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春图书馆

长春地区反动会道门的基础深厚，种类繁多，活动时间久远。解放初期，据市公安局调查，在长春的反动会道门竟有70多种。其中有一贯道、清宫道、收缘道、中庸道、儒门圣道、九宫道、金丹道、中天圣道、混元道、白羊道、昄依道、先天道、泥孔道、中天道、圣门道、圣人道、圣贤道、老母道、如意道、龙华会、归门道、弥勒会、功德佛门、通天道、红羊会、凌山道、应收道、后天道、金山道、金刚道、灵山道、长生道、三合门、真道、公明大道、黄经道、普陀道、九龙道、补阴道、中方道、老君门、红娘道、省心道、无极道、白阳道、白莲教、玉虚门道、寿母会、大同佛教会、新佛教会、就门道、太山会、红老佛门、五仙堂、清净无险道、崇德慈善会、乩坛会、中天禹门道，等等。反动会道门，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产物。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国民党反动派也利用反动会道门的迷信活动，欺骗、愚弄和残害人民群众，破坏人民革命事业。长春解放以来，人民公安机关一直采取坚决的措施，打击反动会道门道首和取缔反动会道门组织，对一般道徒则采取教育、挽救的方针。但反动道会门残余势力十分顽固，一有适当气候便死灰复燃。打击与复辟的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艰巨的，一直持续多年。
  一、解放初期取缔一贯道
  一贯道在长春的活动，始于1940年。一贯道总道首张光璧派点传师赵正洲从关内到长春，在长通路建立一贯道“中荣坛”。随后，张光璧又派另一亲信董子泉到长春，在永春路建立一贯道“天一坛”。道徒称这两个“坛”为“东佛坛”和“西佛坛”，共发展道徒数百人。同时，在吉林市、扶余县、四平、范家屯等地建立4个公共佛坛。1943年，张光璧又把当过警察局长的王玉轩派到长春，王与日本特务金泽天勾结，在长春建立9个公共佛坛、60多个分坛。抗战胜利后，王玉轩与国民党国防部二厅长春105站站长史祚炎、长春督察处长崔志光、保密局东北特技组组长袁晓轩等勾结起来，供给特务组织经费、物资及情报。这些特务头子把一贯道点传师赵德纯发展为保密局长春站的特务，督察处把特务分子黄国华、105站把特务分子纪心平安插到一贯道内进行特务活动。长春解放前夕，纪心平打着一贯道的招牌，带着电台潜伏下来。
  解放初期，为了彻底取缔一贯道，长春公安机关进行了系统地侦察。一贯道自称“道在天地未有以前即有”，所以也叫先天道。到其17祖陆中一时，根据《论语》中“吾道一以贯之”句，改称一贯道。陆死后传给18祖，即张光璧。张是山东历城人，又名张天然，抗战期间，叛国附逆，充当汪精卫的外交顾问。因而一贯道势力迅速扩展到华北、东北和江南各地。张1947年8月病死于四川成都。此后，一贯道分裂为两派：以张妻刘率真及其子张英誉为首，以杭州为基地，称“师兄派”，又称“明线派”；以张妾孙素珍为首，以成都为中心，称“师母派”，又称“暗线派”。两派狗咬狗，互相倾轧。长春解放前，一贯道有3个派别：一派以王雨田和刘显明为首，有点传师米庆和、刘景汉、黄阁臣和秦凤五，把大经路义源碱厂作为中心，它们的活动主要在外地。另一派是以王玉轩、张品轩为首，把永春路天玉泉酱园的“天一坛”作为中心，在市内长通路、八里堡和九台、扶余、吉林市、敦化等地设9个公共佛坛。1948年5月，这一派道首王玉轩和赵洪涛发生矛盾，分裂出两派，王玉轩一派称“金钱派”，赵洪涛一派称“正义派”。长春解放前夕，王玉轩逃回天津，张品轩继任道首，以永春路德庆永粮店为秘密据点，同王玉轩保持联系。再一派就是以赵洪涛为首的“正义派”，在东四道街81号周作斌家设坛，指挥长春郊区、新立屯、四平等公共佛坛，点传师有曹景林、马川文、谢三富和王正本等人。在这3个派别中，“金钱派”和“正义派”两派势力大，在市内设有21个分坛，在四平、公主岭、德惠、九台、双阳、白城子等地设有40余分坛，共有点传师170余人，发展道徒39万余人，仅长春市内道徒即达20多万人。长春的一贯道，组织很严密。它们设有总坛，由道长主持本地区道务，总坛下设坛、分坛和家坛，各坛设有点传师吸收道徒。它们拉拢的对象，主要是敌伪官吏及其残余分子、地富分子和小商人，还有部分农民和城市贫民。
