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春图书馆

长春解放伊始，人民政府便将制毒、运毒、贩毒视为犯罪，采取严厉打击、取缔的政策。到1952年2月，长春市公安机关共破获制毒、运毒、贩毒案件1300多起。对犯罪分子有的判刑，有的劳动改造，并缴获了许多毒品及制毒、吸毒用具。对一般瘾民采取教育劝戒的政策，曾分两批将吸毒分子1038人送到鸡西煤矿，用边劳动教育边戒除毒瘾的办法，强制戒毒。经过3年多的工作，烟毒流害明显减少。由于积习太深，而禁毒工作又只限于零打碎敲，没有形成“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的形势。
  长春市在开展禁烟肃毒运动之前，经过调查，还有烟毒犯427人，吸食毒品的瘾民1324人。从全市来看，二区管内制毒、运毒、贩毒分子较多；一、三区暗地开灯设馆或零售毒品的较多；四区、五区、六区次之。在烟毒犯中，敌伪官吏及地痞流氓分子占总数的74%。这些烟毒犯，除少数以开旅馆、诊疗所及商店为掩护外，多数以贩毒为生。特别是美、英帝国主义分子与国民党特务勾结，唆使反革命分子，利用残存的烟毒犯不断偷运毒品入境。长春市原有的一些顽固的烟毒犯，抗拒人民政府的政策法令，也秘密地制造和包运毒品，供给毒贩或吸毒分子。
  卢晓峰，伪满时曾在黑龙江富锦县种植罂粟，一贯欺压勒索群众，日本投降后，继续贩毒，他当过国民党建军头子赵坤天的少校团副，1946年6月又收罗地富分子和土匪，为国民党搞建军，担任国民党东北长官司令部第18支队第3团的团长，在长春附近卡伦、龙家堡一带进行反革命活动。长春解放后，隐瞒罪恶，拒不登记，竟与烟毒犯刘云祥合谋，以开设民生制米厂为名，勾结刘德宝等20余人，盗窃大量电线销往吉林市，再从吉林、延吉等地运回大烟土，令其同伙分售出去，从中牟取暴利。他经政府4次改造教育，竟毫无悔改表现。赵文学，流氓出身，当过国民党部队的谍报员，解放后拒不登记，拉拢一些贩毒分子，专门贩运烟土和制造海洛因。更为严重的是还有一些贩毒集团，疯狂地制毒、贩毒。李日新和王洪堂，日本投降后，以合资开设“老物华金店”为据点，勾结制毒技师咸炳基，制造和贩卖毒品。长春解放后，又伙同烟毒犯陈玉山，收罗国民党军官及吸毒分子20余人，组成一个地下制毒、贩毒集团，他们订立誓言：“犯案1人当，家属大家养。”在各据点用机器生产海洛因，再分头销往市内、沈阳、天津、上海等地。孙文泮，流氓恶棍出身，长春解放后在桃源路以开设花柳病诊所为掩护，暗中勾结胡永兴、张福茂、姜永成、霍振芳等人，拉拢铁路干部尚铁铨、邮局押运员朱文福，从延边为其包运毒品。他们除在据点给吸毒分子扎吗啡外，还把毒品转销到天津、上海等地，活动猖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