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春图书馆

长春地处东北松辽平原，位于吉林省中部，是吉林省省会和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全市辖宽城、南关、朝阳、二道河子、郊区和榆树、农安、德惠、九台、双阳等10个区、县（市），总面积18881平方公里，人口611万人。铁路纵贯南北，横穿西东，是东北腹地的交通枢纽。长春辖区交通便利，工业发达，物产丰富，科技进步，物质技术力量和人力资源雄厚，具有相当的国防动员基础和重要的战略位置。长春市是东北的军事重镇，全国重点设防城市之一。
  （一）
  长春建治在清嘉庆五年（1800年），于郭尔罗斯前旗游牧垦地之长春堡置长春厅，厅署设于新立城。光绪十五年（1889年）升长春府。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东清铁路（中长铁路原称）由哈尔滨通此，长春才渐趋繁荣。
  在东北地区发展史上，从魏晋时代起，在今长春地区以农安为活动中心，曾发生过许多较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历代中央王朝或东北地方部族，在开创基业，建立和巩固统治政权的过程中，多曾用兵于此。至辽金时代，更成为各种势力竞相角逐之地。西晋太康六年（公元285年），鲜卑慕容部族政权为巩固和扩大势力范围，慕容瘣率部“东伐夫余，其王依虑自杀，子弟走保沃沮，夷灭其国，驱万人而归”。公元410年，在中原王朝势力日衰，对边远地区失去控制能力的情况下，高句丽好大王乘机对夫余发动大规模战争，“凡所攻破城六十四，村一千四百”。唐总章元年（668年），为收复辽东，唐师再次东征高句丽，途中在拔新城，克金山后，唐将薛仁贵率部北上，进攻扶余城（今农安），“扶余川中四十余城，皆望风请降，威震辽海。”①(《东北地方史稿》)辽天赞四年（925年），太祖耶律阿保机率军攻打渤海国，翌年进军扶余，攻陷扶余城，诛其守将，并改扶余城为黄龙府。为控制东北部女真，于辽开泰九年（1020年）设黄龙府兵马都部署司和黄龙府铁骊军详衮司。兵马都部署司统辖信州彰圣军、宾州怀化军、威州武宁军、祥州瑞圣军和益州观察②(除信州在今怀德县秦家屯，其它各州均在今农安县境内。)，计有正兵5千，另调兀惹、铁骊等部族军常驻黄龙府及所属各州城。
  辽天庆四年（1114年），女真族的杰出首领完颜阿骨打举兵反辽，在摧毁宁江州、出河店后，连克黄龙府的军事重镇宾州和祥州，并于金收国元年（1115年）9月大举进攻黄龙府，诸军继进，敌遁不守，黄龙府遂被攻陷。金军攻下黄龙府后，为防御邻郡的叛乱，完颜阿骨打命开国功臣、女真族著名将领完颜娄室为都统，封万户，率诸谋克镇守之。
  金国建立之初，地方上实行猛安谋克制③(《吉林通志》作明安穆昆。金制每猛安辖10谋克，每谋克3百户。当郡县制在东北广泛建立时，猛安谋克仍独立于郡县之外，加以特殊管理。)，在今吉林省农安县为中心地区的上京黄龙府路，曾先后设济州路奥吉猛安、济州和术海鸾猛安、隆州路和团猛安、隆州路合懒合兀主猛安、隆安府路夺古阿邻猛安。其中济州路奥吉猛安设于济州东南奥吉里（今长春市郊石碑岭），完颜娄室及其次子谋衍曾先后为其首领。猛安谋克是常设的军事组织，同时也是常设的官号，它主管军事，兼理民政，是军事与行政相结合的地方统治机构。
  辽金时代东北地区古城空前发展，其中在今长春地区已发现的古城遗址达80余座。这些古城或位于平原的交通要道，或建在险要的山口处，或扼守河流交汇处，多用于军事防御，其中辽之黄龙府更具规模，尤为军事重镇。
  金崇庆元年（1212年），原辽将耶律留哥起兵反金，聚众10万，屯兵隆安，并与蒙古族首领成吉思汗联结，策应蒙古部族武装大败金军。公元1234年金亡元帝国建立。在元帝国统治期间，长春属辽阳行省开元路（治所设于今农安），曾受蒙古骑兵征讨，所有古城除农安外均被摧毁。
  元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蒙古王朝被推翻，明帝国建立。洪武二十年（1387年），大将军冯胜、副将军付友德、蓝玉率部二十万北伐，迫使元主要残余武装太尉纳哈出部20余万人在今长春境内投降。平定东北后的明帝国，在此设立了军政机构都司卫所，在今长春境内置亦迷河卫（又称伊儿们河卫）、亦东河卫、苏完河卫等机构，隶属奴儿干都司，管理地方军政事务。