  长春解放以来，一贯道道首见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宣传无神论，便改头换面暗中活动。它们把一贯道改称中道，改坛为大、中、小组，道首改称组长，把道徒编成小组，以串门方式继续活动。它们称革命是“红杀劫”，在土改运动中，一贯道道首张品轩派点传师冷江窜到劝农山、流沙嘴子一带，向贫苦农民散布：“不要打人、骂人”（指斗争地主），不要接受“不义之财”（指分地主的土地和浮财），还造谣说：“赶快入道，不然就会有大灾大难降临”，竭力对抗和破坏人民政府政策、法令。1949年4月27日东北局发出《对一贯道等封建会道门处理决定》。长春市委在部署中强调：“要依靠群众，打击主要头子，争取被骗入道的群众，瓦解组织。”首先在全市展开了宣传教育活动，各机关、团体、企事单位的党、团组织，组织党员、团员和广大职工学习7月13日《东北日报》有关取缔一贯道等反动会道门的社论及有关文章，认识其反动本质。报纸、电台广泛进行宣传，揭露其反革命罪行。市文工团还编演揭露一贯道罪行的节目。公安机关结合户口调查，登门向群众讲解反动会道门制造谣言、欺骗群众、破坏工农业生产等反革命罪行。组织道首现身说法，交待骗人手段，受骗群众起来控诉。在大力宣传教育的同时，号召道徒登记脱离反动会道门组织，不再参加反动会道门活动。对反动会道门骨干和反动分子严加管制，对胆敢闹事对抗者则坚决镇压，严惩闹事的组织者。
  公安机关对群众揭发检举一贯道等反动会道门线索，逐件进行调查。7月20日，全市统一行动，一举逮捕了“一贯道”道首张品轩、宋金宝和“先天道”头子施辅臣等39人，查封了“天一坛”和45个分坛、公共佛坛，取缔了55个家庭佛坛和103处活动据点，没收道产12处、道办商店8处、房屋14座128间、东北币39亿元、银元302块、黄金14两，以及2000余册会道门书籍。法院召开公判大会，宣判一贯道道首、国民党中统特务赵洪涛和先天道道首施辅臣死刑，其余道首判处1～15年有期徒刑，沉重地打击了一贯道等反动会道门的破坏活动。8月14日，市公安局发出布告，解散所有反动会道门，勒令道首向公安机关坦白自首，一般道徒要登记，凡停止活动的不予追究。各派出所还物色坦白自首较好的中、小道首，向群众现身说法，使上当受骗群众幡然悔悟。据统计，在这次取缔一贯道等反动会道门的斗争中，共逮捕点传师以上有罪恶的道首90人、自首42人，有1741名中、小道首向公安机关坦白交待问题，挽救了一大批受骗上当的道徒。
  长春公安机关在第一次镇反运动中，遵照公安部的统一部署，把一贯道为主的反动会道门道首作为五个方面反革命之一，坚决予以镇压。1952年8月镇反运动进入第三阶段时，大张旗鼓地取缔了反动会道门，逮捕一贯道等反动会道门道首76人。经过宣传教育，广大群众认清了一贯道等反动会道门的骗人罪行，强烈要求政府严惩道首。一般道徒纷纷退道，仅10天时间，声明退道者已达2.5万余人。为了改造一贯道等反动会道门的中、小道首，改变其反动迷信思想，还集训了103名中小道首，经过教育，坦白交待了自己的问题，声明退道，表示决心悔改，并检举了道首的罪行，交出了大量的反动证件。
  长春从解放到1953年3月第一次镇反运动结束，在4年半时间，共逮捕一贯道等反动会道门道首270人，杀掉罪大恶极的道首27人，基本上摧毁了一贯道这个反动会道门组织。
  二、三年困难时期破获崇德慈善会、新佛教会、收缘道和金丹道
  长春地区有些隐藏较深、打击不彻底和已被取缔的反动会道门组织，1959～1961年，借经济困难，又死恢复燃，进行反革命活动。长春公安机关适时地进行侦察，先后破获了崇德慈善会、新佛教会、收缘道和金丹道等4个反动会道门案件。
  崇德慈善会会长刘志进，东北沦陷期间与庞海楼等人在长春铺坛办道，发展组织。国民党统治时期，又充当国民党帮凶，反对革命。它们向道徒宣称：“要反对共产党赤化，共产党都是魔鬼下界，将来真主出现才能太平”等等。长春解放后，它们以针灸为掩护职业拒不坦白登记。1959年，国民经济比例失调，人民生活发生困难。它们以为时机已到，阻止道徒坦白自首，让道徒阅读《罗状元修道真言》、《七真传》和《阿弥陀经白话解释》等道书。欺骗道徒：“几个月前，有34名道友去南京，其中有30人后脑顶已能开花、种仙草，像这样道人死后都能成神。”并威胁说：“修道要心诚，心不诚五雷轰顶。”当西藏达赖上层反动分子叛乱时，他造谣说：“西藏和印度是母子关系，孩子受欺负，母亲一定要出来。”叫道徒“要多听印度的广播”。
