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春图书馆

1948年，当人民解放战争进入第三年时，全国的军事政治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战略全局上国民党军已完全处于劣势。在东北战场上，东北民主联军经过夏、秋、冬季三次攻势作战，歼国民党军30余万，将国民党军压缩于锦州、沈阳、长春等几个孤立地区内，完全处于被动挨打的境地，形势发生了对人民解放军更为有利的变化。“根据全国战略形势的变化，党中央、毛泽东主席和中央军委认为，战略决战的时机已经成熟，并决定把决战的首战选择在东北战场”，①(《久困长围取长春》，肖劲光。)组织进行了举世闻名的辽沈战役。“长春围困战是辽沈战役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我军历史上第一个大的围城战役”，②(《久困长围取长春》，肖劲光。)这一战役的胜利进行，对于保证东北人民解放军集中重兵于辽西会战，加速辽沈战役的进程，全歼东北国民党军，起了重要的作用。
  长春守军主要是国民党嫡系部队新编第七军和滇系部队第六十军。新七军全部美械装备，战斗力较强。六十军虽屡遭打击，兵员不足，士气不高，但仍有一定的战斗力。除这两个正规军外，还有吉林省保安司令部所属的保安旅，及吉林师管区、长春警备司令部、骑兵第一、第二旅、新编第一军留守处、“吉黑人民剿匪总队”等由来复杂的地方部队和土匪武装，总兵力10.7万人，其中正规军6万余人。为统一指挥，弥合嫡系与非嫡系部队之间的矛盾，加强防务，1948年3月，“东北剿总”在长春组成第一兵团部，以“剿总”中将副总司令郑洞国兼任兵团司令官，并以吉林省党政大权相托，坐镇长春，统帅两个军和地方部队，在此执行蒋介石赋予的“固守待援、相机出击”的使命，并吸引人民解放军一部分主力，减轻锦州与沈阳方面的压力，也对外造成“国军”在东北战场上仍有控制诸多要点的观瞻。其基本固守方案是：“加固工事，控制机场，稳定内部，储备粮食”。防御部署是：沿市区中心纵贯南北的中正大街（今斯大林大街）为分界线，分成东西两个守备区，新七军守西守备区，第六十军守东守备区。第一兵团部驻原伪中央银行大楼（今中国人民银行吉林省分行），中正广场（今人民广场）划入新七军防区，由第一兵团部警卫队直接防守。
  西守备区：新七军军部位于原关东军司令部。新编第三十八师为机动部队，并担任兴安桥（今西安桥）至洪熙街（现红旗街）的防务，师部与军部同驻关东军司令部大楼内；暂编第五十六师，除以一个团防守大房身机场外，还担任西广场至兴安桥的防务，师部位于伪国防会馆旧址（现吉林省电影发行公司）；暂编第六十一师，担任洪熙街至南岭的防务，师部位于红卐字会（现长春图书馆）；青年教导团驻伪经济部、司法部旧址。
  东守备区：第六十军军部位于满铁支社旧址（现站前铁路大楼）。第一八二师，担任东大桥以北至长春西站之防务，师部位于原朝日通宝山百货商店（现长春市第二百货商店）；暂编第五十二师，担任东大桥至全安桥及二道河子的防务，师部位于东三道街成功银行（现南关区南街银行办事处）；暂编第二十一师，担任全安桥至南岭的防务，师部位于通化路树勋街（现长春中医院）。
  吉林保安旅及独立团，驻守长春外围之宽城子、宋家洼子一带，其它地方游杂部队，多分布在靠近人民解放军的封锁线地区。
  长春的城防，自1947年5月国民党军遭东北民主联军夏季攻势的打击后，即开始加紧构筑纵深配备的坚固立体防御工事，到1948年4月初，“东北剿总”总司令卫立煌到长春视察时，即基本形成了完整的防御体系。市郊以钢筋水泥筑成的地堡和地堡群为骨干，并以用路轨和枕木筑成的堑壕与各种掩体同地堡相连接，构成坚固的主阵地。在主阵地外，还利用高地或大建筑物设置外围据点。这些据点，都是深沟高垒，围着层层的铁丝网和其它障碍物，这种环城工事的副防御设施，被称之为“固若金汤”。在市区内，则依托高大建筑物，增设了永久性、半永久性的并且能够相互支援的巨大明碉暗堡150余处，以市中心之中正广场为重点，层层设防，构成核心阵地，谓之“坚冠全国”。通过国民党军一年多的经营，使长春在日伪遗留工事的基础上，形成了要塞式的具有现代化防御体系的城市。
