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春图书馆

东北沦陷期间，长春成了伪满洲国国都，是日本关东军的指挥中心。在这里集中了大批日本军政官僚和警宪特分子以及豢养的汉奸、爪牙，对中国人民进行血腥的法西斯统治。日本投降后，国民党为了发动反人民的内战，派军政官员和各种特务分子到长春，收买、利用日伪残余势力，把长春变成一个内战的前哨据点。长春解放后，反革命残余势力依然存在，加上各种反动会道门和北满逃到长春来不及再逃的反革命势力，它们极端仇视人民政权，无时无刻不在梦想变天。国民党与美国的特务机关互相勾结，不仅在长春潜伏下一些特务，还从境外派遣进来一些特务，进行反革命颠覆活动。显然，长春公安机关对敌斗争的任务，是艰巨的、复杂的和长期的。
  第一节 搜捕日伪余孽、建军头目
  长春地区在人民解放战争初期，日伪余孽和建军头目互相勾结，成为建立东北根据地和人民政权的严重障碍，也是革命进程中最顽固的敌人。
  一、搜捕日伪余孽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伪满皇帝溥仪企图东逃日本，被苏联红军俘虏①(《八•一五这一天》 222页。)。
  溥仪出逃时，留守“新京”的伪勤劳奉仕部大臣于镜涛临时当上了长春市长。他电告重庆国民党政府：“长春市一切市政由于镜涛接收，等待中央来。”他留用80多名伪满官吏，把伪首都警察厅改成长春特别市公安总局，委任原警察厅总监赵万斌为公安总局局长，保留了伪首都警察厅的全部班底。伪满洲国驻南京汪伪政权大使吕荣寰，召集伪大臣荣厚、蔡运升和实业家王荆山等人开会，组成“东北地方临时治安维持会”，吕自任会长，他通过广播，命令东北各地伪官吏维持地方秩序。随同溥仪出逃的伪国务总理大臣张景惠等汉奸，于8月18日回到长春，见吕荣寰抢先成立“维持会”，都很气愤。张景惠遂召集伪大臣邢士廉、谷次亨、阎传绂、卢元善、黄富俊、于静远、于镜涛、吕荣寰、阮振锋和日本官吏武部六藏、松本益雄等人开会，重新成立“东北地方临时治安维持会”，公推张景惠为会长，于镜涛、吕荣寰为副会长，刘德全为秘书长，日本人松本益雄为副秘书长。他们通过电台发表声明，表示要“维持东北地方治安”，迎接国民党来长春“接收”。这些日伪余孽贼心不死，还在梦想骑在东北人民头上作威作福②(吉皓：《伪满大臣们的结局》（《八•一五这一天》 257页）。)。
  8月19日，苏联红军进驻长春，成立卫戍司令部，对长春实行军事管制。沦陷时期打入长春的中共地下情报组织晋察冀东北青年救亡总会长春分会，在1944年日本败相已露的时候，便根据上级指示，调查伪满洲国各部大臣的各方面情况，并一一加以登记。日本投降后，东北青年救亡总会改称东北人民解放同盟，在长春的负责人为田琛、关克，指示其成员张绍纪以给张景惠做俄语翻译的身份，利用与苏军接触的机会，设法同中国共产党取得联系。张绍纪，系张景惠之子，1943年留学日本期间，参加抗日斗争。回国后，以王道书院学生、伪首都协和会嘱托和沈阳丸山制纸株式会社社长等身份为掩护，负责搜集日伪上层官吏活动的情报，并向地下情报组织提供活动经费。东北人民解放同盟，通过与苏军的接触，提供了许多日伪上层人物的情况。8月25日，苏军以开会的名义，让张绍纪带路，挨家通知伪满各部大臣，将以张景惠为首近20名伪大臣一次捕获，只逃掉韩云阶、蔡运升和荣厚3人。苏军把这些汉奸送到赤塔，后转到伯力，开始侦查日本战犯的战争罪行。1950年，新中国诞生后，苏联政府分两批把这些日伪罪犯200多人交还中国。由东北公安部派人押解到抚顺战犯管理所，进行艰苦细致的改造工作，从1959年起，分批释放。
  1946年4月18日，东北民主联军攻入长春，俘获参加国民党军队作战的日军200多人。长春特别市公安局再次开展对日伪余孽的搜捕工作，仅一个多月时间，捕获日伪战犯、汉奸、宪兵和警察头目200余人。其中简任官以上的重犯60余人，包括伪奉天特务机关长三浦敏事、奉天省公署次长竹内德亥、中央银行总裁西山勉、关东军顾问中村义雄，还有伪新京特别市市长徐绍卿、民生部大臣孙其昌、伪满洲国驻日本大使谢介石、首都宪兵团少将团长于惠卿、国务院总务厅长官武部六藏的亲信秘书官周开亭及国民党军统特务、日本由理将军的高级翻译宋谆洲等。群众检举，只写王树藩是伪满汉奸及其住址，公安局侦察人员按纸条去抓人，王树藩来不及逃窜，当即捕获。经搜查手提包，发现其身份证，他当时任国民党哈尔滨市党部宣传科长。还通过整顿妓院和烟馆，挖出日伪特务和国民党骨干8人。
