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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满洲国军（以下简称伪满军）作为日本关东军的补助因素和附庸，在其存在的14年中，从未形成自己独立完整的训练体系，它的教育训练从内容到方法完全是照搬日本关东军的一套，带有十足的奴化性和依附性。
  伪满军从1932年组建到1945年崩溃经历了“国内治安肃正时期”和“国军强化时期”两个阶段，这两个阶段的教育训练情况大体如下：
  一、“国内治安肃正时期”
  所谓“国内治安肃正时期”，是日伪统治者对伪满洲国从1932年成立到1938年间，集中力量对抗日武装进行讨伐时期的称谓。在这个时期，日本关东军推行“治安第一主义”，把讨伐抗日武装，巩固日伪统治，作为确保“国内”治安“燃眉之急的任务”。这个期间，伪满军及驻防“新京”地区的警备军部队，几乎全部出动配合关东军讨伐抗日武装，“没有机会进行训练”，“国内治安形势尚未达到全盘统辖教育的程度，仅仅对部分特种兵发出教育训练的必要指示”，“国军改造根据条件的集结训练，还处于没有指望的状态”。所以，初期伪满军建设的重点是抓“整备”，进行部队整编，健全指挥机构，完善组织体系。在教育训练方面则着重进行干部的“再教育”，部队的奴化教育和急需的特业兵训练。
  （一）干部训练
  为加强对伪满军的控制，日本侵略者首先从抓干部教育训练入手，改造原有旧军官，同时加紧培养效忠于日本侵略者的新生力量。1932年12月，在伪军政部最高军事顾问多田骏少将的策划下，伪满在奉天设立了中央陆军训练处，采取速成教育的方法，轮训伪满军上校以下的各级军官和军佐，以精神教育为主，同时“培养剿匪作战指挥的必要资质”。此间驻“新京”的吉林警备军所属的各步兵旅、骑兵旅及其它部队的大批中下级军官，都分期分批的经过了该训练处的训练，接受“再教育”。在轮训旧军官的同时，该训练处还加紧了新军官的培养，接收了大批经过各军管区教导队训练的军官候补生，及由日本招募来的“干部候补生”和退伍的中、下士，经过一年至一年半的训练，毕业后被任为伪满军的初级军官，作为改造伪满军的基层骨干。1940年末，中央陆军训练处改称中央陆军训练学校，以训练在职校尉级军官和军士为主，该校原设的培养初级军官的军官候补生队调往“新京”，归并于新成立的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原下属的教导队改为教导团，扩大了培训规模，增设了一个军士候补生队，大量培训部队急需的中下士班长和其它军事骨干。这一时期，驻防“新京”地区的伪满军各部队的各级军官，除了分期分批地参加中央陆军训练处和其它新建军校的轮训外，对在队军官的教育训练，从教育训练的方针，到训练的具体内容、实施方法、时间安排、考核奖惩等，均在日本军事顾问和教官的监督指导下进行。建军初期，由于部队“分地区分担警备”，“埋头参加剿匪作战”，对在队军官的训练没有统一的组织和要求，训练制度也不完备，只是根据执行任务的需要，进行一些临时性的应急训练。以后，为适应“剿匪作战”的需要，教育训练逐步加强，除了进行“建国建军精神”教育外，还重点进行了一些军事战术方面的训练和研究。其训练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种形式：一是以旅团为单位由日本教官指导操练和集中讲课；二是组织军官参观日军举行的“模范演习”，学习日军组织指挥部队训练的方法，以应用到伪满军的训练上来；三是建立干部考核制度，由省警备军（军管区）和各旅团定期组织对所属部队的各级军官进行考核。