  为消灭驻守长春的国民党军，东北人民解放军总部起初决定以强攻的手段进行，计划从5月开始，集中9个纵队的兵力攻城和打援，预计用20天到1个月的时间解决战斗。按此计划，自3月中旬，攻城部队开始向长春附近开进，打援部队也向待机地域靠扰。4月中旬，以原辽东军区前方指挥所为基础，合并“东前指”和“松前指”一部，在距长春25公里处的李家屯（今双阳劝农山境内），组成东北人民解放军第一前线指挥所，肖劲光任司令员，肖华任政治委员，陈光、陈伯钧任副司令员，唐天际任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解方（解沛然）任参谋长，统一指挥攻城战役。
  3月18日，第六、第七、第八、第九、第十等5个独立师进至长春外围，对守军形成初步包围，主力部队则“以大兵团集中作战与攻坚战”为目的，进行军政大练兵，并提出“练好兵，打长春”的战斗口号。5月21日，长春守军为解除人民解放军对大房身机场的炮火威胁，确保机场安全，乘人民解放军尚未发动攻城战役之机，组织新三十八师和一八二师主力及暂六十一师一部约2个半师的兵力，沿大房身机场以北向西北方向出击，并用一部分兵力在大房身机场外围构筑工事，企图将人民解放军阻挡在炮火射程之外，以造成有利固守之态势。为打破国民党军的作战企图，24日，人民解放军动用了第一、第六纵队和第十二纵队的三十四、三十五师及独立第六、七、八、九、十师共12个师的兵力，进行了攻打长春的外围作战，由东、西、南三面围攻长春，同时向防守西部大房身机场的暂五十六师主力猛攻。此次外围作战，歼国民党军4个团5千余人，生俘暂编五十六师副师长王正国，攻占并完全控制了大房身机场，切断了国民党军唯一的空中通道，陷守军于四面包围之中，使长春变成了“陆地孤岛”。
  长春外围作战，人民解放军虽以较少的代价换取了较大的胜利，但同时也暴露出对有坚固设防和重兵把守的大城市进行攻坚战，在战术和技术上均存在不少问题，促使东北人民解放军总部审时度势，重新考虑了对长春守军的作战方针。6月5日“东总”①(“东总”先后是东北人民自治军、东北民主联军、东北人民解放军和东北野战军总部的简称。)向中央军委提出3个作战方案，并表明“用2至4个月时间，对长春实行久困长围，然后攻城”的第三方案较有把握。6月7日，军委电复同意采取第三方案，于是，以强大的军事力量为后盾的军事打击、政治攻势、经济封锁三位一体的对守军斗争方针即确定下来，并付诸实施。
  一、军事围困
  6月15至20日，第一前线指挥所在吉林召开师以上干部会议，传达中央军委和东北局关于对长春守军斗争方针的指示，全面部署围城工作，确定把军事打击、政治瓦解和经济封锁结合起来，“使其粮弹俱困，人心动摇时再攻”。按照这一作战方针，第一前线指挥所改称围城指挥所，将原为攻城所作的军事部署进行了调整，第一、第六纵队后撤整训，以第十二纵队之三十四、三十五师、第六纵队之十八师和第六、第七、第八、第九、第十5个独立师及1个炮兵团（即东北军区直属炮兵第四团）参加围城，总兵力14万余人。其总的任务是：“断绝敌人的粮草，禁止行人进出，控制机场，扰乱敌人空投，并积极歼灭出扰之敌，寻找敌之弱点，逐步压缩封锁包围圈，完成攻城前之各项准备，以造成我军攻城之有利条件。”6月22日至25日，各围城部队进入指定集结地域，兵临长春城下，正式展开了长春围困战。
