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春图书馆

清康熙二十年（1681年），长春始有驻防军队后，一切旧军队作为执行特殊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都把军事训练置于军队建设的突出地位，作为“整军经武”的重要任务，以期增强官兵素质，提高部队的战斗力。其训练通常都分为学科训练和术科训练，学科以讲授共同科目和兵种教范为主，术科以教练基本战斗技能为重。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多兵种分训，少综合演练，更少实兵实弹演习。部队虽经训练，但具有较高战斗素养和技能的“精锐之师”甚少。
  第一节 清军训练
  清朝自奠基到崩溃，其军队曾经历了八旗军、练军和防军（靖边军）、新式陆军等几个发展演变阶段，随着军队的发展沿革，其军事训练亦有所变化有所发展。
  一、八旗军和练军训练
  以满洲兵丁为骨干的吉林八旗兵，继承和保持了满族能骑善射、崇武善战的传统和特点，在完成戍边、绥靖、征调、参战等项任务的同时，勤于训练，逐步形成了一套适应自身特点的军事训练规制。
  八旗兵长期以弓箭刀矛为主要战守武器，崇尚骑射，平时操练以步骑射和演练阵式为主。康熙、乾隆以后，火器逐渐增加，发展了“枪炮连环”阵法，但仍强调“满洲夙重骑射，不可专习鸟枪而废弓矢”。清兵的平时操练分为春秋两操，按清初顺治年间制定的《骑射各兵演习日期制度》和《春秋合操制度》的规定，八旗兵每月练弓马6次，春季本旗分操2次，合操1次，秋季则会诸营大操1次，春秋两季各擐甲习步射、骑射各2次。在春秋操中，常操以操练技艺为主，进行步骑射和刀矛、藤牌、杂技等教练，分操教习使用冷兵器近战格斗和鸟枪轮番齐射的连环枪法，合操则演练阵法，按照部颁《满洲八旗合操阵式图》操演阵式，进行密集方阵队形的纵横变换、枪炮连环射击、马队快速冲击、步队跟进冲击进行白刃格斗等整套战法的演练。为了考察营伍势力，检验训练成果，按照清廷规定，各级还定期对所属营伍进行校阅，每到一营将其阵式、马步箭枪、藤牌杂技等项逐一详加考验，对军营纪律、军容、哨巡执勤情况也进行检查巡视。通过上述考核，了解和掌握营伍训练的虚实和将弁工作的实绩，并按驻防军政考核制的有关规定，对将弁兵丁优劣施以奖罚。八旗军的此种训练章制，一直沿袭了二百余年无所更改。
  1840年鸦片战争后，清廷深感以旧式武器装备和训练的中国军队，已无法抵御外军的入侵。因此，于同治初年（1862年）提出了“自强之道，必先练兵”，“整军经武为御敌之良策”，决定整顿和改造八旗军，仿照西法编练成练军和防军（靖边军），并购置洋枪洋炮，雇请外国人训练中国军队。但由于清廷对原有八旗军改造不彻底，这一时期，清军形成了练军、防军、洋枪队和八旗兵同时并存的状况，武器装备亦较多混杂，既有大刀长矛，又有洋枪洋炮，防、练各营部分改装洋枪，练习洋操，但刀矛杂技亦不许偏废，旧章定制仍有保留。而留在底营的仍是旧器，进行的仍是旧式训练，八旗披甲额兵的春秋两操仍以马步骑射为主，西式训练只局限于“下洋操，放洋枪”、“摹仿洋操的皮毛”。洋枪旧器混合使用，洋操旧操参合演练，是这一时期清军训练的基本状况和特点。
  编练新军成效虽然有限，但由于此间清军已开始接受近代军事思想，武器装备亦有所改善，因而从总体上讲，练军和防军在训练方法和训练内容上，较八旗兵仍有所进步和发展。
  二、新式陆军训练
  由于清军在中日甲午战争中惨败，“旧军之劣点完全暴露”，因此，战后清廷痛定思痛，遂仿照西法，筹办和创建了新式陆军，“此次创练新军，一切操法章程均按照西方办理”，从建制、战术、训练到军器几乎全部仿效德国章制，使所建之新式陆军初步具有了近代化军队的规模。
  陆军第三镇，是清朝编练之新式陆军曾驻长春府的唯一部队。这支袁世凯的嫡系部队，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由天津悉数移防东北，主力驻长春府。该部从装备到训练均较先进，据《东三省政略》记载：“今之陆军尽革防练各营旧习，无论协、标、营各有讲堂，兵丁每日早晚两次习操，习操之外，轮流上堂听讲，步马炮工辎五种兵队各从其类立专门课程以授之。”陆军第三镇等部全年训练分冬春、夏秋两期，冬春训练期以场操基本训练和技术训练为主；夏秋训练期以战术训练为主，并进行演习、合操及校阅，春秋两季练习并进行实弹射击。每年秋季或自行会操，或由督练处派员检阅，年终再由各统领集中所部官长目兵大考一次，以定优劣。对官兵训练提出的基本要求是：“将则训以忠勇廉洁之大闲，兵则训以恭顺勤奋之要义，使皆知奉法循理，以端其志，而正其趋”。军事训练“专学西洋马步炮各队阵式技艺、枪炮弹药装卸、机器理法、营垒桥送、测量绘画”等，强调技术训练，讲求近代军事知识，“步队以起伏分合为主，炮队以攻坚挫锐为期，马队以出奇驰骤为能，工程队以尽地利备军资为事，各有其重点”。训练科目分为两大类：（一）学科，进行军规纪律和兵法、典范条令、枪学等教育；（二）术科，进行操法制式教练、枪操技术训练、战斗教练与战术演练，摒弃了陈旧的阵法，初步接受了西方近代战术思想，讲求以步兵为主的诸兵种协同战法。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东三省总督徐世昌要求各协、标均就本营建立随营学堂，“挑选识字敏健之目兵编为学兵，朝夕授课”，专为培养下级官佐和训练骨干，讲授战术操法、步伍技击以及工兵、侦察、军械保养、马匹调护等课目，然后转教兵丁。
