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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第一章 旧军队训练
  清康熙二十年（1681年），长春始有驻防军队后，一切旧军队作为执行特殊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都把军事训练置于军队建设的突出地位，作为“整军经武”的重要任务，以期增强官兵素质，提高部队的战斗力。其训练通常都分为学科训练和术科训练，学科以讲授共同科目和兵种教范为主，术科以教练基本战斗技能为重。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多兵种分训，少综合演练，更少实兵实弹演习。部队虽经训练，但具有较高战斗素养和技能的“精锐之师”甚少。
  第一节 清军训练
  清朝自奠基到崩溃，其军队曾经历了八旗军、练军和防军（靖边军）、新式陆军等几个发展演变阶段，随着军队的发展沿革，其军事训练亦有所变化有所发展。
  一、八旗军和练军训练
  以满洲兵丁为骨干的吉林八旗兵，继承和保持了满族能骑善射、崇武善战的传统和特点，在完成戍边、绥靖、征调、参战等项任务的同时，勤于训练，逐步形成了一套适应自身特点的军事训练规制。
  八旗兵长期以弓箭刀矛为主要战守武器，崇尚骑射，平时操练以步骑射和演练阵式为主。康熙、乾隆以后，火器逐渐增加，发展了“枪炮连环”阵法，但仍强调“满洲夙重骑射，不可专习鸟枪而废弓矢”。清兵的平时操练分为春秋两操，按清初顺治年间制定的《骑射各兵演习日期制度》和《春秋合操制度》的规定，八旗兵每月练弓马6次，春季本旗分操2次，合操1次，秋季则会诸营大操1次，春秋两季各擐甲习步射、骑射各2次。在春秋操中，常操以操练技艺为主，进行步骑射和刀矛、藤牌、杂技等教练，分操教习使用冷兵器近战格斗和鸟枪轮番齐射的连环枪法，合操则演练阵法，按照部颁《满洲八旗合操阵式图》操演阵式，进行密集方阵队形的纵横变换、枪炮连环射击、马队快速冲击、步队跟进冲击进行白刃格斗等整套战法的演练。为了考察营伍势力，检验训练成果，按照清廷规定，各级还定期对所属营伍进行校阅，每到一营将其阵式、马步箭枪、藤牌杂技等项逐一详加考验，对军营纪律、军容、哨巡执勤情况也进行检查巡视。通过上述考核，了解和掌握营伍训练的虚实和将弁工作的实绩，并按驻防军政考核制的有关规定，对将弁兵丁优劣施以奖罚。八旗军的此种训练章制，一直沿袭了二百余年无所更改。
  1840年鸦片战争后，清廷深感以旧式武器装备和训练的中国军队，已无法抵御外军的入侵。因此，于同治初年（1862年）提出了“自强之道，必先练兵”，“整军经武为御敌之良策”，决定整顿和改造八旗军，仿照西法编练成练军和防军（靖边军），并购置洋枪洋炮，雇请外国人训练中国军队。但由于清廷对原有八旗军改造不彻底，这一时期，清军形成了练军、防军、洋枪队和八旗兵同时并存的状况，武器装备亦较多混杂，既有大刀长矛，又有洋枪洋炮，防、练各营部分改装洋枪，练习洋操，但刀矛杂技亦不许偏废，旧章定制仍有保留。而留在底营的仍是旧器，进行的仍是旧式训练，八旗披甲额兵的春秋两操仍以马步骑射为主，西式训练只局限于“下洋操，放洋枪”、“摹仿洋操的皮毛”。洋枪旧器混合使用，洋操旧操参合演练，是这一时期清军训练的基本状况和特点。
  编练新军成效虽然有限，但由于此间清军已开始接受近代军事思想，武器装备亦有所改善，因而从总体上讲，练军和防军在训练方法和训练内容上，较八旗兵仍有所进步和发展。
  二、新式陆军训练
  由于清军在中日甲午战争中惨败，“旧军之劣点完全暴露”，因此，战后清廷痛定思痛，遂仿照西法，筹办和创建了新式陆军，“此次创练新军，一切操法章程均按照西方办理”，从建制、战术、训练到军器几乎全部仿效德国章制，使所建之新式陆军初步具有了近代化军队的规模。
  陆军第三镇，是清朝编练之新式陆军曾驻长春府的唯一部队。这支袁世凯的嫡系部队，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由天津悉数移防东北，主力驻长春府。该部从装备到训练均较先进，据《东三省政略》记载：“今之陆军尽革防练各营旧习，无论协、标、营各有讲堂，兵丁每日早晚两次习操，习操之外，轮流上堂听讲，步马炮工辎五种兵队各从其类立专门课程以授之。”陆军第三镇等部全年训练分冬春、夏秋两期，冬春训练期以场操基本训练和技术训练为主；夏秋训练期以战术训练为主，并进行演习、合操及校阅，春秋两季练习并进行实弹射击。每年秋季或自行会操，或由督练处派员检阅，年终再由各统领集中所部官长目兵大考一次，以定优劣。对官兵训练提出的基本要求是：“将则训以忠勇廉洁之大闲，兵则训以恭顺勤奋之要义，使皆知奉法循理，以端其志，而正其趋”。军事训练“专学西洋马步炮各队阵式技艺、枪炮弹药装卸、机器理法、营垒桥送、测量绘画”等，强调技术训练，讲求近代军事知识，“步队以起伏分合为主，炮队以攻坚挫锐为期，马队以出奇驰骤为能，工程队以尽地利备军资为事，各有其重点”。训练科目分为两大类：（一）学科，进行军规纪律和兵法、典范条令、枪学等教育；（二）术科，进行操法制式教练、枪操技术训练、战斗教练与战术演练，摒弃了陈旧的阵法，初步接受了西方近代战术思想，讲求以步兵为主的诸兵种协同战法。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东三省总督徐世昌要求各协、标均就本营建立随营学堂，“挑选识字敏健之目兵编为学兵，朝夕授课”，专为培养下级官佐和训练骨干，讲授战术操法、步伍技击以及工兵、侦察、军械保养、马匹调护等课目，然后转教兵丁。
  随着新建陆军的扩充，需要大批的新型军事人才，为满足组扩建新式陆军的这一需要，清王朝学西法，普设军事学堂，广训武备人才，并派员留学出国学习，加速新军官弁的培训。从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起至光绪末年（1908年），吉林遵照清廷的谕令和颁布的新章制，先后设立武备学堂、将弁速成学堂、陆军小学堂、陆军讲武堂和测绘学堂等多所军校，为清军培训了大批武备人才，加强了新式陆军的建设。
  清王朝在编建新式陆军的同时，还着手整顿改编地方军队。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六月间，批准陆军部所拟的巡防营（队）暂行章程，将各省旧有各军除已遵章改编为新式陆军之外的部队一律改编为五路巡防队，吉林五路巡防队之右路巡防队驻长春府。巡防营（队）作为各省地方军，其编制、装备和训练也尽量采用新制新法，但由于其经费由地方自筹，与新军不能相比，且官弁多为旧伍出身，兵丁素质较差，因而训练质量亦较新军为次。
  陆军第三镇官佐目兵训练的主要内容见下列各表：
  第二节 东北军训练
  1912年2月，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压力下，孙中山被迫辞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职位，让位于代表地主买办阶级利益的袁世凯，中国历史进入了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但民国初期北洋政府并未真正取得全国的统治权，各地军阀拥兵自重，割据一方，互相争夺，其军队训练也自成一体。
  一、民国初期吉林军队训练
  东三省军政、军令统一之前，政局动荡，各省军队多数营伍以防务为主，很少进行训练，甚或根本不训练。1914年以后，驻长春之吉林各混成旅所部的军事训练始有加强，但训练内容和训练方法仍是沿袭清末旧制，所不同的是此时陆军的队列、射击、战术训练是依据摹仿日本军队的典范令而制订的条令条例进行的，清末编练新军时所学的德国操改为学习日本操，“左肩枪换了右肩枪”。各部队的军事训练由建制单位组织实施，全年训练分为冬春、夏秋两期，日操课时间根据季节和驻地环境而有所不同。训练的基本内容分为学科和术科两大类，学科讲授军队的内务规则、陆军奖惩令、各种教范及阵中要务令等课目；术科以班排连为单位，在操场或野外实施队列、体操、劈刺术和射击等教练，“多数部队很少进行战斗教练，有的仅限于战斗队形的散开等简单动作，大部队的机动教练极少，有些军官认为战斗教练之类的课目劳累没有意思，因而对教练不感兴趣”。驻长春的吉林陆军第一混成旅等部，系由清末巡防队（营）改编而成，组建时间不长，装备不齐，训练较少，军官多是旧行伍出身，素质较差，“不仅缺乏新的专业知识，而且缺乏钻研精神，担任教练的官佐自己都不愿实施训练和不知怎样进行训练”，所以多数部队的操练只是应付差事而已。“术科只不过是进行立姿徒手教练、操枪、敬礼、步哨勤务等各个教练的一部分，以及小分队的密集教练，劈刺技术的教练也较差”。
  骑兵训练与其它兵种相比，较为勤勉和突出。骑兵各团、营虽然驻地较分散，但训练经常不间断，“士兵能熟练地进行马上射击，骑马动作极为纯熟巧妙，而且能忍极寒连续急驰完成传令任务，警戒搜索能力也很强”。此外，多数士兵对军马的管理调教和保养爱护较好，经常进行牵引训练，但“马匹的速力和调教的程度参差不齐，所以乘马作战及部队的机动作业效果欠佳”。
  吉林各混成旅虽然编制有步、骑、炮、工、辎五类兵种，但因吉林省财力不足，炮、工、辎器械一直没有配齐，致使这些技术兵种的专业训练受到很大影响。炮兵团的操练仅限于操炮，平时不进行实弹射击演练。工兵营训练只进行一般步兵教练和讲授一些专业学科知识，而实际操练较少。辎重营“徒有其名”，只是由士兵和驮马组成，没有辎重器械，“犹如不正规的骑兵游击队伍”，其训练只是进行一般乘马保养等科目。机关枪营、连的“操练最热心”。机关枪在当时是最新装备，也是当时能左右战斗的军中利器。1915年吉林陆军第一、二混成旅均配有德国造7•9史高德背负式机关枪和驮载式机关枪，其训练内容主要是：机关枪的维护使用，掩体之构筑及伪装，射击教练（含距离测量），班教练（含驭法教练）以及阵中勤务等，因弹药预备数少，不能进行充分的实弹射击演练。
  1916年到1918年，吉林军队大量扩充兵员，兵力增加近一倍，新组建部队的训练主要是新兵训练和培训基层骨干。由于当时军阀割据愈演愈烈，且部队还要剿灭蒙匪窜扰，保护中东铁路，加强中俄边境防御，吉林各部队频繁调动，因此新兵训练带有应急性质，只进行较短时间的基础训练，“射击教练只授以瞄准方法，实弹射击几乎没有，有些士兵甚至尚不熟悉射击方法，其原因是弹药补充非常困难和兵器种类各式各样”。
  由于军队不断扩编，干部严重缺乏，为适应扩军的需要，加速基层军官和军事骨干的培训，吉林督军公署创设了陆军军官养成所，选拔初通文字的军士及行伍出身不识文字的连排长入学，授以普通军事学，修业年余毕业后分配到各部队任职。此外，各团还举办军士教导队或军士连，轮流抽调排以下基层骨干或选拔优秀的两年兵集训6个月后，分到部队当班长或作军士的补充。
  二、奉军训练
  奉系军事集团在形成初期，军队很少进行教育训练，尤其缺乏正规训练，训练制度也较混乱，部队的军事素质很差。1922年4月开始的第一次直奉战争，奉军大败，吉林派出的两个混成旅几乎全军覆灭。张作霖吸取战败的教训，大力整顿军队，充实指挥系统和各级军事训练机构，建立和完善各项训练制度，加强了部队的正规化训练。
  （一）军官和基层骨干培训
  第一次直奉战争失败后，奉军一改过去靠收编土匪扩充军队的旧习，开始重视提高部队各级军官的文化素养和军事指挥才能。为此，奉军不但从关内各地招聘陆军大学、保定军官学校和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军（士）官到部队任职，而且进一步加强了东三省陆军讲武堂的正规化建设，并兴办了其它军事学校和教导队，加强了军官和部队基层骨干的培训。其培训军官的方针是以日本士官学校出身的军官为模式，着眼于从基础上培植，从总体上提高军官的素质。在选择培训对象时，尽量从文化程度较高的青年学生中拣选。东三省陆军讲武堂从第四期起，招收了大批青年学生入学，作为培训军官的基础。张学良为培养文化程度和军事素质较高的军官，曾创办过东北学生队和军官教育班，加紧对下级军官的培训，取得较显著的成效。
  奉军在加强对各级军官培训的同时，还注意加强部队基层骨干的训练，除要求各旅、团举办军士教导队外，并于1922年冬成立了东三省陆军军士教导队，由张学良兼任队长。学员除由各部队选送外，另招考中学毕业生或具有同等学历者入队，分步、骑、炮、工、辎5个兵科，训练半年后分到部队任中下士班长，成绩优秀者送讲武堂或其它军事学校深造。1922年至1924年陆军整理时期，在队军士的养成训练由团一级组织实施，通常以教导队或军士连等临时的组织形式进行轮训。在队军官的平时教育训练，由旅或团统一组织，初期各师旅设有军官团，轮训连排长，每年一期，每天授课3小时。1925年后，由于战事频繁，军官和军士的训练，即多不能正常组织实施。
  （二）部队正规训练
  1922年冬吉林驻军统一改编后，除担任剿匪任务外，各部队普遍加强了军事训练。驻长春地区的各旅、团按照奉军关于士兵正规训练的规定，以一年为一个训练周期，前半年为新兵入伍教育及制式基本教练，后半年为应用战斗教练，各级长官或军士担任教练员。训练内容分学科和术科，学科有各种典范令，在课堂或寝室讲授，一般以下列教材为主要依据：精神讲话（由上级官长任讲）、军队内务规则、陆军礼节、陆军惩罚令、阵中要务令、步兵操典以及各种教范（包括射击、体操、劈刺教范等）。术科在操场和野外以班、排、连为单位组织实施，先进行徒手教练，尔后进行持枪格斗等基本战斗技能教练，野外训练的科目有射击和战斗教练，由于弹药不足，实弹练习较少。连以下的战斗教练由本连自行组织；连、营的战斗教练分别由团、旅组织实施。每年春秋两季通常组织诸兵种联合演习和校阅，1923年10月，驻长春等地的吉林驻军，曾在农安伏龙泉和怀德一带举行过骑兵特别演习。
  在军事训练实施期间，师旅以下各级指挥官亲自或组织人员督查所属部队的训练情况，并接受上级训练机关派出的校阅组考核。各师旅的校阅除由本级官长分期自行校阅并由省加派人员督同实行外，再受省派出的专员的检阅，“以觇成绩而期进步”。各级军官在训练工作中成绩良否，除由所属官长随时详加考核外，于校阅时亦受严格考验，并按成绩优劣予以奖惩。
  1923年12月，东三省保安总司令部会议决定了“关于东三省军事上亟应整理筹备各事宜”，并发布训令，要求各地驻军“以一营为最小限，择要地点集中从事训练，务使熟习各种野战诸动作，尤须练习野战工事，于省境边境冲要地点实施之，以便临时应用”，并要求各级官长对军队的教育训练应“实力奉行，热心从事，各高级官长尤应负完全责任，亲自督饬进行，或委诸驻在地高级军官就近兼司，或由省另派专员分赴各地专任之”。此后，驻长春部队的军事训练同全省驻军一样，“面貌大为改观”。
  1924年9月后，各派军阀连年混战，驻长春地区的部队多次奉命参战，调动频繁，且部队建制经常变动，因而正常的军事训练受到很大的影响，军事训练时间缩短，训练周期被打乱，训练内容精简，甚至在战况紧急时，连基础训练也不能坚持，新兵入伍后往往只进行短时间的射击训练，即开赴前线参战。
  三、东北军训练
  1928年6月“皇姑屯事件”后，张学良主持东北军政，整理东北军事，将45万东北军裁减至30万，分编为国防军和省防军两部分，取消了军师建制，改行“群旅制”，并冠以“东北陆军”称谓。在部队整编的同时，改善和完善了东北军的训练机构，成立了骑炮工辎各兵种的训练监部，扩充了东北讲武堂，将东北陆海空军所有军事教育机构全部纳入讲武堂监督管辖，对东北军的各级军官普遍进行培训，中校以下年富力强且文化程度较高、未经军校毕业的军官，一律保送讲武堂及其分校深造。此外，从1928年末到1930年期间，在张学良的重视和倡导下，为加强军事理论的研究、培养高级军事指挥和参谋人才，陆续创办了高级军学研究班、步兵研究班、炮兵研究班、工兵研究班，还有仿照日本各专科学校创办的专门培养各类专业技术军官的通信、航空、军械、军需、军医、兽医等教育班，以及培训基层骨干的陆军军士教导队、辎重兵教导队和技术训练班等，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军事教育体系，从东三省各部队陆续选调了大批军官和优秀士兵入学深造。从1928年冬起，驻长春部队的各级军官和基层骨干陆续入校（队）接受轮训。
