  按照日本关东军的旨意，伪满军组建初期，部队教育的指导方针是所谓帮助伪满军“各军官长、兵，确认新国建设意义，并将全国军人陶（冶）成新军人资格”，扫除“旧军阀豢养私兵之淫政，使之洗心革面，彻底改良，陶（冶）成新军”，并向官兵宣扬“日军出兵东北，只是使东北百姓从张作霖父子的暴政中解救出来，绝无领土要求”。此年，伪满军先后两次举办了有各级“优秀军官”参加的“建国讲习会”，“授以建国之意义，日满协和之原因，以及新军人应尽保国卫民等常识”。“讲习会”结束后，学员们“归向各部队中长官僚所，详为譬解开陈，斯将全国军人，均明以上意旨，而巩固军心，竭诚拥护新国”。9月，伪中央军事宣传委员会创办了《军事周刊》，“专以宣传重点，对军内建军当初之不安定时以安定军心，教化向上为目标”，对伪满军官兵进行精神教育。1933年6月，《军事周刊》更名为《精军旬刊》，继续向官兵灌输日满融和，东亚共荣，王道乐土等军国主义思想，“注意军人之精神教育，其军纪与风纪，增益军人学识，涵养军人道德”。此后，伪满军之精神教育，随着伪满洲国“治安由小康状态而转入治平状态时期进入了正常状态，是故各部队每月则有每月之计划，每周又有每周之进度”。要求伪满军部队在“教育中务求利用切合当时之机宜，且按部队之情形，随时对证之针砭，以实施之”。
  1940年9月17日，伪满洲国治安部颁布了《军队教育令纲领》，进一步明确了军队教育以涵养军人“透澈之建国精神及坚确之军人精神严肃之军纪”为重点，“建国精神者，即向日满一德一心，民族协和、道义世界之显现上精进诚心之谓也”，“军人精神者，即基于建国精神上下一体献身殉国发挥武人之本领诚心之谓也”，“军纪者，即统帅确立、上下一致团结诸规律严正确实之谓也”。在精神教育中以“忠君亲日”为重点，要伪满军官兵不仅每天早晨向伪满皇帝祷告，表忠心，更要向日本的“天照大神”朝拜，视“天照大神”为国祖，尊奉日本天皇为第一“人神”。
  为配合日军的侵略扩张，伪满军政领导机关还利用广播、电影、文艺演出、长官训话等形式，大肆宣扬“日满亲善”、“大东亚圣战”等军国主义侵略政策。伪满国兵法实施后，被征集入伍的新兵，要进行集体效忠宣誓，其誓词是：“……我等一同谨恭尊奉实践帝旨至诚，服从上官，遵守命令，勉励军务，以期完成军人之本份，而为国民之仪表。”各军管区待新兵集中后通常都要把新兵编成新兵营，集中起来进行为期3个月的奴化教育，军管区司令官一般都要进行训话，强调说“服兵役是青年人最光荣的事情，你们都是满洲国的优秀青年，应当是忠君爱国，用心学习技术。遇战努力杀贼是军人的天职，以后要竭尽全力向上”。第二军管区司令吉兴还将新兵入营教育拍成了纪录影片《壮志烛灭》，到各地放映。由日本人任队长兼指挥的“满洲国军乐队”及其所属6个分乐队，在宣扬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扩张政策中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它自成立后，在各种场合或纪念日，多次演奏过《协和进行曲》、《满洲帝国陆军军歌》、《关东军军歌》、《名誉勋章》、《大陆进行曲》、《二千六百年祝歌》等。1940年1月，为配合日本侵略军发动的所谓大东亚圣战，“国军军乐队”（原“满洲国军乐队”）在纪念会公堂（今长春艺术剧场）演奏了《新加坡陷落歌》、《军舰进行曲》，还利用慰问部队、广播、在“野外音乐堂”演出等形式，先后为“万寿节”、“海军纪念日”、“航空纪念日”、“忠灵庙例祭”等活动演出10余次，竭力为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行为歌功颂德。
  军校是为伪满军彻底改良培训新军官的基本教育机构，日伪当局对学员的精神教育和思想控制尤为重视。伪满洲国的主要军事学校满洲国陆军军官学校，在整个教学活动中，自始至终向学生灌输绝对服从，勇敢无畏，自重自信，忠于信守的思想，重点是宣扬“武士道”精神和“忠君爱国”观念。此外也向学生宣扬普鲁士的“尚武精神”，日本的“大和魂”，中国儒家学说中的“杀身成仁”和“舍生取义”等思想观念。
