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春图书馆

长春解放初期，为安定社会秩序，防止反革命破坏，根据东北人民政府公安部的指示，对可能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的反动党、团、警、宪、特分子列为特种人口进行控制。在此基础上，1951年第一次镇压反革命运动中，对某些身份已经公开的、有某些活动又不够逮捕法办的反革命分子、坏分子、不法地富分等实行了公开管制。1951年6月，各公安分局派出所普遍地召开了群众大会，当众公开宣布管制了619名罪不够捕办而必须加以管制的分子。由于当时刚刚实行管制工作，缺乏经验，干警们对管制工作的政策、范围不够明确，曾发生过管制面过宽的偏向，这些缺点和问题一经发现，都及时加以纠正了。1952年7月17日，公安部公布《管制反革命分子暂行办法》。管制的目的，是在政府管制与群众监督下，给反革命分子以一定的惩罚和思想教育，使其获得改造成为新人，以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管制的对象，是反革命分子历史上有罪恶，解放后既无悔改表现或悔改证明，又无现行的反革命活动，虽须给以一定的惩罚，但其罪恶程度尚不须逮捕判刑的，都要依本办法加以管制。具体对象有6种：反革命特务分子；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反动会道门头子；坚持反动立场之地主分子；坚持反动立场之蒋伪的军政官吏；其他应予管制的反革命分子。对这些管制对象，剥夺选举权与被选举权，担任国家机关行政职务之权，参加人民武装与人民团体之权，言论、出版、集会、结社、通讯、居住迁移及示威游行之自由权，享受人民荣誉之权。被管制分子必须遵守政府管制规定；从事正当职业，积极生产劳动；如发现他人有反革命活动，须立即报告。管制期限3年以下，必要时得延长之。管制对象如有违犯管制规定或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者，得根据情节轻重，延长管制期限或逮捕法办。被管制分子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可缩短其管制期限或撤销其管制：能认真遵守政府法令和管制规定，行动上确有良好表现者；服从群众监督，积极劳动生产，确已得到改造者；积极向人民政府检举反革命分子立功者；有其他立功赎罪表现或特殊贡献者。对反革命分子的管制只限于本人，不得株连其家属亲友。对被管制分子，任何人均有监督及检举其不法活动之权。对反革命分子管制的批准权，除法庭依法判决者外，均属于县市以上之公安机关。在乡村由区乡政府提出，报县公安局审查批准；城市由派出所、公安分局提出，报市公安局审查批准。其延长、缩短和撤销管制亦同。管制对象之管制一经批准后，即由批准机关下达正式通知书，并在适当的群众会议上当众宣布执行。管制工作是中国人民同敌人斗争中创造出来的一种特殊刑罚，是对反革命实行专政的必要手段之一，也是改造反革命的一项有效措施。
  《管制反革命分子暂行办法》公布后，长春市公安机关首先组织全体干警进行学习，并按上级公安机关《关于整顿管制工作》的指示，检查了过去的管制工作，明确了管制的政策界限，结合长春市的实际情况，制定了《长春市管制反革命分子暂行办法实施细则》。1953年2月，结合镇压反革命判定工作，对管制工作进行了全面的检查和整顿，对正在管制的461名对象作了全面的审查，把他们的历史罪恶、现实表现查对准确，召开了群众大会宣布处理，对其中只有一般反革命身份而不够管制的295人，取消了管制；对属于人民内部矛盾问题而不应管制的5人和错误管制的13人，立即停止管制，恢复名誉；对在管制中有悔改表现的44人，撤销了管制。同时，将应该管制而漏掉管制的129名反革命分子，依法管制起来。经过整顿，实有管制分子233人。通过这次整顿，全面具体地贯彻了党的政策和政府法令，极大地打击和分化了敌人，也进一步教育了群众，提高了群众的政治觉悟和革命警惕性，加强了管制工作。同时，也提高了干警的政策水平，进一步做好管制工作。1954年上半年，全市以派出所户籍区为单位，组织群众开展了对被管制分子的评议审查工作，先由被管制分子汇报管制后的思想、劳动和守法情况，然后群众提意见和派出所进行总结，给每个被管制分子作出鉴定指明出路，令其订立悔改保证书。评议审查后，又以区为单位，召开有治保人员和积极分子参加的管制分子处理大会，全市共处理62名管制分子。其中，管制期满表现较好而撤销管制32人，管制后悔改表现好提前撤销管制3人，管制期间表现不好延长管制的21人，管制后不服从监督改造进行违法活动而逮捕的6人。通过评审和区别处理，体现了管制政策，对教育管制分子老实守法和分化瓦解敌人都起了良好作用。据统计，全市被管制分子坦白检举材料达600多件，加强了对管制分子的监督改造，也进一步加强了政府管制和群众监督。1954年冬到1955年，先后结合打击流氓、盗窃犯罪、内部肃反和第二次镇反运动，又调查发现批管了一批刑事犯罪分子和反革命分子，同时又督促管制分子订立了改造计划，召开群众大会通过，号召群众监督，定期评议审查。
