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春图书馆

长春，在近代历史上是个饱受屈辱的城市。新中国成立后，按照国家的生产力布局，迅速向着汽车工业摇篮、商品粮基地和高教科研中心的目标组织各项建设，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关怀。40年来，先后来长视察工作的领导同志达112人次。
  持续的警卫任务 自新中国成立起，中央首长或专程，或陪同外宾，或顺路，不断地来长春视察工作。从1949年到1988年共警卫112次（“文化大革命”期间没有统计），使用了适度的警力。
  1949年12月，毛泽东、周恩来、欧阳钦赴苏联参加中苏首脑会议途经长春；1950年2月，返回时视察长春。10月，有宋庆龄、林伯渠来长春视察工作。1951年，有习仲勋、薄一波；1953年，有宋庆龄（路经长春）；1956年，有陈毅（陪同印尼总统）；1957年4月，有朱德；10月，有薄一波、陈云；1958年2月，有毛泽东、康生；8月，有郭沫若，还有陈毅（陪同柬埔寨国家元首）；9月，有邓小平、李富春、谭政、李雪峰、刘澜涛、杨尚昆、蔡畅；10月，有张闻天；1959年6月，有朱德、董必武、林枫；7月，有陈云；11月，有帕巴拉•格列朗杰、班禅额尔德尼•却吉坚赞、沈钧儒；1960年5月，有陆定一；7月，有胡乔木；8月，有叶剑英、邓子恢；10月，有薄一波；11月，有贺龙、罗瑞卿；1961年，有刘少奇、邓小平、林彪、邓子恢、薄一波、罗瑞卿、叶剑英、李维汉、陈叔通、张鼎丞。1962年6月，有周恩来、邓颖超；7月，有林彪（休养）；1963年5月，有周恩来、陈毅（陪同朝鲜崔庸健委员长）；11月，有谭震林；1964年5月，有彭真、余秋里；7月，有邓小平、李富春、薄一波；8月，有刘伯承；9月，有周恩来（陪同朝鲜劳动党主席）。接着，有彭真、刘伯承、谭震林、陈伯达、罗瑞卿等来长春视察工作。“文化大革命”期间，警卫机构撤销，多无记载。来长春视察的：1972年5月，有徐向前（陪同柬埔寨国家元首）；1977年4月，有华国锋、汪东兴、余秋里、苏振华、陈永贵、吴桂贤、纪登奎；1978年8月，有李先念；9月，有邓小平、李德生；1979年，有王震、王首道、谭政、杨得志、陈再道、王平；1980年8月，有赵紫阳；12月，有万里；1981年9月，有倪志福、万里；10月，有李德生；1982年7月，有江华；1983年7月，有荣毅仁、赛福鼎、陆定一；8月，有薄一波、胡乔木、李鹏、田纪云；1984年5月，有胡耀邦、杨尚昆；7月，有郝建秀；8月，有彭真、邓立群、李井泉；1985年2月，有赵紫阳、王任重（顺路来长）；7月，有陈丕显、李德生；8月，有宋任穷；1986年3月，有姚依林；7月，有宋平、王炳乾、宋时轮。1987年6月，有李鹏；7月，有杨静仁；1988年7月，有赵紫阳（去吉林市途经长春）；还有乔石（出席东北三省政法工作座谈会）。
  警卫分工 党和国家领导人，中央和国务院各部或与之相当的领导人来长的警卫工作，由省委警卫处、省公安厅警卫处和市公安局警卫处分工负责，相互配合。
  警卫措施 按照“既要不出乱子，又要不脱离群众”“既要保证首长的绝对安全，又要便利首长联系群众”的原则，从行车路线、住地、饮食、医疗、参观、座谈、开会直至访问群众等等，按照领导人的工作、生活习惯，做出具体安排，进而分段指挥，把责任落实到人，特别是采取专门工作与群众路线相结合的方法，共同来完成警卫任务。
  1949年，国民党中统局于志洋潜伏组，阴谋在毛主席赴苏归来，在专列返京途中的四平路段，用火柴盒作伪装，安放炸药，拔掉道钉，在道岔子放石块、企图制造专列颠覆事件，加害领袖。市委决定“严密监控，适时破案，做到万无一失”。市公安局采取侦察手段，全面控制，密捕特务骨干分子，打开缺口，查清案情，获取罪证，把敌人的阴谋活动消灭在预谋阶段，将以于志洋为首的19名敌特分子一网打尽，胜利完成了对毛主席的警卫任务。
  1950年10月28日，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来长视察，警卫人员在其住地发现了一颗埋藏起来的“三八”式炮弹，立即加以排除，防止了敌人的暗害活动。
  省、市首长住地警卫 长春解放以后，社会治安日益稳定。“文化大革命”的发生遗害甚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连续三年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形势好转。1980年，市公安局召开警卫工作会议，确定省、市领导同志住地的保卫工作，由公安分局和派出所负责，市公安局经常了解情况，帮助落实各项安全措施。节假日，由省市共同组织消防、电业等部门联合进行检查，发现不安全因素，及时解决。直接或间接为领导同志服务的人员，按规定条件进行审查。住地周围的重点人口，要及时掌握其活动情况，落实帮教工作。组织节假日与平时的武警巡逻、民警巡逻与街道治保人员巡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