  伪军校在教学中一律使用日语和日文课本，大都由日本人授课。为加快“日满融合”进程，伪军校招收了约半数的日朝籍学生，同中国学生共同生活和训练，毕业的中国学生，一部分被选派入日本士官学校深造。学校在普通课教学中开设有“伦理学”，“伦理学”所讲授的内容除中国儒家学说外，着重是宣扬“天照大神”是创世主，日本和“满洲国”是同文同种，满洲人也是“天照大神”的子孙，日本天皇是现世中的“人神”，是父，“满洲国”的皇帝是子等思想。在日常生活中，学生们早起要晨拜“元神庙”，吃饭时要唱军歌，就寝前要写“反省录”，检查一天的言行。新生入学要参观伪皇宫，拜谒“建国神庙”、“忠灵塔”。为宣扬日本军国主义思想，伪军校还举办了“日军空军中尉春日战绩展”等活动，激励学生“竭尽全力向上”。
  伪满皇帝溥仪和日本关东军对伪陆军军官学校之教育非常重视，多次到校巡视和发表演讲。1941年后，伪满洲帝国皇帝溥仪曾多次来校参加开学和毕业典礼，并下达“敕语”：“尔军官生徒，为朕股肱，宜愈尽瘁国军，朕深赖之”，“尔等必当拳拳服膺以身作则俾发扬建国之精神贯彻日满一德一心之真谛忠勇公正信义精诚以为干城股肱之任”。关东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山田乙三，天皇御弟三笠宫等显贵，也曾到校视察，发布演讲，其内容也都是为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政策歌功颂德，鼓吹“日满不可分关系”，勉励学生努力涵养国家意识和国军意识，遵奉实践帝旨等等。
  二、组织控制
  1932年3月伪满洲国成立后，日本陆军省制定了《满洲国陆军指导要纲》，规定：满洲国军要置于日军经常的、实质的掌握之下，关东军有权在满洲国军中充当各级指挥官。1934年3月，伪满皇帝溥仪以陆海空军大元帅的名义，正式将伪满洲国军的指挥权委托给关东军司令官，使伪满军从形式到实质完全成了日本“帝国国防的补助要素”而受制于关东军。
  日本关东军对伪满军的控制，起初主要是通过派遣顾问团来进行，后来日军认为要完全控制伪满军，仅靠少数顾问和教官是不够的，于是又派遣“有为的日系军官”，充任伪满军的各级指挥官，从而完全控制了这支部队，使其成为附庸军。1932年4月，日本关东军向伪满军政部派驻了以炮兵大佐多田骏为首的军事顾问团，作为军政部的顾问部执掌伪满军的军政和军令。与此同时，关东军还派吉冈安直以关东军司令部代表的身份常驻皇宫，有权决定伪帝溥仪的各项活动。关东军作这样的安排，就使伪满军的最高统帅和指挥机关，成为在它实际控制下的傀儡和工具。
  顾问团最高顾问多田骏到任伊始，即领受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和参谋长桥本虎之助的意图，提出了建设伪满军的指导方针，其着眼点放在将伪满军改造和建设成为完全由关东军控制的附庸军队上。
  在最高顾问统辖下，顾问团的基本任务是“对使军政部如何被视为国家之重要机关及如何使旧军阀之私军队成为今日之精练的军队等予以必死之努力及牺牲”，简而言之，就是要实现全面控制和操纵指挥伪满军。为此顾问团不仅在伪军政部（治安部、军事部）置各种顾问若干人，而且在海军、警备区（军管区）司令部，旅、团部队，宪兵、军校及教导队等单位，均派驻了军事顾问，伪满军的人事权、训练权、军事指挥权等都由他们掌握。
  关东军派到伪满军中的日本军官，在伪满军组建初期，名义上虽多为副职，是辅助正职工作的，但实际上他们却拥有决定权，而作为正职的中国人对他们只能是唯命是从。
  1934年，伪军政部决定，非经中央陆军训练处培训的人员不得担任军官，从此旧军官被逐渐淘汰，换上了受过军校训练和奴化教育的新军官。同年，伪满撤销了各地区的警备司令部，实行军管区制，借此机会，日伪当局采取明升暗降的手段，将原东北军的高层军官调离现职，派到伪军政部和将军府等军事机关任虚职。在部（分）队，日系军官也有越来越多的人任正职，一些皇族也安排到军校从事教学和管理工作。及至1941年伪第二军管区司令官吉兴被调任侍从武官长后，伪满军高层全部换上了亲日的新军官，伪满军中的中下级军官也陆续由军校毕业生充任，从而实现了伪满军的“彻底改良”。