  为作战需要和指挥便利，整个围城部队划分为东西两个地区队，具体任务区分是：以长春市东北之伊通河及长春市西南中长路之孟家屯为分界线，划分成东西两个地区队，分界线由东地区队负责。
  东地区队：由独立第六、第八、第九师和第六纵队之十八师组成，独立第八师控制安龙泉以西以南之高地；独立第九师控制原伪满军官学校（现装甲兵技术学校校址）、靠山屯以东之线高地；独立第六师，配属独立第十一师第一团、九〇野炮和高射机枪各1个连，控制黑咀子、广播电台、孟家屯等要点及其附近一线之高地；第六纵队之第十八师为东地区机动部队，控制小南屯以北、东西五里桥、新立城一带，随时准备策应独立第六师作战，与独立第六师密切联系，并于必要时策应独立第九师作战。
  以上东地区部队，直接归围城指挥所指挥。但在紧急情况下，如第十八师策应独立第六师作战时，该师暂归独立第六师首长指挥。
  西地区队：由独立第十、第七师及第十二纵队组成。独立第十师，控制大房身机场、绿园、上下石虎沟及其附近一线高地；独立第七师，控制车家窝棚、班家营子、谭家营子、小东站以南之水塔以及桥梁、上下台子之线诸要点；第十二纵队配属野榴炮3个连，高射炮1个连，为西地区机动部队，位于烧锅店以东地域。任务为及时策应独立第七、第十师作战，同时，亦应准备必要时策应独立第六师方向作战。
  以上西地区部队统归第十二纵队首长直接指挥。
  为抗击守军出击，防止其突围，围城部队作了纵深梯次部署。一线部队阵地构筑了坚固的地堡、堑壕、掩体、交通壕等防御工事，并埋设了地雷，加设了铁丝网及其它障碍物。二线部队阵地也构筑了作战工事，并在机场西南部守军可能突围的地段，部署了战斗力较强的部队驻守。在纵深地域还部署了机动部队。这样，就在长春外围地区，对守军形成了纵横交错，密密层层的军事包围圈，并破坏了大房身机场，以强大的炮兵火力配系，控制了自由大路、伪新皇宫地域（现地质学院）、宋家洼子等处简易机场及城南、城北上空，完全封锁了国民党军的空中通道，从而陷守军于增援无望，撤退不能的境地。
  但是，处于“陆地孤岛”中的郑洞国等国民党高级将领们，不甘于这种坐以待毙的困境，他们吸取了5月下旬向长春西北郊出击失利的教训，又策划了新的出击计划，准备以4个师的兵力，分多路、多层次地四面出击，以围城部队之南面防御阵地为主攻方向，东、西和西北面为助攻方向，企图以此争得防御态势的主动，并乘机试探围城部队的作战能力，特别是试探西南和南面的防御阵地的虚实，以备必要时由此突围，向沈阳撤退。7月2日夜，守军利用夜暗秘密迅速地调整部署、机动部队，作出击前的准备。7月3日凌晨开始行动，新七军之新三十八师一部，向人民解放军独十师绿园、石虎沟一带阵地发起冲击，被独十师击退。与此同时，该师另一部企图由丁家窝棚方向向围城部队发动攻击，因作战企图暴露而不战自退。7月4日清晨，新三十八师又以1个团的兵力由火磨公司出动，向人民解放军独七师坚守的宋家洼子以西、谭家营子进犯，3次冲击，均被独七师击退。当日，六十军之暂五十二师一部，也向人民解放军独九师阵地小河沿、四家子一带出击，不过并未发生激烈战斗。
  时隔两天，7月6日拂晓，新七军之暂六十一师和六十军的暂二十一师5个团的兵力，分3路向西南、正南、东南的独六师（含独立十一师一团）和独九师防地攻击。西南方向，人民解放军独六师坚守的孟家屯车站、肖家堡子、欢喜岭一带，战斗尤为激烈。国民党军集中了暂六十一师和暂二十一师的约3个团的兵力，实施轮番攻击。为了策应西南方面的主攻方向，守军在长春的正南和东南方向，又展开了约2个团，还以新三十八师一部，于长春西面人民解放军独十师阵地绿园一带进行佯攻。整个战斗从拂晓打到下午1时，人民解放军先后击退了国民党军的6次猛烈进攻，歼其1000余人，国民党军遭重创后即缩回城内。
  8月16日，围城指挥所根据“东总”的指示，决定压缩围城部署，兵团司令部向前进至距长春市区10公里的四家子村，各围城部队亦向前逼进。为防止国民党军突围，又调集了辽北独立第一、第十二、第十三师、安东独立第三师、蒙古骑兵第二师等共5个师又19个独立团为二线兵团，部署在双阳、伊通、公主岭一线以及梅河口至开原地域，准备歼灭可能突围之国民党军。
