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春图书馆

新中国诞生后，反革命残余势力成为危害人民政权最危险的敌人，镇压反革命便成为人民公安机关的重要任务。长春市公安机关在市委、市政府和上级公安机关的领导下，从1951年至1961年的10年间，先后开展了四次镇压反革命运动。
  一、第一次镇压反革命运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长春人民同全国人民一样，紧张地投入国民经济恢复工作，为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创造必要条件。但是，美帝国主义不甘心在中国的失败，于1950年6月25日悍然发动侵略朝鲜战争，妄图以朝鲜为跳板进一步侵略新中国，妄图把新中国扼杀在摇篮之中。盘踞在台湾的国民党，也蠢蠢欲动，梦想反攻大陆，实现反革命复辟。大陆的残余反革命势力错误地估计形势，认为第三次世界大战快打起来了，得意忘形，加紧反革命活动。在长春的残余反革命分子也猖狂起来，有的造谣、贴反动标语、散发反动传单，有的制造破坏事故，有的向党、政、军主要领导干部家里投掷铁块、石块，更有的网罗敌伪残余，密谋抢夺军警枪支，组织别动队、地下军，企图与美国侵略军里应外合。潜伏在长春的中统特务、国民党“地下工作队”首领周铁航等一伙，秘密把“接管长春市政府”的班底都准备好了，并策动市政府个别工作人员作内应。新中国成立后，在司法工作上，对反革命分子的处理一度有偏宽的现象。面对美帝国主义侵略，残余反革命分子又疯狂反扑，广大群众强烈要求镇压反革命。在这种形势下，中共中央认为，必须动员全国人民，在进行土地改革和抗美援朝的同时，开展一次坚决、彻底、大张旗鼓地镇压反革命运动。这三大革命运动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而镇压反革命运动又是关键，只有坚决、彻底镇压反革命分子，才能保卫土地改革运动顺利进行，保证抗美援朝战争有巩固安定的后方。
  1950年10月 1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镇压反革命的指示》，史称《双十指示》。16日，公安部召开第二次全国公安工作会议，具体部署了镇压反革命运动。1951年2月21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使镇压反革命运动有了法律武器。长春市公安机关，在市委、市政府和上级公安机关的领导下，经过充分准备，从1951年4月26日开始，与全国同步大张旗鼓地开展了镇压反革命运动，也称“四•二六”大镇反。这次镇压反革命运动的特点是：全党、全民动员，实行中央制定的方针政策和策略，打击目标集中，时间比较长，打击的稳、准、狠，主要对象是土匪、恶霸、特务、反动会道门头子和反动党团骨干等5个方面的反革命分子。整个运动为时近两年，经历了三个阶段，把反革命的主要力量基本消灭。
  第一阶段，从1951年4月26日到10月，主要是通过集中搜捕、处理一批反革命分子，广泛深入地进行宣传，放手发动群众，充分揭露敌人。在充分准备的基础上，在市委和市政府的领导和指挥下，于4月26日夜，一个晚上逮捕了569名反革命分子。其中，特务分子77人，土匪72人，恶霸43人，反动党团骨干67人，反动会道门头子51人，敌伪军政警宪、谍报分子246人，其他反革命分子13人。然后，向长春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作报告，并运用报纸、广播、黑板报以及召开各界群众报告会、座谈会、控诉会、展览会等形式，在全市大张旗鼓地揭露敌人的罪行，动员群众检举揭发反革命分子，号召反革命分子坦白自首。为了进一步发动群众，暴露和打击敌人，市公安局和市法院5月15日在南岭体育场召开了全市公审反革命分子大会。到会的各界群众达5万余人，会外还组织了30多万群众收听大会的实况广播。在大会上，被害人亲属对反革命分子进行了血泪控诉，经公审依法判处14名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死刑。