  三、监控惩罚
  为防止伪满军内部可能发生的离心倾向和反叛行为，日伪当局在加强奴化教育的同时，还运用各种组织形式和手段，不间断地对伪满军进行监视和调查，对违纪的官兵则视情节轻重予以不同程度的惩罚。
  1934年3月，伪中央军事宣传委员会改编为军政部军事调查部，其所属第二科（课）除进行军事情报活动外，还要负责调查伪满军各军管区的历史、官兵素质、出身、文化程度、籍贯和思想动态，其中尤以官兵的思想动态为其调查的重点。具体实施由顾问系统领导部队的日系教官、军官和亲日的伪军官负责进行。除此之外，关东军还通过直接在伪满军中安插密探，在部队中实行互相监督等手段，监视和控制伪满军。
  日伪当局为了切实有效地控制伪满军，还非常重视发挥宪兵的作用，在开始组建伪满军时，也同时建立宪兵部队。到1935年3月，在伪满军主要驻地均建立了宪兵队，并成立了伪满军宪兵司令部，在关东军宪兵司令部的直接控制下，行使军事警察职责。1938年以前，伪满洲国尚处于所谓“治安肃正时期”，宪兵的主要任务是参入军事讨伐，宪兵队行使军事警察的职责尚不充分。1938年上半年，伪满宪兵进行了改组，宪兵司令部改为宪兵总团司令部，宪兵队改编成甲、乙两种部队，乙种部队调往边境地区，监视远东苏军，甲种部队则继续留驻各军管区和警备军司令部所在地，专司军事警察职责，监督控制伪满军，防止和镇压可能发生的反叛行为。宪兵总团司令部所属第三课的职责，对内主要是掌管对伪满军思想动态的调查，防范反满抗日思想的渗入，并“考察研究”士兵逃亡的动机和原因，呈报伪治安部（军事部），供其研究防范对策之用。
  日伪当局在对伪满军进行法西斯式的监控的同时，也施行法纪治军。1940年7月10日，伪治安部颁布了《军惩罚令》，规定“军人背其本分或违军事之定则其它害军纪紊风纪时依本令惩罚之”。就是说若军人不按军事法规办事，违抗命令，违犯军纪，就要依照《惩罚令》之规定予以惩罚。惩罚令之规定适用于“现属于军之军官、准尉官、军士及兵；兵科部之见习官及候补生；军所属诸军校之生徒”。按照违令违纪程度和情节之不同，军官、准尉官分别受谨慎、罚薪、申诫处分；军士分别受禁闭、罚薪、申诫处分；兵分别受降等、禁闭、罚役处分；“兵科部之见习官准于军官候补生及军所属诸军校之生徒各按其阶级准于军士或兵但无阶级者准于兵”。
  日伪当局在对伪满军官兵实行监控和惩罚的同时，为笼络人心，缓和矛盾，有时也采取一些怀柔手段，如伪帝溥仪对军校本科生队每期毕业考试的第一名，都“御赐”军刀一柄，怀表一块。其弟溥杰在“建国”十周年之际，让其夫人嵯峨浩子做小点心分送给军官学校的学生们。“珍珠港事件”发生后，为祝贺胜利，伪帝又对每个军校学生赏赐“御烟”一支。德国法西斯战败投降后，日本关东军感到末日来临，其顾问、教官和其它军官一改往日的高傲姿态，主动地同伪满军各级军官联络感情，共同进餐和向伪满军官赠送物品等，企图以此来淡化或抚平伪满军中日益增长的对抗情绪，继续维持其殖民统治。
  第四节 国民党军政治工作
  东北解放战争时期，曾占据过吉长地区的国民党军的政治工作，就其实质和基本内容讲，是为进行内战的需要而在部队中进行的反共反人民的欺骗宣传、组织巩固和特务监控活动。
  一、宣传教育
  1．灌输正统观念