  9月中旬，北宁线上的锦州战役打响，为保证锦州战役的胜利进行，主力部队大批调集前线，第六、第十二纵队也奉命进至通江口和开原一线，围城部队只剩下独立第六、七、八、九、十师和新调来的独十一师等地方部队。此时，郑洞国等守军将领认为有机可乘，即于9月下旬和10月上旬，多次组织部队出击。9月22日，六十军之暂五十二师，趁独八师三团接替二团防务之机，向三团周（邹）家碗铺一带阵地发起攻击，并向侧后迂回，经过激战，围城部队毙伤国民党军200余人，将其击退。辽沈战役开始后，郑洞国为执行蒋介石要其向沈阳撤退的命令和求得一线希望，虽明知人民解放军在几十华里的区域内严阵以待，并向其步步进逼，仍试图铤而走险，于10月3日，又组织新七军两个师的兵力，再次向长春的西北部作试探突围攻击，企图占领宽城子或大房身机场，为逃离长春创造条件。10月4、5、6日3天中，新三十八师向长春以西绿园之人民解放军独立七师阵地展开全力进攻，独立七师全体指战员奋力抗击，一次又一次地击退了新三十八师的攻击，守军锐气严重受挫，不得不放弃进攻，退回城内。10月5日，六十军也派出一八二师五四五团向宋家洼子方向出击，配合新七军主力部队作战。在新三十八师主力向独七师阵地发动进攻的同时，该师另一部和暂六十一师也向人民解放军独十师防地发起攻击，战斗持续两昼夜，打得非常激烈。战斗进行到第3天，守军又调来暂五十六师参战，面对国民党军的拼死攻击，独十师奋勇抗击，屡次挫败守军进攻，并将突破师前沿阵地之国民党军及窜至长春西南白马驹一带约1个团的兵力全歼。至此，郑洞国试探突围即以伤亡惨重，全面失败而告终。突围不能，守军只有“坐以待毙了”。
  二、经济封锁
  围困长春，首先是以军事斗争为手段，以强大的军事力量做后盾，配合以其它有效的斗争形式，其中对守军实行经济封锁就是极为重要的手段。就是运用军事力量，控制长春外围的所有通道，切断守军的一切物资尤其是粮食的来源，使其粮弹俱尽，无力作战。为达此目的，围城部队领导机关同中共吉林省委和当地人民政府一道，成立了党政军联合围城斗争委员会，统一领导和部署防区内经济封锁。以围城部队为第一线，地方武装、民兵、自卫队为第二线，同时动员组织翻身农民、妇女和儿童组成军民城乡联防网，在各主要通道设立了检查哨卡、戒严队，在方圆90里、纵深50里的地域内，形成了严密的封锁网。
  长春国民党军为了达到长期固守、相机出击，钳制人民解放军行动的战略目的，曾采取各种手段储备粮食。郑洞国到职后，更责令吉林省粮政局和长春市田粮管理处，分别代为征购。还发给新七军、六十军和保安旅等部大量东北九省流通券与采购通行证，鼓励各部队自行抢购和利用奸商到市郊等地收购。为解决10余万部队的粮秣供应，围城之初，国民党军还多次派部队出城抢掠，长春城外三四十里的中间地带，无一村庄幸免，粮食几乎被洗劫一空。到1948年5月上旬，守军从长春市郊和附近各县征调、抢购和搜刮的粮食约300万市斤，连同长春市市长尚传道强购的中央信托局存放在长春的100万斤大豆，总共有粮仅400万斤，无法解决10万守军浩繁的军需。到5月下旬，人民解放军对守军形成合围，切断了其粮食来源后，国民党军又施淫威于市内，在粮食供应情况不断恶化的情况下，国民党长春市政府进行了市区人口普查和“余粮”登记，统计结果，全市粮食只能勉强维持到7月底。为此，郑洞国除电请国民党中央政府解决粮食问题外，又以第一兵团部和吉林省政府的名义，联合颁发了《战时长春粮食管制办法》，规定市民只准自留3个月的口粮，其余的粮食按市价卖给市政府，以供军需。隐匿不报者，一经查获，除将其粮食没收充公外，还要按军法严惩。