  1929年初，东北军在整编后加强了正规化的教育训练，不断消除原奉军浓厚的封建军阀意识，对军队中的各种不良行为严厉整饬，“军队面貌大改旧观”。同年12月南京政府颁发了《军队教育令》，对各级军官、士兵、各兵种特业训练以及训练方法、校阅、讲评等都作了统一规定，要求各兵监及师旅团营各级官长“均应依此条例指导军队训练”。从此，东北军即完全按照国民党军队的一套规制进行教育训练，建立和完备了各项军事训练制度，普遍加强了正规训练。
  （一）军官和军士训练
  长春驻军各旅和独立团、营军官培训的主要途径是依靠东北讲武堂，以及参加东北军统一组织的各种教育班、轮训队。也有少数送中央军校（黄埔军校）、北京陆军大学以及各兵科学校培训和深造的。1930年末东北讲武堂在招收第十一期学员时，各部队未受过讲武堂训练的中、初级军官纷纷要求到讲武堂受训，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驻长春各部队，上自旅团长，下至连排长，绝大部分都经过了该讲武堂的培训。除此之外，各兵种的指挥军官和专业技术骨干，从1928年冬到1930年末，也选送了一批在职军官和军士参加东北军举办的各种专业技术教育班受训。
  驻长春各部队除了选送学员入学和参加上级组织的培训外，还注意加强在队军官平时的在职学习和训练，并定期进行考核。有的部队组织临时性的军官团或教导队，对连排军官进行短期轮训。按照1929年南京政府颁发的《军队教育令》中关于对军官进行教育训练的要求，各部队的军官训练除随部队一般教育及日常诸勤务实施外，还另特设机会进行教育训练，以增长其学识及技能，体会统御指挥之方法手段，并对军官着重进行政治集训。军事训练的主要科目是：实兵指挥、干部演习、现地战术、战史、教育方法等。军队指挥以现地及图上、兵棋作业进行演练，并通过综合演习具体实施。实兵指挥为见习军官教练之主要科目，体操、劈刺术、马术、射击及其它技术根据各兵种的需要进行演练。为增进各级军官的军事知识，凡诸法规、外国军情、政治与军事有关联之科目必须明了。根据1929年11月南京政府颁布的《陆军官佐考绩条例》之规定，对在职官佐每年考核一次，详密考查其训练与指挥能力，并报训练总监部，以为任免升降之标准。
  东北军对军士教育也较为重视，认为“军士与官长共成军队之骨干，而任指挥教育之责。养成其必要之学习技能，可作一般兵卒之模范”。东三省陆军军士教导队每年都举办一期，轮训各部队之优秀士兵，训练期为半年，毕业后分到各部队任中、下士班长。1929年东北军开始装备轻机关枪，当年临时举办了轻机关枪训练班，调训部队的中士班长。1930年12月又举办了以训练劈刺和体操为主要内容的技术训练班，驻长春各部队均选送学员参加集训。各部队在队的军士教育，平时由连长负责，在一般教育与日常诸勤务中实施，并由团营定期组织集训。其内容主要是进行训练法之教育，各种典范令联系术科实地练习。术科则就一般科目之教练提高其程度。体操、劈刺、射击、马术、距离测量及其它技术，按兵种之必需，使之熟练，以示范兵卒。
  （二）步兵训练
  步兵是东北军的主体。长春境内1931年5月以前，驻有1个步兵旅又2个步兵团，5月后驻有2个步兵旅又1个步兵团，这些部队的训练都是遵照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军令厅下发的各种典范令进行的。由旅司令部制订全年教育训练计划，发到各团及直属营连，再由各团制订每周的教育训练实施表，发到各营连遵照执行。自每年12月上旬至翌年11月下旬为一教育年度，每年度分为4个训练期，各期内明确实施科目及其进度。新兵入伍第一年度为初年兵教育，进行基础教练。自第二年度起至退伍之日为常年教育，除矫正过失外，以战场上作战所必要之课目为主，熟练和养成应用能力，增进其已得之技能，使之更加熟练。每年秋末冬初，进行一次全旅的对抗战斗演习，或与其他兵种进行联合演习。1929年12月以后，执行南京政府颁发的《军队教育令》，强调进行部队的精神教育，认为“军人精神居军队教育之首要地位”，“坚确之军人精神及严肃之军纪是为战争之重大要素，尤需涵养而振起之”。
  （三）骑兵训练
  1928年11月东北军成立了陆军骑兵训练监部，负责统辖骑兵部队的教育训练。自1925年5月起，东北军经常驻长春地区的骑兵部队，初为1个骑兵师又1个骑兵团，后为骑兵旅。据1931年《东北年鉴》记载：“能骑善射是东北人民的特性，骑兵训练的方针，即发扬此种特质，养成独立作战之能力。”东北军陆军骑兵训练监部规定，骑兵训练每年分为3个训练期，训练科目及基准要求由训练监部预定。训练的主要内容是：马术、射击、班排连战斗教练、夜间演习以及诸兵种联合演习。马术为骑兵及其它乘马者达成任务之要项，各骑兵旅、团均将此作为训练的重点反复演练，力求精熟，并通过战斗教练提高骑兵机动作战的能力。每个训练期结束后，各部队均将训练实施情况逐级上报，全年训练任务完成后，还要接受上级派员的校阅考核。
  （四）炮兵训练
  为加强炮兵训练，东北军1928年11月成立了炮兵训练监部，各炮兵团指定防所，集中从事训练。自此驻长春南岭的炮兵团在训练上即受东北边防军炮兵训练监部指挥。据1931年《东北年鉴》记载：“改监部后，从1929年开始，按新方针实施训练，所采教育手段均甚合法，各团除马匹不足外，官兵学术科成绩不相上下”。驻长春的炮兵部队依照新颁布的典范令实施“精进之训练，甚为可观。”1929年10月，东北讲武堂内设立机关枪、平射炮传习班，讲授武器构造及使用保管方法。1930年4月又增设迫击炮传习班，共办了3期，驻长春各旅团所属之机枪、平射炮、迫击炮分队均选送官兵参加轮训。1930年7月，各旅的步兵团都增设了迫击炮连（装备东北兵工厂自产的迫击炮6门），并进行了集中训练。
  （五）工兵训练
  1928年10月，东北军成立工兵训练监部，统管和指导工兵专业训练。东三省部队过去对工兵素少重视，工具亦欠充实，但在历次战争中，由于工兵在担任工事构筑中发挥了较大作用，才逐渐被重视。1922年直奉战争后，吉林驻军各旅所属工兵被集结成营，以加强训练。工兵训练监部成立后，对工兵分队进行了整顿，改良了装备，加强了训练。据1931年《东北年鉴》记载：“工兵在战场间常协助其它兵种构筑繁难工事。攻击时担任冲锋路之开设、障碍物之破坏、交通路之修补。防御时构筑其它兵种所不能设施之强固阵地等事项，故其平时教育亦应本此要旨施训，以养成官兵之优越素质，而供战场之使用。”当时工兵训练的主要科目有：桥梁之架设及破坏，道路与强固阵地之构筑，障碍物之设置，坑道之开掘，通信网之构成及代其它兵种构筑各种掩体等。平时对于以上各项应备技术严格实施训练，并经常组织各工兵连进行实地作业演习，以检验和进一步提高训练效果。
  （六）辎重兵训练
  长春原驻有国防军辎重兵第一营，1928年11月东北军辎重司令部改为辎重兵训练监部，统管辎重兵训练事宜后，该辎重营编入辎重教导队，进行专事训练。据1931年《东北年鉴》记载：“历年战役，辎重随军出动，勤务既繁，责任亦重。战事告平，军队缩编，即为现在之干部教导队，进行彻底训练，以为国防之备。”辎重兵的训练方式与其它兵种有所不同，平时将各营连集中设军官和军士教导队实施训练，战时分拨各部队服辎重勤务。其训练内容主要有：乘马教练、捆包、驮马班排教练、阵中勤务以及诸兵种联合演习等课目。年度训练分3个训练期，每个教导队均按规定之科目顺序表轮训一遍。训练的重点是入伍的新兵，其他老兵以复习巩固为主。
  1931年《东北年鉴》称：东北军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经过一系列治理，面貌大改旧观，“历年人才辈出，因以造成东北军的良好声誉和雄厚势力，皆不得不归功于教育耳”。
  第三节 伪满洲国军训练
  伪满洲国军（以下简称伪满军）作为日本关东军的补助因素和附庸，在其存在的14年中，从未形成自己独立完整的训练体系，它的教育训练从内容到方法完全是照搬日本关东军的一套，带有十足的奴化性和依附性。
  伪满军从1932年组建到1945年崩溃经历了“国内治安肃正时期”和“国军强化时期”两个阶段，这两个阶段的教育训练情况大体如下：
  一、“国内治安肃正时期”
  所谓“国内治安肃正时期”，是日伪统治者对伪满洲国从1932年成立到1938年间，集中力量对抗日武装进行讨伐时期的称谓。在这个时期，日本关东军推行“治安第一主义”，把讨伐抗日武装，巩固日伪统治，作为确保“国内”治安“燃眉之急的任务”。这个期间，伪满军及驻防“新京”地区的警备军部队，几乎全部出动配合关东军讨伐抗日武装，“没有机会进行训练”，“国内治安形势尚未达到全盘统辖教育的程度，仅仅对部分特种兵发出教育训练的必要指示”，“国军改造根据条件的集结训练，还处于没有指望的状态”。所以，初期伪满军建设的重点是抓“整备”，进行部队整编，健全指挥机构，完善组织体系。在教育训练方面则着重进行干部的“再教育”，部队的奴化教育和急需的特业兵训练。
  （一）干部训练
  为加强对伪满军的控制，日本侵略者首先从抓干部教育训练入手，改造原有旧军官，同时加紧培养效忠于日本侵略者的新生力量。1932年12月，在伪军政部最高军事顾问多田骏少将的策划下，伪满在奉天设立了中央陆军训练处，采取速成教育的方法，轮训伪满军上校以下的各级军官和军佐，以精神教育为主，同时“培养剿匪作战指挥的必要资质”。此间驻“新京”的吉林警备军所属的各步兵旅、骑兵旅及其它部队的大批中下级军官，都分期分批的经过了该训练处的训练，接受“再教育”。在轮训旧军官的同时，该训练处还加紧了新军官的培养，接收了大批经过各军管区教导队训练的军官候补生，及由日本招募来的“干部候补生”和退伍的中、下士，经过一年至一年半的训练，毕业后被任为伪满军的初级军官，作为改造伪满军的基层骨干。1940年末，中央陆军训练处改称中央陆军训练学校，以训练在职校尉级军官和军士为主，该校原设的培养初级军官的军官候补生队调往“新京”，归并于新成立的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原下属的教导队改为教导团，扩大了培训规模，增设了一个军士候补生队，大量培训部队急需的中下士班长和其它军事骨干。这一时期，驻防“新京”地区的伪满军各部队的各级军官，除了分期分批地参加中央陆军训练处和其它新建军校的轮训外，对在队军官的教育训练，从教育训练的方针，到训练的具体内容、实施方法、时间安排、考核奖惩等，均在日本军事顾问和教官的监督指导下进行。建军初期，由于部队“分地区分担警备”，“埋头参加剿匪作战”，对在队军官的训练没有统一的组织和要求，训练制度也不完备，只是根据执行任务的需要，进行一些临时性的应急训练。以后，为适应“剿匪作战”的需要，教育训练逐步加强，除了进行“建国建军精神”教育外，还重点进行了一些军事战术方面的训练和研究。其训练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种形式：一是以旅团为单位由日本教官指导操练和集中讲课；二是组织军官参观日军举行的“模范演习”，学习日军组织指挥部队训练的方法，以应用到伪满军的训练上来；三是建立干部考核制度，由省警备军（军管区）和各旅团定期组织对所属部队的各级军官进行考核。
  为加快对伪满军的改造，日本关东军“从创建全军龟鉴军队的着想出发”①(“龟鉴”——日语，镜子，样板之意。)，首先着手在伪满军中创办“模范部队”，于1933年6月从奉吉黑三省警备军中抽调了“优秀分子”，组建成相当于混成旅的教导队3个，作为伪满军“改造的先驱”。教导队既是实行“精兵主义”的精锐样板部队，又是培训伪满军骨干的训练机构，每年招收经过考试合格的军官候补生，对其进行3个月训练，授以基本的军事知识，然后送奉天中央陆军训练处，施行初级军官必要之训练，毕业后分配到各部队，以见习士官资格服队附勤务约2个月后任少尉军官。
  （二）部队训练
  伪满军部队的教育训练，在1933年前主要是进行所谓“建国建军精神”的教育，1934年3月伪满实行帝制后，伪满军进入整军时期，根据日本陆军部制定的《满洲国陆军指导要纲》，对伪满军进行全面改编和整顿，实行军管区制，遣散了一批不适合日本侵略者需要的官兵。在此基础上，伪满军一方面执行“治安肃正”任务，一方面加强了教育训练，除了继续进行精神教育外，军事训练也相应地有所加强，逐步建立了一些训练制度，各旅团普遍按照新颁发的典范令组织实施训练。
  伪满军的军事训练分学科和术科两大类，以术科为主，并强调训育和养成教育。伪满军是以步兵和骑兵为战斗主兵，其术科训练主要内容有制式基础教练、队列、刺枪术、柔道、体育、射击、战斗教练和特种训练等，每天训练7小时，有操场课目，也有野外和夜间课目。制式教练从各个教练到班排连密集教练循序渐进，要求十分严格。日伪军很重视用于肉搏战的刺杀术、柔道等课目，认为这些训练最能体现武士道精神，锻炼勇敢顽强的意志，因而在课程时间的安排上比重较大。骑兵部队则以马术教练为主，着重演练野战应用技术。步兵、骑兵和炮兵的射击训练，多是在操场上领会要领和动作，实弹射击演练较少。伪满军所使用的武器装备多是旧杂式的，且不遇战事平时不发子弹，所以枪械除操练时间外，都放在枪库里，由日本军事顾问和军事教官控制。伪军管区只编有1个炮兵连，都是小口径的山炮和野炮，因弹药缺乏，平时很少进行实弹射击，但伪满军各旅团所属的迫击炮连，训练却是较为精良的。伪满军步骑兵的战斗教练着重演练从单兵战斗动作到班排连的攻防战斗要领，其中特种训练是针对讨伐战的特点而组织实施的，包括乘马奇袭之要领，利用夜暗实施包围及拂晓突击之要领，对据有围壁村庄的守军攻击之要领，以及不规则战斗的要领等课目。术科教育的着眼点主要是训练战场上所必须的事项，学科教练则紧密配合术科教育，主要进行军纪教育和内务令、军阵卫生学、射击教范、步兵操典等教练，强调精讲多练。为了考察训练效果，各级日本军事顾问经常对伪满军训练组织校阅。
  1934年10月间，日伪统治集团为炫耀“满洲帝国的国威军威”，在伪满皇帝溥仪“亲裁”下，在伪首都新京附近举行了伪满洲国第一次陆军特别大演习和阅兵式。这次演习是以“新京”南部的阜丰山为中心，跨奉吉两省的大平原，以保卫“首都新京”为背景而举行的南北两军对抗性的战役演习。参加演习的部队主要有伪靖安军司令部、1个骑兵旅另2个骑兵团、1个教导队（相当混成旅）、3个步兵团、2个炮兵大队、中央陆军训练处军官候补生队和宪兵训练处的学员队，共5000余人，军马1600余匹。演习的主要内容是：遭遇战与突围战，据守坚垒的阵地防御。演习历时3天。伪满皇帝、国务总理、军政部大臣、日本最高军事顾问和关东军的高级将领等，临场监视观看了演习，检阅了南北两军推演的战况。对于伪满陆军的这次特别大演习，日伪统治集团及其喉舌进行了大肆宣扬和吹嘘。
  演习结束后，在伪新京满铁附属地中央大街（今站前斯大林大街）举行了阅兵式，伪满皇帝溥仪检阅了参加演习的伪满军各部队，并进行了分列式。伪满军举行这样大规模的演习和阅兵式，以及“特命检阅”、“亲授军旗”等等，在1938年以前还进行过数次，其目的既是为了检验伪满军综合训练的程度，显示其战斗力，更是为了以此来壮“国威军威”。
  二、“国军强化时期”