  为加快对伪满军的改造，日本关东军“从创建全军龟鉴军队的着想出发”①(“龟鉴”——日语，镜子，样板之意。)，首先着手在伪满军中创办“模范部队”，于1933年6月从奉吉黑三省警备军中抽调了“优秀分子”，组建成相当于混成旅的教导队3个，作为伪满军“改造的先驱”。教导队既是实行“精兵主义”的精锐样板部队，又是培训伪满军骨干的训练机构，每年招收经过考试合格的军官候补生，对其进行3个月训练，授以基本的军事知识，然后送奉天中央陆军训练处，施行初级军官必要之训练，毕业后分配到各部队，以见习士官资格服队附勤务约2个月后任少尉军官。
  （二）部队训练
  伪满军部队的教育训练，在1933年前主要是进行所谓“建国建军精神”的教育，1934年3月伪满实行帝制后，伪满军进入整军时期，根据日本陆军部制定的《满洲国陆军指导要纲》，对伪满军进行全面改编和整顿，实行军管区制，遣散了一批不适合日本侵略者需要的官兵。在此基础上，伪满军一方面执行“治安肃正”任务，一方面加强了教育训练，除了继续进行精神教育外，军事训练也相应地有所加强，逐步建立了一些训练制度，各旅团普遍按照新颁发的典范令组织实施训练。
  伪满军的军事训练分学科和术科两大类，以术科为主，并强调训育和养成教育。伪满军是以步兵和骑兵为战斗主兵，其术科训练主要内容有制式基础教练、队列、刺枪术、柔道、体育、射击、战斗教练和特种训练等，每天训练7小时，有操场课目，也有野外和夜间课目。制式教练从各个教练到班排连密集教练循序渐进，要求十分严格。日伪军很重视用于肉搏战的刺杀术、柔道等课目，认为这些训练最能体现武士道精神，锻炼勇敢顽强的意志，因而在课程时间的安排上比重较大。骑兵部队则以马术教练为主，着重演练野战应用技术。步兵、骑兵和炮兵的射击训练，多是在操场上领会要领和动作，实弹射击演练较少。伪满军所使用的武器装备多是旧杂式的，且不遇战事平时不发子弹，所以枪械除操练时间外，都放在枪库里，由日本军事顾问和军事教官控制。伪军管区只编有1个炮兵连，都是小口径的山炮和野炮，因弹药缺乏，平时很少进行实弹射击，但伪满军各旅团所属的迫击炮连，训练却是较为精良的。伪满军步骑兵的战斗教练着重演练从单兵战斗动作到班排连的攻防战斗要领，其中特种训练是针对讨伐战的特点而组织实施的，包括乘马奇袭之要领，利用夜暗实施包围及拂晓突击之要领，对据有围壁村庄的守军攻击之要领，以及不规则战斗的要领等课目。术科教育的着眼点主要是训练战场上所必须的事项，学科教练则紧密配合术科教育，主要进行军纪教育和内务令、军阵卫生学、射击教范、步兵操典等教练，强调精讲多练。为了考察训练效果，各级日本军事顾问经常对伪满军训练组织校阅。
  1934年10月间，日伪统治集团为炫耀“满洲帝国的国威军威”，在伪满皇帝溥仪“亲裁”下，在伪首都新京附近举行了伪满洲国第一次陆军特别大演习和阅兵式。这次演习是以“新京”南部的阜丰山为中心，跨奉吉两省的大平原，以保卫“首都新京”为背景而举行的南北两军对抗性的战役演习。参加演习的部队主要有伪靖安军司令部、1个骑兵旅另2个骑兵团、1个教导队（相当混成旅）、3个步兵团、2个炮兵大队、中央陆军训练处军官候补生队和宪兵训练处的学员队，共5000余人，军马1600余匹。演习的主要内容是：遭遇战与突围战，据守坚垒的阵地防御。演习历时3天。伪满皇帝、国务总理、军政部大臣、日本最高军事顾问和关东军的高级将领等，临场监视观看了演习，检阅了南北两军推演的战况。对于伪满陆军的这次特别大演习，日伪统治集团及其喉舌进行了大肆宣扬和吹嘘。