  国民党军拼命的搜刮、强征，导致粮价暴涨，1948年5月时，高粮米市价每斤0.5元，到6月上旬，每斤即上涨到5.2万元，进至10月份，每斤更高达3.5亿元。这种按天文数字上涨的速度，使市面原来流通的10元、50元、100元等小面额的东北九省流通券，以及稍后印发的千元至万元券，都因贬值无法满足军需，而用飞机空投大量现钞，既有诸多不便，也不能解决问题。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郑洞国只得于6月份强令中央银行长春分行发行10万元至亿元的大面额本票，当作货币使用，要各部队持此本票自行设法筹购粮食。但此种大面额本票无黄金作保证金，因而只是无法兑现的废纸。
  实行《战时粮食管制办法》和发行大面额本票，解决不了长春守军最感头痛的粮食供应问题，郑洞国只得几次电呈蒋介石和卫立煌，陈述苦情，要求空运粮食。但这样做亦无济于事，执行空投任务的飞机每每遭围城部队高射炮和高射机枪的射击，有时来不及空投，就掉转机头回窜，有的被迫高空和漫无目标的乱投，很多粮食落到围城部队阵地或封锁区内。在围城期间，人
  民解放军仅获得国民党军空投大米一项就达3000多吨。而空投到守军防区的粮食，又大部供给了新七军，这就更加深了蒋军嫡系与非嫡系之间的矛盾。为争夺空投粮食，六十军和新七军所部之间经常发生冲突，进行械斗，秩序一片混乱。
  长春城内的严重粮荒，迫使守军供应日益减少，到9月，除新三十八师和一八二师的粮食供应较多一点外，其余部队均由过去的每人每天1斤粮减少至半斤、4两，到最后连2两也难以保证，绝大多数官兵经常以豆饼、酒糟、麸子面充饥。而那些地方游杂部队连这点待遇也难得，只能抢到什么吃什么。饥饿使大部分国民党军士兵患了浮肿和夜盲症，战斗力普遍削弱。至于市民，由于国民党军进行强征、强抢，很多人家很快断粮，处于生活无着的困境，卖儿鬻女，饿死人的事频频发生，而且愈演愈烈。为了充饥，饥民已置生死于不顾，奋起反抗，围抢国民党军的运粮车，在同国民党军搏斗中，许多人遭殴打和枪杀。
  为了减轻城内粮食奇缺的压力，国民党军还采取残暴的“杀民养军”和“逐民出城”的政策，将市内大批居民驱赶出城。面对源源不断涌出市区的饥民，围城部队既认真执行封锁任务，粉碎国民党军的阴谋，又对成千上万的难民予以妥善安置，组成以兵团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唐天际为首、有长春、九台、伊通、双阳等县县长参加的“吉林省长春外围难民委员会”，下设兴隆、净月、长南3个办事处和若干难民收容所，并由部队和地方抽调了近300名工作人员，具体负责登记、发粮、防疫、后送等事宜。围城期间，难民委员会共收容难民约15万人，发放了4千余吨救济粮、6亿元救济金和5万斤食盐。为减轻当地解放区政府和人民群众的负担，围城部队自觉地开展了每人每月节约1斤粮的活动，以救济难民。后勤部门还在部队驻区内积极开展生产救灾活动，帮助群众解决生活问题。被救难民从切身体验中受到深刻教育，他们纷纷组织起来，配合围城部队封锁国民党军。与粮食奇缺的同时，城内的燃料也异常紧张，为解决这个问题，许多房屋和建筑物被拆，树木遭砍伐，马路面的沥青被挖掘。此外，郑洞国还令六十军之暂二十一师自农学院一带向外出击，企图在长春东郊开矿采煤，但遭围城部队迎头痛击，击毙该师第三团团长彭让以下官兵200余名之后，该部不得不退回城内。
  严密的经济封锁，极大地削弱了守军的战斗力，使其丧失了固守和突围的信心，郑洞国哀叹“长春如断了线的风筝”，守军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三、政治瓦解