  “七•七”事变以后，日本侵略者大举进攻中国，自此，关东军不但被大批抽调到关内各战场，而且还要加强对苏联的作战准备，于是关东军相应减弱的防务不得不靠伪满军填防。1939年5月诺门罕（汗）事件以后，关东军更感兵力不足，从而促使日本帝国主义改变了原来限制和控制伪满军发展的方针，转而指靠伪满军充当战争炮灰，想把他们作为日本侵略军的一个组成部分派往各战场作战。为此，是年日本侵略者着手扩充伪满军，开始组建炮兵、工兵、辎重兵、飞行队、高射炮队和江上军等军兵种，伪满军的职能和任务开始发生变化，即由原警备军向“国防军”过渡，由维护“国内治安”转为准备对外作战，至此，伪满军从“治安肃正时期”进至“国军强化时期”。
  随着伪满军职能和任务重点的转移，其教育训练也相应地“进入了国军本身任务的培育阶段，全力投入提高军官和士兵的素质与战斗力”。
  在“国军本身任务的培育”阶段，首先是强化教育训练机构，革新与完善“国防军”体制。除了新增设若干军事学校外，在伪治安部训练课增设了练成股，掌管伪满军练成上的一切事宜。制定了新的训练方针，明确了新的训练重点，各种新的典范令也相继颁发，并加强了各级训练调研机构，“对于建国建军精神之彻底及日满共同防卫之强调等均集中精力锐意研究中”，特别是“诺门罕事件”以后，更加注意“研究苏军的特性及其战斗常用手段”。其次，加强了训练“整备”，着重完成了三项工作：一是“整备”各种训练典范令。伪治安部参谋司训练课典令股“举全力研究典令的修编，期以国军的现状为基准施加适当的训练”。1940年陆续颁发了新的步骑兵部队教练规范和其它典范令，并对苏联军队的战车、飞机等的识别、特征及其战斗法要令详加研究探讨。二是“整备”教育训练资料。从1939年开始调查确定五年整备计划，制定法规，并购买了大批教育训练器材下发各部队。三是“整备”兵舍及演习场。从实施“国兵法”起，增筑多处兵舍，实施集团教育，拨相当的经费，着手设置演习场。
  在完善各项训练“整备”的基础上，伪满军各部队普遍展开了正规的教育训练，其军事训练在1940年以后着重点有三个方面：（一）使伪满军迅速完成“日满军共同作战上所必须的训练内容”，特别是提高“配合日军协同作战的能力”。“战端一旦发生，国军负有担当友军一翼的使命，在训练上也须着意此种教育，以使将来共同作战不发生龃龉”。（二）加强各兵种的术科教育。根据各兵种的特质而异，择其在战场上最必要的课目加以训练，突出重点，发挥特长，以适应未来实战上的诸要求。（三）重视军队的内务教育。关东军认为：“严格实施内务诸勤务，实振作军人精神，紧张军纪之要道”，“此项训练与队列训练同等重要”。按关东军的要求并受其影响，伪满军也很注重内务训练与养成教育，各部队在日常管理中，普遍要求官兵做到：1．严肃军风纪。强调“军风、军纪是军队的命脉，其要素在于服从，故须至诚服从长上，确守命令，养成其为第二天性”，在平时训练中，极为重视加强这方面的养成教育。2．严整起居容仪。日本军事顾问强调“军人的举止仪表能修养军人的精神”，要求伪满军基层连队必须做到军人礼节的严肃、服装的整洁、兵舍的整顿和卫生，对差者均严格予以整饬。3．训练建制部队的团结巩固信念。要伪满军官兵学习日军的武士道牺牲精神，“使其无论何时何地由军官以至兵卒均能有共生死的觉悟，尤其是最小建制的连单位，都能应乎连长的意图去活动”。
  为适应扩大侵略战争的需要，1940年4月11日伪满洲国颁布了《国兵法》，实行征兵制度。为搞好第一期“国兵”的正规训练，伪治安部训练课及军管区积极着手新兵训练的准备工作，加速进行担任新兵教育者“要员”的养成训练和在职军官、军士的培训。伪《国兵法》实施前，伪治安部“为使全国教育统一，率先给与入队新兵一种深刻的印象，并作为国军宣传之先驱”，决定首先为各部队集中培训一批模范教练员，于1940年由中央陆军训练学校召集新兵教官，施以3个月的短期速成教育，统一新兵训练标准、规制和教育法。同时各军管区亦适应新兵训练的需要，召集军官和军士实施补修训练。
  为尽快将伪满军提高到“国防军的水准”，1940年9月，伪治安部根据“建军新方针”颁发了《军队教育令》，勉励官兵“善体教育令之本旨，以期得到精锐而坚实军队之练成”。《军队教育令》规定，伪满军的军事训练从每年4月1日始至翌年3月末止为一个教育年度，每教育年度分为若干教育期。对于军官、士官、士兵及各兵种的各类技术人员的训练，规定了各自的标准，分年度按计划实施训练。新兵训练单独编组，在第一教育年度初年兵即分专业教育，年末要求能够掌握使用手中武器。第二、三年兵则着重训练其在实战中的应变能力。
  自1940年冬季开始，伪满军依据《教育令》的规定，进入了制度化和正规化的训练阶段，各部队按照《教育令》的要求，从上到下健全了各项训练规制，伪军管区由日军顾问组制订《教育指导事项》，下发各旅团，然后由旅团据此制订周密的训练计划。各营连必须严格按照《教育顺序表》（训练计划）中规定的课目内容和进度组织实施训练。训练计划、内容、进度不允许自行变动，如有特殊情况需要变动，要按《教育令》的规定，由军管区请示伪治安部认可。伪军管区每年定期对所属部队进行校阅，各旅团也经常考查营连的训练成绩以及实施训练的方法是否符合要求，对勤者予以奖励，对惰者严厉惩罚。营连排每日要逐级上报课堂出操人数及训练效果，旅团每月要将考核评定成绩呈报军管区，以备核查。
  1941年以后，按照《军队教育令》的要求，伪满军的军官训练也有明显加强。《教育令》特别强调，“军官立于军队之中枢”，“乃军队之根干，军人精神及军纪之本源，故常须努力修养，使部下信仰以效仿之”。因此大力加强各级军官之教育训练乃是提高部队素质和战斗力的关键。这一时期，为加速新军官的培训及“优秀军官”的养成，伪满相继成立了各类专科军事学校，选调大批干部入学，使军官培训逐步向院校训练的方向发展。与此同时，也向日本陆军诸学校派遣留学生，并设法加强高级军官的培养。除选送军官入军校培训深造外，对在职军官的教育训练也相应加强，特别强调军官的“自觉教育”，培养武士道牺牲精神，练就卓拔之军事技能。1942年8月15日，伪治安部颁发了《陆军军官团令》，要求伪满军各团、独立队以上的单位均成立军官团，“以陶冶所属军官之军人精神，涵养为军官之品格德操，巩固其团结，且增进其军事上之知识为目的”，把在职军官组织起来切磋琢磨，从事战术、兵棋及战史的研究，并进行课题作业以及武技、日本语学等业务学习，以期提高军官的整体军事素质。
  第四节 国民党军训练
  东北解放战争时期，长春作为东北腹心战略要地，曾为国民党军占据达两三年之久。此间，国民党军在同人民军队作战中屡遭打击，部队大量减员，为能够保持势力，继续与人民军队抗衡，并完成“固守待援，相机出击”的使命，每每利用作战的间隙补充整训部队，强化反动教育，坚持军事训练。
  一、地方保安部队训练
  国民党军之地方保安团队，负有绥靖地方，配合正规军作战的责任，其官兵同正规部队一样，须按规定进行教育训练。保安部队的军事训练，“遵照前军训部战时陆军教育令草案及东北行辕颁发之保安团队教育纲领”的有关规定实施，其教育训练方针为：“提高对三民主义正确之认识，增进现代军事学术并养成崇高军人武德及严肃军纪，以树精锐国军之基”，“俾能服行绥靖地方及作战任务之要求”。训练实施要领是：“部队驻地力求集中以利督训，如因任务不克集中则行机会教育；战场心理训练及生活训练宜常施之；教育须由简入繁由易入难按其计划逐次实行；各种技术训练及特种战斗训练亦应精习；养成各自独立作战及临机应变之精神”。训练时间在战况允许时，从作准备到正式实施，一般在3个月左右。为适应战时作战的需要，训练的重点是：“策重战斗教练和阵中勤务方面并增进作战上必要学术与技能以达战斗之任务”。训练方法“采用回带式教育方式及以讲解示范实习考验竞（技）等”。保安团队的军事训练亦分学科教育和术科教育，学科教育的基本内容是：步兵操典，步兵轻重兵器射击教范，作战纲要，筑城教范，夜间教育，军队内务规则，陆军礼节，兵器名称及擦拭保管法，陆军惩罚令，军队卫生及防毒教范等。在施训中，尤其注重一般军事常识及战斗诸法则教练与兵器性能之讲授。术科教育，主要是进行连以下战斗及制式教练，射击教练，阵中勤务，筑城作业，重兵器教练，夜间教育，劈刺及体操教练等。政治教育则以“国父遗教，总裁言行为根据，输国家民族之意识，养成（忠）党爱国之一致中心思想”。
  二、正规军部队训练
  曾进占和固守长春的国民党正规军的军事训练，初时仍按国防部制定的训练规制和颁布的各种教范，进行常规训练。待在作战中屡遭人民军队重创后，“东北剿总”认为：“老一套的训练方法不改，就不能适应实战的需要”。自此在军事训练中即特别注重野外战斗演习及射击、投弹方面的教练，并规定各军师间互相观摩，取长补短。1947年12月，新一军由长春向辽西开进时，军长潘裕昆即针对人民军队作战的特点及国民党军屡遭重创的教训，开始从抓干部培训入手，加强所部野外战斗演习及各种射击的训练。翌年3月，首先开办了一个由排长至师长一级军官参加的训练班，将全军军官分三期调训，每期集训一个月。为强化训练效果，还在四方台附近开辟了较大规模的野营演习场、步兵演习中心。演习场有旷野，有小森林，有山丘，还有各种供演习用的人造地形。为扫清射界，将附近的民房拆毁，限令居民迁出或并村而居。
  在这个阶段，新一军等正规军特别注重特种战斗训练，并经常放映有关这种战斗的电影，进行示形教练。在部队将要进入辽西作战之前，该部曾多次进行加强团陆空联合演习。对未受过正规作战训练的新编部队，则令其加速基础战术、技术训练，和演习搜索警戒及攻、防、遭（遇）、追（击）、退（却）等各项战斗动作，以使其尽快适应同人民军队进行野战的需要。在此期间，由长春等地开进辽西的新编第六军和第七十一军等正规部队的军事训练也大致如此。
  盘踞在长春的国民党军第一兵团所部新七军和第六十军，也根据所担负的“固守待援，相机出击”的使命，和针对所谓“目前剿匪战斗”的需要，也在人民解放军围困长春前后，由军、师及兵团部统一举办干部轮训班，设置选干队、教导队，从加强干部培训入手，抓紧部队的军事训练。1948年1月，新七军一组建，即设置了干部教导总队，假长春资源大厦为队址，选拔所谓优秀青年、士兵和官佐，培植军中骨干。“总队”创办后，相继成立了学生队、军官队、迫击炮队、骑兵军官队和军士队，陆续从新一军教导总队、部队、交警、警校和知识青年中接收和抽调了1232人加以培训，结业后分配到各部队充当骨干，带动部队的军事和政治训练。同年9月1日，第一兵团部由各训练示范部队指导官拟订了“第一兵团干部训练班术科演习计划案”，组织干部进行战斗演习，并令其“据此自作进一步之研讨，撷长去短，教育部队”。此次干训班之术科演习内容广泛，从进攻到防御，从野战到街市战等均有安排，具体区分共有20项之多，即：近战教练及爆破作业，伍对抗，射击教育，战斗心理演习，步哨勤务，斥候勤务，班对抗，排威力搜索，排村落攻击，排村落防御，排夜袭，排哨，尖兵连，遭遇战，加强连街市战，加强连包围战，加强连防御，连追击，连突围及退却，加强连破口袋战等。这次术科演习虽然重点不突出，但其演习意图显然是兼顾了“固守”和“出击”（突围）两方面作战的需要。
  新一军、新七军、第六十军等部，在同人民军队作战中，由于屡遭打击，大量减员，为保持部队建制的完整，需时常补充新的兵员。这些新兵由吉林师管区及其所属长春团管区、永吉团管区征抓，亦由其新兵队负责进行初步训练，然后补入各部队，再作进一步的训练。从1947年元月起至1948年4月，吉林师管区先后征抓新兵2.7万余人，经过初训，除补充了新一军、新七军、第六十军的缺额外，还以一部补入了第五十三军和青年军。这些新兵入伍后的再训练，一般是由师、团之新兵营组织实施，由于训练多是在战役或战斗的间隙进行，带有应急性质，因此只能进行最基本的单兵至班组战术教练以及射击、投弹、劈刺等基本战斗技能训练。而训练时间的长短没有确定的安排，只能根据战况的变化作出决定。
  这个期间，在现实的作战准备工作中，各部也很注意加强对后勤部队的整顿和训练，对医务人员的战地救护以及运输、电信、军需财务人员在战斗中的战勤保障等方面的职责和技能，都进行了必要的训练。后勤部队经过多次整顿和基本职责及技能训练，使其比以往各次作战中的工作要扩大得多，工作效率也有明显提高。政治训练主要是通过办短期轮训班，按照蒋介石办中央训练团的一些基本内容，对干部进行教育。
  第二章 人民军队训练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事训练，是军事理论教育和作战技能教练的活动。主要内容包括战略、战役法、战术、技术、共同科目训练。目的是提高指挥员的组织指挥能力和部队的战术技术水平，培养部队高度的纪律性和优良的战斗作风。东北解放战争时期，战斗在长春地区的各部队所进行的训练基本是临战训练、战场练兵和阵地练兵。全国解放后，人民解放军的军事训练，在继承和发扬战争年代光荣传统的基础上，着眼于现代战争的特点和发展，吸取外军的有益经验，迅速地开展了正规化训练，逐步走上了现代化训练，军事训练的广度和深度较战争年代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第一节 战争年代的训练
  战争年代，人民军队的军事训练主要是利用战役、战斗的间隙进行。训练的方式大体上有四种：一是“以战教战”，通过实战提高指战员的技术、战术水平；二是整训，利用战役间隙为下一阶段作战进行思想准备和技术、战术准备；三是临战前的应急训练，把部队拉到预定战场附近，根据敌情、地形和作战任务，有针对性地进行专业技术训练和模拟战术演练；四是机会训练，即见缝插针，开展“三五枪”，“三五弹”活动。为适应作战和建军的需要，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逐步建立了一批军事学校，培训了大批军政干部。
  抗日战争时期，东北抗日联军在斗争环境极端艰苦的情况下，为保存力量，坚持抗战，各部从1940年起陆续转移到中苏边境的深山密林中，建立了A、B两个野营，进行抗日联军主力部队集中训练。此后A、B两营又转移至苏联远东境内，组成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重新编练部队，并结合实战需要进行军政训练和文化教育。军事训练“不仅有实战教育，而且还有部队的一般管理和特种技术的学习，如射击、游击战术、滑雪、手榴弹投掷、跳伞、无线电等科目，都是每个战士必须学习的”。“在学习劈刺这一项重要的战斗技术上”，有许多人“获得优秀成绩”。政治训练“也是坚持一贯的，不仅学习中国革命史，而且也学习联共（布）党史、社会发展简史及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展及其前途等。特别是当毛泽东同志的《反对党八股》、《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等著作传到野营之后，便成了指战员们必读文件”。总之，野营的军训同战时需要是密切结合的，非常紧张的，在这里“指战员们的生活都是非常刻苦的，他们十分注意培养吃苦耐劳、坚韧不拔的革命精神，以备战胜各种更大的艰险和困难，取得抗战的最后胜利”。
  东北抗日联军从组织A、B两个野营，到成立教导队、编设兵种教导营，在组织实施军政训练中，由于全体指战员“光复祖国的愿望甚为迫切”，训练非常刻苦，因而战术和技术水平都获得很大提高。
  解放战争时期，曾活动于长春地区的人民军队的军事训练则是根据战局和战略形势的变化而适当安排进行的。初期，人民军队的主要任务是“分散地大量发展部队”，“以建立持久斗争的基地”，因此，此间先期到达吉长地区的人民军队主力部队，根据中共中央东北局1945年10月13日发出的“东北局军事建设方针”，也以一部迅速扩充兵员，补充部队，“以连或营扩大成团，以团为单位举办短期训练班，进行初步政治教育，发展党员，建立党支部。同时在军事上进行战术、技术教育，以期在军事上教完使用各种武器，各个战斗教练（以至班），建立起各种生活管理制度”。另一部则继续发展部队，与后来的主力部队合编，以老带新，尽快提高其军政素质。鉴于当时各地地主土匪武装和为国民党军收编的所谓“先遣军”到处进行破坏活动，人民军队须迅速展开剿匪作战，因而无论是新建部队还是老部队训练都带有应急性质，新部队着重政治教育，军事训练只能进行单兵到班的基础军事技术和战斗教练，老部队则只恢复“各种军事作战专门训练及班排指挥之训练”。1945年12月以后，驻吉长地区之东北人民自治军周保中所部新老部队，经过一、二个月的短期整训后，即投入了紧张的剿匪斗争，并参加了长春争夺战，受到了“以战教战”的实际锻炼，战斗力迅速提高，一些组建不久的部队，如吉长部队（吉长独立团）等，很快发展成为吉辽军区的地方基干部队。