  明亡清继后，长春地区属蒙古郭尔罗斯王公的领地，初无清军驻防，至康熙二十年（1681年），在今长春新立城地域设伊通边门，为防御分驻之地，该处即成为吉林八旗兵十七座驻防城之一①(清初十七座驻防城为吉林乌拉、五常堡、乌拉、伊通河、额穆赫索罗、伊通边门、巴颜鄂佛罗边门、赫尔苏边门、布尔图库巴彦罕边门、伯都讷、珲春、三姓、富克锦、阿勒楚喀、拉林、双城堡和宁古塔。)。到清嘉庆五年（1800年）长春建治后，练军、防军（靖边军）、吉林捕盗队、吉林巡防队等都有建制部队在此驻防。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北洋陆军第三镇由直隶移防长春，长春遂成为近代东北地区重点设防的城市。
  清末，中国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各地反抗清王朝专制统治、丧权辱国的斗争此起彼伏，并逐渐波及到其肇基之地吉林。同治三年（1864年），马振隆等在买卖城（今梨树县）举义反清。是年7月，马联合各路义军击败榆树台千总马瑞图部，然后向吉长腹地转战，至同治五年（1866年），先后在伊通、九台、长春、农安等地同清军作战，多次击败长春厅马队和地方联庄会勇，曾攻克农安、赫尔苏等清军要地，并两次进攻长春，屡有斩获，缴械甚多。但在攻打长春和张家店（今九台境内）时遭到重创，势力大减。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沙俄以保护中东和南满铁路为名，大举进军中国东北，宁尼堪波夫第二军经伯都讷侵入长春后，沙俄军在此修建了南、北和将校3组兵营驻扎军队，常驻部队为沙俄护路军第四旅。光绪二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1904年2月10日），日俄战争爆发，长春为俄军屯兵之所。俄国战败后，日本继承了俄国在南满的地位，长春遂成为中日俄三国势力折冲之要地。
  （二）
  宣统三年（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爆发，推翻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的统治，建立了中华民国。中华民国成立后，从吉林省防军到东北军，均有建制旅团部队驻防长春，并曾设吉林督军公署、吉长镇守使署、扶农镇守使署，统理军务或绥靖地方。1921年以后，在国民党新军阀混战期间，驻长春的奉系军阀部队曾多次人关参战，在部队调出参战期间，均设立长春戒严司令部，加强后方控制。
  中华民国初年，今内蒙科尔沁右翼前旗和后旗的统治者举兵叛乱，宣布东蒙古独立，叛军一部南下并向长春地区进犯，在农安县境内遭当地和长春新练巡防队反击。在平息“蒙独”期间，吉林陆军陆续由长春前赴蒙地参战，并在长春、农安和伏龙泉等地设“吉林征蒙兵站”，负责参战部队的后勤保障等事宜。
  1931年，正当日本帝国主义加紧策划吞并东三省的时候，国民党新军阀却在继续混战，政局动荡，社会秩序极度混乱，东三省兵备削弱，日本关东军为推行其政府蓄谋已久的“大陆政策”，乘机制造事端，发动“九•一八”事变，以武力迅速占领了辽宁、吉林和黑龙江三省。并于翌年3月操纵清逊帝溥仪建立了傀儡政权伪满洲国，定“国都”长春，改名“新京”。伪满洲国成立后，依据所谓《政府组织法》，在伪新京设立了伪满最高军事统帅机关军政部（1937年7月改为治安部，1943年4月改治安部为军事部），并附设由日本关东军“军事顾问团”控制的军事顾问部，统揽伪满军事。另设直属伪满皇帝的侍从武官处、军事谘议院和将军府。组成约8万人的伪满洲国军（至1945年扩编为约15万人）。军队体制初为“警备区制”，1934年改为“军管区制”，部队编制采取日军的旅团制，组成的基本成份是投降日本关东军的原东北军地方部队。它名义上为“满洲国”军，实际上完全是日本关东军的附庸，军队的定员、编制、装备、训练、指挥和行动等，无一不在关东军的控制之下。“新京”是伪满洲国的“国都”和日本关东军司令部所在地，系防务重地，从伪满洲国军实行警备区制时的吉林警备区部队，到实行军管区制时的第二军管区部队，在此均有重兵驻防。
  1932年10月28日，日本关东军司令部由沈阳迁至“新京”，关东军司令官兼任日本驻“满洲国”特命全权大使和关东厅长官，统帅军事、外交和行政大权。关东军所属部队在“九•一八”事变前仅为1个师团和6个独立守备大队，总兵力只有1万余人，主要驻扎在长春到旅大、沈阳至安东（今丹东）的南满铁路沿线，驻长春的部队主要是第二师团所属的第三旅团及大陆铁道守备队所部。“九•一八”事变后，为镇压中国人民的反抗和准备对苏战争，关东军的兵力不断增强。驻“新京”日军平时一般不超过旅团的兵力，到1945年苏联对日宣战前兵力大增，除原驻部队外，又将第三十军军部及所属第一百四十八师团，第三十四军独立混成第一百三十三旅团，第二航空军第八十一独立航空中队等部调驻“新京”，以第三十军司令官饭田祥二郎中将兼伪新京的防卫司令官，准备对苏作战。日本战败后，这些部队皆为远东苏联红军后贝加尔方面军所部解除武装。
