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春图书馆

长春解放前夕，国民党各类特务机关为了卷土重来，均布置特务潜伏起来。1950年，美帝国主义发动侵朝战争之后，其特务机关在中国周围建立了许多指挥机构和训练据点，秘密地把特务空投到东北。它还和台湾国民党特务机关相勾结，从陆路秘密派遣特务。长春由于战略地位重要，便成为他们的一个目标。
  一、捕获潜伏特务于志洋
  1949年初，在侦察中发现，长春市胜利大街永兴弹棉房老板于志洋有中统潜伏特务嫌疑。经立案侦察获悉，于志洋，又名于希芝，化名宫水庵，42岁，原籍山东省文登县，现住长春市头道沟四条50号。此人于1938年曾在原籍参加八路军胶东第五旅，担任过事务长。1942年，因贪污腐化畏罪逃来长春。日本投降后，他先后参加中统特务头目刘冶、李芳春等组织的建军队伍，历任东北挺进军上校团长、东北先遣军少将师长、东北义勇军少将高参及第一指挥所主任、吉林师管区第二编练组少将司令等职。在长春市郊、农安、吉林等地收编土匪武装3000余人，活动于长春、农安和德惠等地，侵扰解放区，抢劫民财，并多次袭击东北民主联军。他还派特务刘久峰等秘密去哈尔滨解放区收编潜伏起来的土匪。1948年2月，经李芳春介绍，参加中统长春区第三分区，任小组长，指挥金晓科、朱宝山和韩树勋等人，在长春市郊刺探人民解放军情报。长春解放后，他拒不登记自首，反而与李芳春恢复组织关系，成立永兴弹棉房作为潜伏活动的据点。1949年3月，李芳春被长春公安机关逮捕。于志洋又接受李芳春之兄李运兴的领导，继续进行特务活动，先后从长铁机务段、铁路公寓、团市委、市文工团中发展了特务，参加其潜伏组织，并令这些人再秘密发展特务，总共发展特务近20人。他拉拢长春土匪头子张四维（张青功），拼凑一支匪帮，与人民政府对抗。他命特务调查长春市国营厂矿情况，去锦州了解各大建筑和飞机场等情况。他们经常聚集一起，研究报纸，研究搜集的情报，制造谣言。他们还调查团市委干部姓名、人数，调查长铁党员姓名、人数及苏联专家情况，曾策划暗杀团市委书记肖戈。
  1949年12月，斯大林邀请毛泽东访问苏联的消息传出后，引起国内外的关注。于志洋认为搞反革命破坏的机会到了，他策划颠覆毛主席访问归国的专列，妄图组织暗杀。他和潜伏在铁路上的刘金鹏、苗延年、南云海、赵忠文等人密谋，在专列归国，行至长春至四平段内，用火柴盒伪装投放炸药、拔掉铁轨路钉、在道岔上放置石块，颠覆列车。长春市公安机关获悉敌人的罪恶阴谋，及时报告市委。市委书记刘亚雄指示：“严密监控，适时破案，做到万无一失。”市公安局薛焰局长等决定把敌人的阴谋活动消灭在预谋阶段。于志洋的党羽分布在锦州和山东等地，当地公安机关都积极予以配合。2月初，秘密逮捕了骨干分子于甦生，经突击审讯，打开缺口，获取确凿证据。1950年2月17日，正是毛主席和周总理离莫斯科回国的那一天，长春公安机关把以于志洋为首的19名中统潜伏特务一网打尽。于志洋由长春市人民法院判处死刑，其他潜伏特务也得到了应有的下场。
  二、粉碎“中国国民党长春工作队”武装暴乱阴谋
  1950年11月15日，长春市公安局为保卫抗美援朝后方的安全，粉碎了以周铁航为首的“中国国民党长春工作队”的武装暴乱阴谋。周铁航，又名周福临，32岁，辽宁省辽阳县人，师范毕业。东北沦陷期间，在营口、长春当过5年小学教员，县、市公署职员，区公所行政股长等职。1946年7月入国民党吉林干训团，11月任长春市长春区财建股主任。1947年2月，参加国民党，任国民党区分部书记兼情报组副组长和密查员。1948年1月，任长春市中正区民教主任。此后，入国民党吉林师管区干训班受训，继而入国民党六十军任准尉指导员。六十军起义后，被收容教育两个月，遣送回乡。从1949年4月起，他串联日伪、国民党的残渣余孽周化龙、周惟一、王国贤、袁增安、王广臣、卜静天（卜凤麟）等人，组建“国民党敌后工作队”，后改为“中国国民党长春工作队”。这个潜伏特务组织，设总务、组训、宣传和武装4个组，进行反革命特务活动。其主要成员均有反动身份。
  周化龙，38岁，辽阳县人。“九•一八”事变前曾参加东北军，1933年投靠日本，当了伪满警察。1946年混入东北民主联军学兵队，后叛变携械潜逃，参加国民党东北骑兵独立四团任中尉副官。1947年2月任长春中华区职员。长春解放后，留用4个月被清洗。1949年末混入长春市人民政府当勤杂工。