  在国共两党长期斗争中，国民党反动统治集团向以正统、合法的地位自居，而视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政府和人民军队为非法，且必欲消灭之。因此，其军队把教育官兵树立坚确正统观念，甘愿为国民党实现专制独裁统治而战，作为政治思想工作的根本任务。保安部队和保安区，根据《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各保安区教育计划大纲》和《保安团队教育纲领》之规定，在政治思想教育中，为确定地使广大官兵树立起所谓正统观念，必以“国父遗教，总裁言行为根据，输国家民族之意识，养成忠党爱国之一致中心思想”，坚持向官兵灌输所谓党国观念，国军意识，并以集中授课、长官训话等形式，在部队中“彻底讲述三民主义中国命运，中共之罪行，抗战史略及军民合作必要理论等”。教育的着眼点和目的在于“提高对三民主义正确之认识，增进现代军事学术并养成崇高军人武德及严肃军纪以树精锐国军之基”。
  1946年5月后，国民党新一军和新六军占据了长春，此后又由第一兵团所部固守长春，原遭东北民主联军打击的保安团队余部经过整编也成为正规军之一。这些正规军部队虽然不同于保安部队，但在部队的正统观念灌输上，其基本点同原保安团队是一致的，且更加强调“发扬黄埔之精神”，“坚定军人信心，养成坚强战斗之意志，成为严肃节制之师”，“为救国救民而战，完成建设三民主义新东北任务。”
  2．欺骗蛊惑宣传
  利用各种形式和时机进行欺骗宣传，是国民党军政治工作的一个显著特点和惯用手段。这种欺骗蛊惑宣传，当国民党军在战场上遭受重创和战局发展不利时，表现得就更加突出。1946年5月，国民党第六十军一八四师在遭到东北民主联军沉重打击的情况下于海城起义后，在国民党军内引起极大的震动。东北国民党军统帅部为消除影响，遂于6月在营口重建一八四师，并对新建部队进行了严格的整训，从“肃正思想入手”，训导官兵要“绝对忠于蒋主席和杜长官”，为完成党国大业而战。整训中，各级长官反复地宣传“共产党发动内战”，要官兵“以国家和民族为重，消灭共军，建设三民主义的新东北”。还鼓吹国民党拥有大后方，人力财力充足，有胜利的把握等等，企图以此缩小海城起义的影响，使部队的混乱思想有所稳定。9月，东北行营主任熊式辉和东北保安司令长官杜聿明，又亲赴第六十军视察，特地在暂编第二十一师驻地召集六十军全体官佐训话。熊极力诬蔑共产党破坏停战协定，有意煽起内战，杜则大肆宣扬国共两党誓不两立，中央对于消灭共产党是有把握的。军人要以服从为天职，对消灭共产党要有信心。而国民党军最高统帅蒋介石，深恐云南部队受一八四师的影响会使解放军的力量成了代数的加法，乃又利用原已不想利用的卢汉亲自到东北对云南部队进行安抚和慰劳，以安定军心。
  1946年12月至1947年4月，东北民主联军在“三下江南，四保临江”的战斗中，大量地歼灭了敌人的有生力量，使战局开始由“敌进我退”向相反的方向发展。在国民党军二次进犯临江地区时，南北满主力部队先后歼灭七十一军九十一师1个团，新编第一军2个团，重创其它进犯部队，击毙一九五师副师长何世雄，而东北民主联军仅在攻击德惠之战中有1个团损失较大。在民主联军主动回撤江北时，杜聿明却“假报大捷，虚张声势”，乘机举行记者招待会，宣扬所谓“德惠大捷，歼灭共军十万”。而当蒋介石被这一假大捷冲昏头脑，直接命令新一军和第七十一军渡江追击时，杜聿明感到万分紧张，深恐尾追部队再遭歼灭，“只得赶到德惠和他们当面说明：‘共军在德惠并未受到多大的损失，这次撤退是受我军虚张声势所迷惑’，‘必须迅速撤回原防，准备对付共军下一步的攻势’”。
  1947年10月，第六十军在所谓“吉林保卫战”中，遭到东北民主联军二、六、十纵队所部沉重打击，付出了重大伤亡。但在战斗进行期间，军参谋长徐树民在每日约请党政军民各方面的负责人参加的城防会议上，“总是大吹大擂，宣扬战绩。团山失守后，徐树民在会上隐瞒了战败的消息，并说已经把共军的四次攻击都击退了”，扬言“吉林城防固若金汤”，要军民不必惊慌，协力守城。当国民党军在此战中伤亡惨重，连预备队都用完时，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吉林省政府主席梁华盛，就赶忙跑到保安旅旅部去，准备带着他的警卫队突围逃命。可在东北民主联军出于战略需要放弃攻击，主动撤离后，他又以“领导军民有方，指挥若定，击败共军”的英雄姿态出现，发动吉林各界举行了数万人参加的规模盛大的一次“祝捷”大会，在会上大肆鼓吹“共军不堪一击”的谬论。同时用各界“祝捷”大会的名义发出电文，宣扬国民党军的所谓胜利，六十军的“战功”，并特别颂扬梁华盛的“功绩”。