  东北沦陷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救亡活动迅速开展。随着这一活动的开展，各地抗日武装斗争也纷纷兴起，冯占海领导的吉林抗日义勇军、汪亚臣领导的“双龙”抗日山林队、宋德林领导的“德林队”在榆树，李海青领导的东北民众自卫军在农安，王辅臣领导的东北抗日义勇军第三路在德惠，罗明星领导的东北抗日义勇救国军在九台，宋国荣领导的东北抗日救国义勇军第四战区第八路在双阳，都同日伪军多次作战，并一度攻打或占领县城，有力地打击了敌人。冯占海部抗日武装还曾逼近“新京”，威震日伪。活动于“新京”及其周围地区的抗日武装，先后坚持了长达4年之久的浴血奋战后，有的汇入东北抗日联军，有的转移到关内，有的遭敌围剿而瓦解，也有变节投降的，到1935年底就不存在了。
  1945年8月苏联对日宣战，远东苏军在东北抗日军民的配合下，对日本关东军发起全线进攻，一举将其击溃，解放了全东北。8月20日，后贝加尔方面军司令科瓦廖夫大将率机械化部队进驻长春，解除了日伪军武装，成立了苏军长春卫戍司令部，以苏军少将加尔洛夫为司令，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旅长周保中为副司令，对长春实行军事管制。
  日本投降后，国民党为抢占人民抗战的胜利果实，利用《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取得的代表“中国政府”的有利条件，趁苏联红军占领东北尚未撤军之际，以“接收东北主权”为名，在美国帝国主义的帮助下，向东北大举增兵，并把统帅机关设在长春（后迁沈阳）。同时，大量收编地主土匪武装和日伪残余部队，组成所谓“先遣军”、“挺进军”、“保安军”等，策应国民党正规军的战略进攻，这种武装仅在长春周围地区就有8个之多。早在1945年11月中旬，国民党就将原伪满“冀东讨伐队”（铁石部队）一部空运长春，并收编了当地日伪残余武装和一部分土匪武装，把他们改编成东北保安第二和第四总队及吉林警察总队等，总兵力约达2万人，组成以东北保安第四总队长陈家祯为司令的城防司令部①(又称防卫司令部。)，固守长春，作为其向北满进攻的战略要点和桥头堡。
  针对蒋介石反动统治集团妄想以武力独占东北，为发动全面内战，消灭人民革命武装力量，建立独裁统治的企图，中国共产党适时地制定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决定集中力量争取控制和发展东北，以便依靠东北发达的工业、丰富的物质资源和有利的地理条件，把东北建成主要战略基地，支援关内解放区的斗争。为此，决定在东北地区尽快建立起一支人民武装力量，发展人民革命的胜利成果。1945年9月，吉林境内的原东北抗日联军改编为吉合军区（所辖部队称吉合国民军），驻地长春。同年11月上旬，撤销吉合军区，组建吉林（东满）军区（由吉合军区改编），同时建立了长春卫戍司令部，隶属吉林（东满）军区。吉合军区和吉林（东满）军区一组建，即全力进行发动群众，扩大人民武装，创建革命根据地的工作。新部队的组建进展很快，发展迅速，在短短的几个月里仅长春地区就组建了六七个团的部队。这些新建部队，有些后来被艰苦复杂的斗争环境所淘汰，也有的如东北人民自治军吉长地区部队等，经过剿匪战斗的锻炼和考验，迅速发展壮大起来，成为正规部队。
  1946年4月，吉辽军区根据中共中央东北局关于“全力控制长哈两市及铁岭以北之长春路与中东路全部”、“确保以长哈为中心的北满全部”的“东北大会战部署”，组织所属部队及野战军三师八旅和七师主力，在苏军撤离长春后，进行了长春争夺战，将东北保安第二、四总队等部近2万人歼灭。东北民主联军攻占长春后不久，鉴于当时总的战略形势的要求，即主动撤出，长春遂为国民党新编第一军和新编第六军所占领，并向四外扩张，连占吉林、九台、德惠、农安、双阳、伊通等城。直到6月间东北民主联军在拉法、新站全歼七十一军八十八师1个团，给予进犯之国民党军迎头痛击后，他们才停止了扩张。
  此后，国民党军虽然总不忘怀于以长春为北犯哈尔滨之跳板，但在东北民主联军三下江南、四保临江战役后，其锋芒大挫，只能自保，无力北图。1947年夏季攻势，东北民主联军一度截断长春至沈阳铁路，新一军两师慌忙南窜（新六军于1947年6月调沈阳），仅以其主力新编第三十八师配以两个暂编师编成新编第七军留守长春。1948年3月东北人民解放军兵临四平，长春守军惊恐异常，原驻守吉林市的六十军奉命弃吉就长，集聚力量，以图固守。同时，郑洞国抵达长春，以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第一兵团司令官的名义，担任国民党军守卫长春的主将。