  随着新建陆军的扩充，需要大批的新型军事人才，为满足组扩建新式陆军的这一需要，清王朝学西法，普设军事学堂，广训武备人才，并派员留学出国学习，加速新军官弁的培训。从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起至光绪末年（1908年），吉林遵照清廷的谕令和颁布的新章制，先后设立武备学堂、将弁速成学堂、陆军小学堂、陆军讲武堂和测绘学堂等多所军校，为清军培训了大批武备人才，加强了新式陆军的建设。
  清王朝在编建新式陆军的同时，还着手整顿改编地方军队。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六月间，批准陆军部所拟的巡防营（队）暂行章程，将各省旧有各军除已遵章改编为新式陆军之外的部队一律改编为五路巡防队，吉林五路巡防队之右路巡防队驻长春府。巡防营（队）作为各省地方军，其编制、装备和训练也尽量采用新制新法，但由于其经费由地方自筹，与新军不能相比，且官弁多为旧伍出身，兵丁素质较差，因而训练质量亦较新军为次。
  陆军第三镇官佐目兵训练的主要内容见下列各表：
  第二节 东北军训练
  1912年2月，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压力下，孙中山被迫辞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职位，让位于代表地主买办阶级利益的袁世凯，中国历史进入了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但民国初期北洋政府并未真正取得全国的统治权，各地军阀拥兵自重，割据一方，互相争夺，其军队训练也自成一体。
  一、民国初期吉林军队训练
  东三省军政、军令统一之前，政局动荡，各省军队多数营伍以防务为主，很少进行训练，甚或根本不训练。1914年以后，驻长春之吉林各混成旅所部的军事训练始有加强，但训练内容和训练方法仍是沿袭清末旧制，所不同的是此时陆军的队列、射击、战术训练是依据摹仿日本军队的典范令而制订的条令条例进行的，清末编练新军时所学的德国操改为学习日本操，“左肩枪换了右肩枪”。各部队的军事训练由建制单位组织实施，全年训练分为冬春、夏秋两期，日操课时间根据季节和驻地环境而有所不同。训练的基本内容分为学科和术科两大类，学科讲授军队的内务规则、陆军奖惩令、各种教范及阵中要务令等课目；术科以班排连为单位，在操场或野外实施队列、体操、劈刺术和射击等教练，“多数部队很少进行战斗教练，有的仅限于战斗队形的散开等简单动作，大部队的机动教练极少，有些军官认为战斗教练之类的课目劳累没有意思，因而对教练不感兴趣”。驻长春的吉林陆军第一混成旅等部，系由清末巡防队（营）改编而成，组建时间不长，装备不齐，训练较少，军官多是旧行伍出身，素质较差，“不仅缺乏新的专业知识，而且缺乏钻研精神，担任教练的官佐自己都不愿实施训练和不知怎样进行训练”，所以多数部队的操练只是应付差事而已。“术科只不过是进行立姿徒手教练、操枪、敬礼、步哨勤务等各个教练的一部分，以及小分队的密集教练，劈刺技术的教练也较差”。
  骑兵训练与其它兵种相比，较为勤勉和突出。骑兵各团、营虽然驻地较分散，但训练经常不间断，“士兵能熟练地进行马上射击，骑马动作极为纯熟巧妙，而且能忍极寒连续急驰完成传令任务，警戒搜索能力也很强”。此外，多数士兵对军马的管理调教和保养爱护较好，经常进行牵引训练，但“马匹的速力和调教的程度参差不齐，所以乘马作战及部队的机动作业效果欠佳”。
  吉林各混成旅虽然编制有步、骑、炮、工、辎五类兵种，但因吉林省财力不足，炮、工、辎器械一直没有配齐，致使这些技术兵种的专业训练受到很大影响。炮兵团的操练仅限于操炮，平时不进行实弹射击演练。工兵营训练只进行一般步兵教练和讲授一些专业学科知识，而实际操练较少。辎重营“徒有其名”，只是由士兵和驮马组成，没有辎重器械，“犹如不正规的骑兵游击队伍”，其训练只是进行一般乘马保养等科目。机关枪营、连的“操练最热心”。机关枪在当时是最新装备，也是当时能左右战斗的军中利器。1915年吉林陆军第一、二混成旅均配有德国造7•9史高德背负式机关枪和驮载式机关枪，其训练内容主要是：机关枪的维护使用，掩体之构筑及伪装，射击教练（含距离测量），班教练（含驭法教练）以及阵中勤务等，因弹药预备数少，不能进行充分的实弹射击演练。
  1916年到1918年，吉林军队大量扩充兵员，兵力增加近一倍，新组建部队的训练主要是新兵训练和培训基层骨干。由于当时军阀割据愈演愈烈，且部队还要剿灭蒙匪窜扰，保护中东铁路，加强中俄边境防御，吉林各部队频繁调动，因此新兵训练带有应急性质，只进行较短时间的基础训练，“射击教练只授以瞄准方法，实弹射击几乎没有，有些士兵甚至尚不熟悉射击方法，其原因是弹药补充非常困难和兵器种类各式各样”。
  由于军队不断扩编，干部严重缺乏，为适应扩军的需要，加速基层军官和军事骨干的培训，吉林督军公署创设了陆军军官养成所，选拔初通文字的军士及行伍出身不识文字的连排长入学，授以普通军事学，修业年余毕业后分配到各部队任职。此外，各团还举办军士教导队或军士连，轮流抽调排以下基层骨干或选拔优秀的两年兵集训6个月后，分到部队当班长或作军士的补充。
  二、奉军训练
