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春图书馆

40年来，长春公安机关在治安管理中，经常遇到出人意料又具有影响的突发性事件。其中，影响较大的有两起：一是国民经济3年困难期间的群众性拿摸、哄抢粮食风潮；二是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长春公安机关在市委、市政府和上级公安机关的领导下，妥善地处理了这两起突发事件。
  一、在国民经济困难时期处理城乡群众拿摸、哄抢粮食事件
  从1960年冬到1962年春，在城郊和农村乱拿、乱摸以至偷拿、强取粮食的现象带有普遍性。不仅街道居民，工厂、商店，而且有的省、市领导干部家也被小偷“光顾”，偷粮、偷饭、偷肉、偷鸡、偷油，粮票、食堂餐券、节日供应票证等，甚至连盐、柴、菜也偷。长春客车厂入冬以来，职工带的饭盒被偷了103个。偷摸手段，在内部职工食堂主要乘人多拥挤混水摸鱼，在社会上白天乘人不在家撬门别锁、夜间打碎门窗侵入室内。在农村有的成帮结伙或带着镰刀偷粮。不仅加剧了粮食和市场供应紧张的状况，而且严重的伤害了农民、职工的生产情绪。到1961年夏季，在农村和市郊发生乱拿乱摸蔬菜的现象更趋严重。郊区平均每天发生四、五十起。拿摸人员多为当地社员，也有外来人员。据范家店派出所发现的65名拿摸人员中，当地社员40人，中小学生19人，自由流动人口4人，内部职工2人。在外来人员中，有长春附近伊通、怀德等县，还有沈阳、旅大和哈尔滨等地的小商贩和群众，成麻袋偷，背上火车运走。他们多是单干，成群结伙的少。有的是顺手牵羊，也有的是蓄意偷拿，夜间乘人不备到生产队地里或个人自留地里，几十斤上百斤地偷拿，甚至有的把成片的青菜全部拔光。净月公社吴家屯生产队的2亩地土豆全被偷光；榆树县八号公社一个生产队的两垧地甜菜，几乎全部偷光；青顶子公社梨树大队的一垧地甜菜，一夜间全部拔光。由于乱拿乱摸蔬菜而引起的殴斗事件时有发生，竟致打伤、打死11人。到1962年1月，农村群众偷粮和哄抢粮食事件不断发生。从1月1日至23日，便发生11起。榆树一个县达到7起，参加人数少则1人，多则7人。有的从运粮火车上偷拿粮食。有的躲在公路两侧，乘运粮汽车上坡减速时，跳上汽车往下㨄粮袋。也有的趁汽车停车时，手持器具强取硬拿，1月4日，榆树县一铁路员工家属，当运粮火车停在车站时，爬上车㨄下一袋粮食。1月15至19日，农安县青山公社柳条大队上沟生产队7名社员，先后4次躲在公路两侧，在运粮汽车上坡减速时，爬上汽车共㨄下28袋粮食。1月17日，一辆运粮汽车从榆树八号粮库往榆树镇运粮，行至弓棚子公社胜明大队附近，拖车坏了，主车先走，待主车返回取拖车时，发现拖车上所载40余袋粮食只剩下10袋。
  在国民经济处于暂时困难期间，敌对势力大肆制造谣言，胡说什么“人民币不好花了，粮票要作废了”，“要不给粮了，有的地方杀小孩吃了。”还说“有个煤矿工人暴动了”、“有个地方县长带领老百姓抢粮库了。”等等，有意煽动群众闹事。这些流言蜚语蔓延很快，增加了群众中恐慌不安情绪，加剧了粮食和市场供应的紧张气氛。其中，也有落后群众误听误传，甚至是猜测臆造的。