  新佛教会 道首邢维东，1942年在长春参加大同佛教会，1946年摆设香堂。长春解放后，拒不坦白登记，1956年发展反动分子王世荣为道徒，二人密谋组织所谓新佛教会。以佛教作幌子进行反动会道门活动。从这一年起，它们在榆树县新发乡和德惠县岔路口、杨树和松花江等地发展道徒80余人。制造谣言说“共产党都信佛，你们入道吧，信佛不生病。” “佛是西天大圣，信佛得全家信，不然心不诚。” “信佛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信佛力量占保卫世界和平力量的70%，佛教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它们趁1958年整社之机，公然在群众会上造谣：“农民生活苦，工人吃大米白面，干活吃饭，不干活也吃饭。”涣散群众情绪，破坏农业生产。在困难时期，它们在道徒中大量出售经书、佛像和佛章，从农民身上敛财。
  收缘道 这个道的骨干分子姜书兰，从1951年入道后，住刘玉元家，与刘共同设立佛堂。1958年勾结吉林广济寺和尚本静，发展刘玉元等4人为皈依弟子，此后，姜、刘即打着信仰佛教的招牌，从事反动会道门活动。
  收缘道名字很多，原属五台山佛教会的一个支派，起源于1844年，又由山西五台山和尚李向善创建，1893年传入东北。李向善死后传给大道首姜福忱。1951年姜死于北京，又由大道首沙广巨（外逃犯）接管道务。该道在东北发展道徒10万余人。“收缘道”与历代反动统治者均有勾结，东北沦陷期间，与伪满国务总理大臣张景惠操纵的大同佛教会串通一气，充当日本帝国主义舆论工具；国民党统治长春时，又加入反动的宗教联谊会，为中统特务机关所操纵。该道组织庞大，活动区域广阔，在榆树、农安、扶余等县道徒较多。新中国诞生后，沙广巨重新纠合所属道首和道徒，在长春、铁岭、沈阳、农安、榆树、黑龙江等10余市、县隐蔽活动，直线领导，不设固定佛堂。发展道徒多为地富分子、落后群众和封建迷信较深的老年人。道首一贯“讲神闹鬼”，欺骗群众，说什么：“入道能在天堂挂号，也能在天府抽名，弥勒佛下凡是渡化有缘的人，是老母的儿女”，“入道后修好成道，有功德受封，将来道首能当真主做皇帝”，“入道能超生不死，能躲三期末劫，能躲三灾八难”。它们规定道徒在道内分三等，头等要交50元，二等交25元，三等交5元。
  收缘道在长春由姜书兰和刘玉元把持。同一贯道道首苗云生、苑凤云等相勾结，不断地造谣破坏。1959年省公安厅到榆树县招收新民警，姜书兰说：“将来得先打死警察”。省交通厅招收汽车司机，他又说：“打仗得先打死司机”。据调查，经常去刘玉元家香堂烧香叩头的收缘道引保师吴清泉，伪满时曾任崇德慈善会会长，孔教会和道德会名誉会长。抗战胜利后，参加收缘道，长春解放后，披着佛教的外衣，拒不坦白登记，继续发展反动会道门组织。
  榆树县“收缘道”道首赵廷奎，从1951年开始，秘密串连老道徒聚会复道，委派郭焕山、李守相等5人为“带头”，活动在太平、前进、刘家等公社，利用部分落后群众的封建迷信心理，以“入道能换灵体、免灾难”，来发展组织。几年间，摆香堂30余次，发展道徒84人，其中竟有共产党员1人、团员3人、生产队长2人、现役军人1人。他们针对国内外形势，编造大量谣言，破坏农业生产，攻击社会主义制度。1961年～1962年，当国际上掀起反华、反共逆流，台湾国民党统治集团叫嚣“反攻大陆”，赵廷奎及其一伙骨干分子摆堂聚会，假借神意，保举赵廷奎为“皇帝”，并封了“娘娘”、“千岁”、“都督”、“大将军”、“文武状元”及“御史大夫”等，成立“大佛国”，宣称“天时一到，用大刀片杀进北京，登基坐殿。它们拟定了暴乱计划，提出“三路进兵”，确定了暴乱时所用的标志。
  金丹道 道首李向阳，延吉人。东北沦陷期间，在延吉入“金丹道”，当地解放后，仍在延边一带发展道徒。1956年逃来长春，以佛教居士的身份隐居在朝阳寺内，物色道徒对象，制造反革命谣言。1959年，中印边境出现紧张形势，他说：“这是个劫数呀！收回人的时候到了，将来就把世界打成混乱。” 1960年6月，他又说：“现在正是三期末劫，天上诸神佛以及山妖水怪都打发到世间来了，毛主席也是天上打发下来的。”经侦察，只有道首李向阳匿居长春，其余骨干均在延吉一带活动，延吉常派人来长春与李向阳联系。