市长申力生在大会上讲话，要求进一步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在5月中旬，先后处决了54名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反革命分子。广大人民群众看到了人民政府坚决镇压反革命分子，为民除害，无不欢欣鼓舞，拍手称快。“为死难烈士报仇！” “血债要用血来还！”“政府杀得对！杀得好！” “坚决镇压反革命！”“中国共产党万岁！” “毛主席万岁！”等口号响彻了长春上空。人民群众纷纷起来揭发、检举反革命分子。公审大会的当天，就收到了2200多封检举反革命分子的信件，并有400多人到公安机关揭发、检举反革命分子。广大人民群众把镇压反革命运动说成是“第二次解放”。
  通过这次集中逮捕、镇压反革命分子，打击了反革命分子的嚣张气焰。反革命分子慑于群众运动的威力，在党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感召下，开始分化瓦解。同时，在审理中暴露出来大批敌特线索。在这个关键时刻，中央明察秋毫，5月10日，公安部召开了第三次全国公安工作会议，提出目前镇压反革命运动要采取“适当收缩”的方针，决定从6月1日至9月末，4个月时间，除现行犯外，镇压反革命运动转入清理积案、清理“中内层”、训练干部、总结经验的休整阶段。
  长春市公安机关，在市委和市政府的领导下，按照第三次全国公安工作会议精神，从6月1日开始，在打击敌人现行破坏活动的同时，主要做了4项工作。
  1、贯彻执行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决议，严格控制捕人、杀人。“凡介在可捕可不捕之间的人一定不要捕，如果捕了就是犯错误；凡介在可杀可不杀之间的人一定不要杀，如果杀了就是犯错误。”除了追捕外逃的和证据确凿、必须逮捕的重大反革命分子以及现行反革命分子外，停止集中大批搜捕，组织公、检、法三机关大批干警转入清理积案工作。2、在全市较大的企业、机关、学校等90个单位，先后开展了清理“中内层”工作①(“中层”指革命队伍内部；“内层”指中国共产党内部。)。全国解放后，革命队伍迅速扩大，既有大批青年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参加革命工作，又留用一批原在国民党各种机构中工作的人员，确有反革命分子混进革命队伍，又有许多背着各种政治历史包袱的人员。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有些案件线索已经涉及到革命队伍内部，有些不纯人员很想说清楚自己的问题以轻装投入革命工作；有的虽做过对不起革命和人民的事情，但想重新做人，立功赎罪；也有少数混进革命队伍的反革命分子，坚持反动立场，负隅顽抗。长春市共查出隐藏在内部的反革命和美蒋特务嫌疑分子227人，一般反动党团分子4305人，有一般政治历史问题的1262人。经过查实证据确凿而必须捕办的重大反革命分子3人，清洗了34人，调离要害部位43人，列为专案侦察的7人，列为重点线索调查的28人。经过这次清理，进一步纯洁了内部单位和弄清了内部人员的政治面貌，做到了心中有数，加强了内部的保卫工作，有效地保卫了生产建设的安全。同时，还查清了一大批人的政治历史问题，使他们放下了包袱，调动了他们的积极性，从而更加靠近共产党，投身到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事业中来①(《长春市公安工作10年简史》7页。)。3、自上而下地发动干部和群众，总结经验，找出工作中的缺点，批判了部分干警头脑发热，盲目要多捕的“左”的情绪，把思想认识纳入党的政策轨道。4、在运动中暴露出来的反革命活动线索，立即组织力量，开展调查。
  通过这一阶段集中逮捕、追捕逃犯和侦察破案、打击现行破坏活动，共逮捕了各类反革命分子803人。其中，特务222人，土匪275人，恶霸56人，反动党团骨干101人，反动会道门头子65人，敌伪军政警宪分子61人，现行反革命分子23人。依法判处死刑144人，其中特务40人，土匪61人，恶霸10人，反动会道门头子13人，反动党团骨干7人，敌伪警宪分子13人②(《长春市公安工作10年简史》7页。)。