  奉系军事集团在形成初期，军队很少进行教育训练，尤其缺乏正规训练，训练制度也较混乱，部队的军事素质很差。1922年4月开始的第一次直奉战争，奉军大败，吉林派出的两个混成旅几乎全军覆灭。张作霖吸取战败的教训，大力整顿军队，充实指挥系统和各级军事训练机构，建立和完善各项训练制度，加强了部队的正规化训练。
  （一）军官和基层骨干培训
  第一次直奉战争失败后，奉军一改过去靠收编土匪扩充军队的旧习，开始重视提高部队各级军官的文化素养和军事指挥才能。为此，奉军不但从关内各地招聘陆军大学、保定军官学校和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军（士）官到部队任职，而且进一步加强了东三省陆军讲武堂的正规化建设，并兴办了其它军事学校和教导队，加强了军官和部队基层骨干的培训。其培训军官的方针是以日本士官学校出身的军官为模式，着眼于从基础上培植，从总体上提高军官的素质。在选择培训对象时，尽量从文化程度较高的青年学生中拣选。东三省陆军讲武堂从第四期起，招收了大批青年学生入学，作为培训军官的基础。张学良为培养文化程度和军事素质较高的军官，曾创办过东北学生队和军官教育班，加紧对下级军官的培训，取得较显著的成效。
  奉军在加强对各级军官培训的同时，还注意加强部队基层骨干的训练，除要求各旅、团举办军士教导队外，并于1922年冬成立了东三省陆军军士教导队，由张学良兼任队长。学员除由各部队选送外，另招考中学毕业生或具有同等学历者入队，分步、骑、炮、工、辎5个兵科，训练半年后分到部队任中下士班长，成绩优秀者送讲武堂或其它军事学校深造。1922年至1924年陆军整理时期，在队军士的养成训练由团一级组织实施，通常以教导队或军士连等临时的组织形式进行轮训。在队军官的平时教育训练，由旅或团统一组织，初期各师旅设有军官团，轮训连排长，每年一期，每天授课3小时。1925年后，由于战事频繁，军官和军士的训练，即多不能正常组织实施。
  （二）部队正规训练
  1922年冬吉林驻军统一改编后，除担任剿匪任务外，各部队普遍加强了军事训练。驻长春地区的各旅、团按照奉军关于士兵正规训练的规定，以一年为一个训练周期，前半年为新兵入伍教育及制式基本教练，后半年为应用战斗教练，各级长官或军士担任教练员。训练内容分学科和术科，学科有各种典范令，在课堂或寝室讲授，一般以下列教材为主要依据：精神讲话（由上级官长任讲）、军队内务规则、陆军礼节、陆军惩罚令、阵中要务令、步兵操典以及各种教范（包括射击、体操、劈刺教范等）。术科在操场和野外以班、排、连为单位组织实施，先进行徒手教练，尔后进行持枪格斗等基本战斗技能教练，野外训练的科目有射击和战斗教练，由于弹药不足，实弹练习较少。连以下的战斗教练由本连自行组织；连、营的战斗教练分别由团、旅组织实施。每年春秋两季通常组织诸兵种联合演习和校阅，1923年10月，驻长春等地的吉林驻军，曾在农安伏龙泉和怀德一带举行过骑兵特别演习。
  在军事训练实施期间，师旅以下各级指挥官亲自或组织人员督查所属部队的训练情况，并接受上级训练机关派出的校阅组考核。各师旅的校阅除由本级官长分期自行校阅并由省加派人员督同实行外，再受省派出的专员的检阅，“以觇成绩而期进步”。各级军官在训练工作中成绩良否，除由所属官长随时详加考核外，于校阅时亦受严格考验，并按成绩优劣予以奖惩。
  1923年12月，东三省保安总司令部会议决定了“关于东三省军事上亟应整理筹备各事宜”，并发布训令，要求各地驻军“以一营为最小限，择要地点集中从事训练，务使熟习各种野战诸动作，尤须练习野战工事，于省境边境冲要地点实施之，以便临时应用”，并要求各级官长对军队的教育训练应“实力奉行，热心从事，各高级官长尤应负完全责任，亲自督饬进行，或委诸驻在地高级军官就近兼司，或由省另派专员分赴各地专任之”。此后，驻长春部队的军事训练同全省驻军一样，“面貌大为改观”。
  1924年9月后，各派军阀连年混战，驻长春地区的部队多次奉命参战，调动频繁，且部队建制经常变动，因而正常的军事训练受到很大的影响，军事训练时间缩短，训练周期被打乱，训练内容精简，甚至在战况紧急时，连基础训练也不能坚持，新兵入伍后往往只进行短时间的射击训练，即开赴前线参战。
  三、东北军训练
  1928年6月“皇姑屯事件”后，张学良主持东北军政，整理东北军事，将45万东北军裁减至30万，分编为国防军和省防军两部分，取消了军师建制，改行“群旅制”，并冠以“东北陆军”称谓。在部队整编的同时，改善和完善了东北军的训练机构，成立了骑炮工辎各兵种的训练监部，扩充了东北讲武堂，将东北陆海空军所有军事教育机构全部纳入讲武堂监督管辖，对东北军的各级军官普遍进行培训，中校以下年富力强且文化程度较高、未经军校毕业的军官，一律保送讲武堂及其分校深造。此外，从1928年末到1930年期间，在张学良的重视和倡导下，为加强军事理论的研究、培养高级军事指挥和参谋人才，陆续创办了高级军学研究班、步兵研究班、炮兵研究班、工兵研究班，还有仿照日本各专科学校创办的专门培养各类专业技术军官的通信、航空、军械、军需、军医、兽医等教育班，以及培训基层骨干的陆军军士教导队、辎重兵教导队和技术训练班等，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军事教育体系，从东三省各部队陆续选调了大批军官和优秀士兵入学深造。从1928年冬起，驻长春部队的各级军官和基层骨干陆续入校（队）接受轮训。