  上述4个反动会道门活动嚣张，在获取确凿证据之后，将道首刘志进、邢维东、王世荣、姜书兰、吴清泉、刘玉元、李向阳以及赵廷奎等首要分子逮捕法办。对有一般罪恶的骨干分子判处管制，交群众监督劳动改造。在破案时，充分利用广播、报纸大力进行宣传，彻底揭露反动会道门的罪恶面目和反动本质，提高群众的革命警惕性。在取缔反动会道门之后，建立防范体系，防止死灰复燃①(《打击取缔4个反动会道门案的报告》，长春市公安局档案1—1—13—24卷。)。
  三、1960年挖出儒门圣道、九宫道、功德佛门
  1960年4月，市公安局会同双阳县公安局，破获了隐藏很深而现实活动又很猖獗的儒门圣道。这个反动会道门早在1930年即在双阳一带活动，从1938年以来，一直由道首李家仁所把持，发展道徒300余人。
  李家仁，双阳有名的大地主，东北沦陷期间任石溪河村协和会会长，效忠日本侵略者，同伪双阳镇警察署长一起迫害农民。国民党统治时期，又勾结国民党进行反革命活动。双阳解放时，隐匿于长春，暗中遥控。该道“陪坛”李家兴和栗怀仁也是逃亡大地主。李家兴曾任伪满双阳县商会会长，栗怀仁任商会巡差和朝阳屯屯长。该道骨干分子王福堂、李双庆、李吉庆、刘凤文和栗淑清等均为地主、富农出身，或者是国民党员。这些人都进入一些单位内部，王福堂是公社饲养员，李吉庆是农村小学校长，栗淑清先后当过托儿所长和电气器材厂文书，李双庆当上中学教员，有的还混入共青团，多年来以干部和职员的身份为掩护，从事反动会道门活动。双阳解放后，发展了40余名道徒。在劝人入道时，不再是“躲灾避难”、“死后上天堂”这一套说教了，而是“教人学好，孝顺父母”、“我们和共产党一样，也提倡为人民服务”等等，来欺骗群众。发展道徒的手续也简化了，过去是“铺坛”烧香点蜡、穿红黄黑袍，如今是供水、洗手、叩头和传“真言”，即算入道。道首经常以探亲访友为名，到各教徒家中检查“守道”情况，告诫道徒：“道内的事不要向外讲，要守秘密”，如发现道徒有“不规”行为，即严加制止。道首李家仁曾两次撕毁女道徒王桂兰的入团申请书。
  该道从1948年11月到1958年，在长春、双阳等地秘密摆坛5次。起初，它们制造谣言：“中国所以这样乱是因为没有真主，真主出现就好啦！”“共产党和国民党都得完蛋，将来真主出世天下才能太平”。1956年，波匈事件发生，它们煽动群众：“西方民主空气高，中国不行。” 1957年整风时，又说：“积极分子是兴风作浪、盗卖灵魂的政治骗子。”这个儒门圣道的道首李家仁，他的全部生活，都由道徒供养。从1957年到1958年，他奸污女道徒3人，其中有未成年少女2人，他威逼怀孕的女道徒自杀。骨干分子李双庆也借传道之机奸污、猥亵女学生。骨干分子王福堂多次损坏农具和饲料。
  长春公安机关在广大群众的协助下，经过缜密侦察，在获取大量确凿证据后，将李家仁等7名首要分子逮捕法办。对经过传讯能真诚坦白交待，并揭发主要道首罪恶的小道首，根据其罪恶轻重和悔改表现，分别判处管制或免予刑事处分，交群众监督生产劳动，以观后效。教育和号召误入该道的一般道徒，认清反动会道门的反动本质，积极揭发道首的罪恶活动，向公安机关登记，保证不再信道受骗。破案之后，当地居民受到一次深刻的教育，纷纷表示要时刻注意敌人的阴谋破坏活动，坚决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同反动会道门的反革命活动作斗争①(长春市公安局档案1—1—13—24卷。)。
