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春图书馆

1948年10月，长春解放，当时社会治安相当混乱。国民党在长春的统治崩溃前夕，不仅潜伏下特务分子，而且从监狱里放出一批惯犯，特别是有些土匪隐匿起来，还有些散兵游勇在社会上游荡，其中有些人本来就是土匪被国民党军队收编，解放后乘人民政权立足未稳，重操旧业，不断出来作案，刑事犯罪活动十分猖獗。长春公安机关在市委领导下，紧紧依靠人民群众，侦察破案，大力搜捕，分批收容，打击了犯罪分子，稳定了社会治安。
  一、打击盗匪
  从1948年10月至1949年9月，在近一年的时间里，发生盗匪入室或拦路抢劫案件107起。作案地点，多在东天街、桃源路、火车站和南关的闹市区。受害对象，多为工商业者。活动于市内和郊区的盗匪大体可分为四种：一是政治土匪。日本投降后即活动于长春一带，为国民党军收编，长春解放后隐藏起来，继续与人民政权为敌，他们一贯是兵匪不分。二是散兵游勇。在国民党军起义和投降的同时，部分被遣散或自行逃亡，有人藏匿枪支，结成团伙，抢劫作案。三是惯匪团伙。原为土匪，或由窃贼发展为强盗。四是地痞流氓。素无正业的赌棍、无赖，专事敲诈勒索以至谋财害命。
  长春解放之初，实行军事管制，定时戒严，军队巡逻，又有严格的通行证制度。盗匪的活动受到限制，而公安机关一时又未能掌握盗匪的活动规律，仅仅是发动受害者到市场认领赃物，破获盗匪案件不多。
  1949年，军事管制撤销后，解除戒严，停止使用通行证。盗匪由分散隐匿转为结伙活动。有的埋伏于偏僻地方，见机抢劫。有的跟踪尾随行抢。有的先找落脚点，通过“拉线”的掌握情况，再指名要钱要物。有的冒充公安人员、电业职工入室行抢。还有的以购货、看病为名，抢劫商店、医院等单位。总之，1949年是盗匪活动较为猖獗的一年。1950年，除少数散匪继续抢劫活动外，主要是潜伏特务与盗匪相勾结，特务利用盗匪武装，盗匪掩护特务活动，以扰乱社会治安、破坏生产建设为目的，妄图为国民党反攻大陆作内应。其危害更为严重。到1952年底，全市共发生抢劫盗窃案件214起。长春公安机关抽调精干力量，组成专业侦缉队伍，经过深入侦察，迅速掌握了盗匪犯罪活动的规律，深入案发地区，广泛宣传党的政策，大力发动群众，循着盗匪线索，会同相邻市县，实行联合作战，给土匪强盗以严厉地打击，共破案175起。消灭盗匪67股，捕获土匪、强盗640人；缴获长短枪231支、轻机枪一挺、冲锋枪2支、各种弹药51482发，还有其它大量财物。
  在打击盗匪犯罪活动中，姜中天、马荣盗匪集团的覆灭很能反映当时的情况。那是1949年4月19日晚7时，4个强盗，冒充政府工作人员，持枪闯入长春市东安屯聚丰铁工厂经理刘景玉家。恰巧刘景玉外出，便将家内其他人捆绑起来，用被蒙上。将刘妻用电线捆绑，用松明点火烧乳房和阴户，索要金银财物。刘妻被烧成终身残废，抢走金戒指14个，银元18枚及东北币200余万元。公安机关接到报案后，通过现场勘察，询问被害人，认为内外勾结作案的可能性很大。于是发动聚丰铁工厂员工，请周围群众提供线索，一致指出该厂工人戴全贤有重大嫌疑。戴系未登记的国民党散兵，解放后在聚丰铁工厂当工人，抬铁时压伤胳膊、厂方敷衍了事，戴非常不满，曾到街公所申诉。经过突审戴全贤，戴供认曾把工厂情况向马荣、朱正宇、田铁民等介绍过，抢劫的就是这伙强盗。5月4日拂晓，公安机关捕获了姜中天、马荣、周也平、于忠林、朱正宇和田铁民等人，缴获了短枪3支及大量金银财物。经审讯，从这伙匪徒身上又破获4起持枪入室抢劫案件。以姜中天、马荣、张伟为首的这伙强盗共计20人。此外，还有窝主等1人。他们以姜中天、张伟合资开设的伟中医社为掩护据点，进行抢劫犯罪活动。经过法院审理，以强盗伤人罪判处姜中天、马荣死刑，其余罪犯分别判处2～12年有期徒刑。