  1951年9月11日，公安部召开了第四次全国公安工作会议，会议提出：“把镇压反革命一切不彻底的方面都进行彻底”，“把一切应该捕而必须捕的，但现在尚未捕的反革命分子捕起来；把一切应该杀而必须杀，但现在尚未杀的反革命分子坚决杀掉。据此确定了下一阶段的任务。
  第二阶段，从1951年11月到1952年8月，经过前个阶段的运动，又暴露出一大批敌人线索。经过调查证明，大部分是应该处理而必须处理的。除了少数已投案自首外，下余大多数，一部分仍企图逃跑或藏匿下来；一部分还在坚决与人民为敌，拒不坦白自首，甚至制造谣言破坏镇压反革命运动。
  也还有一部分隐蔽较深的敌人，尚未暴露出来。在群众中，有的知情人没有充分发动起来，他们还有不少顾虑，仍在观望。因此，需要进一步发动群众。
  这个阶段的主要任务，是深入调查研究，追捕漏网在逃的反革命分子，坚决肃清残敌，继续清理积案及结合宗教革新，肃清宗教界内部的帝国主义分子和隐藏的反革命分子。主要从三个方面开展工作：
  零星逮捕。经过充分查证，又缉捕了漏网、外逃和现行反革命分子398人。其中，匪首和惯匪155人，恶霸109人，特务94人，反动会道门头子24人，反动党团骨干6人，其他反革命分子10人。依法判处死刑40人。其中，土匪14人，特务9人，恶霸10人，反动会道门头子3人，敌伪警宪人员4人①(《长春公安工作10年简史》 7～8页。)。结合逮捕和处理案犯，进一步开展镇压反革命的宣传活动，镇压反革命运动又深入了一步。
  清理积案。镇压反革命运动以来，在押人犯达1400多人，为了迅速地清理这批积案，从公、检、法三机关抽调大批干警，统一行动，突击清理积案。分清先后主次，把政策交给群众。将群众熟悉的案犯，交给群众讨论，征求群众意见。因而揭发检举出许多公安司法机关不掌握的反革命罪犯、罪行，同时也全面具体地宣传了政策，调动了群众的政治积极性，分化瓦解了敌人。经过半年的清理积案，把遗留下来的大批案件基本清理完毕。
  肃清宗教界内的帝国主义分子。潜藏在天主教吉林教区的法籍主教高德惠系帝国主义分子。东北沦陷时期，他依附于日本帝国主义，破坏抗战；国民党统治时期，又与美国、国民党勾结，疯狂破坏中国人民解放战争。长春解放后，他们组织了反动的“圣母军”，散布反动言论，破坏宗教革新运动，妄图配合国内外反动势力，推翻人民政权。长春市公安机关经过长时间的侦察和调查，掌握了其反革命活动的确凿证据。1951年12月6日，长春市人民政府明令取缔“圣母军”，号召“圣母军”分子登记，停止活动，并逮捕了高德惠、柏林、皮士秋、纪怀德和路道尔等5名帝国主义分子，于12月21日，依法将他们永远驱逐出中国，从而清除了潜藏在教会里的帝国主义间谍分子，有力地推动了长春市宗教三自革新运动。这是长春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一次重大胜利①(《长春市公安工作10年简史》 8页。)。
  第三阶段，是从1952年8月开始到1953年3月，经过前两个阶段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使五个方面的反革命分子受到了沉重地打击。然而仍有些外逃和隐蔽较深的重大反革命分子尚未追捕归案。就打击程度看，对反动会道门头子的打击还不够，其反革命组织尚未彻底摧毁。这个时期，反动会道门的活动也比较猖狂。“皈依道”头子吴焕章秘密发展组织，梦想当皇帝，诱骗18名女道徒做“三宫”、“六院”的娘娘和妃子，并“点将”“封侯”，设了“四大部”，封了4名“大臣”和“先锋官”，准备打造刀枪，妄想依附美国和国民党反革命残余势力组织暴乱。
  根据以上情况，这个阶段的主要任务是：继续搜捕残余漏网的重大反革命分子，进一步摧毁反动会道门组织，并进行镇反判定工作。对外逃反革命分子，制定了追捕计划。对那些罪恶较大需要捕办处理者，一般的将材料交当地公安机关就地处理；对那些罪恶很大非捕回处理不足以平民愤者则捕回惩办。这个阶段共缉捕了应该捕办的重大反革命分子和现行反革命分子116人。其中，特务9人，土匪19人，恶霸3人，反动会道门头子76人，反动党团骨干4人，敌伪军政警宪反革命分子5人。依法判处死刑18人。其中，土匪3人，特务8人，恶霸2人，反动会道门头子4人，汉奸1人①(《长春公安工作10年简史》 8～9页。)。