  长春争夺战结束后，根据中共中央1946年4月19日关于东北局迁长春及长春我军补充整训等问题给东北局及林（彪）等的指示，参战部队除一部休息数日后即行南下参战（四平保卫战）外，其余部队均转入补充整训，抓紧军事训练，准备执行新的作战任务。
  1947年1月至1948年3月，东北人民军队在广阔的地域上，同国民党军展开了更大规模的战斗，相继进行了“三下江南，四保临江”和夏、秋、冬季攻势作战。这一时期，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部关于部队整训，先后发出一系列指示和训令。据此，在吉长地区作战的人民军队主力部队和东满（吉林）军区所部，从独立团到纵队，都利用战役和战斗的间隙，在整训中进一步加强军事训练。1947年1月19日东北民主联军一下江南作战胜利结束后，各参战部队立即转入整训，此时“东总”发出《关于部队进行整训问题的训令》和《关于部队训练的指示》，强调指出：“目前及今后各部队在整训中，领导上须放弃过去和平练兵，与冬季大练兵的观点，改为战备姿态进行短期整训，和利用行军作战间隙进行训练”。在整训中，“除进行对指战员的战术与技术教育外，须在部队中提出进行打大仗的战斗作风教育，以造成全部队打大歼灭战的战斗作风。”此后，各部队在利用战役和战斗间隙“为下一阶段作战进行思想准备和技术、战术准备”的整训中，既练战术技术，更练战斗作风。在战斗作风的教育方面，突出强调以下几点：（一）应发扬行动的积极性，在行动中不叫苦，不强调困难，不怕疲劳，不怕扑空。在战斗中即令遭受挫折也不灰心，不泄气，要有求打胜仗的坚强意志……。（二）要坚决执行上级命令，遵守命令中之规定，使全军万众一心，同心协力地战胜敌人。但在临时情况变化时，应以积极的精神实行机断专行，力求趋利避害。（三）须注意主动地配合友邻动作，不可因故得到命令而消极旁观。对于战斗员，则特别着重于猛打硬拼的精神的发扬，以及敢于近战、夜战和白刃战作风的养成。
  关于战术技术训练，因兵种不同而异，且战斗员与指挥员各有侧重。战斗员训练的内容：步兵主要是练兵，训练的重点是集中力量于射击、刺杀、投弹、爆破四大技术以及三三制战术之教育，着重演习进攻战中之冲锋阶段的动作（距敌数十米内的勇敢跃进，利用地形地物，接近敌人冲锋），并以多讲战例教育之。其次是进行利用地形、地物、侦察、警戒与土工作业的训练。炮兵训练着重是进行射击技术、测量距离、驮载放列与迅速准确（教练）。其次是战术、隐蔽、伪装等的训练。鉴于当时工兵条件及运动战的需要，各兵团还认真地、大量地建设迫击炮分队，培训迫击炮射手，以增强部队的作战能力。工兵训练则重爆破及各种炸药的性能，如爆破碉堡、桥梁、房屋等，其次是围墙与副防御，即破坏铁丝网、填塞水壕与埋设地雷等的教练。骑兵训练主要是进行独立作战和步骑协同动作的战术技术训练。步兵训练通常是以连为单位组织实施；炮兵、工兵、骑兵、机关枪兵等技术兵种的训练则以师、旅或纵队为单位分别集中训练，派定负责的、懂教育的干部去组织训练。此外，根据实战的需要，各部队还非常注意对空防御的训练。
  干部训练，一般是用轮训班和开会讨论两个办法进行，轮训班除研究战士教育的问题外，主要是讨论组织领导部队的教育（训练）问题，以及一点两面战术和猛打（火力的组织运用）、猛冲（火力与冲锋的配合）、猛追（冲锋与追击之连续）等战术问题。教育训练的主要方式方法是充分发扬军事民主，就是在每一个战役或战斗结束后，组织干部战士进行经验检讨和总结，从指挥上、战术上、技术上、各兵种的协同上、各部门的工作关系上来加以检讨，指出其中的优缺点，竭力求得改变，以便使各兵种、各部门及各级指挥员以至每个战士的动作，都能互相协同配合，灵活机动，并在这些检讨中，加强干部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学习。
  为了在战斗频繁中，能大量训练军队干部，各师（旅）和军分区一般都成立教导营或教导队培养连排干部，团培养班级干部，随部队行动，在实战中去学习。时间的分配，业务占三分之二，或四分之三，政治教育占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教育方式则着重总结实战经验，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并抽调有实战经验及文化较高的干部担任教员。学员的来源则大部分从部队中抽调，但亦在地方干部中抽调一小部分来培育。训练的主要内容是部队管理教育、本级组织指挥、战术技术，以及优良的战斗作风等等。
  东北民主联军利用战役和战斗的间隙进行军事训练的情形，当时报纸曾从不同的侧面予以报导，如三下江南战役结束后，《吉林日报》5月10日前线特讯报称：“吉林军区‘长春’部队，为响应全力准备反攻的号召，以积极姿态迎接战斗的红五月，在前线某地进行备战练兵。练兵的过程，是从技术到战术。在短短的练兵时间里，涌现了优秀的能手射击、投弹、举（刺）枪、驮炮等。”“在战术上，整天演习‘三三制’和‘一点两面’战术。战士们散布在高地、开阔地、屯子周围，一个班、一个小组地做着各种不同的动作，不断地运动着他们的部队。这次练兵的特点有四：第一、从干部操练到战士操练：团集合排、营集合班以上干部上课，下干部操，然后再教战士。第二、取消了操场的形式主义：在技术练习上，采取了自愿、与实用结合、以小组为单位的学习方式。第三、改善了伙食，使战士吃得好。第四、练兵与立功相结合：采用每日讲评论功，及时发出练兵通报，表扬能手与交流经验。由于采取了以上的办法，在很多班、排、连队里，把练兵推进成了群众性的运动。早上没吹起床号，战士们就自动跑上操场，自动地挤出休息和诊断时间来练习瞄准，或拿石块排成队形、研究战术；晚上睡觉时，班上还有人在讲各人动作的好坏。……现在个人、班、排、连队间都自动掀起了竞赛，战士与干部卷进了竞赛热潮，相互鼓励。……整个部队在技术与战术上正在加强中”。
  1948年3月，东北人民解放军冬季攻势结束后，东北战场上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变化，东北人民解放军与国民党军进行战略决战的条件已经具备。此时东北人民解放军决定乘胜攻打长春，并为此作了一系列的准备工作。5月中旬，准备参战的部队到达长春外围，根据“东总”命令，东北军区第一前方指挥所所指挥的各独立师，一面对长春守军缩小包围圈，一面组织部队进行攻坚作战的战术、技术训练。主力部队（准备参战的各纵队）则集结于预定战场长春外围及其它指定地域进行整训。6月上旬，东北人民解放军首长“为切实保证坚决攻长春和打援的完满胜利，决定除以少数部队包围长春和控制机场外，其它各部均进行两个月（从现在起至八月二十号止）攻城训练”，同时，“为研究攻城和打援的训练，以保证各部在练兵中获得具体成绩，决定在吉林召开师纵两级首长会议”。根据东北人民解放军首长和吉林军事会议之决定，参战部队按照任务的区分，分别进行了攻城和打援的应急训练。预定攻城的部队，在其集结地域有针对性地进行攻坚作战的专业技术训练和模拟战术演练，锻炼部队攻坚作战的本领和各级指挥员的组织指挥能力。打援部队则着重学习研究和演练阻击援敌的作战艺术，以保证攻城战的胜利。8月17日，围城指挥所又发出对围城部队进行军事教育的指示，指出：“目前在我围城部队攻击训练已有初步基础的情况下，为适应将来作战的需要，应即转为打预期遭遇性的追击战斗训练”。此间为保证北宁线上锦州战役的胜利，东北人民解放军主力部队先后奉命调离长春前沿地带，集中整训，围城任务主要由各独立师担任。由于基本任务相同，军事训练计划虽由各师根据具体情况制订，但其训练内容、方法、要求及应达到的标准之重点基本是一致的。据独十一师参谋处8月22日按照打预期遭遇战之要求制定的训练计划规定，战士教育训练，主要是以单个小组为重点的三三制战术与射击、投弹、刺杀、爆破及近迫作业相结合的综合战术技术训练：“①单个动作教练以小组形式进行，主要演练利用地形地物、观察法、敌爆作业、进入冲锋出发地的动作，选择冲锋道路目标等。②小组动作以小组长指挥为重点，主要演练战斗小组前进中的队形、联络信号、近迫作业及冲锋动作等。③班进攻着重训练班长的组织指挥及战术爆破相结合的战法。④射击、投弹、刺杀、爆破、近迫作业等技术训练结合战术演练进行，主要是做到在现有基础上进一步熟练提高。⑤轻重火器使用以团为单位集中训练，着重练习集中火力与协同动作、火力阵地及射击目标选择，并适时与步兵进行联合演习。⑥紧急集合、行军锻炼与组织及遭遇战等演练，先由连队为单位组织实施，然后逐级进行。干部训练：①营以上干部学习一点两面及三猛战术，由师部统一组织进行研究讨论。②连以下干部学习三猛战术及三三制战术，由团部组织实施。训练过程中坚持发扬军事民主和实行领导、骨干与群众相结合的原则，由领导培训骨干，由骨干带动群众训练。并注意及时发现和总结推广典型经验，促进整体训练。”
  “为充实现有各纵、师及炮、工、骑各兵种的编制，并保证死亡消耗之满额”，进一步增强东北人民解放军的势力，实现1948年解放全东北的战略任务，是年4月3日中共中央东北局和东北军区发出“建军整训计划”。据此，东北人民解放军从4月至8月，又组扩建了126个独立团，其中含龙江前指8个独立团，松江前指4个独立团，吉嫩前指7个独立团共19个独立团，于9月底至10月初奉命参加了长春围困战。为使这些新组建的部队能够尽快适应实战的需要，独立团一组建，各省军区即迅速组织其展开了军政训练。东北军区司令部、政治部和吉林军区司令部于1948年6月和8月先后作出的“北满独立团练兵情形报告”和“各独立团自成立至8月工作总结报告”称：这些新组建部队的教育训练，“首先以政治教育为主，军事教育为补”，政治教育则首先是教育新兵“建立战争观念，培养斗志”，然后“着手进行政策教育”。为此，各单位针对新战士绝大部分是贫雇农出身的实际，坚持“把土改教育从诉苦、挖苦根、一条心运动、查斗志的教育提高到战争教育上来，使保卫土改与参军参战相结合”，让新战士切实懂得，只有“解放东北全境，解放全中国，打倒蒋介石，革命方能最后胜利”，人民的利益才能得到根本保障，从而自觉地意识到“获得了土地改革利益的农民，经过土地斗争锻炼和培养的农民，应当是觉悟的勇敢的有同敌人拼死活决心的战士”，从而“愿意开赴前线”，敢于同敌人作战。对于中农战士则向他们“反复解释党对中农的政策，说明贫雇农与中农是一家人，只有联合，不能对立”，在根本利益一致的基础上，团结起来共同对敌。对已参军的地主富农子弟，在做好审查清理的基础上，对留队的战士“不采取讥讽排斥态度”，而是教育和争取他们积极投身革命战争，为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建立人民的新中国而战。
  对于军事训练，根据各省军区制订的教育训练计划，主要是进行基础训练。其内容是：“①制式教练，纪律条令与内务条令（以建立各种制度为主）。②武器性能作用及保管法。③射击（简易射击原理、各种射击姿式、射击要领等）。④投弹。⑤刺杀基本动作。⑥爆破（炸药性能种类、捆药包、送药、爆破实施）。⑦土工作业（敌火下近迫作业）。⑧三三制战术（班长、组长职责，队形地形地物利用）。⑨其它武器、机枪、炮兵训练（以营或团为单位集中训练）”。为使新建独立团能尽快投入战斗，在军事训练中，尤以“射击、投弹、三三制战术、利用地形地物和行军着装为重点，加以深入的反复的教育”。教育训练的方法，各团一般采用以下几种：“①先干部而后战士，每团团部召集连营军事干部、营召集班、排、连干部出教学准备操，开准备会，或成立干部训练班，先集中研究实验科目，然后教育战士。②边讲边作边研究，启发部队的学习热情。③采取官教兵，兵教官，兵教兵的办法，少讲多练。④实行小先生制，以连排或班为单位，将对某些科目做不好的战士召集在一起，指定或选出动作好的同志进行示范帮教。⑤采用三三制的办法，以3人为一组，由好带差。”干部教育，从新兵团和实际出发，主要是练管理教育方法，带兵艺术，示教本领及一般职责运用，力求“达成熟练”。由于当时新建独立团之干部普遍缺和弱，因而“领导上必须进行具体的帮助指导与检查督促”。
  1948年11月，辽沈战役胜利结束后，东北全境和热河获得解放。为准备下一步行动，东北人民解放军决定以一个月的时间休整。东北部队根据林、罗、刘、谭首长的部署①(系指林彪、罗荣桓、刘亚楼、谭政。)，除由长春南下之各独立师（辽吉除外）在抚顺、本溪地区外，主力部队几乎全部集中于辽西和辽南地区进行军政训练，各部到达指定地区后，首先是：“①开祝捷会、战评会、英模功臣大会、各级干部战斗检讨会及开党的支部大会、政治工作总结会。②补充新兵，争取俘虏，调整武器，配备干部。在军事训练方面，除一般的练技术外，着重是进行战术教育，主要内容是：干部为三种情况的三种打法；四快一慢战术；一点两面战术；步炮协同。战斗员则主要的是三三制战术与三猛战术。各部还根据这次战役（辽沈战役）的实际战例，进行战评，检讨发扬合乎战术的例子，指出不合乎战术的例子，在整训结束时进行普遍的测验”。此间至1949年，吉林军区（吉林军事部）所属各独立团和警卫团，还是着重新兵训练，其训练内容和方式，和1948年基本相同，在训练过程中，初期仍以政治教育为主，军事训练为辅，至1949年三四月份之后，则改为“以军事为主，政治教育为辅”。军事教育“全部进行五大技术，五大技术中以射击、投弹、刺杀三大技术为主，爆破、近迫作业为辅”。政治教育主要是加强以“战争观念教育，纪律教育，民主教育，政策教育，诉苦教育，关系教育”为基本内容的“阶级教育和思想教育”。
  第二节 新中国成立后的训练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人民解放军进入了正规化建设的新时期，驻长春的人民解放军各部队，在中央军委和上级军事领导机关的领导下，在正规化建设中大力开展军事训练，并取得了显著成绩。
  一、总体训练
  （一）正规化的军事训练
  1948年11月东北解放后，东北解放军主力部队几乎全部奉命入关参战，因而新中国刚成立时，长春同东北其它大中城市一样，仅留驻少量卫戍部队和地方武装，部队训练只是为适应城市卫戍治安执勤和清剿国民党军残余，利用空隙时间进行一些短期的适应性训练。1950年美国帝国主义发动了侵略朝鲜的战争，作为抗美援朝直接后方的吉林省及长春市，陆续调入或建立了一些陆、空军机关、部队、院校和二线兵团，为适应抗美援朝战争的需要，各单位普遍加强了战备动员教育和临战训练。吉林军事部抓紧了二线兵团的组训，军事指挥和技术院校，为向朝鲜前线输送急需的各类干部和为人民解放军全面转入正规化建设作准备，加强了军事指挥和各类技术干部的应急训练。为改变部队指战员文化程度普遍低的状况，使之能够掌握现代军事技术，在实施训练中尤以提高部队的文化水平为首要任务。
  1953年7月朝鲜停战后，人民解放军开始以深入贯彻执行三大条令作为加强部队正规化建设的首要环节和基本内容，逐步展开了正规化训练。根据中央军委1953年底至1954年1月召开的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提出的在“现代化建设中，长期的经常性的中心工作是训练，特别是干部训练”的总要求，驻军部队和各院校，按照总部每年下达的训练指标和训练计划，全面展开了正规化训练，掀起了教育训练热潮。通过训练，各单位均建立了正规的秩序，熟练掌握了新的武器装备，涌现出大批优等射手和技术能手，基本上掌握了与新装备相适应的战术。高级干部通过战役集训和参加诸军兵种的战役演习，提高了组织指挥能力，军事院校建立和初步形成了各军兵种专业齐全的干部培训体系，训练出大批部队正规化建设所急需的德才兼备的人才。
