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春图书馆

“文化大革命”期间，无政府主义思潮泛滥，滋生了一批打、砸、抢分子，他们拉帮结伙，抢劫强奸、行凶杀人，借派性掩护犯罪，在犯罪中利用派性，加上枪支弹药的流失，各种刑事案件、特别是恶性案件接连发生，使已经混乱的社会局面更加混乱。人民群众失去了安全感，出现了“好人怕坏人”的反常现象。1967年7月，市公安机关军管会从原公检法机关抽调60%干部，成立了治安办公室，又挑选一批有经验的公安干警，负责侦破不断发生的刑事案件。1970年1月以后，党中央在全国领导了“一打三反”运动，即打击反革命分子，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铺张浪费，又在这场运动中对各种刑事犯罪活动坚决予以打击。
  一、抢劫杀人案件
  “文化大革命”发生后，刑事犯罪案件剧增，其中抢劫案件尤为突出。据不完全统计，1967年前7个月，全市发生各种刑事案件2595起。抢劫案件，在“文化大革命”前发案较低，而在1967年8月至11月，3个多月就发生538起，占这个时期刑事案件的36.4%。犯罪分子成帮结伙，打着“群专”组织的旗号，抢劫汽车、商店、粮店、饭店、旅店和行人。从10月26日至11月8日，宽城区北京大街合作商店门市部连续被抢，直至把这个门市部抢光。从11月10日到13日，车站西道口连续发生40多起拦路强抢案。这一年，是长春解放以来发案最多的一年。
  纪鸿卿抢劫杀人团伙1967年11月19日，解放大路北一胡同15号居民刘家萍、刘家介姐弟和来串门的李素芬、李润华被杀，4人均身中数弹，死于床上或地下。根据现场勘察和走访群众，判断为仇杀，且系多人所为。21日，接到检举，这起杀人案为汽车厂造反派中的纪鸿卿、毛成、王伯龙、韩伟、郭乃石、于达、魏成祥等7人所为，他们皆已逃往外地。公安机关军管会一面派人在市内搜捕；一面赴天津、北京等地追捕。28日，在天津市公安局协助下，在天津站将纪鸿卿等7名罪犯全部捕获，当场从罪犯身上搜出手枪7支、子弹297发。12月1日押回长春。经过审讯，弄清全部案情。以纪鸿卿为首的流氓集团，在“文化大革命”中混入群众组织，搞到武器弹药，先后参加107次武斗，并到处抢劫。仅11月11日至19日即持枪抢劫76次，有90人被抢，包括工人、学生以至解放军和公安人员，抢得现金1000余元、手表6块、手枪2支、半自动步枪一支以及其它物品。19日晚8时，在持枪抢劫后，又闯入刘家，因刘家萍另有所爱，纪鸿卿怀恨在心，进屋后首先开枪打死李素芬。毛成为杀人灭口，提出全部杀掉，于是纪鸿卿、毛成、韩伟、郭乃石等人纷纷开枪又将刘家萍、刘家介、李润华打死。11月20日，纪鸿卿等人携枪逃往上海，阴谋在上海抢劫巨款后，取道广州逃往香港。在上海行抢未遂，决定返回长春大抢一场，然后逃往朝鲜或蒙古。28日经过天津时，被追捕归案。由于这伙罪犯在市内不断持枪抢劫。一时间人们惶惶不安。1968年1月，纪犯等被判处死刑，纪犯在汽车厂的造反派组织竟然策划劫法场。后来，不得不易地执行枪决。
  李贺祥抢劫强奸团伙 李贺祥化名赵光普，1949年混入人民解放军，当过战士、通讯员。1952年7月，因组织叛乱、携械潜逃、盗卖公物、强奸妇女，判处有期徒刑15年。刑满释放后，为了逃避监督改造，于1969年流窜于长春市。此人思想极端反动，曾叫嚣：“他们搞战备，我们也搞战备，”“打起仗来，我还干这个（指抢劫）！”他利用拉拢、收买等手段，网罗了惯盗、惯窃、流氓分子杜荣清、孙福录、王景臣、郎义柱、孙长宏、王靖顺、
