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春图书馆

长春解放以来，对现行反革命活动予以严厉地打击。1951年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时，对解放前为日本殖民政权和国民党统治集团从事反革命活动，对抗历次革命战争，残害共产党人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分子，称之为历史反革命；对解放后具有危害、破坏中华人民共和国行为的分子，称为现行反革命分子。现行反革命分子，是反革命残余势力中怙恶不悛的死硬分子。现行反革命案件，是指以推翻人民民主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为目的，已经或正在进行反革命犯罪活动的案件，包括反革命宣传活动案件、反革命挂勾信案件、反革命集团案件、反革命凶杀案件、反革命破坏案件、反革命纵火投毒案件、反革命暴乱案件和利用反动会道门进行反革命活动案件等。因为现行反革命分子总是针对党和国家每个时期的中心任务和重大举措进行破坏活动，所以长春公安机关时刻注视现行反革命活动的动向，不失时机地予以严厉打击。
  一、解放初期打击现行反革命活动
  长春解放之初，残留下来的国民党特务、党团、警察、宪兵、惯匪及散兵游勇中怙恶不悛的反革命分子，曾经猖狂地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1949年1月至4月，敌特已由解放当时的惊慌逃窜、设法隐匿，转而乘长春百废待兴之机，钻入企事业单位取得合法身份，或更名改姓、迁移住址，或假登记、假坦白，或以结社、创办刊物为名，谋取合法存在，伺机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国民党保密局长春站电台负责人关敏，将电台埋藏起来，充当磨坊工人；国防部二厅长春站人员葛志义混入东北大学；国民党新七军谍报队组长史斌开设“吉祥旅社”。从5月至9月，敌特竭力恢复与发展组织，阴谋进行破坏。国民党中统局长春区小组长孙宝森，7月由青岛返回长春，以开设运输公司为掩护，联络中统特务及反动党团分子多人；国民党国防部少将赵济民拉拢一些国民党军官，拟组织一个“中美联军总部”。他们造谣、放火、打黑枪，以至组织武装匪徒，打家劫舍、拦路抢劫，阴谋武装暴乱。这些现行反革命分子的活动，其特点是特务与惯匪合流，以刑事犯罪作案的手段出现，掩盖反革命的真实面目。7月3日晚10时半，在般若寺门前，有3人持枪射击市公安局通讯员王长春，然后逃窜。7月24日，自来水厂在办公桌上发现5包炸药；工业研究所胶合板厂的机器皮带被割断2次。针对敌特分子的现行破坏活动，公安机关按照“深入侦察，防止破坏，洞悉全貌，一网打尽”的方针，集中优势兵力，开展打击现行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斗争。经过细致侦察，在近一年时间内，破获现行反革命案件418起，捕获现行反革命分子751人。其中，军统特务40人，中统特务44人，谍报分子73人，建军头子28人，反动党、团分子76人，敌伪警察99人，国民党军官167人，其他如宪兵、政工队员、突击队员等224人。
  在长春解放初期，法制尚不完备的情况下，长春公安机关以党的政策为依据，同现行反革命势力进行了激烈的斗争，给敌人以沉重的打击。而且从中摸索了一套打击现行反革命活动的经验，掌握了大批现行反革命分子的线索。
  二、镇反运动中打击现行反革命活动
  在第一次镇反运动中，打击对象主要是土匪、恶霸、特务、反动会道门道首和反动党团骨干等5个方面的反革命分子，但对现行反革命分子也不放过。镇反运动给五个方面的残余反革命以毁灭性打击之后，美国和国民党的特务机关惊恐万状，除了指示其潜伏特务加紧在大陆进行破坏活动以外，还从境外向大陆派遣特务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长春公安机关在市委、市政府和上级公安机关的领导下，认识到斗争的复杂性和尖锐性，在一手抓镇反运动的同时，又一手组织精干力量，加强侦察工作。从1951年到1953年，在第一次镇反运动中，共破获美国派遣特务案3起，美国潜伏特务案5起，国民党潜伏特务案6起，自发反革命集团案6起，反动会道门现行反革命案6起，纵火、窃密等现行反革命案5起，共计31起，捕获现行反革命罪犯143人，依法判处死刑21人。通过侦察破案，稳、准、狠地打击了现行反革命破坏活动，有力地支援了抗美援朝运动，保卫了人民政权的安全，受到公安部的表彰。1955年至1956年第二次镇反运动，打击的锋芒主要是破坏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共捕获现行反革命分子132人、派遣特务5人。1957年第三次镇反运动，共捕获现行反革命分子33人。1960年10月至1961年6月第四次镇反运动，锋芒指向反坏分子的现行破坏活动，清查新生的反革命分子。共查出有现行破坏活动的反坏分子926人，经过甄别、复查，分别依法加以处理。