  王国贤，又名王健，36岁，吉林榆树人，师范毕业。东北沦陷期间当小学教员、税捐局职员。1941年6月因参加反满抗日组织“读书会”，被日伪当局逮捕入狱，供出了“读书会”情况，1945年日本投降后出狱。同年9月在吉林市参加国民党，历任国民党永吉县党部秘书和九台县党部书记长，1948年长春解放前，任国民党长春市教育局第二科科长、第一中学校长。
  王茂盛，31岁，山东省文登县人，高中毕业。伪满时在长春横滨株式会社当雇员。1945年9月考入长春市中华区区公所，任雇员、科员、户籍主任、代理分区事务主任等职。1946年10月加入国民党，1947年12月任代理中华区区分部书记。1948年当选为国民党长春市党部执行委员。同时，任国民党长春市动员委员会中华区情报小组长。长春解放后，1949年3月混入长春市百货公司当会计，10月被清洗。
  周惟一，又名周国忠，34岁，长春县人，高中毕业。东北沦陷期间，在长春宏济院及区公所当雇员。1943年加入国民党地下组织“东北抗战机构”，1945年5月23日被日本宪兵队逮捕入狱。日本投降后出狱，任国民党长春市党部执行委员。1946年参加国民党建军任上尉副官、少校军需官。1947年春，参加国民党中统局长春区，任三分区情报员。
  袁增安，35岁，长春县人。1940年任伪满长春县大屯村协和会书记。1944年，加入罗大愚领导的国民党“东北抗战机构”。1945年9月任国民党长春县党部干事。1947年5月在国民党长春区区分部工作，7月加入国民党特务外围组织——东北建设协会，任干事。长春解放后，1949年8月混入吉林省运输公司第三运输队当职员。
  这些敌伪残渣余孽组成了“中国国民党长春工作队”，他们发展党徒20余人，在美国发动侵略朝鲜战争期间，疯狂进行反革命活动，准备迎接国民党“反攻大陆”，接收长春市政权。他们制定了反革命活动计划，打算分‘极密”、“秘密”、“半公开”和“公开” 4个阶段。周铁航拉拢公安人员，企图搜罗枪支。又命同伙利用亲属关系，诱使法院干部提供院内组织、干部以及处理反革命罪犯情况。为了扩大破坏活动，他命同伙拉拢长春监狱、东北银行和长春实业公司工作人员，阴谋伺机聚众暴动，拟先砸开长春监狱，抢出反革命匪首佟贵廷等罪犯，然后再抢劫长春百货公司、实业公司及银行，以聚集经费。他命混入市政府的周化龙拉拢工友，调查市政府警卫人员及装备情况，妄想在国民党“反攻大陆”时，占据市政府大楼，成立“治安维持会”。命同伙在怀德县范家屯和伊通等地建立据点，拉拢土匪武装，袭击区、村政府，抢夺民兵武器。在长春县和城郊新立城三角地带，组织反革命武装，准备抢劫派出所枪支和供销社财物。命同伙收听“美国之音”和台湾广播，然后大肆造谣。周铁航还策划设立电台。
  周铁航等人的反革命活动，早已纳入长春公安机关的视线。市公安机关经过详细侦察，掌握确凿证据，1950年11月15日，在其反革命阴谋付诸行动的前夕，将周铁航的“中国国民党长春工作队”共23人一网打尽。经过长春市人民法院审理，以周铁航为首的14名反革命骨干分子，均判处死刑。这个反革命案件的破获，保卫了抗美援朝后方的安全。
  三、捕获美国“自由中国运动”派遣特务
  1952年5月31日，长春市公安局接到东北公安部通报：台湾国民党内调局①(内调局，即国民党中统局，1949改为民政部调查局。)特务岳一锋（原名郭长升）及其妻吴文蘅近期将潜入长春市，联络沈阳、哈尔滨、吉林、安东、锦州等地的旧关系，建立特务组织。长春市公安局对吴文蘅展开全面调查之后得知：吴文蘅（女），又名吴文林、吴俊华、吴颖林、吴王瑟、吴锦文、吴襄，1913年11月生，吉林市人。东北沦陷期间，于“新京”助产学校毕业，与丧妻的唐玉枢结婚，与人合伙开设永长医院，曾因私卖禁药被拘押，在狱中与郭长升相识。出狱后，夫妻感情不和，致唐玉枢自杀。抗战胜利后，吴文蘅将日本人开设的田中医院据为己有。在此期间，吴与郭长升同居。1946年，东北民主联军攻入长春，吴抛下自己两个儿子，与郭同去沈阳，开设颖林医院。郭长升，1907年生，原籍辽宁省义县。1929年入东北大学法学院，1935年去北平外文研究院。1937年入国民党中央军校特训班步兵科。1940年到东北从事敌后工作，任东北地下军总司令，兼东北挺进军少将宣抚特派员、国民党救国军少将师长。同年，应蒋介石召见去重庆。1941年8月参加国民党中训团党政班18期受训。返东北后，任国民党教育部战区教导主任，以热河省政府研究员兼吉林省政府参议为掩护。1943年春，在锦州被日本特务机关逮捕，押解到“新京”首都警察厅。1945年，日本投降后获救出狱。他听说老上级原东北军将领、国民党十五集团军司令何柱国要来东北，便自称十五集团军先遣军整编总司令，发展建军势力。1946年，杜聿明到东北，将其扣押。1947年经陈诚说情释放。1948年，他去南京进入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特务机关，任保密局东北特技组少将专员。同年7月，参加军统特务头目褚大光领导的特务活动，至沈阳解放。1949年，偕吴文蘅逃去广州。此外，还了解到，唐玉枢之弟唐玉权于1952年春病故，唐家的住宅是一座青砖四合院，吴文蘅的两个儿子，唐玉枢的儿子、女儿、女婿和唐玉权的儿子住在这里。正房西屋要出租。