  在大张旗鼓地取缔反动会道门斗争中，逮捕了“一贯道”和“皈依道”等76名反动会道门头子，还举办了反动会道门罪证展览，以活人“现身说法”来揭露其骗人的花招和罪恶活动。经过宣传教育，许多群众认清了反动会道门的罪行，一致要求政府严惩反动会道门头子。仅10天时间，声明退道的道徒即达2.5万多人。同时，为了争取改造反动会道门的小道首，瓦解其封建迷信思想，对103名小道首组织集训。经过教育，他们纷纷坦白交待自己的问题，声明退道，表示悔改决心，并检举了反动会道门头子的罪行，交出了各种反动证件。经过这个阶段，该捕的绝大部分捕起来了，一般小道首大多数也登记悔过，基本上摧毁了长春的反动会道门组织，制止了反动会道门的活动。
  长春郊区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包括1952年10月划入长春市管辖的原长春县的区、镇，共12个区、196个行政村，是结合土地改革，巩固村政权进行的。1951年6月开始，成立郊区镇反工作委员会，发动广大群众，历时1年零9个月，到1953年3月结束。共逮捕各种反革命分子688人。其中，土匪355人，恶霸163人，特务21人，反动会道门头子15人，反动党团骨干6人，敌伪军政警宪反革命分子8人，现行反革命分子120人。依法判处死刑137人。其中，土匪79人，恶霸29人，特务3人，反动会道门头子4人，现行反革命分子21人，敌伪警宪分子1人①(《长春市公安工作10年简史》 9～10页。)。经调查，除了8名外逃犯需要追捕外，已基本扫清了残敌，保卫了土地改革和农村政权建设。
  为了检查镇压反革命运动是否达到目的，巩固镇反成果，从1953年2月开始，对长春市的镇压反革命运动，进行了细致的复查判定工作。公安、司法机关对已处理和尚未处理的反革命分子算了细帐，发动群众，分片包干，检验反革命分子是否已经挖干净了，还有什么问题？然后综合分析，做出总的判定。
  长春市（包括郊区在内）自1948年解放后，到镇反运动前捕获的各类反革命分子934人，此次镇反捕获的各类反革命分子2005人，共计为2939人。其中，特务681人，建军土匪1041人，反动党团骨干184人，恶霸344人，反动会道门头子270人，罪恶重大的敌伪反动官吏207人，汉奸7人，其他反革命分子205人。依法判处死刑440人，其中特务108人，反动党团骨干分子9人，土匪196人，恶霸53人，反动会道门头子27人，其他反革命分子47人。经复查判定，应该杀的五个方面反革命分子都杀掉了（当时未结案的112名案犯未包括在内）。其余，除已关押、判刑投入劳改的1343人（包括判死刑缓期2年执行的36人在内）外，依法由公安机关和群众管制的反革命分子226人，其中市区155人，农村71人，该关、管的各类反革命分子，都关押（判刑）和管制起来了。在捕获的2939名反革命分子中，建军土匪占35.4%，特务23.2%，恶霸11.7%，反动会道门头子9.2%，反动党团骨干分子6.2%，罪恶严重的敌伪警宪官吏7.3%，其他反革命分子7%。显然，土匪、特务所占的比例最高；反动党团骨干分子比例虽低，但在捕处的敌伪警宪官吏和特务分子中，不少有反动党团身份。经复查判定，当时该捕而必须捕的，都逮捕起来了；应该杀而必须杀的都杀掉了。
  长春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贯彻执行中央制定的镇反工作路线，广泛而深入地发动了群众。人民群众拥护党和政府所采取的措施，感谢党和政府为民除害，在党和政府同人民群众之间建立了血肉联系。各级公安机关通过街道居民组，对反革命分子的家属进行政策教育，使他们提高了认识，许多人认为他们的亲人受到政府的处理是罪有应得，决心与反革命分子划清界限，出现了不少妻子检举丈夫、子女检举父亲等大义灭亲的动人事例。通过镇压反革命运动，人民群众主人翁责任感增强了，公安机关及时把这种责任感引导到生产建设上来，引导到经常性的防奸、防特、防盗、防火等安全防范工作上来。进而制订“爱国公约”，在基层单位和街道组织成立了286个治安保卫委员会，选举产生了治保员11233人，使公安机关有了联系群众的纽带，派出所能够带领群众加强治安防范工作。这种在运动中创造的群众性治安保卫委员会组织，经公安部加以总结，将其法律化了，制定出《治安保卫委员会暂行组织条例》，于1952年8月11日公布实施。镇压反革命之后，社会秩序空前安定。可以说，当时长春的镇压反革命运动是彻底的，残余反革命的主要力量，即五个方面的敌人打击任务已经基本解决。整个运动是正常的、健康的，胜利地完成了任务，有力地保卫了国民经济的恢复，配合了土地改革，支持了抗美援朝斗争。