  三、1958年掀起三次破案高潮
  1958年5月，党的八届二次会议制定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总路线虽然反映了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经济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可是由于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的作用，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产生了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标志的“左”倾错误。当时公安工作，围绕党的中心工作，以安全运动为纲，连续不断地掀起了三次破案高潮。全年破获政治案件313起，包括大量积案，有些属大案和难案。反革命案件的破案率达87.7%，为长春解放以来破案最多的年份，共逮捕反革命分子306人，其中现行反革命分子120人。广大干警日夜奋战，革命热情高涨。但也出现了一些“左”的错误，如“比武打擂”，破案“放卫星”，提出“小案不过天，大案不过三”的要求。搞“无反标、无盗窃、无流氓、无谣言、无火灾、无交通事故、无政治闹事”“七无”安全街道，甚至提出“八无” “十无”的，要把长春建成“水晶石”、“玻璃板”，纯而又纯、净而又净的城市。这些不切实际的提法导致了发案不报案、巧算指标等虚假行为。后来虽然得到纠正，但教训是深刻的。
  四、国民经济困难时期打击现行反革命活动
  从1959年到1961年，现行反革命分子利用人民生活遇到的暂时困难，加紧进行破坏活动。长春公安机关从1960年下半年到1961年上半年，共侦破反革命标语、传单和恐吓信等案件61起，破获反革命集团案7起，破获叛国投敌案2起。这3类案件共捕获48人。这些人犯罪活动猖狂，有的打算在1961年春节或六、七月青黄不接时，煽动群众搞示威游行，组织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和商人罢市，阴谋找一个小型民办印刷厂成为他们的地下印刷所，印制反革命传单，进行反革命宣传。有的组织“中华革命党”，草拟纲领，绘制军事地图，阴谋抢夺公安人员和军人枪支，到长白山、北大荒“打游击”，或到云南为匪，与人民政权长期对抗。
  五、国民党阴谋窜犯大陆期间打击现行反革命活动
  1961年下半年以来，台湾国民党不断派遣武装特务窜扰东南沿海，均被边防部队和公安机关歼灭。1962年6月25日，新华社播发了台湾国民党策划军事窜犯大陆的消息。境内反革命分子以为国民党统治集团要“反攻大陆”，妄图为内应，而加紧破坏活动。当时，长春的现行反革命破坏活动异常猖獗。1962年发生现行反革命案件122起，比上年增加了134.6%。其中，反革命挂钩通敌案增加了9.5倍；反革命传单、标语案增加了51.9%；反革命集团案增加了33%；反动会道门案1起、反革命投毒案1起、反革命凶杀案10起。一些没有改造好的四类分子也幻想变天，他们查地界，要租粮，反攻倒算，甚至扬言要杀干部。海外特务机关加紧派遣特务，妄图进行破坏，策动暴乱。
  当时的敌情有3个特点：一是同国际反华反共的浪潮紧密联系，其反动言论与帝国主义的腔调一模一样；二是内部单位的反革命活动突出，破坏事故频频发生，特别是反标案件增加。9月以来，出现反标案件8起，占全部反标案的一半，与敌人挂钩案件也占了一半；三是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的，除四类分子以外，有63个人是新生的反革命分子，30岁以下者占78.5%。
  针对敌情变化，长春公安机关以打击现行反革命破坏活动为中心，推进各项工作。（一）以大要案为主，集中力量开展侦察工作。全年共破获各类案件69起。其中，海外挂钩案41起，反革命传单、标语案22起，反革命集团案6起。共捕获现行反革命分子76人。其中，属于新生反革命分子67人，占现行反革命分子总数88.2%。召开二次公判大会，狠狠地打击了敌人，教育了群众。（二）开展对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特务机关派遣特务的斗争。对原有的派遣、派遣嫌疑、预伏嫌疑案件线索，进行侦察。对重点嫌疑对象深入调查。（三）打击披着宗教外衣的反动分子的违法犯罪活动。经过充分调查，对天主教反动分子在农安合隆小八家子的违法活动，发动群众，揭发批判，5名首恶分子，判处管制4人，送劳动教养1人。（四）为加强同现行反革命活动的斗争，抽调12名干部组建资料室，建立了业务基础资料。（五）加强对四类分子的监督改造，严密控制危险分子。在城市，对制造谣言，蛊惑人心，下乡要地租、查地界，反攻倒算，扬言变天杀人，进行阶级报复的，组织群众进行评审斗争，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在农村，对铁路沿线、城乡结合部、敌情复杂和治安情况不好的地区，组织群众，有重点地进行清理评审，加强监督改造。