  市公安局决定立案侦察，此案定为“内11号海外甲级专案”，采取“长期经营、精雕细刻”的策略与敌周旋。在吴文蘅到长春之前，派张侦察员租下这间房子，与吴文蘅的儿子唐志宏住对面屋。张侦察员对吴文蘅的两个儿子多方关照，得到唐家的信任。发现唐玉枢的女婿杨墨反对为吴办理入境证，而唐志宏兄弟急于让其母亲早日归来。张侦察员协助为吴办理入境证。吴文蘅得于1952年10月25日进入长春，住在唐家。吴则多次向其子询问张侦察员的身份、职业和为人，经常与什么人来往等情况。当得知为其办入境证时，则极表感激。张侦察员称自己原住黑龙江省穆棱县，家为地主，国高毕业后，当了一年多伪警察，解放后跑行商，共产党把货物控制起来，生意不好做，想回老家，父母又被管制，现在还是光棍一条。语言中透露出不满情绪。此后，吴便成了他家的常客，话题多是宣扬香港生活好，大陆贫困，美国强大，要打过鸭绿江，国民党要反攻大陆等等。吴文蘅经过多次摸底、考察，便以请求帮忙为名，请他去四平、沈阳、哈尔滨、吉林、锦州和安东等地联络郭吴的旧关系，还要他到市内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通过熟人收集情报。吴见他表现，极为满意，遂向他表明自己的特务身份和来长春的任务，动员他参加其特务组织，并许诺干出一番事业之后，带他去香港，为他请功。据吴透露，郭长升和她逃到广州后，国民党军节节败退，郭、吴经海南岛逃到台湾。在台湾先后参加了国防部保密局、内调局、国民党改造委员会第六组和国防部大陆工作处等特务组织，1950年，美国侵朝战争爆发，国民党特务机关派郭、吴率领特务赵基、岳汝霖和刘国等3人，携带电台、武器及经费到汉城，拟随美军北进经朝鲜潜入中国东北，建立“敌后根据地”，进行特务活动。保密局任命郭为东北总司令、党政军负责人，内调局任郭为东北总站主任，国防部大陆工作处任郭为东北军总司令，国民党改造委员会任郭为东北委员会委员。由于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的反攻，美军南撤，3名特务被冲散，郭、吴秘密经台湾转赴香港隐居，加入了美国的“自由中国运动”特务组织，并去日本接受美国特务训练。1952年参加美中央情报局在香港特务组织战地委员会东亚民主自愿兵团，郭任东北自愿军负责人。吴这次到长春，是联络郭的旧关系，组建“敌后根据地”。
  摸清吴的特务内幕及其罪恶企图之后，公安机关采取“圈吴引郭的策略”，促使郭来长春，以便摸清美国和国民党特务机关的阴谋。于是，张侦察员又把有写作特长的宋侦察员介绍给吴，吴委宋为其秘书，掌握综合情报和密写等事务。吴自以为站稳脚跟，急思派人去香港与郭联系。经张侦察员向吴推荐，以“跑行商为业”的姜侦察员做其交通员。吴多次对姜进行审查，见他一口流利的粤语，对香港和广州的市场行情、社会风俗及街名建筑对答无误，便高兴地派姜先去广州同特务据点人员进行联系。这一次考察，吴感到满意，遂向姜口授去港联络地点、联络人和联络暗语等，姜经广州、深圳，在敌特交通站的护送下进入香港。到港后，按吴的指示同敌特接上关系，见到了郭长升和敌特在香港的领导人苑纯毂、宋毅升。3人查看姜的出入境证件，对各种暗语进行审查，询问长春和路途见闻，确认为吴文蘅所派，才互相介绍，姜向他们报告了吴在长春的活动情况，说明已经打下基础，急盼派人去领导。苑、宋异常高兴。因为台湾特务机关一直以为郭、吴在东北，万一得知隐藏在他们门下，他们担当不起这个责任。遂决定郭长升立即随姜动身去长春。郭、姜二人离开香港，于1953年2月5日抵达长春。
  公安机关在郭长升到达长春之前，命张侦察员按吴的要求，在长春和哈尔滨各建立一处据点。由张向吴推荐周侦察员守护长春的据点。郭长升到达长春住进据点，竟毫不怀疑。视周为“得力助手”。郭长升在听取吴文蘅的报告以后，决定加快工作进度，成立“东北工作委员会”，委吴文蘅和张为委员，制定了政治、组织和行动纲领，命张频繁去沈阳、哈尔滨和吉林等地联络其旧关系，搜集情报。用带来的经费，开办一家照相馆，掩护特务活动。郭到长春两个多月，多次向香港特务机关吹嘘其功绩，谎报在哈尔滨、沈阳、吉林、锦州、安东和东边道（延边）等地已建立了6个情报站，发展了千余人的游击武装，要求空投武器、电台和药品。
