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春图书馆

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阴谋乘“文化大革命”乱中篡党夺权。他们认为公检法机关是其罪恶阴谋不可逾越的障碍。于是要“砸烂公检法”。1967年2月，在上海“一月风暴”的影响下，长春市的群众组织“红革会”（吉林省红色革命委员会）和“二总部”（长春市红卫兵第二总部）联合公安机关内部造尽组织（红色造反兵团），夺了市公安局的大权，有些公安干警也卷入群众组织之中，致使公安机关彻底瘫痪。3月25日，军队进驻市公安局。4月17日，成立长春市公安局军事管制委员会，对市公安局实行军事管制。
  1968年2月去北京市公安局军管会学习揭批“旧北京市公安局反革命集团与美蒋特务勾结进行特务间谍活动”的经验回来后，抽调20余人查阅一处（政治侦察处）海外派遣特务案卷，4月下旬把查阅档案人数增加到30余人。5月3日，军管会把全体干警集中到吉林省政法干校和民族干校办学习班，揭市公安局的“阶级斗争盖子”，8月12日，又把公检法学习班完全集中到公主岭，并把阅档组改为“内查组”，查档人员增加到近90人。他们把经省和中央严格审查批准，向敌人提供的假情报，当成“严重问题”。在此期间，吉林省公安厅军管会也调人，到长春市公安局查阅政治侦察档案。5月下旬，原中央专案组第二办公室（以下称二办）派人来长春调查原公安部副部长汪金祥问题，并到长春市公安机关军管会听取“内查组”的汇报，抽查了档案，拍了一些照片。6月，省公安厅军管会向二办作了《关于对4起派遣逆用案件和伞特李军英案件的检查情况综合报告》。7月15日，二办向江青等人作了《关于原吉林省公安厅、长春市公安局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以逆用敌特为名，向美蒋特务机关发送我大量情报的情况报告》。9月14日，长春市公安局军管会也写了一份《关于任青远在主管长春市公安局工作期间里通美蒋的情况报告》，给任青远罗列了三条“罪状”：一是忠实执行了“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直接指挥了原市公安局副局长安彬等“一小撮里通外国的罪恶”活动；二是“里通美蒋”，“出卖”国家机密；三是“与敌共鸣”，“谩骂”、“诬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还附有“群众检举揭发材料”。10月19日，在长春建立“019”专案组，当时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在吉林省的代理人、时任吉林省革委会主任王淮湘说：“这个案件是通天案件，性质是严重的现行反革命”，“是美蒋的座探，是颠覆无产阶级专政”。“019”专案组把长春公安机关侦破的美国和台湾国民党派遣特务案件诬为“资敌通敌”案件，把一些侦察干部定为“资敌通敌叛国特务集团”，把任青远定为“叛国特务集团首犯”，进而开始大逮捕、大拘押、大审查。首先将打入特务组织的秘密侦察人员姜兴耀（姜旭）逮捕下狱。1969年1月，王淮湘召开全省有数十万人收听的广播大会，公布任青远的“资敌通敌罪状”，宣布撤销其长春市革命委员会主任职务，逮捕下狱。广大干警进入了公检法学习班，在短短的一年中，参与专案侦察的干部全部遭到关押或逮捕，凡与专案侦察有牵连的人，无一放过，甚至连会计、炊事员、马车夫也未能幸免。市公安局原副局长安彬，是1938年参加抗日战争的老干部，主管政治侦察工作，竟当成“特务”，轮番批斗。他为人耿直刚烈，愤然自缢，以死相抗。据统计，有15名干警受迫害而自杀，35人被拘留、逮捕，336人集中关押隔离。其中，领导干部受武装关押的33人，进小学习班隔离的40多人，加上其他单位受牵连的人员，被非法审查的，竟达480多人①(《清查情况报告》，长春市公安局档案1—31—18、21卷95、118、243页。)。在审查中，实行刑讯逼供，搞“喷气式”、“车轮战”、“大哈腰”、“跪板凳”、“烤炉子”等多种肉体刑罚。朝阳公安分局政保股长赵永昌，因向同志要条线缝衣服，竟无中生有说他是“接线串联”。当他据理陈词，竟遭毒打，两个人踩住手脚，打昏过去再用凉水浇醒，连日折磨，结果打塌了头骨，打掉了牙齿，打断了手指，患了精神病，终身残废。学习班在两个月的时间里，先后召开三次捕人大会。院子里停着囚车，周围架着机枪，阴森恐怖，人人紧张。每一次逮捕，都有人自杀。军管会把逮捕的公安干警拉回市内大街小巷连续游斗一周。与此相反，竟把经司法机关判了长刑的女特务吴文蘅从劳改队拉出来，安置在公主岭学习班附近，可以随便出入学习班，生活给予优待，唆使她诬陷公安干警。因为她栽赃陷害有功，很快安置了工作。