  长春国民党守军，在人民解放军军事打击和经济封锁下，已处于内外交困，士气沮丧，人人思危，前景无望的可悲境地。在这种情况下，围城部队又发动了强大的政治攻势，纷纷展开了瓦解守军的工作。6月28日，第一兵团部召开政工会议，肖华政委在会上强调要“强化政治攻势”，提出“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的对国民党军政治工作方针，号召各部队利用守军派系复杂、互相矛盾和各种现实困难，积极发动政治攻势，瓦解守军斗志，促使其分崩离析，以使首先从思想上解除守军武装。
  政治工作会议后，各围城部队立即行动起来，组织喊话组、宣传队。各级地方政府和广大人民群众也积极配合行动，军政军民形成整体，创造了许多行之有效的宣传形式：向市内打宣传弹，放风筝；沿伊通河流向放“孔明灯”和装有宣传品的木筏，使其漂流至市区；在前沿阵地，用广播喇叭对守军喊话，宣传共产党和解放军的政策，揭露蒋介石打内战的阴谋；给守军前沿阵地官兵送饭，请过来吃饭，搞“阵地联欢”，将食品和宣传品同时送给守军官兵；利用市民、市郊农民和小商贩出入之机，将传单和“蒋军投诚官兵通行证”等带进城内散发；把守军溃退时丢下的伤兵医治后遣，把尸体装殓送还守军；动员在解放区的守军官兵家属劝说其亲人弃暗投明；热情接待投诚官兵，对愿意回家者发给路费，对携械来投者给予奖励，愿意留下的转到吉林后方留守处，有些适合的对象就留下来或派回去做工作。所有这些作法，对瓦解国民党军均收到了明显的效果。
  为与人民解放军的政治攻势相抗衡，国民党军也把政工队、宣传队弄到前沿阵地进行反宣传，并采取严厉的措施加强思想和舆论阵地的控制。此外，还通过加强特务控制，实行“连坐法”，严惩逃跑官兵等手段，进行严格的军纪军法管制。但是，欺骗宣传越甚，控制越严，越加剧了下级官兵的离队倾向，守军从土杂部队到正规军，从士兵到官佐，从徒手到携带武器，从个人到整班整排不断地投向人民解放军。据不完全统计，从6月25日到9月30日，人民解放军前沿阵地各守军投诚官兵接待站，共接收投诚官兵19612人，集体投诚的有57个整班、10个整排、3个整连。所携带的武器，计有各种枪支和六〇炮3225件，另有枪炮弹92782发。
  在开展大规模的政治攻势中，围城部队和地下工作者，还进行了大量的策反工作。9月23日，根据形势的发展，“第一兵团部召开了敌军工作会议，确定在继续开展宣传攻势外，还要特别注意做好守军的上层工作，组织战场起义”。为加强策动六十军起义，东北军区任命1946年5月于海城起义的原六十军一八四师师长潘朔端为第一兵团副参谋长，同时还派长期做滇军工作的刘浩、杨滨主持东北军区政治部联络部前方办事处的工作，通过各种关系对六十军上层进行工作。此外，第一兵团部还将在1947年5月在梅河口战斗中被俘、经教育表现较好的原一八四师团长张秉昌、李峥先二人，以派遣方式放回六十军，在中上层军官中进行活动。东北军区政治部联络部前方办事处的负责人刘浩，还化装秘密潜入长春，与早在六十军中以孙公达为首的地下工作人员取得联系，共同做上层的争取工作。在新七军和地方部队中，特别是暂五十六师内部，地下工作者的策反工作也较活跃。5月下旬在长春外围作战中，守军的兵力部署，出击方向，作战地域等情报，就是由他们巧妙地送交围城部队前线指挥所的。在攻占大房身机场战斗中，暂五十六师的一团一营三连也是在他们的策动下放弃抵抗投诚的。
  人民解放军开展的强大政治攻势和对守军进行的策反工作，对于争取六十军起义和新七军投诚，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四、长春和平解放
  从5月23日至10月19日，人民解放军经过近5个月的军事围困、经济封锁和政治攻势，终于迫使面临绝境的长春守军一部起义，一部投诚，从而基本上是以和平的方式解放了长春。
  （一）六十军起义