  1962年6月26日，新华社播发国民党阴谋窜犯大陆消息的第二天，在市内3个区、17个邮筒出现了寄往本市和北京等地160个单位的反革命传单，其内容是攻击社会主义制度，要求与海外敌人挂钩，请领反革命任务，策应国民党“反攻大陆”，叫嚣“反共救国”。落款为“长春市反共复国同心会”。对这起特大的反革命传单案，长春市公安局组织专案队伍，在有关单位配合下，经过24个日夜奋战，于7月20日晚破案，揪出了以地主子弟赵国林为首的一伙新生反革命分子。
  赵国林，27岁，双阳县三道沟人，初中文化，住朝阳区绿园街2委41组，捕前为长春市运输公司一队炊事员。同案卢希华，21岁，山东平度人，青岛20中毕业，1959年流入长春，在市运输公司当装卸工，后调到公司农场当记帐员，住独身宿舍。同案卢世达，22岁，山东昌邑人，父、舅皆因反革命罪被镇压，本人从青岛20中毕业，于1959年来长春，在市运输公司工作。3人同在一个单位，臭味相投，对现实不满，纠合一起。从1962年4月开始，赵国林收听敌台广播，又拉二卢一同收听。他们经常发泄不满，计议与敌台相呼应，进行反革命活动。从4月11日起，赵国林化名“青山”、卢希华化名“行云”和“永生”、卢世达化名“电波”，先后向敌台指定的通信地址，投寄了反革命信14件，信中恶毒攻击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妄图与海外敌人挂钩，要求敌人分配任务，策应“反攻大陆”。他们3人在投寄反革命信件的同时，印发反革命传单，以“反共救国”为题，署名“长春市反共复国同心会”，企图造成轰动。这伙现行反革命分子，经过司法机关的审理，受到严惩。
  六、“一打三反”运动中打击现行反革命活动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长春市一派无政府状态。当时美帝国主义把战火从越南烧到中国南大门；苏联在中国领土珍宝岛挑起武装冲突。国内反革命势力在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社会无业人员王明德，1969年3月网罗刑满释放犯和坚持反动立场的7个人，组织“中国反共救国军东北军总部”，他自任“上将总司令”，亲自起草反革命纲领，印制委任状，刻制印章，对其一伙委任“中将军长”、“少将军事联络员”、“少将师长”等等，筹划安装电台，寻找敌特，密谋抢劫，筹集反革命经费。无业人员李贺祥组成9人强抢集团，从1969年12月27日至1970年1月29日，仅一个月零2天的时间，便手持电工刀、匕首和铁棍木棒，夜间闯入民宅抢劫4次。这伙匪徒进屋先绑人，然后翻箱倒柜，见什么拿什么，抢劫之后在被害者家中大吃大喝，然后将青年妇女轮奸，再往身上扎刀。一时间把市内搞得人人自危，丧失了安全感。李贺祥叫嚣“他们（政府）搞备战，我们也备战，打起仗来，将来的天下是我们的，干吧！”公然宣称“要与共产党为敌到底”。
  1970年1月，中央连续发布了《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关于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指示》、《关于反对铺张浪费的通知》。在市委的领导下，全市开展了“一打三反”运动。运动的重点是打击现行反革命破坏活动。按照“一把火烧两面”的原则，内部和社会紧密结合。内部，在单位党委领导下，成立“一打三反”运动办公室，领导本单位的运动。社会上，由公安机关军管会，通过侦察、破案和审判，惩治反革命分子和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犯罪分子，打击敌人的破坏活动。1970年，共组织了6个战役，搞了4次全地区的大清查，召开5次全地区的公判大会，判处各类罪犯1068人。整个运动声势大，震动大。特别是将王明德反革命集团和李贺祥强抢集团一网打尽之后，群众奔走相告，拍手称快①(长春市公安局档案1全宗23目录18号卷。)。迅速扭转了全市的社会治安状况。但是，这次运动由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干扰破坏，以《关于在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即公安6条）为依据立案，其中规定：“凡是攻击污蔑毛主席和林彪的”、“攻击污蔑中央文革小组的”，都是“反革命行为”，“应依法惩处”，以致“恶毒攻击”的罪名泛滥，造成一些冤、假、错案。长春地区在“一打三反”运动中，自杀死亡人数达248人②(长春市档案馆6全宗21目录8号卷第39页。)。
  七、1975年摧毁反革命集团“革命党”