  二、第二次镇压反革命运动
  1955年春，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高潮即将到来，已经收敛了的反革命残余势力又有所抬头。在市委、市政府和上级公安机关领导下，掀起了第二次镇压反革命运动。这次是社会镇反和内部肃反同时并进。主要对象是清理暗藏在内部的反革命分子。打击的锋芒，集中于破坏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现行反革命分子，以及那些历史上有严重罪行、民愤很大、仍拒不坦白的反革命分子。在充分发动群众和深入侦察、调查的基础上，从1955年8月到年末，在社会上和内部进行了三次集中搜捕，共捕获各种反革命分子291人。其中从社会上捕获222人，内部69人。属于五个方面的残余反革命分子157人，现行反革命分子130人，美国和台湾国民党派遣特务4人①(《长春市公安工作10年简史》13页。)。在搜捕的同时，组织了2000多人的宣传队伍，深入街道和单位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宣传活动。从8月26日至年底，群众检举揭发反革命分子材料达69822件。公安机关在群众协助下，查到了很久找不到的反革命分子。群众中有人自己花钱乘火车到外地查找反革命分子的下落；还有些群众将反革命分子扭送到公安机关。
  经过一段集中搜捕和处理，把反革命分子的嚣张气焰很快打了下去，迫使敌人内部发生分化。
  1955年，全市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事业取得很大胜利。1956年初，许多反革命分子向公安机关投案自首。由于敌我斗争形势的变化，公安机关转而采取以政治攻势为主打击残余反革命的策略，使更多的反革命分子投案自首。这成为1956年镇反运动的一个特点。
  在这次镇反中，长春市宽大处理了一批反革命分子，同时严肃处理了少数拒不坦白、罪恶严重的历史反革命分子和现行反革命分子，号召反革命分子走坦白自首的道路。在政治攻势中，掀起了四个高潮，处理了四批坦白从宽和抗拒从严的典型案件：一批是社会上的历史反革命分子；一批是内部肃反清理出来的反革命分子；一批是派遣特务分子；一批是现行反革命分子和刑事犯罪分子。进一步分化瓦解和暴露敌人，有力地打击了敌人的现行破坏活动。据统计，在运动中，共有388名反革命分子向公安机关投案自首。其中，历史反革命分子375人，现行反革命分子12人，派遣特务1人。此外，有63名刑事犯罪分子坦白交待了罪行，有2386人交待了一般政治历史问题。同时，还破获了久侦未破的62起积案。
  这次镇反运动，也出现了一些缺点，主要是对投案自首分子处理不够及时；在宣传中政策界限没有讲透；在强调宽大处理的同时，也发生了个别应当捕处而未捕处的。
  三、第三次镇压反革命运动
  1956年，苏共二十大后，国际上出现了反苏、反共、反社会主义浪潮，在国内某些阶层也出现不同程度的思想混乱。中共中央于1957年4月27日发出了全党整风的指示，长春市召开各种形式的座谈会，听取党内外群众的意见，在高等学校和党政机关出现了“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残余反革命分子、坏分子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他们散布谣言，胡说什么“今年闰8月，天下要大乱”；被处理的反革命分子叫嚷翻案；反动会道门死灰复燃，暗中发展组织；农村不法地、富分子公然抗拒改造，破坏生产，反攻倒算。一时间反革命残余势力气焰嚣张，活动猖獗。
  根据公安部的部署，长春市开展了第三次镇压反革命运动。在运动中，采取“逮捕一批，管制一批，杀掉少数，劳动教养，戴回帽子，斗争批判，重新定案，加刑惩办，取缔会道门，禁赌禁毒，剿灭土匪，侦察破案，挖掘外逃，追驳谣言”等14项措施，发动和依靠群众，对现行破坏的反革命分子和杀人、抢劫等的刑事犯罪分子，再一次给予有力地打击。