  在打击盗匪过程中，为了削弱盗匪犯罪活动的社会基础，市公安局先后组织两批集中收容惯盗、惯窃、地痞流氓、散兵游勇等治安危险分子3930人。其中，盗匪532人，惯窃946人，地痞流氓927人，散兵游勇487人，吸毒分子1038人。对这些人分别送往鸡西煤矿劳动或延吉解放团集中改造。还与怀德、九台、德惠、农安、双阳、吉林等临近市、县，建立匪情通报、侦捕盗匪的联系制度，用联合作战的方法，堵击盗匪的窜扰活动。先后堵击了大小匪帮20余个，捕获盗匪108人。
  在打击盗匪的斗争中，适逢1951年开始第一次镇压反革命运动，而土匪、恶霸正是镇反运动要打击的对象。到1952年末，共捕获土匪804人，杀掉157人；捕获恶霸331人，杀掉51人。镇反运动后，长春市的盗匪活动基本肃清。
  二、打击盗窃犯罪
  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盗窃犯罪属于多发案件，危害人民生活和社会安定。从1949年至1952年，共发生盗窃案件6701起，破获5134起。其中，盗马案件对农业生产和农业互助合作的破坏最为严重。长春解放后，郊区丢失马匹的案件屡屡发生。仅1949年11月，在八区就丢失33匹。公安机关虽然控制了牲畜市场，向各地通报案件，但是仍然收效甚微。1950年10月，破获了政治土匪赵福田案，发现了大盗马贼刘希圣，他是长春地区盗马团伙的头子。逮捕后，经过审讯，弄清了其团伙成员。在九台、德惠等地公安机关的配合下，捕获盗马贼30多人，缴回骡马400余匹，而且捕获了盗马贼林万年、伪造马籍犯王殿臣。从1950年冬到1951年春，共捕获了盗马贼54人，追回骡马500余匹，均返还失主，保护了春耕生产。从此，消除了丢失马匹的现象。
  三、打击其他刑事犯罪
  在其他刑事犯罪中，主要有凶杀、强奸和诈骗等案件。长春市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发生凶杀案件50起，破47起；强奸案件275起，全部破案；诈骗案件617起，破604起。凶杀案发生虽少，而其影响极坏，故公安机关对这类案件先予侦破。
  1950年1月14日早晨，公安执法队在桃源路发现一人满身是血，倒在地上，生命垂危。立即送往医院，抢救无效死去。经调查得知，此人名李朝翰，从肇州来长。当天下午5时，一女子到李朝翰投宿的旅馆，给经理200万元（东北币），要求在店簿上将李朝翰的名字抹掉。公安机关当即进行审查，这个女人坦白了。原来李朝翰是她丈夫修永芳同陈春和合谋杀害。将修、陈二人逮捕之后，供认了犯罪事实。李朝翰自肇州来长后，到修家打听同乡地址，修见其携带2200万元（东北币）钱，便把他送往旅馆住下。回头与国民党建军团长、土匪头子陈春和密谋之后，在1月13日晚，领李朝翰去看戏，回来在桃源路杀人抢钱。
  四、预防刑事犯罪
  长春公安机关在同刑事犯罪的斗争中，始终注意抓住预防犯罪这一环节。实行以“预防为主，打防结合”。预防犯罪，不是消极地防御，而是对犯罪分子积极进攻的措施。因为预防犯罪要充分发动群众，加强调查研究，把犯罪分子置于人民群众的监视之下。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主要采取以下预防刑事犯罪的措施。