  1948年5月，东北人民解放军在战略反攻的形势下准备攻打长春，预定参战部队迅速向长春附近调集，并进行了扫清外围的战斗，占领了大房身机
  场，歼灭国民党军5000余人，造成了对守军四面包围的态势。从此，东北人民解放军第一兵团所属的10万大军，以及地方武装、民兵、游击队，在长春外围筑起了一道坚不可摧的包围圈，使城内守军陷入绝境。在军事上给企图突围之国民党军以歼灭性打击，在经济上实行严密封锁，禁止粮食、蔬菜、燃料等一切生活资料入城。在守军内外交困之际，人民解放军又展开了强大的政治攻势，使其内部分化瓦解，国民党第六十军光荣起义。接着新七军及第一兵团部也先后放下武器，向东北人民解放军投诚，长春即最后获得解放。
  长春解放之初，基于加强城市管理的需要，东北人民解放军于10月20日成立了以第一兵团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唐天际为主任的军事管制委员会，对长春实行军事管制。10月21日成立以唐天际兼任司令员和政委的长春特别市卫戍司令部，实行军事戒严。
  东北全境解放后，部队进行整编。1948年12月按照东北军区的命令撤销了吉林军区。1949年1月7日成立了吉林省政府军事部（5月改称东北军区吉林军事部），负责全省的军事工作。1949年5月22日成立长春警备司令部，由东北军区直属第一六四师机关兼，负责长春市的城市警备工作。
  （三）
  1950年，美帝国主义发动了侵略朝鲜的战争，并把战火燃烧到中国东北边境，严重地威胁着中国安全。在这紧急关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和毛泽东主席代表中国人民的意志，应朝鲜劳动党和朝鲜政府的请求，作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派遣中国人民志愿军开赴朝鲜前线，同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打击美国侵略者。
  抗美援朝期间，在长春先后派驻和建立了许多为保障朝鲜前线中国人民志愿军作战和后方安全的军事机关、后勤部（分）队。空军、防空军和东北军区直属的空军后方勤务部，防空军司令部防空教导大队，东北军区司令部装甲兵司令部，东北军区卫生部第一医管局，东北军区防疫委员会干训队，以及为部队培训干部的军事院校，接转、救护伤病员的陆、空军野战和后方医院，清匪和镇压反革命、保卫地方安全的公安内卫部队等多是为适应抗美援朝的需要而设立的。为支援朝鲜前线作战服务和建立国家动员基础需要的地方人民武装领导机构和民兵队伍也相应加强，市、区普遍建立了人民武装部门，并纳入军队建制。民兵制度由自愿民兵制开始向普遍民兵制过渡，民兵队伍迅速发展，在参军参战支援朝鲜前线中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朝鲜战争结束后，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了正规化、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部队开始大规模的精简整编。在精简整编过程中，驻长春的军事机关和部（分）队大部裁减、调离或改编，为人民解放军正规化、现代化建设培养干部的军事院校和地方人民武装领导机构则有所加强。
  1958年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81021部队①(为了便于记述与阅读，凡驻军部队在本书中统一使用现今代号。)进驻长春，11月22日，组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39001部队，同年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军医大学移交国务院卫生部领导，纳入地方建制。81021部队和39001部队驻防长春，使长春驻军形成了较完整的野战军、地方军和民兵三结合的体制。
  1958年以后到1965年，人民解放军建设经历了几次比较大的曲折，反“教条主义”，批判“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突出政治”几次错误，延缓了军队正规化、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也对驻长部队的建设产生了很大的消极影响。但由于党对军队的正确领导占主导地位，驻长部队的正规化、现代化建设仍有很大的进展。