  公安机关为了掌握美国特务机关及台湾国民党各特务系统对大陆的阴谋活动，利用香港特务机关对郭没有回信的机会，命周和姜向郭献策，促郭再派人去香港。郭、吴于1953年4月28日再派姜去香港。姜到达香港，见到苑纯毂，向其汇报了郭、吴在长春的工作情况，苑表示同意空投郭、吴所需之物资，要求姜回长春后亲自到长白山区勘察，选择空投地点，绘成图纸送来香港，再决定空投时间、办法，并告知姜直接与美特机关联络的密写方法及美特机关的主要企图。姜于6月5日回到长春。
  公安机关听取汇报后，决定诱敌空投。派人到长白山新开岭一带，选择地点，勘察地形，绘制了图纸。一切准备就绪，11月5日，姜第三次去香港。美国“自由中国运动”特务机关驻日本总部美国特务头子迪夫•莫尔，对姜多次由大陆赴香港畅通无阻提出怀疑，要求把姜送到日本总部审查。姜到港后被安排在湾仔道好世界大酒店见到特务关世明。关要姜概述进港路途经过，长春党政军机关的设置，工商界的动态，郭、吴在长春的掩护情况，以及寻觅空投地点经过等细节写出来。16日，姜在香港皇后餐厅与敌特港九站总负责人林杰克接头，被告知要做好准备，去日本总部报告工作和受训。18日，将姜安排在铜锣湾湾景大酒店，并送给姜《中国赤潮记》和《斗争十八年》等反动书籍令其阅读。实际上已把姜软禁起来。28日，姜搭乘英国太古公司的“鄱阳号”赴日本。12月5日下午抵达日本横滨，该船帮办郑世香将姜送到山下町129号任永和处，任引见美特头子迪夫•莫尔。迪夫率金姓翻译把姜领到一设有录音装置的室内，进行审查，询问姜与郭、吴认识时间及发生工作关系的经过；第一、二次到香港前请求出入证和大陆边防前哨检查情况；申请办理行商手续与从事行商时间；寻觅空投基地经过等等。还拿出军用中国地图询问沈阳机场、东北铁路沿线桥梁数字、东北防疫情况。13日，把姜转移到日本神奈川县茅崎市美特机关总部，迪夫与另两名美国特务用测谎器对姜进行审查，问姜是否共产党员？是否受过刑事处分？是否负有其他国际情报机关任务？每日不断地向姜讯问，有时还拿出一些照片让姜来鉴别，连续试探姜的心理，观察姜的思想动态，甚至采取恐吓或欺骗等手段。姜沉着应敌，对答得体。12月19日终止审查。又隔两日，美特向姜探问在东北一年四季的服装。1954年1月3日，由总部黄参谋传达指示。19日，迪夫偕姜去神户。然后，姜返回香港。27日，受到宋毅升接见，关世明将姜送到北国云华酒店，向姜布置了今后的工作。规定空投基地放置的标志，地空联络信号用“T”字型，横点火5堆、竖点火3堆，间隔要均衡。还令姜在机场、铁路中物色人员，以便调查飞机、机场设施和铁路运行情况。同时，交给姜一本《中国革命抵抗运动大联盟组织纲领》，让姜阅读，还填写了宣誓和保证书。30日晚，在林杰克监誓下，为姜举行了正式入盟宣誓。2月1日姜离开香港，11日回到长春。
  姜这次去香港、日本，虽然受到美特用各种手段进行审查，由于从容应对，而受到信任，得以参加美特组织“抵抗运动大联盟”，不但掌握了美特密写、联络暗号和破译密信码等方法，而且还发现了派遣在大陆的5名特务的机密。姜从广州带回活动经费，郭将80%投入照相馆，扩充吴的掩护资金。郭还亲自培植特工人员陈光。陈光1940年在辽宁开原参加郭领导的国民党地下工作。1953年4月，郭找到他，在多次晤谈之后，动员他加入其特务组织。公安机关命陈打进去。郭不断地向香港宋毅升发函，却迟迟收不到复信。郭拟派陈陪吴去香港，公安机关因为陈不具备条件，遂选侯侦察员代替陈。郭6月14日晚召见陈，陈事先服用“发烧”药，在郭向陈交待去港事项时，药性发作。被送往医院，病势严重，并确诊为传染病。翌日，郭去医院探视，医务人员告知：传染病不许探视。公安机关命周侦察员激发郭、吴的不安情绪，趁机向郭、吴建议，不妨另行派人，以免措手不及，并乘机推荐侯，介绍了侯的一点情况，郭、吴很高兴。20日晚，与侯见面。侯逐步得到郭、吴的信任，便不急于派陈去港。后接宋毅升来信，告知美国“自由中国运动”这个特务组织结束工作，国民党各特务系统对郭、吴仍不信任，曾派人到港调查。台湾方面新组建“心理作战指挥部”，负责人刘志寰极欲同郭、吴联络。显然，在香港的美国、台湾国民党特务机关有了变化。公安机关认为，应通过郭、吴派人去港机会，摸清在港敌特机关的变化。6月28日，将宋的密信交给郭、吴，阅后甚感不安，皆欲返港，甚至二人相争，而吴的态度更为坚决。公安机关决定“稳郭打吴”。姜向郭提出，台湾各系统既然不信任，回港更易增加怀疑，因而打消郭返港的念头，同时提出吴返港的有利条件。吴在极度不安的情绪下，到公安机关申请出境手续。公安人员询问她的来历及其现在的职业，以其理由不充分而拒绝批准出境。吴心有余悸地回到家。郭反复询问经过，认为公安机关尚未怀疑。最后决定由姜去港。7月中旬，姜第四次去港。姜从香港返回后，证实美国“自由中国运动”组织已撤销，其成员交由台湾“大陆工作处”领导，空投计划告吹。