  冬防从1949年到1952年，每年11～12月间，针对入冬后盗窃、抢劫、破坏和火灾等，比春、夏、秋三个季增多的特点，组织冬防活动，加强侦察，保卫要害。具体做法主要是以派出所为单位，召开居民组长会、居民大会、积极分子会，进行防火、防匪、防盗的宣传动员，联系群众的切身利益，用已经发生的盗窃、抢劫、火灾等事例，说明冬防工作的重要性。还利用上夜课轮训居民组长，以户籍区为单位组织居民讨论，由户籍员指导群众提出具体的防范办法。然后由派出所、街公所及优秀居民组长组成冬防委员会，派出所长和街长任正、副主任，按户籍区的居民组或院落组成冬防小组，有的叫冬防队、互助小组、自卫队、检查小组，名称不同。工厂、书店组织打更，在院落、胡同的大门安装电铃、拉铃，安装直通派出所的电话，院落、胡同安装路灯，居民家用铜盆、铁桶等响器警报，居民以3家、5家、8家、10家为单位订立防盗、防特、防火互助公约。在自愿条件下，把群众组织起来。据1949年统计，全市已组织冬防委员会63个、冬防小组641个、冬防小队42个、互助小组2995个、自卫队32个、检查小组13个、工厂院落打更358人；已建立的冬防设备有：安装大门42个、电铃70个、拉铃317个、路灯430盏、直通电话245部、其他响器305个。还在火柴、香烟、自来水、造纸、制木、铁工、电车、胶合板、耐火砖、新华印刷厂等10个企业组织了安全委员会。派出所通知市民，凡公安人员夜间查户口，必须带领居民组长，如不闻组长声音，就不要开门，以防坏人假冒派出所行抢。
  以1949年的冬防为例，群众组织起来后，11月全市发生的17起抢劫案，入室抢劫只有2起，其余15起均为路劫（郊区沿边8起，市内7起）。显然，群众组织起来了，强盗不敢轻易入室行抢，改变了匪徒的行抢规律。过去的抢案，市内多，郊区少；冬防后郊区多，市内少。打更收效也很明显，制木厂的更夫杨振昌打更时捉住2名盗窃分子；新民胡同30组的更夫打更时也捉到盗窃分子。邻里互助照看门户作用也很大，四分局清和街14组组长发现1名40余岁的妇女往家里乱瞅，便上前盘问，该女人见事不妙赶紧溜到15组。组长跟随到15组，并通报给15组组长，发现她从一户家中偷出一件皮大衣，当场把她扭送到派出所。
  通过冬防，一是增加了公安机关的防范能力，培养了治安积极分子，加强了社会的侦缉力量。仅五分局就有治安积极分子194人。1949年11月，治安积极分子协助公安机关捕获盗匪37人、盗窃分子248人。二是减少了群众的损失，除了公安机关从捕获的盗匪、盗窃案犯中，追回赃款赃物外，群众自己在防范中避免了盗、抢的损失也不在少数，仅1949年11月就有10余次，在11次火灾中，救下楼房%间、瓦房7间，约值20亿元东北币。三是进一步密切了警民关系，各分局和派出所经常参加群众的各种会议，群众有困难和问题，都爱找公安人员解决，群众愿意向派出所报告治安情况。随着时间的推移，到1952年开展了四次冬防活动，经验多了，一次比一次搞得好。
  对刑事犯罪嫌疑分子进行调查登记 长春公安机关在打击盗匪的同时，开展了对刑事犯罪嫌疑分子的调查登记工作，调查刑嫌分子的家庭、经济来源和社会关系等情况，并在其周围建立治安积极分子，对其中有现实活动的可疑分子及时侦察。从1948年到1951年，全市登记掌握的刑嫌分子477人，基本上掌握了刑事犯罪嫌疑分子的活动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