  演习结束后，在伪新京满铁附属地中央大街（今站前斯大林大街）举行了阅兵式，伪满皇帝溥仪检阅了参加演习的伪满军各部队，并进行了分列式。伪满军举行这样大规模的演习和阅兵式，以及“特命检阅”、“亲授军旗”等等，在1938年以前还进行过数次，其目的既是为了检验伪满军综合训练的程度，显示其战斗力，更是为了以此来壮“国威军威”。
  二、“国军强化时期”
  “七•七”事变以后，日本侵略者大举进攻中国，自此，关东军不但被大批抽调到关内各战场，而且还要加强对苏联的作战准备，于是关东军相应减弱的防务不得不靠伪满军填防。1939年5月诺门罕（汗）事件以后，关东军更感兵力不足，从而促使日本帝国主义改变了原来限制和控制伪满军发展的方针，转而指靠伪满军充当战争炮灰，想把他们作为日本侵略军的一个组成部分派往各战场作战。为此，是年日本侵略者着手扩充伪满军，开始组建炮兵、工兵、辎重兵、飞行队、高射炮队和江上军等军兵种，伪满军的职能和任务开始发生变化，即由原警备军向“国防军”过渡，由维护“国内治安”转为准备对外作战，至此，伪满军从“治安肃正时期”进至“国军强化时期”。
  随着伪满军职能和任务重点的转移，其教育训练也相应地“进入了国军本身任务的培育阶段，全力投入提高军官和士兵的素质与战斗力”。
  在“国军本身任务的培育”阶段，首先是强化教育训练机构，革新与完善“国防军”体制。除了新增设若干军事学校外，在伪治安部训练课增设了练成股，掌管伪满军练成上的一切事宜。制定了新的训练方针，明确了新的训练重点，各种新的典范令也相继颁发，并加强了各级训练调研机构，“对于建国建军精神之彻底及日满共同防卫之强调等均集中精力锐意研究中”，特别是“诺门罕事件”以后，更加注意“研究苏军的特性及其战斗常用手段”。其次，加强了训练“整备”，着重完成了三项工作：一是“整备”各种训练典范令。伪治安部参谋司训练课典令股“举全力研究典令的修编，期以国军的现状为基准施加适当的训练”。1940年陆续颁发了新的步骑兵部队教练规范和其它典范令，并对苏联军队的战车、飞机等的识别、特征及其战斗法要令详加研究探讨。二是“整备”教育训练资料。从1939年开始调查确定五年整备计划，制定法规，并购买了大批教育训练器材下发各部队。三是“整备”兵舍及演习场。从实施“国兵法”起，增筑多处兵舍，实施集团教育，拨相当的经费，着手设置演习场。
  在完善各项训练“整备”的基础上，伪满军各部队普遍展开了正规的教育训练，其军事训练在1940年以后着重点有三个方面：（一）使伪满军迅速完成“日满军共同作战上所必须的训练内容”，特别是提高“配合日军协同作战的能力”。“战端一旦发生，国军负有担当友军一翼的使命，在训练上也须着意此种教育，以使将来共同作战不发生龃龉”。（二）加强各兵种的术科教育。根据各兵种的特质而异，择其在战场上最必要的课目加以训练，突出重点，发挥特长，以适应未来实战上的诸要求。（三）重视军队的内务教育。关东军认为：“严格实施内务诸勤务，实振作军人精神，紧张军纪之要道”，“此项训练与队列训练同等重要”。按关东军的要求并受其影响，伪满军也很注重内务训练与养成教育，各部队在日常管理中，普遍要求官兵做到：1．严肃军风纪。强调“军风、军纪是军队的命脉，其要素在于服从，故须至诚服从长上，确守命令，养成其为第二天性”，在平时训练中，极为重视加强这方面的养成教育。2．严整起居容仪。日本军事顾问强调“军人的举止仪表能修养军人的精神”，要求伪满军基层连队必须做到军人礼节的严肃、服装的整洁、兵舍的整顿和卫生，对差者均严格予以整饬。3．训练建制部队的团结巩固信念。要伪满军官兵学习日军的武士道牺牲精神，“使其无论何时何地由军官以至兵卒均能有共生死的觉悟，尤其是最小建制的连单位，都能应乎连长的意图去活动”。