  1929年初，东北军在整编后加强了正规化的教育训练，不断消除原奉军浓厚的封建军阀意识，对军队中的各种不良行为严厉整饬，“军队面貌大改旧观”。同年12月南京政府颁发了《军队教育令》，对各级军官、士兵、各兵种特业训练以及训练方法、校阅、讲评等都作了统一规定，要求各兵监及师旅团营各级官长“均应依此条例指导军队训练”。从此，东北军即完全按照国民党军队的一套规制进行教育训练，建立和完备了各项军事训练制度，普遍加强了正规训练。
  （一）军官和军士训练
  长春驻军各旅和独立团、营军官培训的主要途径是依靠东北讲武堂，以及参加东北军统一组织的各种教育班、轮训队。也有少数送中央军校（黄埔军校）、北京陆军大学以及各兵科学校培训和深造的。1930年末东北讲武堂在招收第十一期学员时，各部队未受过讲武堂训练的中、初级军官纷纷要求到讲武堂受训，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驻长春各部队，上自旅团长，下至连排长，绝大部分都经过了该讲武堂的培训。除此之外，各兵种的指挥军官和专业技术骨干，从1928年冬到1930年末，也选送了一批在职军官和军士参加东北军举办的各种专业技术教育班受训。
  驻长春各部队除了选送学员入学和参加上级组织的培训外，还注意加强在队军官平时的在职学习和训练，并定期进行考核。有的部队组织临时性的军官团或教导队，对连排军官进行短期轮训。按照1929年南京政府颁发的《军队教育令》中关于对军官进行教育训练的要求，各部队的军官训练除随部队一般教育及日常诸勤务实施外，还另特设机会进行教育训练，以增长其学识及技能，体会统御指挥之方法手段，并对军官着重进行政治集训。军事训练的主要科目是：实兵指挥、干部演习、现地战术、战史、教育方法等。军队指挥以现地及图上、兵棋作业进行演练，并通过综合演习具体实施。实兵指挥为见习军官教练之主要科目，体操、劈刺术、马术、射击及其它技术根据各兵种的需要进行演练。为增进各级军官的军事知识，凡诸法规、外国军情、政治与军事有关联之科目必须明了。根据1929年11月南京政府颁布的《陆军官佐考绩条例》之规定，对在职官佐每年考核一次，详密考查其训练与指挥能力，并报训练总监部，以为任免升降之标准。
  东北军对军士教育也较为重视，认为“军士与官长共成军队之骨干，而任指挥教育之责。养成其必要之学习技能，可作一般兵卒之模范”。东三省陆军军士教导队每年都举办一期，轮训各部队之优秀士兵，训练期为半年，毕业后分到各部队任中、下士班长。1929年东北军开始装备轻机关枪，当年临时举办了轻机关枪训练班，调训部队的中士班长。1930年12月又举办了以训练劈刺和体操为主要内容的技术训练班，驻长春各部队均选送学员参加集训。各部队在队的军士教育，平时由连长负责，在一般教育与日常诸勤务中实施，并由团营定期组织集训。其内容主要是进行训练法之教育，各种典范令联系术科实地练习。术科则就一般科目之教练提高其程度。体操、劈刺、射击、马术、距离测量及其它技术，按兵种之必需，使之熟练，以示范兵卒。
  （二）步兵训练
  步兵是东北军的主体。长春境内1931年5月以前，驻有1个步兵旅又2个步兵团，5月后驻有2个步兵旅又1个步兵团，这些部队的训练都是遵照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军令厅下发的各种典范令进行的。由旅司令部制订全年教育训练计划，发到各团及直属营连，再由各团制订每周的教育训练实施表，发到各营连遵照执行。自每年12月上旬至翌年11月下旬为一教育年度，每年度分为4个训练期，各期内明确实施科目及其进度。新兵入伍第一年度为初年兵教育，进行基础教练。自第二年度起至退伍之日为常年教育，除矫正过失外，以战场上作战所必要之课目为主，熟练和养成应用能力，增进其已得之技能，使之更加熟练。每年秋末冬初，进行一次全旅的对抗战斗演习，或与其他兵种进行联合演习。1929年12月以后，执行南京政府颁发的《军队教育令》，强调进行部队的精神教育，认为“军人精神居军队教育之首要地位”，“坚确之军人精神及严肃之军纪是为战争之重大要素，尤需涵养而振起之”。
  （三）骑兵训练
  1928年11月东北军成立了陆军骑兵训练监部，负责统辖骑兵部队的教育训练。自1925年5月起，东北军经常驻长春地区的骑兵部队，初为1个骑兵师又1个骑兵团，后为骑兵旅。据1931年《东北年鉴》记载：“能骑善射是东北人民的特性，骑兵训练的方针，即发扬此种特质，养成独立作战之能力。”东北军陆军骑兵训练监部规定，骑兵训练每年分为3个训练期，训练科目及基准要求由训练监部预定。训练的主要内容是：马术、射击、班排连战斗教练、夜间演习以及诸兵种联合演习。马术为骑兵及其它乘马者达成任务之要项，各骑兵旅、团均将此作为训练的重点反复演练，力求精熟，并通过战斗教练提高骑兵机动作战的能力。每个训练期结束后，各部队均将训练实施情况逐级上报，全年训练任务完成后，还要接受上级派员的校阅考核。
  （四）炮兵训练
  为加强炮兵训练，东北军1928年11月成立了炮兵训练监部，各炮兵团指定防所，集中从事训练。自此驻长春南岭的炮兵团在训练上即受东北边防军炮兵训练监部指挥。据1931年《东北年鉴》记载：“改监部后，从1929年开始，按新方针实施训练，所采教育手段均甚合法，各团除马匹不足外，官兵学术科成绩不相上下”。驻长春的炮兵部队依照新颁布的典范令实施“精进之训练，甚为可观。”1929年10月，东北讲武堂内设立机关枪、平射炮传习班，讲授武器构造及使用保管方法。1930年4月又增设迫击炮传习班，共办了3期，驻长春各旅团所属之机枪、平射炮、迫击炮分队均选送官兵参加轮训。1930年7月，各旅的步兵团都增设了迫击炮连（装备东北兵工厂自产的迫击炮6门），并进行了集中训练。