  1948年3月，六十军和吉林省保安旅由吉林向长春撤退途中，遭人民解放军伏击，官兵丧魂失魄，异常狼狈，情绪沮丧。而当该军侥幸逃到长春后，为鼓舞士气和给六十军、保安旅官兵注强心剂，上至最高统帅，下至第一兵团部和地方省、市政府，却对六十军的“成功”撤退，或是通令嘉奖，或是登报宣扬，还召开庆祝大会，吹嘘六十军的撤退是“陆上的敦克尔克撤兵”，是国军“最成功的一次战略撤退”云云。同年5、6月份，当长春守军已陷入人民解放军全面围困、处境艰难、行将灭亡时，为了维系士气，他们仍在继续进行欺骗宣传，蛊惑人心。“当时散布一种幻想，说什么正在台湾训练大批美式装备的新军几个月内即将开到东北来大举反攻，只要能顶住半年左右，大局就能扭转。”5月20日，即蒋介石就任中华民国总统典礼之日，长春守军举行庆祝会，藉此机会，由长春警备司令部主持，组织新七军和六十军举行联合阅兵，并将一些美式装备陈列于大街之上，虚张声势，以“强大国军”的形象显示于军民。南京派至长春的视察员，此间也在驻长军政要员的陪同下，到所谓前线视察，对官兵大讲“蒋总统非常关怀你们，不久就要派大军来救援，就要大举反攻”。而新七军的《精诚日报》，《中央日报》，除重弹长春城防工事“坚冠全国”的老调外，每天都用很大篇幅鼓吹“大批国军在葫芦岛登陆，现已开抵锦县近郊，不日长春即可解围”，“国军已完全控制北宁路，大批国军纷纷北上”等等。7月下旬，六十军某将领发表谈话说：“中原战争即将结束，大批国军即可出关，大批粮食运至锦州，估计八月节长春即能解围。”“我们有足够的兵力与坚固的城防来固守长春”。又云：“围困长春之共军，均属地方部队，没有什么战斗力。更加国军有大量飞机轰炸共军后方，其运输补给线已全部被切断。共军吃穿已入非常困难之境，围城部队在吃树叶，比我们城里还要困难。”新编第七军骑兵一团上校团长凌绍康病休归队后发现部队近日来逃亡甚多，便立即集合全团训话两个小时，对士兵进行欺骗恫吓，说：“你们跑到共产党那边能享什么福，还不是给人家当炮灰，送炸药包，或送后方下煤矿！”还说：“第三次世界大战不日即将爆发，美英法联合起来打垮苏联是太不成问题的，到那时共匪看再依靠谁？”新编第三十八师的各级军官在对士兵训话时几乎众口一词：“共产党主要是消灭三十八师，凡三十八师过去逃到共军那边的，都枪毙了。如果长春让共产党军打开，那三十八师就会一个也剩不下。”
  二、培训干部
  长春守军在屡遭人民解放军打击后，干部特别是基层干部普遍编缺，且士气低落，斗志不振，严重影响了部队战斗力。为改变这种状况，第一兵团部组建了军官训练团，新七军成立了干部教导总队，加强了以基层干部为重点的干部训练。兵团部军官训练团由新七军副军长史说兼任教育长，重点培训所属两个军的营以上干部。新七军干部教导总队重点培训缺编的基层连排
  干部，该军“建军以来，于同年（1948年）元月十日设置干部教导总队，假长春资源大厦为队址，选拔优秀青年，培植军中骨干。创办后，接收新一军干部教导总队学生百零七名，交警及警校官佐四十八员，编入第一期，分别成立学生队与军官队，复从各部队抽调干部成立迫击炮队及骑兵军官队，分一、二两期训练，先后相继结业者计学员百八十八名，学生二百四十一名。第二期训练，更招考初中以上知识青年三百六十四名及各部队保送投考之士兵百一十七名，共编四队，以六个月之军士教育。又由各师选干部百六十七名，编为第二期军官队，受训三个月。”