  公安机关在破获儒门圣道之后，乘胜追击，于1961年10月，又在双阳破获九宫道和功德佛门等反动会道门案。九宫道又称弥勒佛教会，1945年由伊通县传入双阳县。道首李树申会同王海林、程会元等人，在太平村的桦木、将军岭、长泡沟一带，以“入道能躲三灾八难”来欺骗群众，敛取钱财，发展道徒500余人。据查，九宫道起源于元末明初，到明末清初时，由道士李廷玉传授弟子8人，根据“八卦”加上“中心无极”之意，正式命名“九宫道”，称为“先天九宫道”。1906年，李向善创立新九宫道，称后天九宫道。李死后，由他的弟子宋鸾凤、李荣和张国文等继续传道，道徒分布在华北和东北各地。抗战爆发后，由于破坏抗日救亡运动，日本侵华派遣军司令官冈村宁次赠予匾额。1943年，日本特务正兼菊太与普及佛教会会长李书田共同策划，在普及佛教会基础上，改立弥勒佛教会，总会设于北京，全国各地设有分会，均由正兼菊太操纵。1944年在长春成立东北分会，由日特耿金宽任会长。日本投降后，改称利济佛教会，东北分会改称长春支会，由龙致周、任长春充当正、副会长，国民党东北挺进军三十一师参谋长廖曾言充当常任理事。道首耿金宽在国民党指使下，收罗各地道徒组织了五教合合正义军，配合国民党军队同东北民主联军作战。双阳县道首王海林任“佛兵”连长。1947年春，国民党少校军官庞左华，从沈阳到长春，以天主教教主于斌的名义，组织五教合合会，在道首中物色一批“联络员”，双阳道首王海林被选为“联络员”，其任务是搜集东北民主联军和解放区的各种情报。据公安部1950年以来多次通报：正兼菊太在日本已被美国特务机关启用，阴谋利用弥勒佛教会组织，在华北、东北和内蒙古等地建立据点，进行特务活动。
  九宫道的化名及其支派很多①(其化名有中国普济慈善会、中正慈善会、万善救国会、中方道、先天金丹无为道、八卦道、木家道、木瓜道、普济慈善长寿道、哈喇教等。其支派有专门正教黄上派、先天道、圣贤道、后天道、无极道、无极老母道、东方太极震卦道、余九天、一心堂、白旗会、黄旗会、黑枪会、红枪会、白枪会、黄枪会、民卦道、内九宫、黄极道、太极道、普济佛教会等。)，道内组织也很庞杂，有“十八天”、“五大会”以及“八卦”等。伊通和双阳的九宫道组织，属长春“支会”的一个“盘”，称“天仁盘”，由道首任长春充“盘主”，到当地解放，已发展道徒上万人。1948年2月，任长春在伊通县潘家屯召集伊、双两县道首40余人开会，进行应变部署。在“天仁盘”下，依据“八卦”形式又划分了8个“小盘”，其中双阳的两个“小盘”，由曲明春和王海林分任“盘主”。曲明春所辖的“小盘”，主要活动在双阳石溪、刘家、太平、双阳河和伊通的伊丹一带，发展道徒2000余人。其中，石溪、尖山子、王家和常家等地成年人多数被骗入道，连小孩都会唱“五更佛歌”。解放初期，道首曲明春被农会关押，缴获的道徒名单、仁盘证等罪证也付之一炬。但1948年春，曲明春获释不久，又恢复组织，多次在色树背子屯召集所辖小道首30余人开会，又发展道徒200多人。在1951年镇反运动中，曲再次被公安机关逮捕，判处3年徒刑，对其余小道首均未打击，更未摧毁其组织，直到1960年仍有些小道首在串联。王海林率领的“小盘”原封未动，他主要活动在双阳的太平、佟家和土顶子等偏僻山区。小道首共有69人，道徒1188人，解放以来一直未停止活动。1960年，编造大量谣言：“大灾大难即将来临，世界要大反大乱”，“庚子起、庚子落，今年就是庚子年，要改朝换代。” “万教为九宫，普渡大世”，“九宫道有‘佛兵’，有保障，由弥勒佛掌教，他已降世，共产党是‘八卦’，我们是‘九宫’，红阳佛掌乾坤世界已满，老祖爷要扫盘改换乾坤”等等。进而煽动暴乱，妄图“登基坐殿”。该道另一道首程会元是富农分子，当过伪满屯长和国民党的保长，原在伊通县参加普圣玉道，1946年又加入九宫道，任“传法师”。1952年因传道活动，被判处管制2年。他勾结地富反坏分子，串联其他道首、外地道首、骨干分子到其家集会谈道，针对党和政府的中心工作，极尽造谣破坏之能事。双阳九宫道的反动活动，引起县委的重视，县公安机关逮捕了王海林和程会元，搜查出“伏魔玉卷”等7种15卷，对号证、任盘证、委任状及名册等各类证件25种325件，还有道费等。
  反动会道门公德佛门，1941年前后由伊通县传入双阳县。创始人王清林，1928年在西庙拜会明和尚为师，1933年创办公德佛门，开始收徒，以治病为名行骗财之实，活动于伊通和双阳两县，发展道徒40余人。1952年，因从事反动会道门活动，被判处管制二年半。虽经教育，仍不守法，污蔑党的方针、政策，说什么“共产党是毛皮之主张，所谓新时代、新文化，这是乱世红尘，辛丑年（1961年）非得世界大乱不可。” 1961年6月10日，市、县公安局调查时，王交待了部分罪行，但于12日晨畏罪潜逃，后被抓归案。公安机关查清王清林犯罪事实，取得确凿证据，由法院依法惩办。
  四、1965年取缔反动会道门的统一行动