  （五）工兵训练
  1928年10月，东北军成立工兵训练监部，统管和指导工兵专业训练。东三省部队过去对工兵素少重视，工具亦欠充实，但在历次战争中，由于工兵在担任工事构筑中发挥了较大作用，才逐渐被重视。1922年直奉战争后，吉林驻军各旅所属工兵被集结成营，以加强训练。工兵训练监部成立后，对工兵分队进行了整顿，改良了装备，加强了训练。据1931年《东北年鉴》记载：“工兵在战场间常协助其它兵种构筑繁难工事。攻击时担任冲锋路之开设、障碍物之破坏、交通路之修补。防御时构筑其它兵种所不能设施之强固阵地等事项，故其平时教育亦应本此要旨施训，以养成官兵之优越素质，而供战场之使用。”当时工兵训练的主要科目有：桥梁之架设及破坏，道路与强固阵地之构筑，障碍物之设置，坑道之开掘，通信网之构成及代其它兵种构筑各种掩体等。平时对于以上各项应备技术严格实施训练，并经常组织各工兵连进行实地作业演习，以检验和进一步提高训练效果。
  （六）辎重兵训练
  长春原驻有国防军辎重兵第一营，1928年11月东北军辎重司令部改为辎重兵训练监部，统管辎重兵训练事宜后，该辎重营编入辎重教导队，进行专事训练。据1931年《东北年鉴》记载：“历年战役，辎重随军出动，勤务既繁，责任亦重。战事告平，军队缩编，即为现在之干部教导队，进行彻底训练，以为国防之备。”辎重兵的训练方式与其它兵种有所不同，平时将各营连集中设军官和军士教导队实施训练，战时分拨各部队服辎重勤务。其训练内容主要有：乘马教练、捆包、驮马班排教练、阵中勤务以及诸兵种联合演习等课目。年度训练分3个训练期，每个教导队均按规定之科目顺序表轮训一遍。训练的重点是入伍的新兵，其他老兵以复习巩固为主。
  1931年《东北年鉴》称：东北军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经过一系列治理，面貌大改旧观，“历年人才辈出，因以造成东北军的良好声誉和雄厚势力，皆不得不归功于教育耳”。
  第三节 伪满洲国军训练
  伪满洲国军（以下简称伪满军）作为日本关东军的补助因素和附庸，在其存在的14年中，从未形成自己独立完整的训练体系，它的教育训练从内容到方法完全是照搬日本关东军的一套，带有十足的奴化性和依附性。
  伪满军从1932年组建到1945年崩溃经历了“国内治安肃正时期”和“国军强化时期”两个阶段，这两个阶段的教育训练情况大体如下：
  一、“国内治安肃正时期”
  所谓“国内治安肃正时期”，是日伪统治者对伪满洲国从1932年成立到1938年间，集中力量对抗日武装进行讨伐时期的称谓。在这个时期，日本关东军推行“治安第一主义”，把讨伐抗日武装，巩固日伪统治，作为确保“国内”治安“燃眉之急的任务”。这个期间，伪满军及驻防“新京”地区的警备军部队，几乎全部出动配合关东军讨伐抗日武装，“没有机会进行训练”，“国内治安形势尚未达到全盘统辖教育的程度，仅仅对部分特种兵发出教育训练的必要指示”，“国军改造根据条件的集结训练，还处于没有指望的状态”。所以，初期伪满军建设的重点是抓“整备”，进行部队整编，健全指挥机构，完善组织体系。在教育训练方面则着重进行干部的“再教育”，部队的奴化教育和急需的特业兵训练。
  （一）干部训练
  为加强对伪满军的控制，日本侵略者首先从抓干部教育训练入手，改造原有旧军官，同时加紧培养效忠于日本侵略者的新生力量。1932年12月，在伪军政部最高军事顾问多田骏少将的策划下，伪满在奉天设立了中央陆军训练处，采取速成教育的方法，轮训伪满军上校以下的各级军官和军佐，以精神教育为主，同时“培养剿匪作战指挥的必要资质”。此间驻“新京”的吉林警备军所属的各步兵旅、骑兵旅及其它部队的大批中下级军官，都分期分批的经过了该训练处的训练，接受“再教育”。在轮训旧军官的同时，该训练处还加紧了新军官的培养，接收了大批经过各军管区教导队训练的军官候补生，及由日本招募来的“干部候补生”和退伍的中、下士，经过一年至一年半的训练，毕业后被任为伪满军的初级军官，作为改造伪满军的基层骨干。1940年末，中央陆军训练处改称中央陆军训练学校，以训练在职校尉级军官和军士为主，该校原设的培养初级军官的军官候补生队调往“新京”，归并于新成立的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原下属的教导队改为教导团，扩大了培训规模，增设了一个军士候补生队，大量培训部队急需的中下士班长和其它军事骨干。这一时期，驻防“新京”地区的伪满军各部队的各级军官，除了分期分批地参加中央陆军训练处和其它新建军校的轮训外，对在队军官的教育训练，从教育训练的方针，到训练的具体内容、实施方法、时间安排、考核奖惩等，均在日本军事顾问和教官的监督指导下进行。建军初期，由于部队“分地区分担警备”，“埋头参加剿匪作战”，对在队军官的训练没有统一的组织和要求，训练制度也不完备，只是根据执行任务的需要，进行一些临时性的应急训练。以后，为适应“剿匪作战”的需要，教育训练逐步加强，除了进行“建国建军精神”教育外，还重点进行了一些军事战术方面的训练和研究。其训练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种形式：一是以旅团为单位由日本教官指导操练和集中讲课；二是组织军官参观日军举行的“模范演习”，学习日军组织指挥部队训练的方法，以应用到伪满军的训练上来；三是建立干部考核制度，由省警备军（军管区）和各旅团定期组织对所属部队的各级军官进行考核。