  这一时期军事训练的显著特点是：训练内容系统完整，并强调按训练计划如期完成；训练方法正规统一，富有成效；训练制度健全严格，保证了训练的深入；技术训练成绩显著，改变了部队技术落后的状况。
  驻长春各部队通过大力开展正规化训练，不仅促进了正规化建设，而且也为部队和平建设时期全面建设和发展奠定了基础。但是，此间在学习苏军经验的过程中，结合自己的特点继承和发扬人民解放军的传统不够，在某些方面发生了生搬硬套的现象。到1958年，又把这些问题当作教条主义进行批判，结果挫伤了广大指战员的训练积极性，致使已出现的军事训练高潮趋向低落，这种状况直至1963年才得到改变。然而，这个期间的军事训练在总体上仍然有较大的进展，1959年，驻军重点抓了干部和司令部训练，在训练过程中，驻军总结出的在干部训练中要“坚持理论学习，战例研究，想定作业，实兵指挥”4个环节的规律性经验，得到叶剑英元帅和总参谋部的肯定，并在全军推广。
  （二）开展群众性的练兵比武活动
  1958年召开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在对所谓教条主义开展批判的同时，提出了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以我为主”①(“以我为主”：按叶剑英元帅的解释，就是以毛泽东军事思想为指针，以保卫祖国的战略方针为依据，以总结人民解放军经验为主，有选择地吸收苏联及其它国家的经验，认真研究敌人，从国家和军队的现实情况出发，照顾到今后可能的发展。)，恢复和发扬人民解放军的群众练兵方针。1960年，中央军委又提出：全军部队和院校都要研究毛泽东军事著作，继续总结解放军的经验，编出自己的条令，研究原子、导弹条件下的作战训练，还提出必须坚持军事与政治相结合，以及“少而精”、“短而少”②(“少而精”、“短而少”：指训练内容要少，院校学制要短，学习要抓住重点，求达精通。)的原则。随着训练方针和原则的变化，驻长春部队和院校同全军一样，对怎样把训练搞得更好，进行了积极的探索，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
  一是学习毛泽东军事著作。从1959年开始部队和院校按照中央军委和上级军事领导机关的指示，有组织、有计划地学习毛主席关于人民军队、人民战争的理论与实践，重点学习《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战争和战略问题》、《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十大军事原则》等军事著作，各部队普遍开办毛泽东军事著作学习班，分期分批地轮训干部。军事院校普遍开设了毛泽东军事思想课，广大指战员以毛泽东军事思想为武器，研究解决军事训练中的实际问题，为军事训练的深入发展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
  二是统一训练要求。根据1961年7月16日中央军委批准的叶剑英元帅《关于军事训练问题向军委的报告》所提出的全军军事训练应注意的四个问题，各部队在此后的训练中，坚持突出重点，抓住关键，反复练、经常练、勤学苦练，特别是在复杂、困难条件下练，掌握练的要领，讲究练的方法。陆军81021部队坚持在营内苦练、野营精练。空军39001部队坚持地面苦练，空中精飞。一切技术训练都是为了“开得动，打得准，联得上”，一切战术训练都是为了“合得成，摆得开，捏得拢”，严格遵守条令和规章制度，切实防止和减少事故。由于各部队认真贯彻了《报告》中提出的训练的统一要求，从而提高了训练质量，促进了训练的深入发展。
  训练方针的确立，学习毛泽东军事著作活动的普及，新的条令、条例和教材的颁发，以及训练重点的进一步明确，为掀起大规模的群众性练兵运动创造了有利条件。1962年，鉴于当时复杂的国际形势和台湾国民党当局不断派遣小股武装特务骚扰东南沿海地区，中央军委发出了“备战整军，增加全训师，大搞训练”的指示，据此驻长春陆空军部队也立即投入了紧张的战备工作。各部队从实战需要出发，狠抓基础训练，特别是技术训练、小分队战术训练、共同科目训练，以及近战夜战训练、特种地形与复杂气象的适应性训练，有条件的陆军野战部队，还响应毛泽东主席关于“部队要学游泳”的号召，积极开展了游泳和武装泅渡训练，到1964年，各部队掀起了新的训练高潮。通过训练，一大批思想红、作风硬、技术精、战术活的尖子分队和个人，以及会讲、会做、会教、会做思想工作的“四会”教练员脱颖而出，神枪手、神炮手成倍增加，部队在各种条件下的作战能力显著提高。1961年5月，沈阳军区副司令员曾绍山在81021部队主持召开了小分队战术训练现场会，介绍和推广了该部某团三连的经验；翌年9月，吉林省军区首长和机关参加了沈阳军区组织的军区、军、师3级首长、机关携带通信工具的图们方向坚守防御战役的室内演习；1963年10月，81021部队所属部分队在双阳县太平镇地区进行了有总部和各大军区师以上首长到场观看的加强陆军师对山地防御之敌进攻的实弹实验性演习；1964年8月，沈阳军区又在双阳县太平、烧锅、土顶3个公社交界处的大砬子山地域，举行了有陆军81021部队、空军39001部队参加的大规模的陆空军联合作战演习；1965年11月后，81021部队直属高炮营配属高炮62师赴越南参战，在保卫越北太原钢铁厂的对空作战过程中，同兄弟部队一道，击落入侵美机百余架。这些军事行动，都显示了60年代前期驻长春部队的军事训练形势是很好的，各军兵种独立作战和协同作战的能力，通过近似实战的训练和实兵实弹实验性演习，获得了普遍的提高。
  这一时期驻军训练的明显特点，一是贯彻“少而精”的原则，突出应急训练；二是发扬群众性的练兵传统，实行按级任教和专长任教相结合；三是培养典型，推广和普及尖子经验，推动了军事训练的深入发展。
  但这一时期的军事训练主要偏重了技术基础训练，战术训练有所削弱，在大比武中还有拼凑尖子的现象，因此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部队训练质量及整体作战能力的提高。
  （三）军事训练的挫折和恢复
  1964年，正当全军训练高潮持续发展时，国防部长林彪出于其个人政治目的的需要，夸大群众性练兵运动中出现的一些枝节问题，否定练兵运动的成绩和方向。他指责1964年的军事训练搞得过于突出，时间占用过多，“冲击了政治”，并诬蔑负责军事训练的领导人有“单纯军事观点”，结果，把轰轰烈烈的练兵运动压了下去。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更使军队的军事训练在较长时间内难以正常进行，因而出现了新中国成立以后军事训练的最低潮。这一时期，由于驻军部队长期得不到正常训练，而防化学兵学院，装甲兵第五坦克技术学校，空军第一预备学校等多所军兵种院校又被撤销，致使驻长春部队的战斗力受到严重削弱。其时，有的师、团长不会组织本级战术演习，有些作训参谋不懂什么是“行军序列”，许多营连干部不会组织行军、宿营和战场生活管理，有些连队干部甚至连军语也不懂，部队的军事素质已下降到相当严重的程度。
  1969年3月，苏联军队入侵黑龙江省珍宝岛事件发生后，为改变人民解放军训练停顿、素质下降的状况，加强战备，随时准备应付苏军可能发动的突然袭击，驻长春各部队遵照毛主席发出的“要准备打仗”的指示，普遍加强了战备教育和临战训练，至当年下半年，军事训练开始进入全面恢复阶段。此间，各部队在执行繁重的“三支两军”、施工、生产等项任务的同时，以临战姿态，针对未来反侵略战争的特点，广泛开展了以打坦克为主的“三打三防”训练①(“三打三防”是打坦克、打飞机、打空降兵和对核武器、化学武器、生物武器防护的简称。)；普遍进行了野营拉练，大办教导队，加速基层干部的轮训，使部队训练落后的局面较快地得到改变。
  1．走出营房，实施野营拉练。为了提高部队能走、会打的本领，锻炼部队在严寒条件下的作战能力，自1969年冬季开始，驻长春部队、机关、院校普遍走出营房，进行野营拉练。在野营拉练中，广大指战员把“战三九、练三伏”的口号变为实际行动，自觉地增加行程，加大难度，提高速度，既练思想、练作风，又练战术、技术，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为锻炼部队在严寒条件下的作战能力，拉练多在冬季进行。拉练初期主要是进行行军、宿营（或露营试验）、野炊、侦察、警戒等训练，后期则普遍进行了昼间、夜间、昼夜兼程急行军和长途奔袭，多数部队还穿插进行了近战、夜战、“三打三防”等训练。为提高野营拉练质量，许多单位结合作战方案，把部队拉到预定作战地区熟悉地形，进行战术演习，按实战的要求组织战备野营拉练，检验部队战备训练落实的情况。通过拉练，培养了部队吃苦耐劳，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增进了官兵团结和军民团结，提高了在野战条件下走、打、吃、住、藏的能力，全面锻炼了部队的野战生存适应能力和作战本领。
  2．举办轮训班和教导队，加强干部训练。珍宝岛自卫反击作战的胜利，鼓舞了部队的斗志和战胜侵略者的信心，但同时也暴露了干部尤其是基层干部组织指挥能力弱、战术技术水平低的弱点。加强干部特别是基层干部的训练，即成为提高部队素质，增强战斗力的突出问题。1969年5月16日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加强战备训练的指示》，针对国际斗争的新形势，提出做好反侵略战争的一切准备，要求各部队“充分认识在当前加强战备训练的重要性”，要以临战姿态搞好战备训练。7月29日，沈阳军区根据军委的指示发出通知，要求各部队（1）狠抓战备思想教育，认清最主要最危险的敌人，克服和平麻痹思想。（2）加强干部和司令部训练，认真研究敌军的作战特点，结合作战任务，搞好首长、机关演习，大力提高干部的组织指挥能力。（3）加强近战、夜战训练，苦练200米内的硬功夫，还要搞好防空、反坦克、反空降的训练。（4）搞好冬季野营训练，锻炼部队吃大苦、耐大劳，克服一切艰难险阻的顽强作风，从难从严从实战需要训练部队，做到“枪要打得准，坦克要开得动，基本战术要熟练”。（5）施工、生产、执勤和“三支两军”部队结合各自任务，充分利用“五个途径”①(“五个途径”即：天天练、经常练；结合执勤训练；抓任务转换间隙进行训练；组织骨干集训；执行任务过程中进行短期小集中训练。)，进行一个半到两个月的训练。此后，驻军各单位，在组织干部、战士认真学习军委和沈阳军区指示，提高对战备训练重要性认识的基础上，普遍进行了战备动员，作出了战备训练计划，研究落实了各项具体实施的措施，并立即行动起来，从立足早打、大打、打核战争出发，以临战姿态投入战备训练。训练以提高各级干部的组织指挥能力和战术水平为重点，除切实抓好在职干部学习外，普遍举办了轮训班（队），紧密结合作战任务、作战方案及可能的作战对象的特点，着重学习了毛泽东主席关于人民战争、打歼灭战的思想及林彪的战术原则，并加强了对当面敌人作战特点的研究和各级干部的战役战术集训及首长、机关演习，使干部和各级司令部的军事素质明显提高。陆军81021部队在集训干部中，以毛泽东军事思想作指导，着重讨论研究了在初战中如何集中优势兵力打好歼灭战的问题，重点解决了干部对“诱敌深入”，“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慎重初战”等战略、战术思想在现代战争中实际运用问题的理解，统一了作战思想，增强了初战必胜的信心。吉林省军区从1970年5月开始到1971年9月，先后举办了团营干部、连排干部和参谋及各种专业技术干部轮训班137期，结合预定作战任务和当时边防斗争的实际，通过组织干部到现地进行训练等方式，先后集训干部7733人。此间，驻军师以上首长、机关还参加了沈阳军区组织的军区、军、师首长、机关战役集训，着重研究了打人民战争，打歼灭战和重点设防、重点守备等问题，提高了首长和机关的战役理论运用水平。
  1972年2月以后，各部队根据中央军委和沈阳军区的指示，通过办好教导队重点抓了基层干部的培训。4月19日，中央军委正式下达了《关于办好教导队加速轮训部队基层干部的指示》，要求“军队的党组织要加强对训练的领导，领导干部要亲自抓，并进行传、帮、带；要统筹安排，做出规划，在两年内把基层干部轮训完；有实战经验的军、师、团领导干部要亲自任教”。根据这一指示，驻长部队各大单位都把办好教导队，普遍轮训基层干部工作切实纳入党委的重要议事日程，统筹安排，做出了规划，研究制订了具体落实的措施。
  各教导队在每期开训之初，首先是组织学员学习军委和沈阳军区的有关指示，批判林彪的机械战术原则及精神万能、取消主义等谬论。训练中，认真贯彻“严格训练，严格要求”的方针，从实战出发，注重实效，不搞形式，不走过场，使基层干部真正掌握所学科目的基本内容和教学方法，达到会讲、会做、会教、会做思想工作的要求，提高训练和管理部队的能力。
  在训练实施方法上，强调精讲多练，因人施教，加强重点辅导；坚持集体备课，课前示教；实行领导、教员和学员骨干相结合的方式组织教学，注意培养骨干，树立典型，充分发挥骨干的作用；开展互教互学、评教评学的民主练兵活动，并及时总结交流先进经验，提高教学质量。
  教导队按连队编组，过战士生活，从出操、上课到站岗放哨，坚持连队一日生活制度，充分体现了“干部战士化，生活连队化，作风战斗化”的要求。由于在轮训中严格执行了“两严方针”，受训的基层干部的军政素质明显提高，从而有力地推动了部队的整体训练。
  3．开展以打坦克为主的“三打三防”训练。1969年11月28日，根据当时的国际形势和军队所面临的任务，中央军委发出指示，决定改变过去步兵部队训练以五大技术为主，战术为辅的做法，突出“三打三防”训练，重点是打坦克的战术训练。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各部队针对苏、美军作战的特点，普遍开展了以打坦克为主的“三打三防”训练。在训练中，各部队从抓试点，培训骨干做起，从学习坦克、飞机的知识，了解其性能、特点及应用原则入手，结合军兵种部队的实际情况，发动群众，到1972年，部队中有95%的连队普及了3至5种打坦克打飞机的手段，同时还摸索了打空降的有效方法和手段。
  为了摸索和探讨打坦克的经验，培训骨干，吉林省军区在1969年12月即组织了一次较大规模的步兵坦克对抗演习，参加演习的部队有2个独立师，1个军分区及军直等单位，共抽调了5个步兵连另3个步兵排及1个民兵连，在某坦克师的配合下，实施了步坦对抗演习。1973年2月，陆军81101部队在所属某部组织了加强步兵连野战阵地防御打坦克实兵演习；12月，吉林省军区某独立师和守备师又组织了加强步兵连打敌集群坦克的研究性战术演习。所有这些演习都为部队深入开展打坦克训练提供了经验，并推动了以打坦克为主的“三打三防”训练。