  1957年，共逮捕反革命分子68人。其中，现行反革命分子33人，历史反革命分子35人。逮捕各种刑事犯罪分子942人。杀掉6人；管制了69人（反革命分子29人，地、富分子15人，坏分子25人）；收容教养423人（反革命分子1人，坏分子422人）；交群众斗争386人；有不法行为的地、富分子重新戴上帽子的33人。①(《长春市公安工作10年简史》15页。)此外，还追驳谣言，平息了孝子坟求神讨药事件。有力地打击了敌人的破坏活动，安定了社会秩序，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
  四、第四次镇压反革命运动
  从1959年到1961年，连续三年遭受自然灾害，苏联政府撕毁合同，撤走专家，加上“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带来的后果，长春市同全国一样，进入了严重的经济困难时期。1960年冬，中央开始纠正农村工作中“左”倾错误，并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国内残余反革命势力和一些新生的反革命分子，错误地估计形势，纷纷跳出来进行破坏活动。1960年1～9月，全市发生各种政治案件174起比上年同期增加37%。其中，反革命凶杀、投毒、纵火案14起，杀死基层干部和积极分子2人，杀伤7人；破坏生产建设134起，（破坏工业生产52起，破坏农业生产82起）；反动会道门案6起，反革命小集团案9起。一些反革命分子秘密建立“中华革命党”、“民主社会党”、“地下游击队”等反革命组织，它们积蓄力量，封官加委，密谋获取枪支弹药，筹划武器，等待时机；还发现叛国投敌案11起、12人①(《长春市开展社会镇反运动意见》，长春市公安局档案1-13-1卷45页。)。
  在上述案件中有犯罪分子348人，可分为3种情况：漏网的历史反革命分子22人，占犯罪分子总数的6.3%；刑满释放或宽大处理后重新犯罪的四类分子②(“四类分子”指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 137人，占39.4%；新生的反坏分子189人，占54.3%。从案件发生的地域来看，一在市区，二在各县的集镇。1960年前9个月在这两个区域共发生各类案件652起，占案件总数的84%。甚至个别地方反坏分子直接或间接把持政权，无恶不作，群众恨之入骨，称这样地方为“二满洲”。
  鉴于这个时期敌人活动猖獗，中央在公安部的报告中有如下批示：“按照各地的具体情况，经过调查研究，有计划、有准备、有重点、有步骤地部署一次镇反斗争。……各地在镇反斗争中，对付敌人既要强调狠，对那些敢于进行反动活动的反坏分子给以有力地打击，又要强调稳、准、细，调查研究，要实事求是……。③(公安部《关于目前敌我斗争形势和开展社会镇反、内部肃反运动的意见》。)”长春市委决定从1960年10月到1961年6月，在全地区开展第四次镇压反革命运动，再给敌人以迎头痛击。
  这次社会镇反是和第六批内部肃反结合进行的。社会镇反的重点，是城市和农村的落后社队，交通沿线的集镇，县、区以下的社办工业，交通运输、建筑施工和各种服务行业。打击的锋芒，是指向反坏分子的现行破坏活动，主要是制造破坏事故，大量盗窃国家重要物资，大量套购、贪污粮食，制造或散布反革命谣言，涂写和张贴反动标语，以及抢劫、凶杀、纵火等现行破坏活动。从打击现行入手，也不放过深挖历史反革命分子。具体要求，是把隐藏在这些地区、单位和角落尚未暴露或已处理又重新犯罪，以及新生的反坏分子，全部清查出来，把他们的罪行查清，逮捕一批、管制一批、斗争一批，对其中极少数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要坚决依法杀掉，彻底改变落后地区、单位的面貌，使群众再受到一次深刻的阶级斗争教育，健全群众性的治安保卫组织及各项安全制度，把反坏分子置于群众监督之下，推动社会主义建设顺利进行。
  经过8个多月的镇反运动，清查出有破坏活动的反、坏分子926人。对这些反、坏分子经过甄别、复查、验收，分别依法加以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