  在长春守军处于饥饿不堪，军心沮丧，欲守不能，欲逃不脱的境地时，“摆在他们面前的只有三条路：一是死守长春，最后城破被歼；二是向沈阳突围，被歼于途中；三是反蒋起义或向人民解放军投诚”。①(《围困长春》。沈阳军区《围困长春》编写组。)六十军的将领们经过较长一段时间的彷徨犹豫，终于做出了正确的选择，于10月17日反蒋起义。这一重大事件的发生，骤然改变了国民党军在长春“固守”的局势，促成了长春迅速的和平解放。
  国民党六十军的光荣起义，其原因固然离不开人民解放军军事压力的一面，但起决定作用的因素还在于该军的内部。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在这支部队里就有中共地下组织开展活动，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为夺取云南，策划制造了“五华山事件”，剥夺了龙云在云南的军政大权，并强制改编滇军，将第一方面军缩编为第六十军和九十三军，然后，在美国“联络官”的监督下，开赴东北参加内战。该军调至东北后，又置于“五华山事件”的直接制造者、原昆明城防司令杜聿明的指挥下，将其指挥系统打乱，把部队分割使用，并乘该军遭沉重打击重新整编之际，派遣亲信骨干，谋夺指挥权。与新七军共守长春后，在待遇和使用上，又有很大区别，更加遭受了蒋介石排斥异己之苦，使素与国民党中央军存有戒心的六十军，与国民党嫡系部队的矛盾进一步加深，官兵上下忍无可忍，渴求新的出路已成为六十军广大官兵的愿望。军长曾泽生，是一位爱国有识之士，他识时达务，不愿与人民为敌到底。因此，当人民解放军军事压力达到一定程度，特别是北宁线被切断、锦州被围，东北战场“关起门来打狗”之势已经形成，国民党军覆灭的命运已无可挽救，加之中国共产党在该军内部进行了长期的兵运工作，因而在关键时刻即果断地作出了反蒋起义的抉择。
  为了统一思想，做好起义的准备，自9月22日起，曾泽生多次召见暂编二十一师师长陇耀和第一八二师师长白肇学密议出路问题，在反蒋起义的这个问题上终于取得共识，并开始着手进行起义的有关准备工作。10月14日，曾泽生派张秉昌、李峥先持他和陇、白两师长的联名信，出城找人民解放军商谈起义事宜，受到第一兵团政治部的热情接待。16日下午，张秉昌和李峥先带着人民解放军欢迎六十军起义的决定，返回六十军，向军长曾泽生等转达东北人民解放军第一兵团部关于要六十军掉转枪口，沿中正大街对新七军及郑洞国的兵团部布防，以召开紧急会议为名，将反动军官扣押起来，强制暂五十二师服从指挥，派出更高层次的正式代表出城谈判等项要求。此间，第一兵团部还秘密通知已决定率先起义的六十军一八二师五四五团停止单独行动，支持全军起义。16日晚间，六十军派出一八二师副师长李佐、暂二十一师副师长任孝宗为正式代表，带着蒋介石15日于沈阳发给郑洞国的突围手令和郑拟定的突围计划，来到第一兵团政治部商谈起义的具体事宜。与此同时，曾泽生到各部驻地对营以上军官进行起义动员，并按照人民解放军的要求，开始对新七军布防，将可能阻碍起义行动的军参谋长徐树民、暂五十二师师长李嵩及3个团长扣押起来。17日晨，曾泽生派政工处长和新闻处长分别到兵团部和新七军，劝郑洞国和李鸿共襄义举，走起义之路。当日下午3时，曾泽生在刘浩的陪同下出城，抵达第一兵团部，受到兵团首长的亲切接见，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唐天际代表兵团司令员肖劲光、政治委员肖华，对曾泽生决意率部队起义的行动表示热烈欢迎，并同曾就部队起义后交接防和出城路线、集结地点等问题进行了具体商谈。当日晚，人民解放军代表刘浩征得曾泽生的同意，在六十军指挥部给郑洞国打电话，劝其放弃无谓的抵抗，投向人民，遭郑拒绝。劝郑共襄义举不成，于是午夜12时，曾泽生将军即率部正式宣布反蒋起义，向人民解放军交出防地，开赴九台整训，尔后被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十军。
  （二）新七军投诚