  但是，到1974年，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江青反革命集团指责军队“不批林不批孔”，“不批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煽动全军学“儒法军事思想斗争史”，结果对军事训练造成很大冲击。同年底，邓小平恢复了党政军的重要领导职务以后，针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对军队建设的破坏，作出了“军队要整顿”，“要把训练放在战略问题的一个重要位置上”的指示，据此，部队训练在排除干扰中又走上正常发展的轨道。到1975年，各部队进一步加强了对苏军编制装备和作战特点的研究，进行了5种反坦克武器、器材的普及训练，演习的规模更加扩大。当年6月，陆军81021部队在白城市西北平台地区组织实施了加强步兵团平原地防御打敌集群坦克的研究性实兵战术演习，沈阳空军航空兵和装甲兵的部分部队配合了演习。这次演习进行了大面积地形改造，构筑了以反坦克壕为骨干，以网状阵地为基础的环形阵地，并使用了一些新研制的打坦克武器和步兵武器。这次较大规模的演习，对部队平原地打敌集群坦克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在战术和技术上都有新的发展和新的创造，受到副总参谋长李达和各大单位首长的赞扬，认为演习“为我军在未来战争中如何在平原地区打敌大规模集群坦克，进行了很认真很实际的研究和实验”，它标志着驻长春部队打坦克训练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对加强部队训练将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1975年底，全军训练会议讨论通过了《一九七六年训练指示》。翌年1月这一指示下达后，驻长春部队又进一步掀起了以“三打三防”为主的群众性练兵热潮，加深了对毛泽东的人民战争、积极防御、歼灭战、运动战、近战、夜战等作战思想、作战原则和战法的理解，提高了军事思想水平和组织指挥能力，进一步熟悉和掌握了“三打三防”的战术技术。这一期间的军事训练虽然受到了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批判“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回潮”的冲击，但由于江青反革命集团破坏部队建设的行径受到广大指战员的抵制，军事训练仍然出现了好的形势。
  （四）军事训练的整顿和改革
  1976年10月“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随着拨乱反正的不断深入，人民解放军的教育训练进行了全面的整顿。在整顿过程中，长春驻军的军事训练在较短的时间里即取得了良好的成绩。
  1979年以后，人民解放军的军事训练进一步加强，并逐步深入地进行了以训练内容为中心的全面改革，到1985年，使训练体制、内容、手段和训练保障等各方面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促进了训练质量的提高。
  整顿军事训练，首先是从指导思想上进行拨乱反正，端正路线，澄清是非，切实把军事训练摆到战略地位，作为各级党委经常性的中心工作来抓。其次是恢复和完善训练制度和训练法规，使军事训练重新走上制度化、规范化的轨道。在此基础上，从1980年开始，根据总部和沈阳军区的统一部署和要求，驻军本着有利于现代化、正规化建设，有利于提高训练效果和质量，有利于缩小训练与实战的距离，有利于提高战斗力的原则，“贯彻全面系统的改、坚决而有秩序的改”的方针，进行了全面的改革，并不断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在开拓前进的道路上取得了新的成绩和经验。
  1．改革组训形式和体制
  人民解放军的士兵训练，从新中国成立到70年代中期，一直沿用传统的方法，即新兵经过入伍教育后，分到建制连队，与老兵混编混训，部队训练年年都要从头开始，长期处于低级循环的状态。从70年代后期起，许多部队从实际出发，对改革训练体制进行了初步的探讨，积极进行新老兵分训试点，以团、营、连为单位，按士兵入伍年限编组，进行分编分训，或混编分训。在陆军部队改革士兵训练体制的同时，驻长春空军航空兵部队和院校也进行了组建训练团的试点，并组建了飞行员改装训练基地。一些专业勤务部（分）队，则采取由训练队集中进行的形式训练新兵，陆军81021部队及所属部队，还进行了步坦、步炮、步工的合同训练试点。此外，自1984年起，各单位还改革了训练的组织领导，实行逐级负责，落实责任，充分调动基层的训练积极性。进行试点的团、营、连，根据训练大纲和上级规定的年度训练要求定内容、定指标，以完成训练任务、达指标为原则，在具体安排训练计划、时间比例配当、具体训练方法等方面有一定的自主权，节余时间可自行支配，用于学习科学文化、培养军地两用人才等方面。
  2．改革训练内容
  1984年到1986年，驻长春部队和院校，围绕提高部队整体作战能力这个中心问题，有步骤地先后进行了单兵训练、分队训练、合同战术训练3个层次的改革。单兵训练改革，主要是重新组合训练内容，调整单兵训练周期，加强了实际操作；分队训练改革重点是区分必训和选训的课题，协调各兵种专业训练的时间和内容，突出了分队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师、团合同战术训练改革，则着重是调整干部在职训练的重点，突出了军兵种协同作战的组织指挥和协同动作。调整改革后的训练内容，“既立足于当前的情况又照顾到今后的发展，既符合于解放军的优良传统，又吸收了外军的先进经验”，从而使部队训练更加适应未来作战的需要。同时，院校训练的内容也进行了调整，使部队和院校通用的军兵种训练主要课题的教材基本配套。
  3．改革战役战术训练
  1979年以后，作为军事训练重点的干部训练和战役、战术训练，被进一步突出出来。
  在干部训练方面，驻长春部队师以上干部分期分批地参加了沈阳军区组织的高级干部战役集训，学习《毛泽东军事文选》和战役理论，研究战争初期防御作战问题。学习了现代军事科学知识，并进行了军事理论和军事学术的研究，提高了军事理论水平。
  在合同战役战术方面，自1980年后，驻军各部队在兵种完成自身训练的基础上，都以协同作战的组织指挥和协同动作为重点，进行战役战术训练，且每年都组织团以上首长司令部合同战役战术演练以及师、团实兵合同战术演习，学习合同战役战术理论，研究诸兵种协同作战问题。部分高级干部在上级军事领导机关的统一组织下，还于1981年秋季赴华北地区观摩了北京军区组织的方面军防御战役实兵演习，受到很大的启示。这个期间，吉林省军区所属部队针对未来战争初期作战的特点，重点进行了城市和坚固阵地防御作战课题的学习和研究，并在驻军陆、空军主力部队的帮助下，进一步完善了城市防卫作战方案。1981年9月至12月，吉林省军区分别组织长春和白城军分区进行了城市防御战斗首长、机关现场研究性演习，长春军分区在战时预定指挥位置，结合作战预案，组织了守备师城市防御战斗首长、机关携带通信工具的现地研究性演习。在同一时间，吉林省军区还在本省西部某地结合作战预案，采取上导下演的方法，组织了守备师、团两级首长、机关携带通信工具的坚固阵地防御战斗现地演习。1982年以后，吉林省军区部队及长春军分区又重点研究了战争初期以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敌人的战法，并多次地进行了反空降、自卫防御和敌后游击战等课题的探讨、训练和演习。陆军81021部队干部、司令部训练和部队合同战术训练，此间也取得了更为明显的成效。1986年，81101部队进行了加强摩托化步兵部队攻防实兵实弹检验性演习。驻军部队的这些训练和演习，均以打敌集群坦克和反空降为主，贯彻了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1986年，总参谋部和沈阳军区在陆军81021部队所属步兵部队和坦克部队，分别召开了军事训练现场会，该部有12项训练改革成果被肯定，其中尤以所属炮兵部队与空军39001部队共同改革传统训练方法，建立炮、空协同训练区，加强陆、空协同作战训练的作法，更为总参、空军和沈阳军区所肯定。
  在突出干部训练和合同战役战术训练的同时，驻军各单位还抓紧了单兵和分队的训练。在“抓基层、打基础、练精兵、出尖子”的训练指导思想激励下，取得了显著的训练效果，涌现出大批达到基础训练先进连标准的连队和会讲、会做、会教、会做思想工作的“四会”教练员，还有数以万计的指战员被评为神枪手、神炮手、技术能手，并达到了体育锻炼标准。
  4．改革训练手段和方法
  军事训练手段和方法的改革，重点是进行基础训练方法的改革，即进一步贯彻民主教学的原则，运用教学相长、启发诱导、因人施教、突出重点、精讲多练、分步细训等方法，提高训练的质量。各级干部亲自蹲点，培养典型，树立标兵，组织各种规模的评比考核活动，使部队训练得到了全面的发展。1983年以后，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各部队重点转入了抓好战术训练方法的改革，主要进行单兵战术、分队战术和师、团合同战术训练方法的改革试点，培养模拟分队，开展对抗训练，进行检验性的对抗演习，在近似实战的条件下，全面提高部队走、打、吃、住、藏的能力，缩小训练与实战的距离。此间各部队在组织实施合同战术训练时，首先是把部队技术战术基础打牢，搞好各种战斗勤务保障科目的训练，然后再把军种内各兵种和专业部队的合练，以及首长机关携带通信工具的演习搞好，在此基础上，举行诸军兵种协同作战演习，从而使训练由基础到应用，由分练到合练，由低级到高级，把军兵种协同作战的训练搞得扎扎实实。
  1985年以后，驻军陆空军部队开始广泛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手段开展模拟训练。这个期间，驻军各部队着力研究试验电子、激光等现代科技成果，在首长、机关训练，合同战术训练，以及各兵种专业训练中的应用，大力发展模拟及电化教学器材，努力探索开展模拟训练和电化教学的新路子，强化部队的战术技术训练。进入80年代中期后，模拟训练已由机械模拟向激光电子模拟，由技术训练模拟向战术训练模拟，由单一兵种训练模拟向诸军兵种合同战役战术训练模拟的方向发展，部队训练已进入了运用高科技手段的现代化新阶段。
  5．改革训练保障
  训练保障的改革，主要是在合理使用训练经费，发展模拟训练器材，完善训练设施等方面进行的。
  在训练经费的使用上，从1981年开始，进一步实行重点保障，即主要保障全训部队、战略预备队、战备值班部队、一线守备部队和特种兵部队。本着“多训多给，少训少给，保障重点”的原则，1984年，将全训部队、战略预备队、战备值班部队的训练经费作了调整，给予较大幅度的提高。对参加合同战役战术演习的部队实行经费补助，相应地减少了非全训部队的训练经费。
  在完善训练设施方面，自1985年开始，各部队都抓了合同作战训练场地建设，以供部队进行实兵合同战役战术训练使用。各军事院校的训练保障也有很大改善，具有包括飞机、坦克在内的先进武器装备和模拟、电视等现代化教学设施。此外，各部队、院校还进行了营房、场地、图书馆、实验室和专修室的建设，这些都有效地保障了部队训练和院校教育的需要。
  6．突破纯军事界限，拓宽训练范围
  1982年，南京军区某师根据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的指示，在部队教育训练中进行了培养军地两用人才的试点，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此后，总政治部就此发出指示，要求全军学习他们的经验，把培养“两用”人才工作广泛开展起来。根据总政治部的指示和沈阳军区的有关决定，驻长春各部队从1983年下半年开始，都把组织部队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培养军地“两用”人才纳入了计划，贯彻以学军为主，以干部为重点，以学习科学文化知识为基础的方针，结合所执行的任务，因地制宜地把培养军地“两用”人才的工作开展起来。在具体工作中，各部队都制定了干部科学文化教育，战士专业技术培训的具体规划，建立了育才培训基地，逐步加强了“两用”人才的培训。
  干部的科学文化教育，以多渠道多层次的方法进行，坚持以普及高中和中专文化教育为重点，逐步向大专教育发展。
  战士专业技术的培训，以服役三年以上的老战士为重点，一般通过三条渠道进行，一是切实办好育才基地，以此为中心，每年负责培训老兵总数的50%；二是实行就地培训，由各单位充分发挥和利用现有的技术力量，每年培训老兵总数的30%；三是由机关各业务部门举办专业学习班，每年培训老兵总数的10—15%。
  学习科学文化，培养军地“两用”人才，进一步开发了广大指战员的智力，提高了部队素质，促进了军事训练和其它各项工作的发展。
  军事训练的全面改革，大大提高了部队的快速反应能力，协同作战能力，电子对抗能力，后勤保障能力和野战生存能力，增强了部队在现代化条件下整体作战的实力。
  二、军兵种部队训练
  新中国成立之初，驻军部队的军事训练基本上只是步兵训练。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及朝鲜停战以后，长春驻军陆续增加了新的军兵种部队和院校，因而军事训练亦向诸军兵种发展。步兵、炮兵、装甲兵、工程兵、通信兵、防化兵、空军航空兵和雷达兵等部队，从各自的特点出发，开始了正规化训练。
  （一）步兵部队训练
  步兵部队训练，继承和发展了战争年代的传统训练方法，在正规化、现代化训练中形成了自己的特色。
  1．结合作战任务进行训练
  50年代至70年代末，中国人民解放军先后进行了西南剿匪、抗美援朝、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中苏边境自卫反击战和中越边境自卫反击战等军事行动，此间，直接参战和准备参战的驻军步兵部队，结合作战任务、作战地区的地形和天候特点，多次进行了适应性训练，组织了临战应急训练。在作战对象各异、气候多变、地形复杂的情况下，广大指战员针对不同作战对象的特点，从实际出发，不畏艰险，不怕疲劳，刻苦练兵，迅速缩短了作战技能与实战的差距。训练内容在较长的时期内以五大技术和分队战术为主，至70年代末，改为以“三打三防”为训练重点，突出了打敌集群坦克训练，多次进行了步兵平原地防御作战的打坦克战术技术研究性演习，并连续进行了以步兵为主体的诸军兵种协同打坦克、打飞机作战的战术演习。吉林省军区守备师部队还进行了以打敌坦克为重点的紧急战备训练演习。各部队在训练中认真研究作战对象的作战特点，突出干部训练，强化步坦对抗战术研究性演习，提高了组织指挥能力。
  2．重视基础技能训练
  步兵基础训练是提高步兵部队军事知识和作战技能的关健环节，历来都受到重视。基础训练的基本内容是射击、投弹、刺杀、爆破和土工作业等五大技术。50年代初，步兵训练突出了以射击为重点的五大技术训练和分队战术训练。
  1953年，在抓好五大技术训练的同时，重点抓了单兵至连的攻防战术训练，一部分干部还学习了营、团攻防战术课目和战斗勤务课目。在战术教练中，基层干部通过学习战斗条令和实际作业，逐步学会了在各种地形及核条件下单兵、分队至团的攻防战术和各种勤务课目。
  1964年初，全军群众性练兵运动首先在步兵部队中兴起。学习推广郭兴福教学法，培养典型和训练尖子，广泛开展群众性练兵运动，更把步兵基础技能训练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3．改革合同战役战术训练