  1954年12月27日，公安机关秘密逮捕了郭、吴两个特务，他们供认所参加的特务组织和罪恶活动，并表示愿意戴罪立功。12月31日将吴释放，仍在其照相馆有控制地劳动。对郭继续关押。1955年8月30日，将吴收监，其在东北各地发展的特务和其去港的交通站点，由各地公安机关一举摧毁。经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以反革命罪判处郭长升死刑，缓期2年执行，判处吴文蘅有期徒刑12年。
  这个案件的破获，打击了美国和台湾国民党特务机关的嚣张气焰，对保卫人民政权和国家建设都起到重要作用，受到公安部的表彰。长春电影制片厂以此案为题材，拍成电影《寂静的山林》，在全国放映。
  四、捕获国民党“内调局”派遣特务朱见芳
  1953年3月，台湾国民党特务朱见芳潜入长春，立为“16号甲级专案”。4月4日将其秘密逮捕。朱见芳，别名朱见侯、朱洒泉、马力行、马家骅，40岁，山东省黄县人。1946年3月，在天津加入中统特务组织，先后担任要职。曾参与对爱国人士的大逮捕。天津解放后，受到管制，却不思悔改，又潜逃到香港，参加国民党内调局在港的特务组织，为其提供天津政治、经济和社会等大量情报。他在香港经短期训练，接受派遣潜来长春。主要任务是：建立特务据点，发展特务组织，刺探军政情报和进行策反活动。经过耐心教育之后，他愿意戴罪立功，而且态度老实，能按指示行事。由于朱见芳的一段工作，特务组织于1956年4月又派唐桂香潜来长春。唐桂香，别名朱金玉，女，36岁，湖南省湘潭人。1946年在长沙参加国民党交通警察部队，充当政工队员，曾与人民解放军作过战，还曾化装混入解放区刺探军情。1949年江西解放，她逃入香港。在香港参加内调局特务组织，经短期训练，派遣来长春。到长春后，与朱见芳接上头。为了了解唐来长的任务，放手让她进行情报活动，唐向特务机关汇报两次有关空军、铁路和工厂设施等情报。由于目睹国家建设和各方面的发展，感到台湾国民党统治集团日暮途穷，因而决心弃暗投明，向公安机关投案自首。
  长春市人民检察署根据朱见芳被捕后能坦白认罪，立功赎罪；唐桂香投案自首，又检举他人，于1956年7月2日决定对他们免予起诉。
  五、捕获国民党派遣特务侯全顺、黄维山
  国民党派遣特务侯全顺，于1954年4月24日潜入长春。市公安局立为“内18号甲级专案”。侯全顺，化名川页、全恒，32岁，河北省玉田县人。潜入长春后，住南关区桃源路派出所管内51组。侯1947年在长春省立第二中学读书，同年11月参加国民党新一军教导队，在沈阳受训后加入国民党，1948年11月，沈阳解放时被俘，曾在解放教导团任通讯员，1949年离队回家，1950年7月逃往香港。在香港穷困潦倒之际，被国民党特务组织吸收。1953年12月，经特务分子张佐良介绍，参加国民党“中委会二组”，受专门训练，派来长春，发展特务组织，搜集情报，还企图混入内部，长期潜伏。10月间，破获此案。为深入侦察，掌握敌特阴谋，派侦察人员与香港敌特机关直接联系。有趣的是敌特机关竟任命侦察人员为“长春交通中心通讯站”站长，掌握了通信密写方法，控制了敌特机关派驻广州、锦州、沈阳、安东（今丹东）和鹤岗等地的特务分子。敌特机关派电台报务员黄维山于1959年6月14日潜入长春，又派人送来电台。黄维山，化名赵玉峰、初志义、王毅豪、谷维明、鹤鹏，31岁，山东莱阳人。他于1945年入青岛中学读书，1947年8月参加国民党青年军208师1旅通讯连当兵，随军经唐山撤退到上海，加入国民党海军陆战队2师6团当通讯兵。1949年5月随军逃到台湾，先后任国民党军上士副排长、准尉集训区队副。1953年10月加入国民党，任通讯中队分队长，1955年先后在敌陆战队军官学校和两栖侦察队受训，后任第一旅侦察分队班长，还在情报学校军官班受训，1957年10月被国民党“中委会二组”征调，在台湾北投地区专门受建立电台的业务训练，1958年通过实习后，于8月派往香港，国民党“中委会二组北方工作组”对其进行专门训练，一切准备就绪后，化名初志义潜入长春，从事敌特“长春交通站”电报通讯工作。他曾用密写向台湾报告潜入长春后的情况，并约定联系办法，企图架设特务电台，策划发展特务人员，建立地下反动组织，打入长春重要工矿企业长期进行活动。公安机关于7月2日将其逮捕。
