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春图书馆

1968和1969年，在德惠举办了长春地区五县公检法学习班期间，农安县公安局干部揭发原副局长王志学过去对赵景山交待的“国民党万宝山潜伏情报组”问题，不让向任何人透露，认为值得怀疑。农安县公安局军管会却把这个问题视为重要线索，派专人进行调查。在查证中，涉及到原万宝山中学教员裴善为1955年10月肃反时交待的一份材料。其中，交待他在1947年6月参加了原万宝山中学校长邢世义的特务组织，1948年3月上旬填表，1949年4月研究潜伏、发展特务和搜集情报，一直活动到1955年。据此，县公安机关军管会及时向市公安机关军管会汇报。1969年9月，市公安机关军管会派干部协助县公安机关军管会组成专案组，至1971年3月15日结案，以“国民党万宝山潜伏情报组”的罪名，认定首犯邢世义、主犯丛绍章、裴善为于1947年春在万宝山组织“潜伏情报组”，组长裴善为，副组长徐信琦，“当时搜集过八路军的军事情报”。邢世义1948年8月间曾按照军统特务、国民党吉林省政工大队长马绍周的指令，于1949年3月，向裴善为布置潜伏任务，发展了13名情报员，并以徐志中在长春开设的“天昌客栈”为联络点，搜集了大量军、政情报，一直活动到1955年。故判处邢世义、丛绍章有期徒刑3年，监外执行，刑满后戴特务分子帽子。裴善为已死。同案犯杨殿文、徐志中因拒不认罪，态度不好，戴特务分子帽子，交群众监督改造。同案犯刘芳庭因彻底交待问题，不以特务分子论处，以观后效。对反动组织成员刘士文、刘殿文、李延年、赵景山、郭兴龙、刘顺庭等，由于罪行较轻，故不以特务成员论处，定为一般政治历史问题。孙敬业、贾振清交原单位自行处理。这个案件共涉及17人。
  1975年1月，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全国政治经济形势有了明显好转。长春市委根据徐信琦和刘士文等人的申诉，批示由市公安局和农安县公安局、县人民法院、县教育局共同组成复查组，对本案认真复查。最后查清，是一桩冤假案。
  原农安县公安机关军管会专案组定案依据主要有3点：一是原国民党保密局东北特技组组长袁晓轩证实，万宝山有情报据点；二是国民党吉林省政工大队1948年5月签发一份《情报搜集计划（案）》，在其情报分布图上标有万宝山情报据点；三是“罪犯” 口供。
  联合复查组经过反复调查证实：（一）原专案组1969年12月8日提审袁晓轩时，袁说：“万宝山是中长铁路车站，内有高等学校一所，早是军统长春站、中统长春区、三青团特派员公署3个特务组织争建的学运据点。1948年秋，听长春站特务孙洪在医院养伤时说：‘叫我去营城子煤矿、卡伦、万宝山等地视察工作，被围城的解放军部队击伤脚部’。总之，这些组织关系必须经于岑，一问于岑便知真象。”这一调查尚无结果，便作为定案根据之一。此次复查，找到了1946年8月至1948年10月一直担任保密局长春站中校情报编审的于岑，他说：“万宝山没有设立或布置过特务组织，也从未收到万宝山方面的情报。除我之外，当时做收发工作的姚大昌当能知道。”姚大昌说：“万宝山这个地名，我一点印象都没有。”复查组又查阅敌伪档案，也没有任何发现。再提审袁晓轩时，他说：“过去我证实万宝山情报组问题时，是望风扑影地推断。”袁晓轩是国民党保密局东北特技组组长，保密局长春站并不归他领导，他原先的推断找不到任何佐证。（二）国民党吉林省政工大队经马绍周签发的《情报搜集计划（案）》，在其分布图上标有许多情报据点，万宝山是其中之一。可是，这份计划签发后仅10天，就由情报股长张凯接管大队工作，据张凯证实：接管后把该计划锁到抽屉里直到8月起义投诚，这个计划根本没有实施。（三）最早交待这个问题的，是曾认定为主犯的裴善为。他是1955年10月肃反时交待的，可是不到一个月就又推翻了。当时，吉林省中小学教师学习会认为问题很重要，便组织专案审查，经半年来的核查，证明全是假供。就是这份口供，被原专案组作为唯一的根据。
  复查时，对涉及的人员逐一的进行审查，发现开始时都不承认，经过拘留和多次审讯，邢世义、丛绍章、刘殿文、李延年、孙敬业、刘芳庭、刘士文7人程度不同的承认搞情报活动。然而杨殿文、徐志中、刘金锋、贾振清、李淑珍等人始终否认。承认参加情报活动的7个人，在重要问题和主要情节上得不到印证，反而互相否定，而且他们的口供十分不稳定，甚至有明显的假供。
  联合复查之后，确认是一起冤假案。经农安县人民法院重新审理，撤销原判决，予以彻底纠正。复查组本着负责到底的精神，对原案受牵连的17人，先后跑了两个省、6个市县，找到了本人或其家属子女，向他们重新宣判，并征求意见，逐一落实政策。属于居民，向其所在的公社、派出所作了交待。属于干部按干部管理范围，向有关组织作了交待。属于职工，向其所在单位说明了情况。纠正了他们的历史档案，为他们恢复了名誉。涉及到经济问题，与有关部门联系，补发了工资。由于大量过细的思想政治工作，使受害人不但正确对待过去的错误处理，而且感谢党为他们认真负责地平反。刘芳庭听到宣判，感动地流下热泪，他说：“我参加工作27年，这个事件牵连我20年，这回总算搞清了，我今后要以实际行动来报答党的恩情，我还要教育子女永远跟着党干革命。”徐志中的儿子徐国辰说：“这次落实党的政策，卸下了我们家多年来的政治包袱，这不仅是父亲一个人平反问题，而是解放了我们全家。”刘士文把判决书拿回家后，把家里人聚齐，说了一遍，全家人都感动得流泪。本案的平反没有遗留下任何问题①(长春市公安局档案1全宗28目录14号卷长公发（75）95、202号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