  市公安局针对当时出现的这些新情况、新问题，随时向市委、市人民委员会和上级公安机关提出报告和建议，认为当时的治安问题，就其性质而言，有敌我矛盾，但大量是人民内部矛盾。需要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人民内部问题，主要采取说服教育，不能采取乱斗、乱打、乱罚、乱抓、乱押等简单粗暴办法，特别是不能把小偷小摸的群众看成盗窃犯，更不能把群众性的哄抢当成抢劫犯罪，也不能把误听误传、猜测臆造流言蜚语的群众当成敌人造谣破坏。而对进行反革命造谣、煽动群众闹事、哄抢及盗窃物资的反坏分子，必须在充分掌握确凿证据的前提下，依法坚决、及时地予以打击。市委、市人民委员会根据公安机关的报告，做出了全面部署，全党动员，各有关部门密切配合，迅速解决了这些突发事件。（一）派出大批干部，深入群众，抓好经济生活，保证广大职工、农民计划用粮，吃饱、吃省；解决盲目流入城市的工人及其家属过冬问题；对农村灾区和困难大、缺点多的地区，对企业、事业单位，农民、职工以及居民的口粮、住房问题进行调查了解，适当地加以解决。（二）组织机关、企业、学校和公社的各级党组织，结合宣传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指示信》（即“12条”指示），教育职工、农民认清当前形势，提高革命警惕，爱护公共财产，遵守法律，遵守公共秩序和社会公德。在各基层组织和居民中进行“五爱十好”爱国公约评比活动，表扬好人好事，争取、教育和约束不良分子。（三）各级公安保卫组织，与有关部门密切配合，依靠群众加强治安管理和各项预防工作。对于四类分子和各种危险分子加强监督控制，防止他们兴风作浪，煽动事端。对于粮库、仓库、食堂等要害部位，建立健全必要的值班值宿和严格出入制度。（四）大力做好护秋保收工作，在各县、区都强调抓早、抓实，压住阵角，绝对不让拿摸成风。各县、区抽调干部，建立护秋保收组织，对广大社员群众反复讲解护秋保收的重大意义。号召基层干部和党团员模范遵守国家法令，以身作则，保证不偷不摸。进而启发群众订立护秋公约。与此同时，警告四类分子，要他们老老实实，不准偷摸。对他们的监督也进一步加强。在城镇组织力量进行堵截，制止职工和居民下乡偷摸农业生产果实。在粮食进场、入仓时，做好更夫、保管员的选择和审查工作，健全各项防火、防盗制度，并加强对场院的看守和保管，严防破坏、火灾及窖堆霉烂等事故。在公粮运输中加强保卫工作，切实防止哄抢事件发生。（五）预防和制止谣言，做好制止和追驳谣言工作，对造谣惑众的四类分子坚决打击。（六）公安机关加强侦察破案，对于各种反革命案件和刑事案件，集中优势警力，实行专案专办，迅速侦破，坚决打击各种敌人的现行破坏活动。对于各种反革命和刑事犯罪的预谋案件，加强侦察控制，适时破案，把敌人的犯罪活动消灭于行动之前，及时地给敢于进行破坏的反坏分子以有力打击。经过全面部署、深入工作，迅速刹住了拿摸、偷盗和哄抢粮食的歪风①(中共长春市公安局党组1961年1月4日～1962年1月24日向市委、市政府和省公安厅的2号、52号、64号3个报告。)。
  二、在1989年的政治风波中稳定社会治安
  1989年4月至6月，受北京及其他城市动乱的影响，长春也发生了动乱，而且事态不断扩大、升级，甚至出现了暴乱的苗头。
  长春市公安机关在省、市委，省、市政府和上级公安机关的领导下，贯彻执行中共中央的决定和公安部的指示，全力以赴地进行工作，比较好地控制了局面，多次化险为夷，全市始终没有发生打、砸、抢、烧事件、交通事故以及其他严重社会治安问题，成为动乱期间全国比较稳定的大城市之一。
  长春动乱的发生、发展，总是在北京等城市之后，亦步亦趋，愈演愈烈，成为遥相呼应的态势。大体上经历了3个阶段②(《制止动乱的回顾与思考》《长春公安简报》 1989年第23期。)：