  李玉珍、李广明、范锡兰等结成了流氓抢劫集团。由孙长宏骗来的介绍信，冒充装卸队，长期匿居宽城区孟家桥孔秀英、李庆德家，并以李家为活动据点，接送销赃分子。从1969年12月27日到1970年1月29日，在一个月零二天的时间里，就入室抢劫8次，强奸、轮奸妇女5人（其中少女二人），打伤、刺伤5人，共抢得手表、闹表、怀表7块，银元79块，金戒指2个，人民币193元，粮票341斤，布票50尺，大米、白面30斤，豆油6斤。李贺祥、杜荣清、孙福录、王景臣和郎义柱，从1969年5月到1970年1月29日，还携带凶器，趁深夜群众熟睡和职工上夜班之机，撬门破锁，先后盗窃80多次，盗窃衣服、被褥、自行车、缝纫机和其他物品3000余件。孙长宏利用亲属关系，拉拢范锡兰、于敏江、刘文臣、王好宽等人，到永吉、伊通、怀德、农安、榆树等地为其集团销售赃物。
  1971 年9 月 20日，在吉林省革委会保卫部的统一部署下，长春地区在“一打三反”运动中注意打击了流窜犯和投机倒把犯。到10月30日，全地区共堵截、收容1066人。经初步审查，发现有问题的574人。其中有杀人犯2人、抢劫犯9人、诈骗犯19人、畏罪潜逃犯13人、盗窃犯116人、投机倒把犯67人、绺窃犯175人、惯赌及流氓等72人、有重大嫌疑身份不清的95人。破获各种案件650余起，其中，重大案件22起。
  二、流氓殴斗、强奸案件
  “文化大革命”期间，流氓犯罪活动猖獗。拦路强奸妇女，在公共场所调戏猥亵妇女，甚至滋事生非、聚众殴斗、动刀伤人。1973年5月～8月，全市共发生流氓强奸、强抢、持械行凶案件118起。在这些流氓犯罪活动中，青少年犯罪逐年增加，到1973年末，已达70%以上。这些人胆大妄为，手段残忍，不计后果。特别是一些女流氓更具有危害性。一些流氓分子不仅自己顽固地进行犯罪活动，而且引诱一些青少年走上犯罪道路。
  针对流氓犯罪的严重情况，采取措施，掌握一些首恶分子动态，在重点地区和复杂场所加强了防范，破获了一批流氓案件。南关区公安分局捕获流氓团伙84个，朝阳区公安分局抓获了流氓分子胡礼，该犯经常对妇女耍流氓，不从就用刀扎。全市共捕获流氓犯罪分子217人。1973年9月，对女流氓中，那些以卖淫为生，长期靠惯盗、惯窃养活，常与男流氓及刑事犯罪分子共同违法犯罪，屡教不改的分子，集中起来办学习班，从中破获了一批案件，教养了一批。1974年，出现了流氓之间为争夺活动地盘持械殴斗的案件，还发生了专门刺伤妇女阴户，剪妇女发辫，割妇女衣服，以至调戏强奸妇女的案件。6月13日，流氓头子马忠岱为了抢占铁北公园这块地盘，集结十多人，手持匕首、枪刺、铁棒，与另一流氓头子秦和坤率领的十多人打了4仗，双方打伤4人，还将路过学生马林打成残废。7日中旬，活动在朝阳区重庆路一带的流氓头子于庆英，为了争夺五商店、人民广场一带的地盘，集结70多名流氓分子手持匕首、电工刀、木棒，在北安路小学附近与以王顶为首的另一伙流氓殴斗。1974年7月23日晚，沈伟等十几个流氓分子携带匕首、电工刀、徘徊在人民广场，伺机作案。当女工孙× ×与其男友张× ×经过时，一拥而上，将张打伤，沈伟持刀将孙强奸，其他流氓准备轮奸时，被抓获。经审查，这个流氓团伙，3个月内，在市医院、医大二院、五商店、文化宫等地拦路强抢14次、盗窃16次。二道河子区公安分局捕获的流氓分子徐成章，从1月开始，先后在四路汽车上，乘人多拥挤之机，用刮脸刀片割女人衣服10多次。南关区公安分局捕获的流氓分子李德福，2月以来，在民康旅社门前、福来胡同、红星小学等处，在女工上早班、下夜班，路上行人稀少的时候，用锥子、小刀、锯条，专门刺伤妇女阴户，作案10多起，有的子宫被刺坏，使女工不敢上下班。6月中旬，朝阳区公安分局抓获的犯罪分子郝长焕，先后在汽车厂二站、三站和共青团花园附近，拦路强奸达21次，把这一带闹得人心惶惶。
  经过一段时间的查证核实，对罪恶大民愤大的385名流氓和其他违法犯罪分子加以收容审查，通过审查，破获各种刑事案件420多起。
  三、迫害上山下乡女知识青年案件
