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春图书馆

1957年，公安部召开第一次全国预审工作会议，总结了建国以来公安机关预审工作经验，确定了预审工作任务，随着国家法制建设的进展，对预审工作提出更高的要求。会后将《逮捕拘留和预审工作条例》（草案）修订为《预审工作守则》。规定讯问被告实行预审员、记录员两人办案制度，讯问应做记录，并向被告宣读。长春公安机关认真执行《预审工作守则》，修改预审工作制度，预防乱捕乱押、诱供、指名问供等违反法制的现象发生，努力使预审工作更加规范化。然而这期间社会主义建设出现了曲折发展的态势，长春公安机关的预审工作又遇到新的问题和考验。
  1958年，在总路线提出之后，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长春公安机关跟着“大跃进”步伐，大搞破案。由于捕人增加，预审任务加重。全年共逮捕人犯1249人，其中反革命306人，其他刑事犯罪分子943人。预审干部按总路线精神，发挥积极性，苦干实干加巧干，承包案件，包审、包记、包查，基本上随捕、随审、随结。但是，由于提出公检法三家合一、互相代替的错误主张，公安部制定的《预审工作守则》在执行上打了折扣。由于“高指标”、“瞎指挥”之风影响，预审上也提出“大案不过三，小案不过天（不进监）”等不切实际的口号。预审工作中，查明犯罪事实的要求，虽然做到了，而深挖犯罪，扩大战果，追查漏网犯罪的目标，却无法实现。
  从1959年开始，国民经济发生严重困难，社会治安出现了极端复杂的状态。残余反革命势力借机兴风作浪，流窜犯罪，频频作案，人民内部矛盾也突出了。预审办案对于这种两类矛盾交织的情况，一方面以法律和政策为武器，查明反革命破坏和杀人、放火、抢劫、强奸等犯罪分子罪行；另一方面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明辨人民内部矛盾，予以妥善处理。注意把小偷小摸与盗窃犯区分开，把通奸与强奸区分开，把落后不满言论与反革命造谣区分开，把工作失职造成的责任事故与有意破坏区分开。总之，把轻微违法与构成犯罪区分开，区别非罪与犯罪界限。对案情复杂，事实不清，性质不明的“边缘”案件，坚持调查研究，深入实际，核实问题，重证据不轻信口供，不能把构不成犯罪的案件作为犯罪案件处理。办案中注意区分，事后进行检查纠正偏差，反复清理积案。1962年6月，市公安局召开预审工作会议，采取措施，解决久押不决问题。1962年根据上级公安机关的指示，按照先监内后监外的顺序，对1958年到1962年批捕的（包括已判的）7999件案件，进行复查清理。先后复查6985件，经过反复核实，认定为冤假错案182件，占复查案件总数的2.15%。以1958年为最多，有134件，占冤假错案总数的73.9%，其中又以粮食案件居多，共62件，占冤假错案的34%，主要发生在农村。按照党的政策，以对人民负责的精神，对冤假错案进行了平反，对受冤错伤害的群众落实政策，予以经济补偿，恢复名誉。
  1962年12月，公安部颁布《预审工作细则》。预审工作有了更加具体的规定，特别是规定了对少年犯的审讯实行监护人参加的制度。1965年3月，公安部召开第二次全国预审工作会议，着重清除“逼供信”，就建立社会主义的预审原则进行讨论，制定了预审工作必须实行“不枉不纵”方针，做到坚决打击敌人，坚定保护好人。长春市公安局教育预审人员要不折不扣地执行《细则》，清除逼供信的流毒。由于国民经济调整任务的完成，社会治安也明显好转，捕人减少，预审任务减少。1963年受理案件697件，当年审结628件，审结率达90%。有条件依据《预审工作细则》办案。1964年、1965年，社会治安更趋好转，贯彻中央的“少捕”、“矛盾不上交”的指导方针，捕人又有减少，预审办案质量进一步提高。
  “文化大革命”期间，砸烂公检法，预审工作方针、政策和制度被全盘否定，污蔑按《预审工作细则》审讯是“和平谈判”，是搞“阶级斗争熄灭论”。对“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执行的镇压反革命惩办犯罪的政策肆意歪曲，把谢富治等制定的“公安六条”推出来，作为大棒，随意给人扣上“恶毒攻击”的罪名，迫害干部和群众。鼓吹预审工作要“立足于有，着眼于是”，“一人供听，二人供信，三人供定，大棒底下出材料”。据当时在预审处留守的干警介绍，1968年至1970年，看守所羁押人犯，刑事犯罪分子仅有一部分，多数是按“公安六条”扣上“现行反革命”帽子的受害者。少者押一两天，多则押几天、几十天、几个月。1970年开展“一打三反”运动，搞“大揭发、大批判、大清理”，到1972年底，全市挖出“政治性案件”4903件，其中不少冤假错案，搞“逼供信”打死和自杀的达239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