  侯全顺和黄维山都是经国民党长期培养、训练的职业特务分子，思想极端反动，逮捕后仍然坚持反动立场，虽经反复教育，说明党的政策，均无悔改之意。侯全顺竟在提审时企图越狱，还在监室内公然行凶殴打看守人员。黄维山在被捕后拒绝交待罪行，企图用暗号向敌特机关报警。根据这两个特务分子的罪恶和坚持反动立场，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判处死刑。黄维山不服上诉，吉林省高院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12月22日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在长春执行死刑。
  六、捕获国民党派遣特务张祖良、周秀贞
  1955年8月12日长春市公安局发现，长春市崇智胡同17号居民周秀贞行为可疑。经调查得悉：周秀贞，女，32岁，18岁时与张祖良结婚。1951年随夫去香港，1953年6月携女回沪。不久，又欲返港，三次申请出境，未获批准，来到长春。其夫张祖良原为汪伪宪兵，现在香港。与上海其岳父周鸿福常有书信来往。周秀贞来长春后，在第一汽车制造厂一领导人家当保姆，感到厌烦。周自幼习裁缝，有意自谋职业。公安机关派女侦察员，以自有缝纫机承做零活为名，与之接近，进而合营服装店，以致无话不谈。她初称“在港住2年，朋友较多，”表示“如能办出国手续，还想回香港”。后又说“咱俩可以开服装店为业，有机会还可跑行商，” “祖良对我非常好，这次回来他告诉我，到东北一切要注意，遇事多动脑筋，别上当。” “港沪来往人较多，我这次回来每月还给4百港元”，“工作多得很，就怕我们不能做，如很快办妥出境证，去3个月再回来，经费也就充裕了。”最后露出其身份，是“中央保密局”联络员。
  根据上述情况，将周秀贞和张祖良案立为“内27号甲级专案”。女侦察员表示：自己久居长春，熟悉长春情况，遇事可以为她出谋划策。因而获取她的信任，参与其活动。女侦察员根据她的弱点，以关心她夫妻团圆，促使她发信与张祖良联系。公安机关再次派人到上海进行系统调查。周秀贞进一步向女侦察员透露：“香港顾先生是祖良最好的朋友，他看我老实，叫我做情报工作。”“如4个月不写情报就不给钱了，我回来第4个月才给写点情报。”她继而给香港张祖良发去两封联系信，报告她在长春的情况。1956年1月20日，她接到张祖良回信，表达离别之苦，在港生活不好，打听周在长春的职业及生活情况，叫周办出境证明，返回香港。据此，女侦察员劝导周，说明“在长春开服装店，生意很好，生活安定，盼望早日团聚”给张写了回信。周还透露，要寻找张祖良在大陆之旧关系，称“在南京时有个吴耀忠的，原为日本宪兵少校，后打入共产党内，听朋友说，可能在长春。”2月26日，她又接到张祖良回信，表示对周想念之苦，祝贺周在长春开服装店事业的顺利，要周在长春给他办入境证明，要来长春与周一块工作。
  周急欲活动，张祖良迫切要求潜回大陆。于是，公安机关又派侯侦察员相机打入敌特内部。7月21日，张祖良持港澳同胞回乡介绍信，由深圳潜入广州，并三次往香港发信，催促汇款。8月13日，张到达长春，住女侦察员家。首先对周的处境、女侦察员与周相识过程及开办服装店等进行详细审查。表示对服装店作职业掩护很满意，愿意帮助把生意搞好，暗示女侦察员“现在跑买卖很赚钱”，“秀贞没能力，不能帮我办事，缺少一个助手，现在能否办出国证，代我去港办事？”鉴于张急欲活动，女侦察员现出对朋友的热情态度。张说明自己原为“中统”，现在要了解长春有多少工厂、仓库、人口等，如有可靠的朋友，可以吸收来，最好是女的，会日语的。同香港的联系方法是用碘酒和血写密信，其代号为“758601”。他来长后连续向港特组织发去5封信，报告其平安抵达长春，服装店生意顺畅，急待汇款支援。女侦察员继续接受张的审查，争取加入其特务组织，并以自己亲戚的名义将侯侦察员介绍给张，做为这个特务组织的交通员。
  公安机关经过近一年的侦察，查明张祖良，又名张伟，36岁，江苏无锡人，在南京汪精卫政府充当宪兵，抗战胜利后，在上海淞沪警备司令部任职，上海解放初期，专门走私黄金，出入沪港之间。1950年去香港，8月回上海，与以第三势力面目出现的国民党特务周延长取得联系。不久，又回香港。他潜入长春，发展了女侦察员和侯侦察员为特务组织成员，于1957年2月至7月，先后发出5封密信，称“长春钢铁材料和汽车五金奇缺，第一汽车厂不能全部开工，全国各地有停工现象，物价比1956年高涨了三、四成，工人生活困难，人民想念早日反攻大陆。”还报告：“服装店已有巩固基础，周围环境安全，便利吾人工作”。这年的4月和6月，接到敌特组织第1、2号密函，核准吸收女侦察员和侯侦察员为其特务成员，规定张今后化名为“盛福金”、“陈泽深”，女侦察员化名为“李秀娟”，侯侦察员为“谢瑞麟”，并寄来特务经费900港元，要求着重刺探长春之轻重工业位置、机器设备、人员数量、产品销售情况，还有“劳改营”的地址、环境、收容人数、人员成分及警卫岗哨位置等等。