  为加强干部培训，除举办军官训练团、干部教导总队外，还层层举办干部轮训班，分期分批轮训在职干部。这些轮训班，“举其要者，有困守期间开办的吉林省军政干部训练班，吉林省保安干部训练班，新七军干部训练班，第一兵团干部训练班等”。1948年3、4月份，第一兵团部成立了一个由郑洞国兼主任的干部训练班，轮流抽调干部受训，目的是“为了提高士气，加强团结，增强部队长期固守的信心”，其内容“不外是抄袭蒋介石办中央训练团的那一套，实际是自己欺骗自己”。这个干训班先后共轮训干部400余人，结业后，半数派充吉林省保安旅的下级干部，半数派任长春政工大队队员。5月，“新七军也在兴仁大路伪满满炭大楼旧址开办过一期干部训练班，调该军连排长级干部受训。由新七军新编第三十八师师长陈鸣人任班主任，主旨在提高士气，要这些下级干部加强对士兵的控制，妄图顽抗到底”。“尽管处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第六十军照样开办训练班轮训干部，鼓励士气”。“七至九月间，郑洞国又在励志社开办了两期兵团干部训练班，调训兵团直属机关和新七军、第六十军师长以下干部受训。主旨也在于继续灌输反动思想，维系士气，加强团结，贯彻长期固守的军事方针。每期结业时，郑洞国都亲临主持讲话，并举行会餐”。为提高军官的军事素质，这些训练班，也进行必要的军事学科和术科训练，讲授总体战概论，战时总动员之意义，进行战术技术演练等。
  三、特务控制
  强化特务组织，进行特务控制是国民党控制军队惯用的手段。第一兵团及所属各军、师均设有政工处，各级政工处在编制上属所在部队，但“处内人员的任免，调动及政工业务均直属于国防部政工局，除经理归所在部队外，余均独立于部队之外”。在部队编成中，它是一个职能特殊的机构，其基本任务除进行反共反人民的欺骗宣传外，就是运用特务手段加强对部队的监控。在
  国民党军中，进行特务监控是比较普遍的，而对于非嫡系部队尤为突出。长春守军中之滇系部队第六十军进入东北参战后，一直“置于被监视和‘考核’的地位”，各级官佐和广大士兵不但要受部队中各级政工处的监控，而且还时常受各级统帅部的“考察”，处境甚为艰难。第一八四师起义后，南京政府国防部从军统局借名派出所谓军风纪视察组，在上校组长国致中的带领下到六十军“视察”，“名为军风纪视察，其实无所不在其调查之列”。军风纪视察组撤出之后，又陆续派来了几名联络参谋和高参，分别住在军、师部，他们俨然成了钦差大臣，不是任意索要人事、经理、装备等表报，就是要向他们提供军事战备等图册和情况。1947年冬，在二次重建之一八四师脱离六十军建制之后，东北行辕乘机将原属军统特务系统的交警二总队扩编为暂编第五十二师，拨归第六十军指挥，后又正式纳入其建制。该师编入六十军后，“人事、经理自成一套，曾泽生不能有所过问，更不听其命令，实际上成了第六十军的一个包袱，是杜聿明派来监视第六十军行动的。”军部参谋长徐树民系军统骨干分子，其到六十军任职，亦是“塞进来监视六十军的”。
  在国民党军占领和固守长春期间，这里“是一个特务势力占统治地位的城市”，国民党反动统治当局为镇压共产党地下组织和人民群众的反抗，建立了名目繁多的特务机构，其中主要有长春警备司令部督察处（又称国防部保密局长春督察处），国防部保密局北满站，国防部第二厅长春站，宪兵特高组和中统局长春站，以及由这些特务机构成员组成的长春党政军特种联合汇报秘书处等。这些特务组织的成员及其爪牙，遍布市区各个角落，充斥党政军民各界，在进行所谓“防奸防谍”的名目下，不遗余力地镇压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进步团体、进步人士和人民群众，并直接或间接地将触角伸向军队，窥察部队动向，会同部队中各级政工部门，对官兵进行监视、控制，压制其反叛行为。在六十军起义前夕，这些反动嗅觉灵敏的蒋特组织，频繁地到六十军活动，“十月一、二两日，中统特务史怡安和督察处长张某，接踵来六十军军部探察情况”，此后，又有“南京派驻长春的视察官李克庭，特派员项廼光（军统局北满站站长），皆到军部来打探军队士气如何，以及征询对今后军事形势的判断，来者不善”。
  此外，长春国民党军政当局为有效地与人民解放军抗衡，在“固守待援”期间，还不时派出特务，刺探解放军情报。为防止官兵叛逃，向人民解放军投诚，还在各部队普遍实行连坐法，严厉惩治违纪官兵，强化法西斯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