  长春市公安局经过近2年的侦察，于1975年4月3日破获一起反革命集团“革命党”案。这个反革命集团，是1973年6月，由苏德平一手组织起来的，其成员共7人。他们确定了“中央指导机构”，苏自任“总司令”，还安排了“总参谋长”、“陆军司令”、“海军司令”、“空军司令”和“外交部长”。其反革命纲领，是“推翻共产党，把中国人民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桎梏下解放出来，建立一个绝对民主、绝对自由的美国式的国家。”妄想“秘密发展组织，夺取武器，扩大力量，达到1万人时转入公开活动，先在东北建立根据地，成立‘革命军事委员会’或‘民族解放阵线’，设立两个学校培训军事干部，以农村包围城市，夺取全国政权。”妄想在其阴谋得逞后，“凡是共产党省委、少将以上的干部统统杀掉。”甚至说，“像周恩来这样的不杀行吗？”其反革命气焰十分嚣张！
  苏德平，40岁，高中文化，出身于地主兼资本家家庭，无正当职业，住宽城区上海路派出所管内18委67组。他曾于1958年预谋越境投敌未遂，1960年阴谋成立反革命组织又未得逞。1973年以来，拉拢青少年金范度、李建华、赵永生、郭仁平、郭仁学、陈维清等6人加入反革命集团“革命党”。在这个反革命集团中，苏德平既是首犯，又是政治教唆犯。他被捕后，在狱中继续煽动同监人犯对抗政府。经审判，对苏犯依法予以严惩。金范度虽有盗窃劣迹，而参加反革命集团确属受苏犯的教唆，拘留后态度较好，不戴反革命分子帽子，送劳动教养3年。对李建华、赵永生、陈维清、郭仁平、郭仁学等5人，受苏犯教唆，没有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经教育能与苏犯划清界限，不以反革命分子看待，分别交给所在学校和家长，进行监督、教育。
  八、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打击现行反革命活动
  1980年6月，在长春一些学校发现，有的青年教师、学生暗中串联青年工人，创办了一种叫做《眼睛》的诗刊，后又组织了一个“长春雷花编辑部”，出版了文学刊物《雷花》，1981年1月竟将此刊改称《东北通讯》。其中，专门攻击四项基本原则，诬蔑社会主义制度，煽动动乱，扬言“乱中出民主”，“改造旧中华，建立新中华”。并与全国17个省（市）、40个市（县）约200多个刊物和个人建立联系，串联成立全国性的非法组织“中华全国民刊协会”。11月间，空一军某部宣传干事徐东平从上海空军政治学校学习回来，与上述非法组织成员联系，组成了“国际拯救社东北分社”，声称“国际拯救社”是全国性组织，其宗旨是“反对现中央领导人，取消共产党领导，不要中国式的社会主义”。1982年1月，徐东平把“国际拯救社东北分社”改称“东北自治共和国筹委会”，下设宣传、组织、部队、联络和妇女5个组，还组织了一个“执法队”，计划抢银行、砸商店，筹集经费。还拟定了“国旗、国徽”，规定“执法队要代表人民审判共产党的官僚统治者，对群众意见大的共产党干部实行惩罚”，把《东北通讯》这个非法刊物作为其反革命组织的机关刊物。他们3次去北京、上海、杭州、广州等地，与北京《四五论坛》、上海《民主之声》、杭州《华东民刊》、广州《民主之路》等非法刊物的头目勾结，谋划建立第三种势力，要像波兰团结工会那样同党和政府对抗。还阴谋绑架市长做人质，在北京制造一起震惊中外的政治事件，以“唤起人民，点燃暴乱的火焰”。他们还想与外国反动势力建立联系①(袁长华：《长春公安工作片断回顾》（《峥嵘岁月》 47页）。)。
  3月间，徐东平等人通过在省委印刷厂的同伙偷抄了省委办公厅向中央的专报，得知其阴谋败露，遂密谋伪造证据去北京找“熟人”，制造一个“揭发检举重大反革命案件”的政治骗局，诬告吉林省委，从而“以攻为守”。其阴谋彻底败露后，妄图逃往国外，继续其反革命活动。9月7日，吉林省人民政府发出了《关于取缔非法刊物非法组织的决定》。长春公安机关经过严密侦察，掌握其全部罪证之后，一网打尽，取缔了《眼睛》和《东北通讯》两个非法刊物及其编辑部。经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1983年以反革命集团罪、反革命宣传罪和诬告罪，对这些非法组织成员分别判处无期徒刑和有期徒刑②(《同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斗争》（《吉林公安40年》 44～45页）。)。
  1982年，长春市以“反情报、反恐怖、反劫持、反策反”为重点进行调查研究。1984年发现长春二中教员张普旭，纠集东方印刷厂工人孙革和省建一公司工人孙玉思等人，多次秘密策划建立“中华总队关东大队”（后改称“中华民主党”），并制定了组织纲领。张普旭自任元首，预谋抢夺公安干警枪支，暗杀省、市领导人，还要抢劫“万元户”，筹集反革命经费。长春市公安机关在掌握确凿证据之后，于1985年4月27日，将3名罪犯一网打尽。经搜查，在他们的住所缴获了反动《誓词》、《组织原则》、《履行手续书》以及来往反革命信件等大量物证。3名罪犯对其罪行供认不讳③(《查破一起“中华民主党”反革命集团案》（《长春公安情况》 1985年第5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