  任青远在狱中，大义凜然，坚贞不屈，不说一句假话，还为受株连的同志争辩，当逼他证明安彬是“大特务”时，他针锋相对地说：“这个同志不是特务，是有能力、有水平的公安干部，他在侦察工作中所做的一切，都是在党组织领导下，集体讨论决定的，当然也请示了我。如果你们认为有问题，责任不在他，应该由我负责。”使办案人员毫无办法。王淮湘等人除了迫害任青远本人以外，对其家属也不放过，抄家，搜身，全家10余口人每月只发80元生活费。任青远的父亲在长春无法生活，带着14岁的小孙女回河北老家避难，1976年含恨而死。长子任洪昌当时在湖北第二汽车厂工作，省二办多次发信，通告该厂。次子任德平系下乡知识青年，已经接到应征入伍通知书，受父亲株连又继续留在农村改造；三子任世宁在长春外语学校读书，省二办要学校将其清除出去，虽经校方抵制，却难以被选拔任用。
  1970年12月11日至1971年2月1日，第十五次全国公安工作会议召开，周恩来总理严厉批驳了“17年来毛主席路线在公安工作上没占统治地位”的说法，并明确指出，“全国公安干警绝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坏人只是个别的，这是一支可以信赖的队伍。”即使这样，仍在拖了一年之后，在中央的干预下，1972年4月，王淮湘等人才不得不将任青远释放，然而，仍然派人暗中监视，并强迫他带病去左家“五七干校”劳动。后来，在舆论的压力下，又不得不将任青远安排到白城地区当革委会副主任。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1977年10月，任青远重新回到长春，任中共长春市委书记兼革命委员会主任。1978年9月2日，中共吉林省委做出了《关于对原吉林省公安厅和长春市公安局“资敌通敌反革命特务集团”冤案的平反决定》：
  （―）原吉林省公安厅和长春市公安局“资敌通敌反革命特务集团”案，纯属林彪、“四人帮”和王淮湘蓄意制造的一起重大政治冤案。因此，省委郑重宣布：为此案遭受政治迫害的任青远、刘慈恺、徐守身、程光烈、沈崙、崔石岭、李从朴、孙明尧、凌雨三、赵鼎、安彬、王学仁、荣峻山、白天、吕天、李长久、袁长华等76名同志彻底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凡因此案遭受迫害的基层公安保卫干部、治保积极分子和协助过公安机关工作的干部、群众，由所在单位、公社党委参照省委这个平反决定精神给予平反，落实政策。
  （二）受迫害同志的人事档案中涉及此案有关材料，应由受害同志所在单位予以彻底清理全部销毁。受害者本人写的有关此案材料，应全部返还本人，本人已死可交其家属自行处理。总之，凡属此案的一切不实之词必须推倒，一切材料一律作废。
  （三）受害者的家属子女、亲友，因受到株连而影响升学、招工、入党、入团和安排使用者，在接到平反通知后，由所在单位党组织找其本人当面说清或当众给予澄清问题，清除影响。档案中诬陷的材料要清理销毁。有的同志因受迫害其工作安排确实不当，应根据本人的实际情况，按党的政策予以妥善解决。
  （四）受迫害的同志在关押、监护期间，抄家搜去的财物，要认真查找，归还本人。遗失而又查无下落的物品，要做价赔偿。
  （五）受迫害致死、致残、致病的干警和群众（包括家属、子女），参照党和国家有关规定，致死的按因公死亡对待，致残的按公伤待遇，致病的给予积极治疗。在审查期间生活造成困难者，酌情给予补助。
  （六）省委责成省、市公安机关对这起重大政治冤案的策划者和制造这起冤案的骨干分子，要深入查清。在查清他们罪行后，根据不同情况，追究刑事责任和纪律处分。
  这个平反决定，前5条已经落实，只是第六条，对这起重大冤案的策划者和制造这起冤案的骨干分子，除王淮湘经省委决定开除党籍外，其余并未受到刑事追究或纪律处分。
  按照省委的决定，长春市公安局党组为安彬等15名被迫害致死的干警举行了骨灰安放仪式，并于1978年10月19日，为吕常荣等31人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错拘、错捕、错判的冤案，做出平反决定，恢复名誉，把强加在这些人身上的一切诬陷不实之词一律推翻，对他们的人事档案进行认真清理，凡涉及有关冤错案的一切材料，均由受害人所在单位的党组织清理销毁。长春市革命委员会召开大会，为东盛路派出所恢复名誉，重新授予模范派出所光荣称号。市公安局党组还对在公主岭学习班受到错误监护、批判的公安干警，澄清事实，恢复名誉，有关个人写的检查材料，也从他们档案中清理出来，交给本人处理。
  在党中央决定撤销王淮湘在吉林省党政军主要领导职务之后，1978年3月长春市公安机关军事管制委员会撤销。经市委批准，从3月至6月，分两批调回原公安干警1236人，并把有严重错误不适合公安工作或水平低、能力弱不适应工作需要的200余人调离公安机关，另行分配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