  六十军决定起义的消息，国民党军第一兵团部和新七军的将领们在16日午夜即已获悉。17日上午，郑洞国曾派兵团副参谋长杨友梅等在六十军临时指挥所面见曾泽生，劝曾从长计议，不要变节举事，被曾严词拒绝。当六十军正式起义后，他们无不惊慌失措，深感大势已去。但当日下午郑在接到沈阳方面促其务于18日上午突围的电令后，仍立即召集副参谋长杨友梅、代理新七军军务的副军长史说、参谋长龙国钧、吉林师管区司令李寓春、吉林省政府秘书长崔垂言、军统长春站站长项廼光以及蒋介石于5月间派来的督战官李克廷、肖树瑶等在“中央银行”大楼召开秘密会议，商讨突围问题。会上除项、崔力主突围外，其它人均感无可奈何，结果议定维持现状，别图他策。会后，新七军副军长史说（军长李鸿染病卧床，史代理军务）在估计了当时的形势后，与参谋长龙国钧商量，认为军心已散，再坚持下去必然将全军引向死路，六十军的路不能走，但放下武器，退出内战，向人民解放军投诚，还是一条可以选择的道路。但碍于郑洞国的关系，无人愿意主动提出，此时郑的态度是左右新七军的关键。
  就在郑洞国顽固坚持执行蒋介石突围命令的同时，新七军基层部队的官兵，已秘密地跟解放军接洽，甚至与解放军前沿阵地架通了电话，正在自行酝酿投诚。恰在此时，与郑洞国有相当私交关系的天津《国民日报》特派记者杨治兴又假传郑洞国同意和谈的意向，于是深感前途渺茫，不愿再打的史说与龙国钧，遂于18日晨派出率先同解放军联系投诚的暂六十一师二团团长姚凤翔和新三十八师副师长彭克立、暂六十一师副师长宁伟、新七军军部炮兵指挥官王及人、副官处处长杨振汉、新闻处处长杨天挺、暂六十一师政治部主任吴祥伯等7人为正式代表，于晚11时到达独九师二团指挥所，与人民解放军第一兵团谈判代表举行了谈判，于19日晨5时30分达成新编第七军放下武器投诚的全部协议，人民解放军第一兵团首席谈判代表解方和新七军代表彭克立、宁伟、姚凤翔在协议上签字。10时，新七军按照协议撤出防地，放下武器，集中于指定地点，人民解放军在新七军代表的引导下开入市内，接收了新七军的防区。在新七军投诚的当日，吉林省保安司令部、骑兵旅、吉林师管区、长春警备司令部以及松北五省流亡政府等，也放下武器投诚，长春即获得解放。
  （三）兵团部交械
  新七军投诚后，国民党军第一兵团部以兵团副参谋长杨友梅为首暗中与解放军接洽投降，但兵团司令官郑洞国及其特务团，还占据着“中央银行”大楼，郑洞国囿于“愚忠愚孝的封建意识”，明知大势已去，仍不肯交械，坚持顽抗。为给郑洞国一个最后投诚的机会，人民解放军未以武力解决，并照顾其部下的良苦用心，使郑洞国“能体面的投降”，同意国民党军第一兵团部以银行大楼为据点，佯装抵抗一两日后再降。21日凌晨4时，“中央银行”大楼外，响起剧烈枪声，约半个小时后，“朝天开枪、假意抵抗”的枪声停止，“欲杀身成仁”而不能的国民党守军主帅郑洞国及其兵团部数百人，“只得勉强同意放下武器，听候处理”。至此，历时达5个月之久的长春围困战役即告胜利结束。
  长春围困战役，迫使国民党军起义和投诚的官兵共10万余人，其中有中将3名、少将15名，缴获的武器装备计有：各种炮617门、重机枪272挺、轻机枪1579挺、冲锋枪2290支、步马枪21200支、枪榴筒160具、飞机1架、装甲车2辆、汽车446台、子弹5480257发、炮弹8448发、手榴弹12848枚，另有其它大量技术器材和军用物资。
  在战役进行过程中，人民解放军亦伤亡指战员4000多人。在国民党军实行“杀民养军”政策的迫害下，约有10余万长春市民献出了生命，为解放长春，军队和人民都付出了很大的代价，这一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革命成果，将永远载入人民革命斗争的光荣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