  步兵部队的合同战役战术训练，是多兵种、多专业技术的综合训练。在训练组织实施中，各部队通常采取先基础后应用，先分练后合练，由低到高，循序渐进的方法进行。1978年以前，步兵部队的合同战术训练进度不够统一，合练的兵种、专业技术分队大多是临时调集，因而训练效果较差。至70年代末，根据中央军委和总参谋部的指示及沈阳军区的统一部署，各驻军部队重新制定了训练计划，较好地作到了统一安排参加合练的军兵种部队，统一训练课题，统一训练进度，统一训练制度和要求的“四个统一”，从而达到了首长、机关和部队训练同步，步兵和专业兵训练同步，干部和分队训练同步，使步兵部队的训练编组、训练内容、训练方法和训练保障的改革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在训练编组上，对步坦、步炮、步工的结合问题进行了大胆的试验，开阔了视野，缩短了训练周期，提高了训练质量。在训练内容上，重点研究了战争初期的作战问题，探讨了以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敌人的战法，增强了训练的针对性。侦察兵还有计划地开展了侦察训练的改革创新，增加了与敌夜视器材作斗争、摩托化侦察、捕捉敌坦克乘员和野战生存等项目的训练内容，取得了很好的训练效果。在80年代陆军81021部队所属步兵部队侦察连组成侦察大队，赴中越边境参战时，各侦察连在已有良好训练的基础上，针对越军惯于夜间偷袭和在山岳丛林地作战的特点，又进行了严格的适应性训练。翌年这支训练有素的侦察部队在侦察作战中，先后打了8次漂亮仗，毙伤俘敌73名，获取了大量重要情报。81123部队侦察连和81101部队侦察连，分别被中央军委和成都军区授予“英雄侦察连”荣誉称号，81112部队侦察连副连长张建刚烈士被成都军区授予“侦察英雄”称号，全大队有473人立功受奖，并荣记集体三等功。在训练方法上，普遍重视了对抗训练，多课题的综合性训练和检验性演习，提高了训练的强度和难度，缩小了训练和实战的差距。在训练保障上，逐步建立健全了训练的规章制度，加强了岗位责任制，使训练工作按照现代化、正规化的要求不断向前发展。
  1984年，步兵部队学习武汉军区某师经验，打破了战术、技术和共同科目的界线，以战术为经，技术为纬，把一个兵打仗必备的知识和技能重新组合成若干课题，使技术与战术、基础与应用、进攻与防御、一专与多能、体力与智力有机地结合起来。继单兵训练改革之后，有些步兵团还进行了分队战术训练改革试点，至1985年9月总参谋部在辽宁锦州召开全军步兵分队训练内容改革论证会后，各步兵部队本着逐级训练，逐级完成，逐级提高战斗力的原则，合并共同性的内容，保留独具特点的内容，以本级基本攻防战术为轴线，把班和连战术及战斗勤务课题作了大幅度的压缩与合并，经过调整，减少了重复，突出了重点，缩短了训练周期，也为战术训练的进一步改革打下了基础。
  1986年9月全军广东惠阳合同战术训练改革现场会以后，按照沈阳军区的部署，驻军各步兵部队认真贯彻会议精神，既认真搞好专业技术训练，又突出战役战术训练；把首长、机关作为合同战术训练的主要对象，突出指挥训练；把检验性演习作为年度例行演习的主要形式，缩小训练与实战的差距，从而使驻军部队的军事训练与全军同步进入了初步适应现代化作战需要的新阶段。
  （二）炮兵部队训练
  炮兵训练的基本指导思想和特点，是“以射击为中心，以干部为重点，搞好协同训练，提高快速反应能力”。
  1．坚持炮兵训练的基本指导思想
  射击是炮兵完成战斗任务的基本手段，也是炮兵训练的主要内容。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抗美援朝作战的迫切需要，换装苏式火炮后的陆军81021部队编成内的所属炮兵①(编入陆军的军、师、团、营建制内的炮兵，它不同于预备炮兵，后者是独立编成，直接隶属于军区以上的炮兵。)，只进行了短期的临战训练，即赴朝参战。参战期间，其训练主要是结合实战边打边练，并利用战斗间隙举行短期集训，坚持从实际出发，打仗需要什么就学什么，此种训练虽属应急训练，但对保证作战任务的完成却起了积极的作用。
  1953年朝鲜停战后，全军炮兵开始了正规化的训练。陆军81021部队各级首长把抓好所属炮兵的射击训练提到重要日程，坚持以射击为中心，干部为重点，逐级建立了干部射击练习和考核制度，组织干部进行射击集训和射击竞赛，很快掀起了射击训练高潮。
  50年代末到60年代中期，炮兵训练从学习苏联经验转到“以我为主”的轨道。为了推动训练的进一步发展，炮兵领导机关于1959年召开了第二届战斗训练积极分子代表会议，向全军炮兵干部发出了“争取在一、二年内全部掌握本职及有关射击技能”的号召。陆军81021部队所属炮兵贯彻会议精神，在大力开展干部“占领射击阵地”，争当“优秀射击指挥员”活动的同时，还在分队中开展了以熟习本职技能、提高射击效果为目的的“神炮手”、“技术能手”和“一专多能”等活动。为确保训练的顺利进行和提高训练质量，各部（分）队均按炮兵领导机关组织编写的统一的《训练大纲》、《射击教范》及各种教程，拟制训练计划，严格遵照执行。到60年代初，地面炮兵干部大多数完成了《射击教程》规定的三分之二以上的习题，高射炮兵干部大多数基本掌握了教程所规定的全部射击方法，部（分）队的整体技术水平特别是射击技能有明显提高。
  进入80年代以后，炮兵对训练的内容、方法和器材等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同时继续坚持以射击为中心，以干部为重点的训练指导思想，使炮兵部（分）队的军事训练又有新的起色，全训部队逐年增多，训练成绩明显上升，到1983年，陆军81021部队队属炮兵即完成了炮兵训练大纲所规定的训练任务。
  2．重视协同训练
  炮兵是以火力支援步兵、坦克兵作战的多专业的技术兵种。因此，搞好炮兵内部各专业、各分队之间的协同，炮兵与其它军兵种部队之间的协同，也是炮兵训练的重要内容和特点。
  50年代前期，驻军所属炮兵在抓好单炮、班组、台、站等专业协同训练的基础上，重点抓了连教练。后期，为加强协同训练，按照上级炮兵领导机关的要求，着重抓了提高干部、司令部的射击指挥能力训练和在部队中开展野营训练、多课题连贯战术作业，提高炮兵营、群（团）协同训练效果，并通过学习合同战术，参加合成军队组织的实兵实弹演习，密切了炮兵内部各专业、各分队之间及与其它军兵种部队的协同。至60年代前期，地面炮兵已基本普及了营、群（团）教练，多数参谋人员能比较熟练地完成本职工作，炮兵营、群（团）大都具备了能在比较复杂困难的条件下执行战斗任务的能力。进入80年代以后，驻军炮兵根据现代作战的特点和对越自卫还击作战中步炮协同的经验，有针对性地进行了战术演练，使协同训练进一步发展。1987年，81021部队炮兵机关、81025部队和空军39001部队打破训练上兵种自我封闭的状态，建立炮空训练协作区，积极开展陆空之间的协作训练，拓宽了炮兵协同训练的路子。
  为提高高射炮兵协同作战能力，适应诸军兵种合同作战的需要，1987年9月，总参谋部在兰州军区召开了全军高射炮兵实弹战术演习改革经验交流会。会后，驻军高炮部队学习兰州军区高炮部队战术训练改革经验，以合同作战和协同训练为轴线，把高炮射击训练、炮空合练、战术演练融为一体，逐步实现了射击与战术的有机结合。
  3．开展以提高快速反应能力为重点的训练改革
  “快、准、猛”是对炮兵火力的基本要求。革命战争年代，炮兵以突然、准确、猛烈的火力有效地支援了步兵作战，对保证战斗的胜利起了重要作用。新中国成立之初，人民解放军炮兵部队训练，不仅重视“打得准”，而且注重提高火力反应速度。60年代以后，迅速、准确、突然、猛烈地运用火力，已成为炮兵战斗的基本原则之一。进入80年代以来，为适应未来战争的需要，炮兵更加重视对快速反应能力的训练。根据总参谋部炮兵部在训练改革试点基础上提出的要求，驻军所属炮兵训练的改革与全军炮兵同步，以组织战斗快、兵力机动快、展开撤出快、战斗保障快、火力反应快等“五快”为着眼点，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其主要特点：一是进行射击训练内容和方法的改革，采用不经试射直接对目标实施效力射，或实施快试射、短试射，提高火力的及时性和突然性。二是进行指挥器材的革新，扩展现有装备器材的功能，革新辅助器材，做到配套使用，发挥其整体效能；以电子计算机为主体，研制运用新的射击指挥系统，使炮兵指挥由手工作业开始向自动化转变。三是运用现代科技成果，改革战斗指挥与侦察、通信等专业技术的作业程式和组织方法，在确保精度的前提下提高速度。四是增大训练难度和强度，从实战出发，在复杂困难条件下训练部队。经过这些改革，提高了炮兵的快速反应能力，到1986年，总参谋部炮兵部在沈阳军区炮兵靶场召开全军炮兵部队快速反应训练经验交流会前后，长春驻军炮兵部队的战斗作业已有明显提高，从群（团）受领任务开始到做好行军准备，时间大为缩短。炮兵连射击准备时间、炮兵营火力反应时间、高炮近方情报传递时间，较过去已分别缩短了二分之一、四分之三、五分之四以上，初步实现了“五快”的要求。
  （三）装甲兵部队训练
  装甲兵部队的训练，分为坦克乘员训练、干部在职训练和专业兵（特业分队）训练。其内容包括专业技术、修理、战术和共同科目，重点是在专业技术训练基础上的战术训练。
  1．注重技术基础训练，掌握现代化装备
  装甲兵是陆军中以坦克和其它装甲车辆为基本装备的战斗兵种和重要突击力量。
  50年代初，刚于长春组建的东北军区装甲兵司令部所属坦克第三师及第一、二、三独立坦克团，针对干部和乘员主要来自步兵，因而缺乏专业技术骨干的状况，以及装备复杂、技术性强的特点，为使干部、乘员尽快掌握苏式装备，适应抗美援朝战争的迫切需要，在苏联军官和乘员“一对一”的帮助下，进行了3个月的突击训练。这次训练，以驾驶、射击为重点，兼学通信和战术，训练时间虽短，但由于训练指导思想明确，措施得力，要求严格，参训的干部和新乘员，初步掌握了坦克专业技术，基本达到了装甲兵司令员许光达提出的“开得动、打得准、联得上，具有作战的基本技能”的要求，实现了由步兵向坦克兵的过渡。
  1951年2月，装甲兵部队奉命入朝作战，参战部队根据朝鲜战场地形特点和自身的作战任务，组织开展了战地练兵和阵前集训。坦克三师之第五、第六坦克团，利用战前和作战间隙举办了集训班61期，培训战斗技术骨干311名。集训中，各部队着重抓了山地驾驶、山地射击、夜间射击和超越射击训练，驾驶员人均驾驶坦克90个摩托小时，炮手人均发射炮弹60发，干部、乘员的专业技术有了很大的提高，事故发生率也由参战初期的50%下降至5%左右。在战术训练中，根据朝鲜的地形特点，认真贯彻“相对分散使用，灵活机动作战”的运用原则，有针对性地加强与步兵的协同训练，探索并运用了遮蔽阵地射击，设伏袭击等有效战法，取得了较大的成果。
  朝鲜停战后，装甲兵部队结束了临战突击性训练，转到正规化训练轨道，从1953年下半年到1956年，装甲兵先后颁发了统一的训练大纲，翻译出版了苏军装甲坦克机械化部（分）队战斗条令、教令、专业技术教范和教程，并实行训练等级考评制度，明确规定了驾驶、射击、通信三大专业技术训练在整个训练时间上所占的突出比例（70—80%），从而使装甲兵部队训练趋于规范化、制度化。此间，在训练编组和组训方式上，各部队借鉴苏军经验，实行以连为单位的军官施教形式，遵循先技术后战术、先基础后应用的原则，摸索先理论后实践、先分练后合练，由浅入深、循序渐进的训练方法，克服了训练中的盲目性，提高了训练效益。在训练内容的重点上，选准“目标”各个突破。1955年，坦克部队着力解决射击训练和战术训练难的问题，各部队都加强了对干部在职训练的领导，战术训练时间比例大大提高（已占训练总时间的50%），经过正规训练，到1957年军官和乘员的专业技术和战术水平都有很大的提高。
  这一时期，装甲兵从兵种特点和部队实际出发，在专业技术训练和正规训练上狠下功夫，使全体官兵较快地熟悉了武器装备，增强了战役战术意识，为训练的深入发展奠定了基础。
  2．突出战术训练，继续提高技术水平
  1958年以后，装甲兵部队着眼兵种特点和现代战争的要求，突出战术训练，培养训练尖子，掀起了群众性的练兵热潮。这个期间陆军81021部队所属坦克兵部（分）队，学习装甲兵领导机关在全军推广的北京军区2个装甲兵支队的训练经验，采取穿插配当形式和几个坦克乘员集中训练同一专业，逐次突击训练其它专业的方法，普遍开展了以专业为主，一专多能的练兵活动。1962年，干部、乘员又踊跃参加了全军开展的“神枪手、神炮手”活动，专业技术水平有了新的提高。1964年，装甲兵部队掀起了群众性大练兵和比武高潮，驻军所属坦克部（分）队组织干部认真学习郭兴福教学法，争当“四会”教练员，按照思想红、作风硬、技术精、战术活的要求练兵，培养了典型。按照装甲兵当年5月在安徽三界召开的战术训练现场会精神，以及装甲兵司令员许光达大将关于装甲部队的战术训练，要能在敌火下过“五关”①(“五关”即：敌低空轰炸关、地面火炮和火箭密集射击关、反坦克武器关、反坦克障碍关、向我实施反冲击的坦克关。)的要求，达到“合得成、摆得开、捏得紧”的标准，各坦克部（分）队认真学习装甲兵训练标兵的经验，进行紧张的练兵，车车竞赛、层层选拔，训练搞得热火朝天，在射击、驾驶、通信、战术、修理等课目的训练和比武竞赛中均取得了优异的成绩，表现了良好的作风。通过普遍开展练兵比武活动，把部队训练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大比武后，装甲兵部队广泛开展了普及尖子经验的活动，通过开展这一活动，坦克连射击和通信网络沟通成绩在良好以上的达90%以上。1965年5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坦克兵战斗条令（团营部分）》颁发和8月装甲兵训练工作座谈会后，各步兵师属坦克团（营），贯彻《条令》和现场会精神，进一步推进了战术训练的发展，尤其是加强了夜间训练。各部队按照现场会提出的要求，将夜间训练摆到重要位置，把夜训时间提到占训练总时间的30%以上，采取各种措施狠抓落实，使各坦克团（营）均有“夜老虎连”，提高了部队的夜战能力。
  3．加强合同训练，坚持训练改革
  70年代初期，装甲兵认真贯彻中央军委关于加强特种兵训练和“大办教导队”的指示，消除“左”的影响，部队训练形势有了好转。到1972年已有约半数的干部到教导队轮训，半数以上的坦克乘员达到了三级技术等级标准。1975年装甲兵在安徽三界召开全军装甲兵部队战术训练现场会后，长春驻军坦克部（分）队按照会议提出的要求，大抓了基础训练，提高了专业和分队战术水平。到70年代末，随着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废弃的先训后补的训练体制得到恢复和发展，各坦克部队通过加强专业技术和战术训练，进行加强坦克营打立足未稳之敌坦克群，加强坦克团对运动之敌进攻等研究性、检验性战术演习，提高了部队“三打三防”的能力，专业技术和战术训练都恢复到了1964年大比武时期的水平，绝大多数坦克乘员达到专业技术等级标准。
  进入80年代以来，装甲兵部队从现代战争的特点出发，在部队训练上进行了全面改革，使合同战术训练和干部训练有了新的发展。1982年装甲兵领导机关组织装甲兵部队和院校领导干部，进行适应战略方针转变的集训后，各部队抓紧了训练方法的改革，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陆军81021部队所属坦克某团提出并运用综合训练法，使坦克勤务小时由原来的25—30%减少到17%，这一训练方法很快在全军装甲兵部队推广。学习和借鉴其它装甲兵部队提出的根据不同技术等级，分专业混编分训，按级分训，团、营、连结合，以营为主等训练方法，进一步促进了驻军装甲兵部队训练的发展。
  1980年8月和1981年10月，装甲兵加强坦克团对野战阵地防御之敌进攻实兵演习现场会和北京军区华北地区方面军防御战役实兵演习分别进行后，按照装甲兵根据演习的经验对坦克分队训练提出的要求，各部队在此后的训练中，加强了坦克分队队形变换的演练和敌火下运动、火力指挥、步坦协同及吃、住、藏、管、保结合等课题的训练，并进行2至3昼夜的综合演练，使训练收到了较好的效果。从1982年开始，部队训练进行全面改革，各坦克部队在训练管理和训练手段上都进行了改革的尝试，至80年代中期，基本上普及了电化教学、模拟训练，采用先进电子技术的坦克驾驶、射击模拟器开始使用，训练管理也逐步走向科学管理的轨道，为部队战术训练改革向高层次发展提供了条件。