  第一阶段，从4月15日至5月19日。全市高校许多学生借悼念胡耀邦为由起来闹事，进而反对《人民日报》4月26日《旗帜鲜明地制止动乱》的社论，声援北京学生绝食请愿。此前，4月20日，有2000多名高校学生在吉林大学鸣放宫集会，一些人登台演讲，讨论所谓“方励之问题”、“邓小平的权力问题”，酝酿闹事。高校内煽动闹事的大小字报也不断增加。25日，吉林大学2000名学生首先上街，出现了冲击省委机关的严重事件，个别公然喊出“打倒共产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反动口号。《人民日报》社论发表后，北京师大、北京农大、中国政法大学的学生相继来长春串联，散发《“4，26”事件始末》、《国徽下的悲剧》等传单，煽动闹事。29日，吉林大学的学生再次上街游行。5月4日，上街游行的已有地质学院、东北师大和吉林大学3所院校。16日至19日，每天有数千人上街游行，多时达6.3万余人，除高校、中专和个别中学的师生外，部分新闻、出版、科研单位和工厂的职工也参加进来。社会上一些地痞无赖乘机打着“群众自发声援团”的旗帜，窜上街头呐喊助威。18日晚，吉林工大、农大2000多学生冲进省政府院内静坐示威，并有300余学生到市中心的新发广场绝食请愿。18、19日两天，吉林大学、东北师大、吉林工学院等院校师生冲击省人大常委会，有人吹起冲锋号，有200余人冲进办公大楼。在第一汽车制造厂有人非法组织反动集团，3000多人打出“一汽声援团”的旗帜上街游行。后期，一些标语、传单口号中，反党、反社会主义、反对中央领导人的内容更加露骨。
  第二阶段，从5月20日至6月3日。李鹏总理关于制止动乱的讲话和北京地区公布戒严令的第二天，吉林大学、吉林工大、东北师大、长春地质学院、吉林医科大学、财贸学院、长春大学、邮电学院、光机学院等9所高校近3000人，在吉林大学集会，成立“长春市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简称“高自联”）。高校学生的动乱活动开始走向联合。各校都组成所谓“协委会”和“纠察队”，建立所谓“民主墙”。吉林大学、地质学院还设立了广播站，用高音喇叭大肆传播“美国之音”和英国“ABC”消息。游行队伍每天少则二、三千人，多则几万人。他们胸带白花，臂缠黑纱，抬着花圈，打着写有“国殇”的白旗、横幅，呼喊反动口号，沿途播放“国际歌”和哀乐，散发传单，张贴反动标语，进行所谓“良心大游行”、“悲壮大游行”、“胜利凯旋大游行”，甚至在省委门前焚烧花圈。5月23日成立起来的“长春赴京声援团”和“赴京敢死队”1300余人冲进火车站，强登进京列车，造成60次特快列车当天停运。傍晚一执勤民警带犯罪分子进市公安局大门时，有人煽动“公安局开始抓人了”，有二、三千不明真相的群众，其中也有一些地痞流氓，随之围观起哄，阻拦车辆进出，企图寻衅滋事，后被驱散。这个期间，传单、标语反动内容逐步升级，其中有一署名“中国共产党改造委员会筹备组”的传单，提出要建立以“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为基础的国家”和“多党联合政府”，“停止马克思主义普遍教育”，公开煽动推翻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