  为加快对伪满军的改造，日本关东军“从创建全军龟鉴军队的着想出发”①(“龟鉴”——日语，镜子，样板之意。)，首先着手在伪满军中创办“模范部队”，于1933年6月从奉吉黑三省警备军中抽调了“优秀分子”，组建成相当于混成旅的教导队3个，作为伪满军“改造的先驱”。教导队既是实行“精兵主义”的精锐样板部队，又是培训伪满军骨干的训练机构，每年招收经过考试合格的军官候补生，对其进行3个月训练，授以基本的军事知识，然后送奉天中央陆军训练处，施行初级军官必要之训练，毕业后分配到各部队，以见习士官资格服队附勤务约2个月后任少尉军官。
  （二）部队训练
  伪满军部队的教育训练，在1933年前主要是进行所谓“建国建军精神”的教育，1934年3月伪满实行帝制后，伪满军进入整军时期，根据日本陆军部制定的《满洲国陆军指导要纲》，对伪满军进行全面改编和整顿，实行军管区制，遣散了一批不适合日本侵略者需要的官兵。在此基础上，伪满军一方面执行“治安肃正”任务，一方面加强了教育训练，除了继续进行精神教育外，军事训练也相应地有所加强，逐步建立了一些训练制度，各旅团普遍按照新颁发的典范令组织实施训练。
  伪满军的军事训练分学科和术科两大类，以术科为主，并强调训育和养成教育。伪满军是以步兵和骑兵为战斗主兵，其术科训练主要内容有制式基础教练、队列、刺枪术、柔道、体育、射击、战斗教练和特种训练等，每天训练7小时，有操场课目，也有野外和夜间课目。制式教练从各个教练到班排连密集教练循序渐进，要求十分严格。日伪军很重视用于肉搏战的刺杀术、柔道等课目，认为这些训练最能体现武士道精神，锻炼勇敢顽强的意志，因而在课程时间的安排上比重较大。骑兵部队则以马术教练为主，着重演练野战应用技术。步兵、骑兵和炮兵的射击训练，多是在操场上领会要领和动作，实弹射击演练较少。伪满军所使用的武器装备多是旧杂式的，且不遇战事平时不发子弹，所以枪械除操练时间外，都放在枪库里，由日本军事顾问和军事教官控制。伪军管区只编有1个炮兵连，都是小口径的山炮和野炮，因弹药缺乏，平时很少进行实弹射击，但伪满军各旅团所属的迫击炮连，训练却是较为精良的。伪满军步骑兵的战斗教练着重演练从单兵战斗动作到班排连的攻防战斗要领，其中特种训练是针对讨伐战的特点而组织实施的，包括乘马奇袭之要领，利用夜暗实施包围及拂晓突击之要领，对据有围壁村庄的守军攻击之要领，以及不规则战斗的要领等课目。术科教育的着眼点主要是训练战场上所必须的事项，学科教练则紧密配合术科教育，主要进行军纪教育和内务令、军阵卫生学、射击教范、步兵操典等教练，强调精讲多练。为了考察训练效果，各级日本军事顾问经常对伪满军训练组织校阅。
  1934年10月间，日伪统治集团为炫耀“满洲帝国的国威军威”，在伪满皇帝溥仪“亲裁”下，在伪首都新京附近举行了伪满洲国第一次陆军特别大演习和阅兵式。这次演习是以“新京”南部的阜丰山为中心，跨奉吉两省的大平原，以保卫“首都新京”为背景而举行的南北两军对抗性的战役演习。参加演习的部队主要有伪靖安军司令部、1个骑兵旅另2个骑兵团、1个教导队（相当混成旅）、3个步兵团、2个炮兵大队、中央陆军训练处军官候补生队和宪兵训练处的学员队，共5000余人，军马1600余匹。演习的主要内容是：遭遇战与突围战，据守坚垒的阵地防御。演习历时3天。伪满皇帝、国务总理、军政部大臣、日本最高军事顾问和关东军的高级将领等，临场监视观看了演习，检阅了南北两军推演的战况。对于伪满陆军的这次特别大演习，日伪统治集团及其喉舌进行了大肆宣扬和吹嘘。
  演习结束后，在伪新京满铁附属地中央大街（今站前斯大林大街）举行了阅兵式，伪满皇帝溥仪检阅了参加演习的伪满军各部队，并进行了分列式。伪满军举行这样大规模的演习和阅兵式，以及“特命检阅”、“亲授军旗”等等，在1938年以前还进行过数次，其目的既是为了检验伪满军综合训练的程度，显示其战斗力，更是为了以此来壮“国威军威”。
  二、“国军强化时期”
  “七•七”事变以后，日本侵略者大举进攻中国，自此，关东军不但被大批抽调到关内各战场，而且还要加强对苏联的作战准备，于是关东军相应减弱的防务不得不靠伪满军填防。1939年5月诺门罕（汗）事件以后，关东军更感兵力不足，从而促使日本帝国主义改变了原来限制和控制伪满军发展的方针，转而指靠伪满军充当战争炮灰，想把他们作为日本侵略军的一个组成部分派往各战场作战。为此，是年日本侵略者着手扩充伪满军，开始组建炮兵、工兵、辎重兵、飞行队、高射炮队和江上军等军兵种，伪满军的职能和任务开始发生变化，即由原警备军向“国防军”过渡，由维护“国内治安”转为准备对外作战，至此，伪满军从“治安肃正时期”进至“国军强化时期”。
  随着伪满军职能和任务重点的转移，其教育训练也相应地“进入了国军本身任务的培育阶段，全力投入提高军官和士兵的素质与战斗力”。