  为适应扩大侵略战争的需要，1940年4月11日伪满洲国颁布了《国兵法》，实行征兵制度。为搞好第一期“国兵”的正规训练，伪治安部训练课及军管区积极着手新兵训练的准备工作，加速进行担任新兵教育者“要员”的养成训练和在职军官、军士的培训。伪《国兵法》实施前，伪治安部“为使全国教育统一，率先给与入队新兵一种深刻的印象，并作为国军宣传之先驱”，决定首先为各部队集中培训一批模范教练员，于1940年由中央陆军训练学校召集新兵教官，施以3个月的短期速成教育，统一新兵训练标准、规制和教育法。同时各军管区亦适应新兵训练的需要，召集军官和军士实施补修训练。
  为尽快将伪满军提高到“国防军的水准”，1940年9月，伪治安部根据“建军新方针”颁发了《军队教育令》，勉励官兵“善体教育令之本旨，以期得到精锐而坚实军队之练成”。《军队教育令》规定，伪满军的军事训练从每年4月1日始至翌年3月末止为一个教育年度，每教育年度分为若干教育期。对于军官、士官、士兵及各兵种的各类技术人员的训练，规定了各自的标准，分年度按计划实施训练。新兵训练单独编组，在第一教育年度初年兵即分专业教育，年末要求能够掌握使用手中武器。第二、三年兵则着重训练其在实战中的应变能力。
  自1940年冬季开始，伪满军依据《教育令》的规定，进入了制度化和正规化的训练阶段，各部队按照《教育令》的要求，从上到下健全了各项训练规制，伪军管区由日军顾问组制订《教育指导事项》，下发各旅团，然后由旅团据此制订周密的训练计划。各营连必须严格按照《教育顺序表》（训练计划）中规定的课目内容和进度组织实施训练。训练计划、内容、进度不允许自行变动，如有特殊情况需要变动，要按《教育令》的规定，由军管区请示伪治安部认可。伪军管区每年定期对所属部队进行校阅，各旅团也经常考查营连的训练成绩以及实施训练的方法是否符合要求，对勤者予以奖励，对惰者严厉惩罚。营连排每日要逐级上报课堂出操人数及训练效果，旅团每月要将考核评定成绩呈报军管区，以备核查。
  1941年以后，按照《军队教育令》的要求，伪满军的军官训练也有明显加强。《教育令》特别强调，“军官立于军队之中枢”，“乃军队之根干，军人精神及军纪之本源，故常须努力修养，使部下信仰以效仿之”。因此大力加强各级军官之教育训练乃是提高部队素质和战斗力的关键。这一时期，为加速新军官的培训及“优秀军官”的养成，伪满相继成立了各类专科军事学校，选调大批干部入学，使军官培训逐步向院校训练的方向发展。与此同时，也向日本陆军诸学校派遣留学生，并设法加强高级军官的培养。除选送军官入军校培训深造外，对在职军官的教育训练也相应加强，特别强调军官的“自觉教育”，培养武士道牺牲精神，练就卓拔之军事技能。1942年8月15日，伪治安部颁发了《陆军军官团令》，要求伪满军各团、独立队以上的单位均成立军官团，“以陶冶所属军官之军人精神，涵养为军官之品格德操，巩固其团结，且增进其军事上之知识为目的”，把在职军官组织起来切磋琢磨，从事战术、兵棋及战史的研究，并进行课题作业以及武技、日本语学等业务学习，以期提高军官的整体军事素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