  长春地区自解放以来，通过历次运动和侦察破案，挖出各类反动会道门大、中、小道首1913人，先后惩办了各类道首601人，占道首总数的31.4%。绝大多数道徒都已声明退道。然而竟有些中、小道首一遇适宜气候又蠢蠢欲动，死灰复燃。1958年“大跃进”以后，特别是经济困难时期，他们制造谣言，扰乱人心，破坏生产。有的利用封建迷信，骗取群众财物，奸污妇女，坑害人命。还有的立皇帝、选娘娘、封官加委，建立秘密的反动组织，阴谋武装暴乱。
  长春公安机关从1963年起，在全地区深入调查，发现线索，掌握证据，于1965年9月采取统一行动，共破获27起反动会道门案件。其中，有一贯道、收缘道、圣贤道、九宫道等19个组织，捕获大、小道首116人。这些反动会道门恢复和发展道徒2021人。对罪恶严重的道首，依法惩办了69人，占捕获道首总数的59%。从已破获的27起案件中呈现出4个特点：（一）政治色彩明显，手段阴险狡猾。在27起案件中，有3起立了“皇帝”，封了“元帅”，妄图招兵买马，伺机发动暴乱。有的干脆抛开会道门的组织形式，同地富反坏分子勾结一起，建立反革命组织，他们制定行动纲领，建立道徒档案，按照敌台广播的内容和国际局势编造谣言。在活动上，多采取个别串联，单线领导。在组织上，制定了“道规”和“戒律”，进而秘密训练道徒。（二）利用天灾人祸，选择偏远地区采取行动。在27起案件中，从1960年到1961年利用国民经济困难的有23起，在1962年随同国民党叫嚣“反攻大陆”的有4起。这些案件，绝大部分出现在反动会道门基础雄厚、地处偏远或县与县的结合部。（三）拉拢基层干部。在27起案件中，有基层干部参加的12起，内有共产党员9人，共青团员26人，非党基层干部23人，甚至有党的支部书记、共青团的总支书记、银行股长、大学助教以及人民解放军上尉军官。那些比较大的案件，多在基层干部参加或掩护下发展起来的。（四）出面的主要是漏网的大道首和未受打击的中、小道首。在27起案件、116名道首和骨干分子中，有45人是“点传师”或相当于“点传师”以上的老道首，有55人是未受打击的中、小道首和骨干分子。
  五、“文化大革命”中打击五台山道、儒门圣教的复辟活动
  “文化大革命”期间，道首赵羡久等人乘动乱之机，于1966年8月在双阳县重新成立五台山道。先后在双阳、长春两地，以亲劝亲、友劝友的方式，恢复和发展道徒2500余人。
  道首赵羡久，又名赵维经，78岁，原籍双阳，住奢岭公社前城大队东崔家庙屯。早于1930年前，赵就加入了五台山道，东北沦陷和国民党统治时期，一直任五台山佛教总会理事长。解放后，他继续传道，发展道徒，散布反动言论，攻击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奸淫妇女，勒索民财。1951年被北京市军法处判处7年徒刑，剥夺政治权利5年，刑满释放后定居北京。赵与双阳齐亚东利用通信联系，进行反动会道门活动。1966年8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北京红卫兵将他赶回双阳。他立即勾结赵魁选、刘玉堂等人，恢复五台山道，由老道徒通过亲友关系再发展新道徒，进而设立活动据点。
  道首赵魁选，69岁，双阳人，与赵羡久同住一屯。早在解放前即加入五台山道，亲自发展道徒600余人，设立据点10余处。得知被公安机关查觉，与骨干分子赵魁耀等人订立攻守同盟，威吓道徒不许检举。
  道首刘玉堂，57岁，地主分子，双阳人，住双阳奢岭公社新兴大队。解放前即加入五台山道，解放后曾护送赵羡久逃往长春。1966年8月见到赵羡久后，相互勾结起来，共发展道徒100余人。
  赵魁耀，39岁，双阳人，住双阳县奢岭公社前城大队，在双阳县刘家公社供销社当会计。解放前加入五台山道，1966年12月与道首赵羡久勾结，积极恢复五台山道。1967年5月脱离供销社工作，到长春串联，亲自发展道徒20余人，设立活动据点7处，担任五台山道总联络人。
  齐亚东，又名齐翰卿，47岁，双阳人，住双阳县烧锅公社烧锅大队，在双阳县银行烧锅营业所当会计。解放前加入五台山道，解放后坚持反动立场。1962年与赵羡久通信联系，1966年8月赵羡久被赶回双阳，他将赵接到家里，发展道徒100余人，为赵建立5处活动据点。
  李世奎，68岁，双阳县人，住双阳河公社宋家大队，解放前即加入五台山道，解放后曾去北京探望赵羡久，经常与齐亚东串联，1966年8月在赵引导下，参与恢复五台山道，亲自发展道徒100余人，设立活动据点2处。在赵羡久隐匿长春期间，曾两次来长探视。