  在“国军本身任务的培育”阶段，首先是强化教育训练机构，革新与完善“国防军”体制。除了新增设若干军事学校外，在伪治安部训练课增设了练成股，掌管伪满军练成上的一切事宜。制定了新的训练方针，明确了新的训练重点，各种新的典范令也相继颁发，并加强了各级训练调研机构，“对于建国建军精神之彻底及日满共同防卫之强调等均集中精力锐意研究中”，特别是“诺门罕事件”以后，更加注意“研究苏军的特性及其战斗常用手段”。其次，加强了训练“整备”，着重完成了三项工作：一是“整备”各种训练典范令。伪治安部参谋司训练课典令股“举全力研究典令的修编，期以国军的现状为基准施加适当的训练”。1940年陆续颁发了新的步骑兵部队教练规范和其它典范令，并对苏联军队的战车、飞机等的识别、特征及其战斗法要令详加研究探讨。二是“整备”教育训练资料。从1939年开始调查确定五年整备计划，制定法规，并购买了大批教育训练器材下发各部队。三是“整备”兵舍及演习场。从实施“国兵法”起，增筑多处兵舍，实施集团教育，拨相当的经费，着手设置演习场。
  在完善各项训练“整备”的基础上，伪满军各部队普遍展开了正规的教育训练，其军事训练在1940年以后着重点有三个方面：（一）使伪满军迅速完成“日满军共同作战上所必须的训练内容”，特别是提高“配合日军协同作战的能力”。“战端一旦发生，国军负有担当友军一翼的使命，在训练上也须着意此种教育，以使将来共同作战不发生龃龉”。（二）加强各兵种的术科教育。根据各兵种的特质而异，择其在战场上最必要的课目加以训练，突出重点，发挥特长，以适应未来实战上的诸要求。（三）重视军队的内务教育。关东军认为：“严格实施内务诸勤务，实振作军人精神，紧张军纪之要道”，“此项训练与队列训练同等重要”。按关东军的要求并受其影响，伪满军也很注重内务训练与养成教育，各部队在日常管理中，普遍要求官兵做到：1．严肃军风纪。强调“军风、军纪是军队的命脉，其要素在于服从，故须至诚服从长上，确守命令，养成其为第二天性”，在平时训练中，极为重视加强这方面的养成教育。2．严整起居容仪。日本军事顾问强调“军人的举止仪表能修养军人的精神”，要求伪满军基层连队必须做到军人礼节的严肃、服装的整洁、兵舍的整顿和卫生，对差者均严格予以整饬。3．训练建制部队的团结巩固信念。要伪满军官兵学习日军的武士道牺牲精神，“使其无论何时何地由军官以至兵卒均能有共生死的觉悟，尤其是最小建制的连单位，都能应乎连长的意图去活动”。
  为适应扩大侵略战争的需要，1940年4月11日伪满洲国颁布了《国兵法》，实行征兵制度。为搞好第一期“国兵”的正规训练，伪治安部训练课及军管区积极着手新兵训练的准备工作，加速进行担任新兵教育者“要员”的养成训练和在职军官、军士的培训。伪《国兵法》实施前，伪治安部“为使全国教育统一，率先给与入队新兵一种深刻的印象，并作为国军宣传之先驱”，决定首先为各部队集中培训一批模范教练员，于1940年由中央陆军训练学校召集新兵教官，施以3个月的短期速成教育，统一新兵训练标准、规制和教育法。同时各军管区亦适应新兵训练的需要，召集军官和军士实施补修训练。
  为尽快将伪满军提高到“国防军的水准”，1940年9月，伪治安部根据“建军新方针”颁发了《军队教育令》，勉励官兵“善体教育令之本旨，以期得到精锐而坚实军队之练成”。《军队教育令》规定，伪满军的军事训练从每年4月1日始至翌年3月末止为一个教育年度，每教育年度分为若干教育期。对于军官、士官、士兵及各兵种的各类技术人员的训练，规定了各自的标准，分年度按计划实施训练。新兵训练单独编组，在第一教育年度初年兵即分专业教育，年末要求能够掌握使用手中武器。第二、三年兵则着重训练其在实战中的应变能力。
  自1940年冬季开始，伪满军依据《教育令》的规定，进入了制度化和正规化的训练阶段，各部队按照《教育令》的要求，从上到下健全了各项训练规制，伪军管区由日军顾问组制订《教育指导事项》，下发各旅团，然后由旅团据此制订周密的训练计划。各营连必须严格按照《教育顺序表》（训练计划）中规定的课目内容和进度组织实施训练。训练计划、内容、进度不允许自行变动，如有特殊情况需要变动，要按《教育令》的规定，由军管区请示伪治安部认可。伪军管区每年定期对所属部队进行校阅，各旅团也经常考查营连的训练成绩以及实施训练的方法是否符合要求，对勤者予以奖励，对惰者严厉惩罚。营连排每日要逐级上报课堂出操人数及训练效果，旅团每月要将考核评定成绩呈报军管区，以备核查。
  1941年以后，按照《军队教育令》的要求，伪满军的军官训练也有明显加强。《教育令》特别强调，“军官立于军队之中枢”，“乃军队之根干，军人精神及军纪之本源，故常须努力修养，使部下信仰以效仿之”。因此大力加强各级军官之教育训练乃是提高部队素质和战斗力的关键。这一时期，为加速新军官的培训及“优秀军官”的养成，伪满相继成立了各类专科军事学校，选调大批干部入学，使军官培训逐步向院校训练的方向发展。与此同时，也向日本陆军诸学校派遣留学生，并设法加强高级军官的培养。除选送军官入军校培训深造外，对在职军官的教育训练也相应加强，特别强调军官的“自觉教育”，培养武士道牺牲精神，练就卓拔之军事技能。1942年8月15日，伪治安部颁发了《陆军军官团令》，要求伪满军各团、独立队以上的单位均成立军官团，“以陶冶所属军官之军人精神，涵养为军官之品格德操，巩固其团结，且增进其军事上之知识为目的”，把在职军官组织起来切磋琢磨，从事战术、兵棋及战史的研究，并进行课题作业以及武技、日本语学等业务学习，以期提高军官的整体军事素质。
  第四节 国民党军训练
  东北解放战争时期，长春作为东北腹心战略要地，曾为国民党军占据达两三年之久。此间，国民党军在同人民军队作战中屡遭打击，部队大量减员，为能够保持势力，继续与人民军队抗衡，并完成“固守待援，相机出击”的使命，每每利用作战的间隙补充整训部队，强化反动教育，坚持军事训练。
  一、地方保安部队训练