  1968年4月，按照中央文革的指示，吉林省革委会决定：对尚未完成规定课程的初高中学生，全部毕业离校组成集体户，上山下乡，从事农业生产劳动。此后，迫害女知识青年的犯罪活动便不断发生，而且愈演愈烈。当时，强调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以致对迫害女知识青年的严重性认识不足，多视为一般的隐私问题，即使认定为刑事案件，也定性偏低，量刑较轻。特别是对强奸、迫害女知识青年的社队干部，往往迁就姑息，从轻判处，或者是给党内或行政处分，不追究刑事责任。犯罪分子采取各种手段，来迫害女知识青年。有的利用女知识青年要求入团、入党、升学、回城当工人的心理，进行引诱、威逼；有的利用集体户房子寒冷、漏雨或未建起来，女知识青年找地方借宿，或给社员作伴，造成可乘之机；有的抓住女知识青年家庭、社会关系或本人某些问题，加以要挟；有的以谈“恋爱”为借口，骗取女知识青年好感；还有的用唱淫秽歌曲、讲淫秽故事，多方对女知识青年进行腐蚀。
  到1972年，下乡女知识青年有38700人，受迫害的女知识青年275人，占0.71%。作案者多为社队干部。某县强奸、迫害女知识青年的社队干部有23人，其中免于刑事处分的10人，占43%。
  1970年，中央发出严厉打击迫害知识青年犯罪活动的通知以后，对强奸、迫害女知识青年的案件，根据被害人报案或群众、家长揭发，认真加以查处。涉及到农村公社以上干部，由县组织力量，调查核实。涉及到大、小队干部，由公社组织力量调查核实。构成犯罪的，移交县、区法院依法处理。全地区共处理强奸、迫害女知识青年案件223起，结案处理165起，处理人犯168人。其中，判死刑2人，死缓2人，无期徒刑4人，各种有期徒刑91人，教养和其它处理69人。
  在处理强奸、迫害女知识青年的案件中，也出现了“左”的错误倾向。如把地、富、反、坏分子，有犯罪前科、流氓成性的坏人，革命队伍内部的蜕化变质分子，凡强奸女知识青年的，一律定为反革命犯罪。而社队干部强奸、迫害女知识青年的，则以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罪，按一般刑事案件处理。还有把正当的恋爱结婚同迫害女知识青年犯罪等同起来，一律加以打击。
  四、盗开汽车案件
  1975年，长春市汽车被盗情况十分严重。停在机关、旅店、招待所、饭店、影剧院门前的汽车经常被盗。据不完全统计，1月～11月20日，市内汽车被盗近百台。仅11月的20天内，连续被盗25台，甚至一个晚上被盗三四台。
  盗开汽车的，多为有前科劣迹的青年工人、中学生、下乡倒流青年和社会青年，也有些是惯盗分子。有的开到外地企图卖掉；有的拆卖零件，也有的是玩车或用车，有的是用来进行强奸、抢劫等犯罪活动。
  为了打击盗开汽车的犯罪活动，对有车单位和驾驶员进行车辆防盗教育，建立固定或临时看车处，对盗车嫌疑分子进行调查，对车辆进行大清查，设立堵截卡哨。防止偷车后外逃，组织力量守候现行盗车犯。1976年，长春市区有138台各种类型的汽车被盗。其中，20余台被撞坏，10余台车上物品被盗走。1976年11月在全市开展了一次打击盗开汽车犯罪的活动。抓获犯罪分子30余人，破获盗开汽车案40多起。
  五、抢军帽伤人案件
  “文化大革命”期间，着军装、戴军帽成为一种时尚，因而不断有抢军帽的案件发生，且多在抢军帽时伤人。作案人多为中学生和无业青年，也有青年工人。1973年，发生抢军帽伤人案73起。被害人中有军人、有职工，军帽被抢后，还被打伤或刺伤。3月18日，吉林省新闻图片社职工李利，在解放广场附近，头上军帽被一歹徒抢去，李将歹徒抓住，又上来两名歹徒将李刺了11刀。11月26日，工人王平元和学生高敏，在朝阳区建和胡同被一骑自行车的歹徒将军帽抢走，王追赶时，后面又窜出一歹徒，用刀将王、高二人刺成重伤。
  针对抢军帽这种犯罪活动的特点，采取深入重点地区、地段，加上民兵巡逻，对影响恶劣的抢军帽案件，组织力量进行侦破，对查获的抢军帽犯罪分子，公开进行批斗，并从重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