  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的“文化大革命”，给中国人民解放军和民兵建设造成严重的挫折和损失。同全军一样，长春驻军的正常秩序被打乱，军事训练受到严重冲击，院校建设遭受空前破坏，许多规章制度被废弛，机构臃肿，兵员膨胀，军政军民关系受到很大影响。但是，由于广大指战员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倒行逆施进行了抵制和斗争，使破坏程度受到一定的限制，各项军事工作仍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尤其是战备工作，主要是加强战场建设，更新武器装备，和保卫国家领土与领空安全，支援越南、老挝人民抗美救国斗争等，取得了更为显著的成绩。
  1976年10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毅然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从此，长春驻军的军事工作同全军一样，在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和上级军事领导机关的领导下，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这个时期，驻军的军事工作经过整顿和调整改革，初步开创了新的局面。通过贯彻执行1977年12月中央军委全体会议提出的人民解放军建设的10项任务（即把揭批“四人帮”的斗争进行到底；贯彻毛泽东战略思想；做好作战准备；整顿领导班子；加强党的建设；把教育训练提到战略地位；加速装备现代化；搞好精简整编；加强后勤战备建设；加强民兵建设），恢复和发扬优良传统，使驻军的军事工作得到了迅速的恢复和发展，各项工作逐步呈现出在继承中发展，在改革中前进的新局面。
  1985年5月，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决定，军队建设指导思想实行战略性转变，即从立足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临战状态，转到和平时期的建设轨道上来。从军队建设要服从国家经济建设的大局出发，首先进行并完成了体制改革。长春驻军担任内卫执勤任务的部队移交公安部门，改为武装警察部队；县、区人民武装部划归地方建制。根据精兵、合成、平战结合、提高效能、增强战斗力的原则，驻长陆、空军野战部队的编制体制进行了改革，完成了整编或编制调整。按照所担负任务的需要和精简改革的要求，吉林省军区的编制体制进行了较大的调整，精简了机关、移交了守备师部队，从而切实成为领导民兵、预备役、兵役和动员工作，并担负一定边防任务的军事领导机关。从更有利于开展教学和科研工作出发，中国人民解放军兽医大学改编成多学科、多专业，集教学、科研和生产为一体的、培养军队建设所需要的专业技术军官和士官的综合性高等技术院校。驻军部队经过调整改革、精简整编，面貌发生了新的变化，更加适应军队正规化、现代化建设的需要。通过这次体制改革、精简整编，基本上改变了驻长部队臃肿庞杂的状况，解决了一些多年来未能解决的问题，使驻军的编制体制更加适应平时训练和未来作战的要求。在精简常备军的同时，还加强了民兵和预备役建设，组建了预备役炮兵部队，调整了民兵组织，大幅度地压缩了民兵员额，加强了专业技术分队建设，改革了民兵军事训练，加强了民兵政治思想工作和精神文明建设，改善了民兵武器装备，使民兵和预备役工作更加适应“四化”建设和战备的要求。从1986年起，全市还有计划、有重点、有步骤地恢复了对地方高等院校和高级中学学生的军事训练，为培养预备役军官和储备后备兵员摸索了经验，打下了基础。
  据《东北地方史稿》等史料记载，从魏晋时代起，长春地区在中国历史发展的各个阶段，不同性质的国家政权和部族，大都在此有过不同规模的军事行动。自辽金时代起，逐渐成为军事设防重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长春更成为国家重点设防城市之一。40年来，驻长部队和广大民兵，依据现代战争的特点、新的作战理论、国家的经济实力、科学技术发展水平、地理条件、作战方针以及可能的作战对象等因素，不断地进行调整和改革，从而使驻长部队建设不断得到加强，在保卫国家领土主权完整，保卫和支援“四化”建设中发挥了应有的作用，作出了积极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