  8月4日，公安机关在张祖良返港途中将其逮捕，张祖良供认在港加入台湾国防部二厅香港办事处特务组织任情报员，填表宣誓，接受该特务组织在港办事处负责人黄大中的训练，潜来长春拉拢旧关系，发展组织，长期潜伏。除了搜集长春轻重工业情报外，还有空军基地、飞机种类、效能等情报。通信方法，规定用鸡血和淀粉密写，如被大陆公安机关强迫发信时，则写“大中老兄”为暗语。还供认：“原拟由港去日本，因其妻周秀贞在长春，故被派来长春，以红星服装店为活动据点”。所供与事实基本吻合。8月16日又逮捕了周秀贞。均依法受到严惩。
  七、捕获国民党派遣特务李金纶
  1955年7月，发现长春市黑水路3段33号永和旅馆服务员李金纶从徐州来长。据徐州市公安局介绍，该人1954年1月23日从香港经广州回到徐州，原为国民党员、中统局天津区塘沽分区东沽小组特约通讯员。1950年2月去香港，4月返回徐州，不久又经天津返回香港。他在徐州期间，曾拉拢铁路员工搜集情报、破坏机器、进行反动宣传，约定国民党反攻大陆时担负护路任务。1954年是他第二次从香港回徐州，发现他与香港“自由中国通讯站”据点刘春培、“内调局香港交通总站”交通员王联祺、王联福等特务分子有通讯联系。另据天津市公安局塘沽分局档案记载：该人系中统局天津东沽小组通讯员，没有登记。根据上述材料，将李金纶立为“内52号甲级专案”，派白侦察员和邱侦察员接近李，取得信任，打进其特务组织。查明李金纶又名智英，化名德发、俞绍忠、吴景忠，35岁，天津市塘沽区东沽人，现独居长春市宽城区站前街54组30号。其父、妻及弟、妹等分居于徐州、蚌埠两地，他先在黑水路永和旅馆，后到南关区同安旅馆当服务员。该人小学毕业后，于1939年至1944年在塘沽义兴轮船公司仪茂小轮当水手。1945年在天津、徐州间跑行商。1946年在东沽电影院当售票员，经介绍加入国民党，并为“中统局”通讯员。1948年全家迁徐州。1950年去香港。1955年7月6日，由徐州潜入长春，企图与香港内调局敌特王联祺、王联福、刘狱五等恢复通讯联系，均未成功。1957年5月去香港，接受国民党中委会大陆铁路工作委员会在港特务陈浩然的训练，委其为“长春工作站”站长，代号为“56586”，任务是以发展组织、搜集情报、组织反动武装、创立游击根据地。携带近千元人民币作经费，于8月9日返回长春后，策划组建土匪武装，派同伙设法寻找黑龙江土匪“九彪”和刘希然（早在镇反中受惩处），未达目的。他却向香港特务组织报告找到了。敌特机关委任“九彪”和刘希然为“辽吉黑反攻突击队”正副司令”。还指示“在时机未成熟时，不可盲动，在安全原则下，可见机作简易破坏工作。”他按敌特机关指令，先后向在港敌特机关发送许多诸如长春整风、反右派、大跃进、下放干部等情报。
  长春市公安局于1958年11月19日逮捕了李金纶，使之受到应有的惩处。
  八、打击潜伏下来的帝国主义间谍
  1951年，长春市在赶走披着宗教外衣的法国间谍分子之后，又挖出了隐藏在宗教界的美国间谍分子梁世焕。梁世焕，韩国人，1943年就学于日本东京公教（天主教）神学院。毕业后被派到东北，先在吉林市天主教堂当神甫。1942年秋，由法国人、长春天主教神哲大修院雷宏达推荐，加入美国“海军军情处”间谍组织，代号为“0”，先后归属美国特务巴勃尔和布雷登领导。他为了在北满地区建立情报网，搜集解放区各方面情报，发展了朝鲜族教徒朴文兴、朴贯、顾顺明、白晶玉（女）、李春国、朴昌彬、李仲三和国民党军统特务赵岩，还有留用的日本医务工作者望月升、望月泰世等10余人从事间谍活动。1947年5月，他派白晶玉潜入哈尔滨天主教堂，发展朝鲜族神甫金善勇为间谍，命金以哈尔滨为中心组建情报网。同时，他还多次派白晶玉和顾顺明等以贩运棉线为掩护，潜入哈尔滨、吉林等地区，搜集中共中央、东北局内部状况，东北民主联军的兵力、装备、番号、各种证件和地方政权、军工生产、民族关系以及中苏边境贸易等情报。他多次去沈阳向美国间谍机关递送情报达百余份。依照美国间谍布雷登的指示，通过日本人望月升发展了国民党东北保安司令部突击队队员日本人深堀为间谍分子，令其收罗隐藏于长白山一带的日军残余势力，袭击解放区。他与布雷登研究了吉长地区的交通联络和潜伏方案，确定由沈阳市天主教会会长、朝鲜族李道权任北京、沈阳、长春之间的联络员，还要朝鲜族许英伯开辟朝鲜方面的情报工作。