  刘亚东，又名刘凤明，45岁，双阳县人，住双阳县刘家公社庞家大队一队，解放后一直从事封建迷信活动，经常给群众画符治病，拒不参加农业生产劳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参加五台山道，并在长春和双阳为道徒“走地府”、“还关利债”等封建迷信活动，骗取群众钱物。
  赵国忠，41岁，双阳人，住双阳县刘家公社鲁家大队，1967年3月加入五台山道后，发展道徒40余人。
  还有骨干道徒赵玉辉、赵贵春、马丽华（女）、赵魁兴、刘长发、马海、李进兴和李占山等人，都积极参与恢复五台山道活动。
  这些人利用摆香坛、道首集会、传道、讲道等各种手段，宣传“世界末日”，制造谣言，攻击党和国家领导人，诬蔑社会主义制度。赵羡久自任第四代接法师，他说“共产党只有18年天下”，“1967年5月天时就到了，天兵天将要下界大杀大砍，49天换三帝。”还说：“自有真人坐中土，治化何须用军武。”暗示道徒第三个皇帝就是他赵羡久。它们借“文化大革命”动乱之机，制造谣言：“这不是文化大革命，是天时到了，是老佛爷派天兵天将下来大杀大砍、大清帐，要有三灾八难临头，只有入道念‘十字佛号’才能保住生命。” “天时一到进云城，老母金笔点落，点佛是佛，点祖是祖，点仙是仙。”他们还破坏农业生产，说“天时快到了，干活也白干，到秋天也没地方要工分，还是有好的吃点，有好的穿点，将来到佛国都花银子，要钱也没用。”在这伙人的煽动下，当地有人不参加农业生产劳动，杀猪、杀鸡、大吃大喝；有的卖掉家中箱柜家具，坐等“天时一到好进云城”享清福；在道徒比较多的生产队，农活没人干，致使粮食大幅度减产，许多道徒长时间不参加生产，生活很困难，还得生产队救助。
  在“一打三反”运动中，公安机关经过侦察，掌握了确凿证据后，逮捕了以赵羡久为首的8名道首和骨干分子，依法判处赵羡久、赵魁选、刘玉堂、赵魁耀、齐亚林、李世奎等人死刑、死缓、无期徒刑和有期徒刑。刘亚东、赵国忠捕后态度较好，又有立功表现，免予刑事处罚。对赵玉辉、赵贵春等骨干道徒，戴反革命分子帽子，交群众监督劳动改造。对马丽华、赵魁兴、刘长发、马海、李进兴和李占山等一般骨干分子免予处分，交群众监督劳动①(长春市公安局档案1—1—23—18卷。)。
  在双阳县破获五台山道的同时，九台县公安局破获了以蔡忠为首的儒门圣教。蔡忠，59岁，吉林省永吉县人，住九台县土门岭公社马鞍山大队。1935年加入儒门圣教，从1943年到1949年，他发展道徒400余人。1943年11月，由大道首杜静封为“船头”。1945年，又封为“弥勒罗汉”。1946年，经杜静介绍，加入国民党组织的大同佛教会，并任通信员。解放后，继续从事反动会道门活动，被当地法院判刑2年。1963年因与老道徒串联、活动，被公安机关拘留。而他仍无悔改，借串亲之机与儒门圣教道首黄凤启勾结一起，以治病为名，继续活动。多次给郭淑芹、徐辉军等人治病，并将其发展为道徒，他先后发展20余人入道。1968年1月，“文化大革命”期间蔡去黄家，黄要求蔡封他为“皇帝”，蔡以化身为“弥勒罗汉”名义，封黄为“皇帝”，封女道徒郭淑芹、张淑芹和刘凤兰为娘娘，封黄凤文、黄凤龙、刘纯忠和黄永强等人为“元帅”，封徐辉军和吴淑兰为黄永强的夫人。
  公安机关军管会发动群众，打破了它们的攻守同盟，在大量确凿证据下，将黄凤启和蔡忠逮捕，经法院审理，予以严惩。对受蒙骗道徒，经过教育，不予追究①(长春市公安局档案1—1—23—18卷。)。
  六、“文化大革命”后期破获鼓吹“万道归一”的通天道、圣贤道、白阳道
  1973年以来，农安县公安局在县委领导下，连续破获通天道、圣贤道和白阳道3起反动会道门案件。这些案件都发生在农安和德惠两县的结合部，涉及两县的11个公社。这3个反动会道门发展道徒上百人，他们的“治病”为手段，残害人命。