  国民党军之地方保安团队，负有绥靖地方，配合正规军作战的责任，其官兵同正规部队一样，须按规定进行教育训练。保安部队的军事训练，“遵照前军训部战时陆军教育令草案及东北行辕颁发之保安团队教育纲领”的有关规定实施，其教育训练方针为：“提高对三民主义正确之认识，增进现代军事学术并养成崇高军人武德及严肃军纪，以树精锐国军之基”，“俾能服行绥靖地方及作战任务之要求”。训练实施要领是：“部队驻地力求集中以利督训，如因任务不克集中则行机会教育；战场心理训练及生活训练宜常施之；教育须由简入繁由易入难按其计划逐次实行；各种技术训练及特种战斗训练亦应精习；养成各自独立作战及临机应变之精神”。训练时间在战况允许时，从作准备到正式实施，一般在3个月左右。为适应战时作战的需要，训练的重点是：“策重战斗教练和阵中勤务方面并增进作战上必要学术与技能以达战斗之任务”。训练方法“采用回带式教育方式及以讲解示范实习考验竞（技）等”。保安团队的军事训练亦分学科教育和术科教育，学科教育的基本内容是：步兵操典，步兵轻重兵器射击教范，作战纲要，筑城教范，夜间教育，军队内务规则，陆军礼节，兵器名称及擦拭保管法，陆军惩罚令，军队卫生及防毒教范等。在施训中，尤其注重一般军事常识及战斗诸法则教练与兵器性能之讲授。术科教育，主要是进行连以下战斗及制式教练，射击教练，阵中勤务，筑城作业，重兵器教练，夜间教育，劈刺及体操教练等。政治教育则以“国父遗教，总裁言行为根据，输国家民族之意识，养成（忠）党爱国之一致中心思想”。
  二、正规军部队训练
  曾进占和固守长春的国民党正规军的军事训练，初时仍按国防部制定的训练规制和颁布的各种教范，进行常规训练。待在作战中屡遭人民军队重创后，“东北剿总”认为：“老一套的训练方法不改，就不能适应实战的需要”。自此在军事训练中即特别注重野外战斗演习及射击、投弹方面的教练，并规定各军师间互相观摩，取长补短。1947年12月，新一军由长春向辽西开进时，军长潘裕昆即针对人民军队作战的特点及国民党军屡遭重创的教训，开始从抓干部培训入手，加强所部野外战斗演习及各种射击的训练。翌年3月，首先开办了一个由排长至师长一级军官参加的训练班，将全军军官分三期调训，每期集训一个月。为强化训练效果，还在四方台附近开辟了较大规模的野营演习场、步兵演习中心。演习场有旷野，有小森林，有山丘，还有各种供演习用的人造地形。为扫清射界，将附近的民房拆毁，限令居民迁出或并村而居。
  在这个阶段，新一军等正规军特别注重特种战斗训练，并经常放映有关这种战斗的电影，进行示形教练。在部队将要进入辽西作战之前，该部曾多次进行加强团陆空联合演习。对未受过正规作战训练的新编部队，则令其加速基础战术、技术训练，和演习搜索警戒及攻、防、遭（遇）、追（击）、退（却）等各项战斗动作，以使其尽快适应同人民军队进行野战的需要。在此期间，由长春等地开进辽西的新编第六军和第七十一军等正规部队的军事训练也大致如此。
  盘踞在长春的国民党军第一兵团所部新七军和第六十军，也根据所担负的“固守待援，相机出击”的使命，和针对所谓“目前剿匪战斗”的需要，也在人民解放军围困长春前后，由军、师及兵团部统一举办干部轮训班，设置选干队、教导队，从加强干部培训入手，抓紧部队的军事训练。1948年1月，新七军一组建，即设置了干部教导总队，假长春资源大厦为队址，选拔所谓优秀青年、士兵和官佐，培植军中骨干。“总队”创办后，相继成立了学生队、军官队、迫击炮队、骑兵军官队和军士队，陆续从新一军教导总队、部队、交警、警校和知识青年中接收和抽调了1232人加以培训，结业后分配到各部队充当骨干，带动部队的军事和政治训练。同年9月1日，第一兵团部由各训练示范部队指导官拟订了“第一兵团干部训练班术科演习计划案”，组织干部进行战斗演习，并令其“据此自作进一步之研讨，撷长去短，教育部队”。此次干训班之术科演习内容广泛，从进攻到防御，从野战到街市战等均有安排，具体区分共有20项之多，即：近战教练及爆破作业，伍对抗，射击教育，战斗心理演习，步哨勤务，斥候勤务，班对抗，排威力搜索，排村落攻击，排村落防御，排夜袭，排哨，尖兵连，遭遇战，加强连街市战，加强连包围战，加强连防御，连追击，连突围及退却，加强连破口袋战等。这次术科演习虽然重点不突出，但其演习意图显然是兼顾了“固守”和“出击”（突围）两方面作战的需要。
  新一军、新七军、第六十军等部，在同人民军队作战中，由于屡遭打击，大量减员，为保持部队建制的完整，需时常补充新的兵员。这些新兵由吉林师管区及其所属长春团管区、永吉团管区征抓，亦由其新兵队负责进行初步训练，然后补入各部队，再作进一步的训练。从1947年元月起至1948年4月，吉林师管区先后征抓新兵2.7万余人，经过初训，除补充了新一军、新七军、第六十军的缺额外，还以一部补入了第五十三军和青年军。这些新兵入伍后的再训练，一般是由师、团之新兵营组织实施，由于训练多是在战役或战斗的间隙进行，带有应急性质，因此只能进行最基本的单兵至班组战术教练以及射击、投弹、劈刺等基本战斗技能训练。而训练时间的长短没有确定的安排，只能根据战况的变化作出决定。
  这个期间，在现实的作战准备工作中，各部也很注意加强对后勤部队的整顿和训练，对医务人员的战地救护以及运输、电信、军需财务人员在战斗中的战勤保障等方面的职责和技能，都进行了必要的训练。后勤部队经过多次整顿和基本职责及技能训练，使其比以往各次作战中的工作要扩大得多，工作效率也有明显提高。政治训练主要是通过办短期轮训班，按照蒋介石办中央训练团的一些基本内容，对干部进行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