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春图书馆

从1960年冬开始，纠正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长春市公检法三机关在市委领导下，根据中央和省公检法机关《关于对1958年至1960年上半年所批捕判的案件进行一次甄别工作的指示》，从1961年1月开始，对上述时期捕判的反革命案件和刑事案件全面进行复查。截至1963年4月，共复查各类案件（不包括肃反）8846件，从中发现已判而有各类问题的案件533件，占已复查案件总数的6.02%。其中，冤假案231件，错定性质19件，适用刑罚不当234件，畸重46件，可捕判可不捕判的3件。此外，还复查处理了错捕未决案9件，错教养案13件。
  冤假错案情况 在已判的533件有各类问题的案件中，有市中级法院判的13件，市内5个区法院判的190件，5个县法院判的330件。从231件冤假案的办案时间来看，1958年在“大跃进”运动中捕判的202件，占冤假案总数的87.5%；1959年7件，占3%；1960年22件，占9.5%。从冤假案类型看，“粮食案” 111件，占冤假案总数的48.1%，“现行反革命案” 56件，占24.2%，“破坏生产案” 24件，占10.4%，“残害牲畜案”4件，占1.7%，“破坏劳动纪律案” 10件，占4.3%，其他刑事案26件，占11.3%。
  此外，还发现有重罪轻判的8件，应诉应判而未诉未判的2件。
  对已查出的533件有问题案件和重罪轻判、应判未判案件，都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经过调查研究，分别加以处理。对冤假案，除向当事人赔礼道歉、公开平反、恢复名誉、给予生活补助外，并妥善地安置了生产或工作。这次清案共支出生活补助费26857元。通过平反冤假错案，公开检讨工作中的缺点错误，进一步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因而获得人民群众的谅解，提高了党的威信。很多人都说：“就怪我们不敢向政府说真话，共产党啥时候也不会冤枉好人。” “共产党就是伟大，处理错了，不管过去多长时间，还是要认真纠正。”显然，不仅挽回了影响，而且密切了党和群众的联系。
  总结经验教训1963年4月至6月，在纠正“大跃进”期间发生的冤假错案的同时，长春市公安局通过对大量案件的调查研究、剖析典型案件、召开平反处理大会以及多次座谈讨论，组织广大干警总结经验，汲取教训，集中起来有6点。（一）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在“大跃进”和经济困难时期，把农民惜售粮食，看成是“抗售余粮”；把农民节约粮食和相互串换，看成是“囤积居奇”、“投机倒把”、“套购粮食”，以至“资本主义在农村复辟”。农民对此有些不满言论，又看成是“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农民反对平调、抵制“五风”①(指高指标、瞎指挥、强迫命令、浮夸风和“共产风”。)，看成是“现行反革命”。有人写匿名信向领导机关反映情况，对某些干部提出意见，甚至写了大字报，看成“反动匿名信”或“反动标语”。（二）存在“宁左勿右”的思想 由于几年来连续反右，都怕戴上右倾的帽子，认为“左”是方法问题，右是立场问题。因而明知不对也不敢坚持原则。特别在处理地富分子和地富子弟的案件时，不论犯罪性质，一律按“反革命”定罪；不管情节轻重，一律从严长判。
  （三）弄不清违法与犯罪、罪与非罪的界限 把农民为了个人或小集体利益私分少量粮食，视为“破坏粮食统购统销政策”；把某些群众到省里请愿，要求解决粮食问题的不当行为，视为“煽动破坏”；把个别青年躲避兵役和结婚未登记等违法行为视为“犯罪”。对来自思想落后、责任心不强而发生的责任事故；对因工资待遇不满而不安心工作，以及出于嫉妒心理打击报复，而制造的一般破坏事故，当作“反革命破坏”。（四）弄虚作假、违法乱纪对审查对象逼供、诱供、指名问供，口供笔录不记相反的内容，案卷中不附反证材料。审讯时，一有申辩、反证，就认为是“狡辩”、“抵赖”，甚至还有刑讯逼供发生。（五）违反法律程序任意批捕人犯 有的县未经检察委员会和审判委员会讨论，只凭某领导人的批示，便逮捕与判刑，甚至县委办公室主任也批准捕人。县公安局捕人，不经检察院审查批准。（六）工作草率、马虎大意也造成严重后果 有的案件从预审到批捕起诉，直至最后开庭审理，既不询问证人，也不听取被告陈述。有的先有结论后做调查。有的偏听个别人的“证言”。有的坐在办公室里打电话通知证人代为收集材料。还有的单纯依靠技术鉴定，不做具体分析，以怀疑为事实。
  面对这些经验教训，干警们受到了深刻地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