  （四）空军航空兵部队训练
  空军航空兵，是装备军用飞机在空中遂行作战任务的兵种，是空军的主要组成部分。它自组建以来，通过速成训练、正规训练和群众性练兵活动，逐步提高了军事素质，为圆满完成作战、国防科研试飞、抢险救灾和支援社会主义建设等项任务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进行速成训练，战训结合
  驻长空军航空兵训练，始于50年代初期航空兵学校训练。其时，为加强空军航空兵部队建设，适应抗美援朝战争的迫切需要，驻长航空兵学校以速成训练为基本训练方式，加紧对飞行学员施以应急训练，首先并且主要是解决能否飞起来和能否同敌人作战的问题。当时其多从陆军调来的飞行学员，仅经过航校的短期速成训练，就编入战斗序列。他们由苏联军官带飞，经过改装训练，初步掌握了简单气象条件下飞机的驾驶技术和基本作战技能，即参加了抗美援朝作战。在作战期间，为尽快改变技术战术与实战的差距，又抓紧战斗间隙进行最急需的战斗课目的训练，或撤到后方集中训练一段时间后再参战，经过应急训练和实战锻炼，战斗力迅速提高。
  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空军航空兵学校训练，即由战争时期的速成训练转入和平建设时期的以完成训练为主的正规化训练。
  2．加强基础训练，稳步前进
  1958年，驻长航空兵训练进入了院校训练和部队训练同时并举的时期。此后，航空兵部队按照军队现代化建设的要求，全面开始了正规化的训练。在组织正规化训练中，各飞行部队认真执行空军领导机关制定的稳步前进的训练方针，普遍加强了基础训练，努力改变技术基础不扎实的问题。在努力抓好基本技术训练的前提下，逐步进行高级、复杂的飞行技术训练，射击、轰炸训练和结合战斗任务的战术训练。还开展了高级、复杂技术训练和轰炸、射击“创优”活动，提高了航空兵部队昼、夜间不同气象条件下的飞行作战能力。
  1959年，驻军航空兵部（分）队赴东南沿海地区轮战锻炼，各参加轮战锻炼的航空兵部队，针对台湾海峡作战的特点，带着敌情练兵，着重进行高空作战的战术训练和运用，还开展了低空打敌侦察机的战术研究和训练。当年，驻军航空兵某部因训练有素，表现突出，光荣地参加了国庆阅兵式，接受了党和国家及军队领导人的检阅。
  1964年，空军部队开展了群众性大练兵、大比武的竞赛活动，有力地促进了军事训练的发展。39001部队歼击航空兵空靶实弹射击命中率、强击航空兵轰炸完成率和轰炸航空兵完成率，较1963年前均有明显提高，而飞行事故发生率则显著下降。
  3．开展创建甲类团活动，全面提高部队战斗力
  “文化大革命”期间，空军39001部队的军事训练受到严重干扰，航空兵的飞行训练时间大幅度削减，并简化了训练内容，降低了飞行难度，训练质量普遍下降，战斗力受到很大削弱。
  1975年军委扩大会议后，空军航空兵部队逐步增加了飞行训练时间，大抓了基础训练，并按1978年和1981年空军总部两次制定的创造甲类团的三年规划，进行训练改革，全面地提高部队战斗力。
  为加速空军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1978年5月空军制定了第一个三年规划，提出3年内训练甲类团数量和5项奋斗目标①(5项奋斗目标是：高度的机动能力、高超的射击技术、高超的轰炸技术、灵活的战术动作、强健的体质和高度的政治觉悟。)。根据规划，航空兵部队进一步抓紧了基础训练，采取减免甲类团训练新飞行员的任务，整顿飞行员队伍，组织射击和轰炸比赛，开拓老飞行员战术训练途径等措施，使甲类团建设有了明显进展。1980年，驻军航空兵部队甲类团的数量，大大超过了三年规划的发展目标。甲类团部队参加演习的次数、规模和完成任务之好也是过去少有的。
  在完成三年规划的基础上，按照1981年空军制定的第二个三年规划，39001部队又把干部训练作为重点，建立专业骨干队伍，开展战术训练，到1983年底，歼击、强击、轰炸部队的射击和轰炸成绩，都大幅度地超过了规划的指标。
  为适应航空兵部队训练向高层次发展的需要，空军于1986年集中人力物力，研制成功了较先进的模拟训练器材，并运用这些器材组织了大规模的电子激光模拟战术演习。此后航空兵训练在方法和手段上，开始大量使用模拟器材，并逐步从机械模拟向计算机模拟发展，航空兵部队在现代条件下独立作战和协同作战的能力得到显著提高。
  新中国成立以来，长春驻军部队除海军、第2炮兵和已撤销的铁道兵、基建工程兵外，人民解放军编成内的其它军兵种基本上都有或曾有部（分）队驻防，在陆、空军建制内，不但有步兵、炮兵、装甲兵和空军航空兵，还有工程兵、防化兵、雷达兵、电子对抗部队和通信兵。这些专业技术兵种部（分）队，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和科学技术的进步，其训练内容、重点、方法和手段等也不时地进行调整和改革。各专业技术部（分）队根据本兵种的特点、任务和实战的需要，不断加强教育训练。从扎扎实实抓技术战术基础训练做起，努力使用规范化的教范、教程，集训干部，提高其业务水平和教学能力，培训懂专业，能施教的骨干队伍；开展以“一专多能”为主要内容的群众性练兵比武活动；进行实兵专业战术演习，参加诸军兵种合同作战演习；培养典型，学习推广先进训练经验；进行以专业训练和合同作战技术保障为重点的训练改革，实施机电和电子激光模拟训练等，使专业训练由技术向战术，由基础向应用，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由单一兵种到诸兵种，不断深化，不断发展，逐步进入了适应现代战争需要的新阶段。
  三、院校训练
  军队院校训练，是军队教育训练的重要组成部分。人民解放军历来重视创办军队院校，培养人才，无论是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新中国成立后，都把创办军队院校，搞好院校训练，作为一项重要的战略任务来抓。
  （一）训练体制
  军队院校的训练体制，指挥院校实行初、中、高三级制，分别培养初级、中级、高级指挥军官；专业技术院校实行中等和高等二级制，分别培养各级各类专业技术人才。
  50年代初，根据中央军委的决定，军队院校采取完成训练和速成训练并举的训练体制。完成训练是系统地培训干部，速成训练是短期轮训干部，训练任务分别由完成院校和速成院校承担。此间驻长春的军队院校除步兵预备学校、文化速成学校外，其它军事、政治和专业技术院校均属完成院校。但由于抗美援朝战争和人民解放军正规化建设的迫切需要，其中有些院校，主要是陆军装甲兵、空军航空兵和机务学校，也承担速成训练的任务，加快了干部训练的步伐，为解决新中国成立初期部队大量干部急需训练的问题，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1956年全军第六次院校会议后，根据叶剑英元帅在会议上所作的指示，全军院校开始实行“三级制”、“两股绳”的训练体制。按此训练制度，士兵晋升为尉官，尉官晋升为校官，校官晋升为将官，尉官、校官、将官在职期间没有进过正规院校学习的，必须按培训等级区分规定，分别入初级院校、中级院校和高级院校接受一次完成训练（“三级制”）；各类军官训练分为完成训练和速成训练，将普及与提高有机地结合起来（“两股绳”）。
  1983年全军第十二次院校会议确定，继续坚持“三级制”、“两股绳”的院校训练体制。这个期间驻长春的军队院校，多是专业技术院校，有的空军院校是指挥与技术合训的综合型初级指挥院校，承担初级指挥干部和专业干部的培训任务，培训规格为大学、中专两种。指挥干部实行以培训为主，培训与轮训相结合的制度。培训班的学制：初级指挥院校的大学本科为4年，大学专科为3年，中专为2至3年；专业技术院校的大学本科为4至5年，大学专科为3年，中专为2年。轮训班的学制：进修班为1年，其它为半年。
  1986年6月《中央军委关于军队院校教育改革的决定》颁发后，指挥院校实行三级培训与进修相结合的训练体制，初级指挥军官按中专、大学专科、大学本科培训，专业技术军官按中、高两个等级和中专、大专、本科、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5个层次培训；开始试办军、政、后合训，指挥与技术合训的综合型院校，并在部分院校内开办士官队。驻长春的军队院校在《决定》颁行后，也都按照所属军兵种领导机关的规划和所担负的训练任务，对训练体制相应地进行了调整。兽医大学和装甲兵技术学校扩大培训层次，空军各院校强化了技术训练与指挥训练的综合，调整后，各院校的训练体制较前更加科学和完善，从而更加适应人民解放军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需要。
  （二）教学内容
  军队院校的教学内容，主要包括军事、政治、专业技术、科学文化和军事体育等门类。新中国成立以来，根据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军队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需要，院校教学内容进行了相应的调整和更新，逐步形成了比较科学和完整的体系。
  50年代，驻军院校的教学内容同全军一样，是参考苏军同类院校的教学内容安排的。军事指挥院校主要学习毛泽东军事思想、军事理论、军事学术史、军事地形学、军兵种知识、军事体育、兵器射击和战术；政治学校主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哲学、政治经济学、中共党史、联共（布）党史、军队政治工作；专业技术院校，主要学习基础理论、专业知识和基本技能。此外，军事、专业技术学校还要学习政治，政治院校还要学习军事，各类院校都要学习相应的科学文化知识。此间，从总体上看，驻军院校教学内容比较系统和完整，但结合军队的实际情况不够，某些方面有照搬照套苏军做法的现象。
  1958年，全军院校的教学内容进行了调整，经过调整，军事政治院校重点学习毛泽东军事著作，增加了人民解放军的传统作战经验和战略方针等内容，删去了一些文化课和理论科目。专业技术院校将基础课作了较大的压缩，突出了军事和专业课程。教学内容调整后，突出了毛泽东军事思想，有利于继承和发扬人民解放军的优良传统，但基础理论教育有所削弱。
  为使军队院校的教学内容更加适应现代战争的需要、自1980年起，总参谋部先后下发了《关于院校教学内容改革的意见》及其它有关文件。由于认真贯彻执行了《改革意见》的精神，驻军院校的教育训练工作得到进一步发展，至1983年，各院校的教学计划和大纲更臻完善，教学内容的改革愈加深入，基本建立起了比较科学合理的课程体系，增强了学员知识的系统性，提高了教学的整体效益；增设了新的学科，拓宽了学员的知识面；加强了同诸兵种的协同训练，锻炼和提高了学员在现代条件下作战和作战技术保障的能力。
  （三）教学方法
  院校教学实行课堂讲授、自学、讨论和实际操作相结合的方法，既重视传授知识，又重视培养实际工作能力。
  50年代初，各院校普遍实行了以课堂讲授为主的教学方法，教员严格按照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规定的教学内容、时间、目的和要求，经过备课、试讲、进行课堂讲授。在教练场授课时，教员先讲解动作要领并进行示范，然后组织学员演练。
  从1958年开始，院校教学方法进行了改革，强调精讲多练，突出实际操作，使讲和做、听和练紧密结合，培养学员的自学能力、思维能力和分析解决问题的实际能力。教员根据教学内容和学员特点，灵活运用实物进行直观、形象的教学。1964年，在初级院校中运用郭兴福教学法，抓住训练中最关键的问题，教细教活，讲深讲透，让学员反复体会，加深认识，从而提高了教学效果。1972年以后，驻军院校以社会为课堂，实行“开门办学”，在实践中锻炼学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1977年到1987年，院校的教学方法和手段有了新的发展。一是更加重视启发式教学，加强实践性教学环节。在教学中，教员精讲，学员苦练，教员和学员共同研究探讨问题，培养学员的思维能力；适当压缩正课时间，增加自习时间，开设选修课，培养学员的自学能力和创造能力。二是广泛开展电化教学和模拟训练。1984年到1987年，全军拨款数亿元，用以研制和生产模拟训练器材。这个期间，长春的5个军队院校普遍增设了电化教研室和电化教学中心，并制作了教学软件，广泛采用幻灯、电影、电视、电子计算机等电教手段，提高了教学质量。三是按地区组织院校教学协作中心，实行开放办学。1980年1月，石家庄地区的军队院校，率先成立教学协作中心，之后，这一新生事物迅速发展，到1987年全军共成立了12个教学协作中心①(军队院校12个教学协作中心依次是：石家庄、郑州、南京、北京、西安、大连、长春、蚌埠、武汉、重庆、长沙、青岛协作中心。)，其中包括长春教学协作中心。协作中心充分发挥各院校的优势，活跃学术研究，交流教学经验，合理利用教学设施和资料，促进了教学和科研任务的发展。
  （四）教员队伍
  教员队伍是院校完成教学和科研任务的主要力量。人民解放军历来十分重视教员队伍的建设，把造就一支有较高学术水平和专业知识的教员队伍，作为加强院校训练，保证教学质量的关键环节来抓。
  新中国成立初期，驻军院校遇到的突出问题是缺乏教员。为解决师资缺乏的问题，各院校根据1950年全军军事院校和部队训练会议的决定，采取了应急措施：一是从部队中选调具有战斗经验和相当文化程度的干部作为教学骨干；二是起用有一定学术水平和专业特长的原国民党军官担任教员。为切实解决教员缺乏问题，1952年全军抽调了大批具有高中文化程度的干部，作为师资后备力量请地方高等院校代训，翌年又开办了军事和政治师范学校，培养院校所需的教员，长春军事师范学校就是为达此目的在此间组建的。由于军委各总部采取了一系列加强教员队伍建设的措施，到1962年，驻长春的军队院校已经拥有了相当数量和较高质量的教员队伍，基本上满足了教学的需要。
  “文化大革命”期间，驻军院校的教员队伍受到很大削弱。这种状况到70年代中期虽然有所改变，但有些教员年大体弱，教学水平低，已不能适应教学的需要。为了尽快改变教员队伍知识结构和年龄结构不够合理的状况，1980年，中央军委作出《关于加强教员队伍建设的暂行规定》，要求全军各院校都要把建设一支高水平的教员队伍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来抓。此后，在军委各总部和各军兵种领导机关的统一部署下，驻军院校采取了许多措施，加强教员队伍建设：一是经上级领导机关批准，从部队选调干部充实教员队伍；二是每年选拔5%的本科毕业生留校任教；三是举办训练班培养教员；四是有计划地选调人员到地方院校培养深造；五是从地方招收部分优秀教师、大学毕业生和研究生充实教员队伍；六是实行教员专业技术职务制、专业技术职务任命制和聘任制，调动了教员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的积极性；七是鼓励教员积极参加科学研究和学术活动，提高教员队伍的学术水平；八是选派教员到国外考察、讲学、学习外军经验，引进外军的先进技术和成功经验，丰富提高自己。通过采取各种行之有效的措施，加强教员队伍的建设，促进了教学和科研工作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