  经过1955年～1956年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高潮和工业建设高潮，以及镇反和肃反的成就，在经济战线和政治战线均取得了决定性胜利，敌我斗争出现了比较缓和的局面，为了加速管制工作的法制建设，1956年11月以后，对反革命分子的管制一律由人民法院判决，交由公安机关执行。在管制期间，被管制分子如有新的犯罪行为，需要延长管制期限，或者因为表现良好、立有功绩，需要缩短管制期限或提前撤销管制，也须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或裁定。1957年，第三次镇反运动和1958年破案高潮中，法院判处管制了一批地富反坏分子，发动群众定期对他们评审。1958年9月间，长春市公安机关坚决贯彻第九次全国公安工作会议《关于杀人、捕人要少，管制也要比过去少》的方针，对已改造表现好的按期撤销了管制，同时在挖掘残反和破案中，又发现并起诉到法院判处一批应该管制的四类分子。到1959年，全市共有管制分子892人（其中反革命469人，地富分子122人，坏分子249人，其他52人），占当时全市人口总数的0.81‰。由于对管制分子执行期满解除管制程序问题，没有明确规定，多年来各地做法不同，有的经法院核准，有的经公安机关核准。为了避免这种不一致现象，最高人民法院和公安部于1963年6月27日，发出了《关于管制分子执行期满解除管制程序的通知》，规定“今后对于被判处管制的犯罪分子，凡是管制执行期满需要解除管制的，在农村由人民公社管委会（乡人民委员会）提出，经群众讨论提出意见，报县公安局审查批准；大、中城市由派出所提出，经群众讨论提出意见，报区公安分局审查批准。并由批准机关下达解除管制通知书，在适当的群众会上当众宣布。在机关、企业、学校中执行期满需要解除管制的，应由管制分子所在机关、企业、学校的保卫处、科提出，报经党委和主管公安机关审查批准后，由主管公安机关下达解除管制通知书，并由保卫处、科向群众宣布。” 1964年，全国第十三次公安工作会议，就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对敌斗争的一些问题，关于管制适用的对象和管制的法律手续问题，各地援用的根据不一致，有些紊乱。为了加强对敌专政工作，公安部与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协商研究，于8月24日，由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公安部发出《关于管制适用的对象和管制法律手续问题的联合通知》，一是管制适用的对象。管制是依靠群众，制服改造敌人，进行专政的一种手段，应当适用属于敌我矛盾性质的分子，不适用于人民内部的犯法分子，以免混淆敌我界限而对团结群众共同对敌不利，因此今后判处管制对象，仍应严格按照1959年3月10日中央批准的《全国政法工作会议关于当前对敌斗争中几个政策问题的规定》执行，即管制的对象，主要是可捕可不捕的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监督改造中表现不好、屡教不改的地、富、反、坏分子，以及其他虽构成犯罪，但捕后尚不够判处徒刑的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二是管制的法律手续。今后对于判处管制的案件，由公安机关向人民法院直接起诉，法院审理判决，不必经过检察院。但案件已到检察院，认为需要判处管制的，即由检察院向法院起诉，法院审理判决。法院在办理自诉案件中，认为应当判处管制的，也不必再转公安机关或检察院办理侦查起诉手续。对于基层组织提请判处管制的案件，由公安机关审理起诉，法院不能作自诉案件受理，对于被判处管制的分子，需要延长管制期限、缩短管制期限或提前解除管制的，由公安机关提出意见，移送人民法院依法裁定。对于被判处管制的分子，其执行期满需要解除管制的，按1963年6月27日最高人民法院和公安部《关于管制分子执行期满解除管制程序的通知》办理。三是过去有关管制的法律手续的规定，与本通知不一致的，应按本通知办理。从此，使管制工作步入法制化轨道。但管制工作在“文化大革命”中同样遭到破坏。1979年7月1日，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同时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五届二次会议通过并公布，于1980年1月1日生效。《刑法》把管制列入刑罚的主刑种类之一。第33条规定：管制的期限为3个月以上2年以下，管制由法院判处，由公安机关执行。第34条规定：被判处管制的犯罪分子，在执行期间，必须遵守下列规定：（一）遵守法律、法令，服从群众监督，积极参加集体劳动生产或者工作；（二）向执行机关定期报告自己的活动情况；（三）迁居或者外出必须报经执行机关批准，对于被判处管制的犯罪分子，在劳动中应当同工同酬。第35条规定：被判处管制的犯罪分子，管制期满，执行机关应即向本人和有关的群众宣布解除管制。第36条，管制的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抵刑期2日。这些规定就使管制工作完全法律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