1948年3月初，吉林市解放前夕，他按布雷登指示，布置朴昌彬、朴贯2人以开办华东制米厂为掩护，继续潜伏于吉林市。他率朴文兴、赵岩、白晶玉、李春国、金京守等人逃到长春，又把朴文兴派到北京潜伏待命。长春解放后，他与美特组织失去联系，急派李钟世去沈阳，拟与美国驻沈阳领事馆谋求接触。1950年5月，又派李钟世赴韩国汉城，拟通过美间谍分子、天主教神甫申麟钧谋求与美特机关恢复联系。抗美援朝期间，他利用“圣母军”特别支团搜集各种情报，还派女间谍朴尚玉混入朝鲜人民军驻长春后方医院，刺探苏联向中国运送军火、中国战勤动员、民心动向等情报，甚至以支援抗美援朝为名，亲自去医院搜集情报。
  1951年8月27日，梁世焕在赴磐石与朴文兴接头的途中，被公安机关捕获。审讯时，他认为公安机关无法调查美特机关，教会中的敌特分子也不会向公安机关提供真实情况，由他发展的信徒更不会出卖他，所以矢口否认自己的间谍罪行，公安人员递给他一支香烟，他不接。“你能吸美国的大象牌香烟，怎么不可以受用一次中国的香烟呢？”公安人员的这句话，他意识到与美特会面时吸过大象牌香烟的细枝末节都被掌握了，因而低头认罪。
  九、国民经济困难时期粉碎外国和国民党特务机关的新阴谋
  1958～1960年，国民经济比例失调，人民生活出现严重困难。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特务机关勾结日本特务，利用这个时机，加紧向中国大陆派遣特务，进行情报和心战活动。台湾国民党自其“八次代表大会”以后，策划“要以大陆反攻大陆”，“大陆为主战场，海峡为次战场”，“政治反攻重于军事反攻”，要用“七分政治，三分军事”等阴谋实现其复辟梦想，国民党“中委会二组”在长春市建立了“长春地区工作站”和“交通通讯中心站”等特务组织，阴谋架设电台。国民党“国防部特种军事情报处驻日本8061和8062组”也往长春派遣特务。
  这个时期，发现日本特务机关和国民党驻日本特务机关相勾结，注重在长春赴日探亲的日侨妇女中发展特务，然后派遣回来。当时，长春市有日本侨民163人。其中，男13人，女150人。绝大部分是日本投降后遗弃的孤儿，由中国人养大成人。从1956年至1958年，先后有日侨妇女58人赴日本探亲，回到长春的有52人，其中就有日本和国民党特务机关派遣回来的。日本特务主要以“新闻记者”面目出现，审查赴日探亲的日侨妇女思想状况，根据不同对象，施以小恩小惠，制造把柄，然后交给任务和通信联络方法，派回长春市。国民党特务机关主要是寻找思想反动，对共产党不满，或丈夫有反动身份，在日本的家庭又有困难的日侨妇女，进行短期训练，吸收加入国民党，派回长春。美国、日本和国民党特务机关，还通过赴日探亲的日侨妇女搜集长春情报。多数赴日探亲的日侨妇女受到“新闻记者”、“新亚细亚经济调查委员会”等一些身份不明的人“访问”。这些人用“请客”、“送礼”、“交朋友”等方式拉拢日侨妇女，公开搜集长春驻军兵种番号、驻扎地点，机场位置、飞机数目和机型以及有无探照灯等情报。有的还拿出中国地图或长春地图，让日侨妇女标记机关、工厂、学校等的位置。有的还专门搜集中国的物价和供应情况。有些人在搜集完情报后，还给日侨妇女留下地址，要求保持联系。更有特务分子利用日侨妇女来往方便的条件，让日侨妇女做交通员，给在长春潜伏的特务分子捎带密写药品和其他物品，有的让日侨妇女寻找汉奸、敌伪残余和反革命分子的下落，企图恢复联系。
  针对上述敌情，长春公安机关对赴日探亲的日侨妇女开展了时事政策教育，组织日侨参观第一汽车制造厂，观看《祖国东北》等影片，然后举行报告会、座谈会，向日侨说明新中国建设的伟大成就和发展远景，说明中国共产党坚决支持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事业，并结合当时日本人民和世界爱好和平人民反对《日美军事同盟条约》和复活日本军国主义的斗争，揭露美帝国主义的侵略阴谋，指出美、日和国民党特务机关对新中国进行间谍特务活动。经过反复交待中国政府的政策，启发她们提高认识，号召他们当中被美、日、国民党特务召募的人，讲清自己的问题，并检举别人。到1960年11月末，向市公安局交待自己问题的有36人，检举别人的有16人，共检举特务嫌疑问题41件，初步坦白为日特机关派遣的2人、国民党特务机关派遣的1人，派遣特务嫌疑分子8人。给美、日和国民党的特务机关以一次有力地回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