  这3个反动会道门的特点是：（一）老道首重操旧业。通天道的道首关连富，1941年加入该道，成为“活佛”，发展道徒300余人。1955年被判徒刑10年。圣贤道道首黄振亚，1932年加入圣贤道，曾任“号师”和“首领”，1952年被判10年徒刑。白阳道道首徐钟氏（女），1938年加入中天五祖白阳道，担任“传法师”，解放后在历次取缔反动会道门运动中漏网。这些老道首虽经多年改造，祸心不死，一有机会，便死灰复燃。（二）打破各道界限，鼓吹“万道归一”。解放以来，反动会道门已基本瓦解。反动道首因而搜罗、聚集各道残余骨干，搞“万道归一”活动。通天道道首关连富，从1973年以来，纠合慈善会、大同佛教会的“活佛”朱洪远，还有孙洪祥、于洪江、朱洪明等人，抄写、传诵经书，发展组织。白阳道道首徐钟氏，近几年也鼓吹“万道归一”，劝老道徒“要忠于老佛爷”，“守住道，别扔功”。在农安县青山、靠山、黄鱼圈3个公社就建立了4个活动据点，还在德惠县边岗公社、通化、敦化大石头和黑龙江省依安等地，发展道徒近百人。（三）随着形势变化制造变天谣言。在批判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时候，圣贤道道首黄振亚造谣说：“林彪没死，跑苏联去了，苏联支持蒙古接收中国，共产党没有多大待头了，二、三年就倒了。”通天道道首关连富说：“现在社会不能长久，共产党的天下只有25年，世界要打起战争，人都得死，血水染河，尸骨横路堆成山。”“到乙卯年将出个皇帝，在山东，那时一切恶党自然消灭。”他们用反革命谣言扰乱人心，破坏社会主义事业。（四）向共产党、共青团组织渗透，寻找保护伞。白阳道道首徐钟氏在其发展的道徒中，有共产党员2人、共青团员1人，工人2人、教师2人、供销社营业员2人。通天道道首关连富，把农安三盛玉公社头道岗子大队8队队长宋玉祥拉入道后，竟把宋家当成其住宿藏身之地，白天隐蔽，夜间外出活动，有时还和宋一起摆坛上供、烧香。（五）用邪术“治病”，残害人命。这3个反动道首都借邪术给人“治病”，来勒索群众财物。农安县三盛玉公社头道岗子大队贫农社员李德芹（女），患神经官能症，时哭时笑，精神不正常。道首黄振亚于1973年12月6日以“驱邪”为名，将棉花包上辣椒面沾上煤油，用火点着，强行往李德芹的嘴、鼻孔和耳朵里吹火熏烟，还在李的前胸和阴部画符扎针，李经他百般折磨，痛苦不堪，奄奄一息，邻居要送往医院抢救，他却横加阻拦，结果，李德芹被活活整死！
  农安县委发现这些问题之后，由公安机关查清事实。破案后，把反动道首拉到各公社，用其犯罪事实教育群众。广大群众纷纷起来控诉，百余名受骗道徒当场声明退道。
  七、改革开放初期破获道德会案
  1984年初，双阳县公安局在打击刑事犯罪中发现，方家村徐家屯居民刘凤芹、党春雨夫妻常年烧香磕头，以邪术为人“治病”。特别是其家有很多外来人，三五成帮，自称亲友，不分农忙农闲，一住就是几天。据前去看病的人反映：刘凤芹自称“观音母”，说什么“若是有病，信我就不能死，若是哪不舒服，念叨我一声就能好病”。双阳县公安局决定立案侦察。经到刘、党的原籍和前住地白城、伊通等地以及双阳的石溪、刘家和双营等乡深入调查，至5月末宣告破案，犯罪分子受到法律制裁。
  原来，刘凤芹1969年在内蒙古科右前旗居住时，经白城市许徐氏（女）介绍，加入道德会。1974年诡称“得了道”，开始用邪术为人“治病”。1975年发展道徒。党春雨入道后，与之勾搭成奸，1979年二人私奔，先后到白城、伊通等地。1980年，二人以夫妻名义到双阳县石溪乡方家村落户。此后，刘自称是“南海观世音佛子”，封党为“北海青龙”，到处讲经传道，口授“真言”咒语，传抄《高王观世音经》、《皂王经》，打着“信仰自由”的幌子，采用欺骗、引诱、恫吓等手段，四处拉人入道，在双阳组织起道德会。到1984年3月，先后流窜内蒙、吉林2个省区、6个市（县）、11个村，发展道徒49人。他们散播谣言，“甲子年要发大水，平地一米深，吃斋念佛的淹不死。”“今年秋天要天崩地裂，从地下冒出来的水，又猛又大”等等，蛊惑人心，破坏生产，危害社会安定。
  在侦破这起道德会案同时，进一步发现了白城市和洮南县的红羊会、伊通县的中庸道、双阳县石溪乡的道德会。对刘、党2人依法予以严惩。外地线索及时通报出去。道德会案告诉人们：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教育发达，科学进步。可是，反动会道门仍然有它的市场。说明消除封建迷信，不给反动活动以可乘之机，要依靠全民族文化素质的提高，仍然任重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