  第三阶段，从6月4日至8日。动乱再次升级，由口号变成行动。每天几千人上街，抢占市中心的交通岗亭，拦截过往车辆，设置路障，阻断交通，在校园内焚烧写有党和国家领导人名字的草人，还有计划地到第一汽车制造厂、机车厂、客车厂、纺织厂，用人墙堵住大门，阻拦工人上班，妄图煽动工人罢工、商店罢市、学生罢课。他们扬言要“四天拿下汽车厂，实现全市总罢工”，企图搞垮工厂，搞乱交通，使全市瘫痪，进而造成暴乱态势。长春的“高自联”、“一汽声援团”等非法组织，召集所谓“动员大会”，包括围观者达二、三万人。假借工人、教师、学生名义作煽动性演讲。几所院校的广播站播放“美国之音”“血洗天安门事件真相”之类的消息。有些人还扬言要烧汽车、冲市场、砸商店、抢枪支，蓄意制造更加严重的事件。社会上一些有前科劣迹的人员和敌对分子，也乘机打出“市民声援团”、“长春市民”等旗号，混迹其间，甚至整夜结队在市内东突西撞，狂呼滥喊，暴乱苗头开始萌生，大有一触即发之势。直到6月8日中午，中央电视台广播北京市政府和戒严指挥部第9、10、11号《通告》，播发了暴乱真相后，长春的动乱才开始冷却。至此，历时50余天，先后80多个单位16万人次上街游行，几百万人次围观，并杂以多次严重政治事件，搞得全市人民不得安宁的动乱方告结束。
  在制止动乱当中，长春市公安局执行市委、市政府和上级公安机关的部署，组织全局5000多名干警、武警指战员以及保卫干部，全力以赴，连续奋战50多个日日夜夜，认真完成公安机关所担负的各项任务，控制了事态的发展。（一）教育全体干警以“国家安危公安系于一半”为己任，自觉担负起保卫党和共和国的神圣使命。面对复杂的形势，以中共长春市委常委、副市长兼公安局长袁长华为首的市公安局党组，组织广大干警认真学习党中央、国务院及公安部的文件、电报和《人民日报》社论，联系长春实际展开讨论，使广大干警认识到当前正在发生的动乱是新形势下一场尖锐的阶级斗争，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在这样大是大非面前，公安机关必须坚定不移地与党中央在政治上保持高度一致。因而各级领导班子团结一心，步调一致，全体干警坚守岗位，动作整齐，一声令下，勇往直前。整个动乱期间，广大干警有时近20个小时下不了岗，吃不上饭，毫无怨言。有的腿站肿了仍然坚持，累病了也不声不响，到医院打完吊瓶继续上岗，有的拒绝医生劝阻，提前出院。有的老人、亲属病危，也顾不上探望。还有的青年民警自动推迟婚期。共产党员、交通民警孟庆祥身患高血压，连续上岗执勤，引起突发性脑溢血，以身殉职。长春全体公安干警始终站在制止动乱的第一线，充分表现了对党和人民的一片赤胆忠心。（二）建立指挥中心，统一指挥，整体作战。4月下旬，动乱刚露苗头，市公安局当即加强了指挥中心，局长昼夜值班，专人负责情报信息的整理、传递，迅速上报下达。配备有线电话、无线电台及打字、复印设备。当外地出现打、砸、抢、烧事件时，市公安局为应付可能出现同类事件，迅速制定了预防措施，并成立了多警种联合的武装机动警察大队，从各方面做了准备。巡警、武警、刑警、治安警等和各区公安分局，都把注意力转到制止动乱上来，集中食宿，统一调度。市公安局每日班前召开一次处以上干部会，根据掌握的信息，调整工作部署，安排行动方案。学生上街以后，在指挥中心的调度下，几套人马同时上岗，分头开展工作，进行整体作战。遇有紧急情况，立即派出备用警力，与现场警力统一排兵布阵。（三）搜集情报信息，为市委、政府当好参谋。市公安局通过多种渠道，广辟信息来源，对本市动态及时沟通，从大范围着眼，把握本市的形势变化。每天及时向市委、市政府和省公安厅报告，为领导决策提供依据。整个动乱期间，共整理印发“动态信息”55期。据此，市委、市政府作出加强电台、电视台和煤气、水、电等要害部位保卫工作，及时转移第一汽车厂库存武器，采取措施清除路障，组织工人纠察队维护工厂生产秩序等一些重大决定。6月5日，得知东北已有两个城市学生断绝交通的信息后，立即由市长出面发表电视讲话，发出《通告》，刚刚露出苗头的问题被及时制止，没有造成危害，把损失降到最低限度。（四）面对动乱，始终注意工作方法和斗争策略。4月18日、19日，当动乱出现时，连续进行大规模的清查搜捕，捕获违法犯罪分子1047人。23日，又选择600余名典型人犯及缴获的上百万元赃物，出动260余辆汽车，押解上街公开揭露其犯罪事实，造成空前的严厉打击刑事犯罪的声势，群众拍手称快，坏人胆战心惊。各基层派出所和治保组织对社会上一些治安危险分子又进行登门警告，责令他们遵纪守法，不得乘机闹事扰乱社会治安，并且组织武警、交警、治安警等摩托车巡逻队，昼夜沿街巡逻，增加可见性威慑力量。抢先对社会渣滓进行扫荡，减少了社会不安定因素。在整个动乱期间，对各种企图乘机作乱的不法分子，露头就打。5月19日，街头出现了几伙“民众声援团”，多达四、五千人，横冲直撞，狂呼滥喊，加剧了事态的发展。当发现其中有的就是公安机关多次处理的不法人员，有的还是流窜犯罪分子。于是，立即予以收容审查，并在报纸、电台上公开揭露。这几个所谓“声援团”随之销声匿迹。6月8日，街头再次出现类似组织，又收容了14名这类不法人员。动乱中，共抓获处理此类不法分子43人，使那些妄图乘机作乱的危险分子，始终没有形成气候。在临场制止动乱时，坚持“三不”原则，即不正面冲突，不激化矛盾，不扩大事态。总是一面直接与闹事组织者接触，正面加以引导；一面以优势力量搞好游行静坐队伍与围观群众的隔离，在两者之间形成一条“隔离带”，使妄图制造事端的犯罪分子无机可乘，减少引起骚乱的条件和机会。在一线执勤的3000多名干警严格执行纪律，忍辱负重，坚持冷静、理智、克制的态度，没有发生因处理失当而引起的事端。（五）在加强第一线工作的同时，还保持2000多名常备警力留守后方。依靠各级党、政机关，加强内部单位、公共场所和街道等方面的安全防范工作，保证了社会面的控制。动乱期间，全市共打击刑事犯罪分子1703人，破案1934起。其中，重大案件382起。市、区两级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办公室，深入街道、工厂检查四防安全。同时，派出武警，与单位公安保卫力量紧密配合，全面加强党政机关、银行、新闻、水电、煤气等单位，以及武器弹药库等要害部位的安全保卫和巡逻警戒工作。动乱期间，现行反革命案件上升，有的投寄反动匿名信，有的组织反革命集团煽动暴乱。经周密侦察，破获4起反动标语和匿名信案件。还抓获了窜入高校造谣滋事的不法分子钟宪涛；混迹游行、静坐队伍中煽风点火的不法分子何振春；煽动工人游行和罢工的唐元隽、李维、冷万宝、张义、林宇航、梁立维等汽车厂6名反动骨干分子。有力地打击了反革命分子的嚣张气焰，使他们的阴谋破产。
  在这段艰巨、复杂的斗争中，整个公安队伍经受了考验，增长了才干，积累了对付闹事、制止动乱的经验，为人民警察的形象增添了光彩。同时，也发现了工作上不相适应的环节，亟待进一步加强。市党政领导对长春公安机关的工作予以充分肯定。经省委、省政府批准，长春市委和市政府于7月18日召开庆功表彰大会，决定为长春市公安局记集体一等功，颁发10万元奖金，授予一面特型锦旗。为公安和武警部队所属50个单位记功，还对50个单位通令嘉奖。为市公安局长袁长华记一等功，为297名干警记功，对1701名干警通令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