  以上日伪余孽和国民党特务，除罪大恶极的经公审处决3人外，其余在撤出长春时，由东北局社会部送往佳木斯关押处理。
  在搜捕日伪余孽过程中，还获得大批日伪档案，有“新京”宪兵队、警察厅特高科、军法处等档案30箱，内有日本特务机关利用中共叛徒破坏地下组织和东北抗联的材料，为后来锄奸起到重要作用。
  二、搜捕建军头目
  日伪宪兵、警察、特务机关，从1942年到1945年，先后制造了贞星事件、国民党东北三省党部事件和“五•二三”事件，逮捕了一批国民党党部和东北抗战机构的地工人员，有的处死，有的判长刑关押。1945年8月13日，日伪当局要把这些人在解往吉林途中杀害。路经长春东郊时，伪满军官学校的爱国学生刘凤卓等人打死日本押解警官，把这批蒙难人员全部解救出来。其中，包括国民党吉林省党部的石坚和东北抗战机构负责人罗大愚①(刘汉中：《“光复”前的枪声》（《长春文史资料》 204页）。)。日本投降后，罗大愚及其部下在长春、沈阳、吉林、哈尔滨、四平、佳木斯和齐齐哈尔等地，建立了“党务专员办事处”，又在长春挂出“东北先遣军编练委员会”的牌子，招兵买马搞建军。石坚成立了国民党吉林省党部，自任主任委员，并在全省各市、县建立党部，也打起“吉林先遣军”的牌子，搞建军活动。国民党第15集团军司令何柱国的旧部郭长升，听说何柱国要回东北任职，便以地下国民党员的身份，抢先打出“第15集团军先遣军”的旗号，自任整编总司令，发展建军势力。还有些投机分子，也出来招摇撞骗搞起建军。先参加抗联部队而后投降日本的惯匪头子李化一、王延堂、马尚荣和李华堂等，也来到长春打出“东北义勇军”的旗号，收罗土匪和日伪警宪特分子，企图得到国民党统治集团的承认，以便升官发财。有个自称是马占山侄子的马骥，放风说马占山也要回东北任要职。曾与马占山有密切关系的朱恩波、马林和张景新等人，树起“抗日救国军”和“爱国义勇军”的旗号，招兵买马，为自己捞取政治资本。特别是以熊式辉为首的国民党东北行营进驻长春，派出人马收编日伪军警宪特残余势力和土匪，大搞建军，封官加委。国民党东北保安司令长官杜聿明派其少将高参刘懋元，到长春成立“东北宣抚委员会”，搜罗日伪军残部建立“东北保安军”，下属10个支队，到处搜刮财物。有个所谓“峻威将军”的陈新民，向人展示蒋介石给的黄缎子委任状，挂出“国民党党政军联络部办事处”的牌子，收编日伪军残部，许多人不惜花巨款走他的门路，他封官许愿，令这些人到各地搞“接收”或建军，他的势力发展很快。东北行营恐怕东北地方势力发展起来难以控制，便给他加了个“招摇撞骗”的罪名抓了起来，其所收编的建军队伍，编入东北行营所属的建军队伍。
  1945年12月，中共所属机关、部队撤出长春后，东北行营令其少将高参陈家祯在长春收罗伪满皇帝禁卫团团长乔雨春部编为一个团。还收编了长春建军头目唐玉衡、怀德匪首汲寿柏、抚松建军头目矫正以及磐石、敦化、三肇地区匪首所编的队伍，建成“东北保安第四总队”，陈家祯出任长春防守司令兼第四总队队长。熊式辉还把日伪时期在冀东地区屠杀革命军民的铁石部队第25团团长刘德溥封为少将旅长，刘德溥以原铁石部队第二十五、二十六团为基础上再行扩编，东北行营将它编为“东北保安第二总队”，空运到长，与第四总队共同防守长春，总兵力达2万余人。第二总队保留了全部伪军装备，成为防守长春的主力军，刘德溥为长春防守司令部副司令。
  国民党在长春煞费苦心所经营的建军队伍，有的被苏军缴械遣散，有的被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歼灭，在长春的2万余守军，在1946年“四•一四”战役中，除刘德溥带领少数亲信逃脱外，全部被东北民主联军歼灭。这次战役，生俘守敌官兵1.1万余人，击毙2000多人，溃散6000余人。还俘获日军残部200余人，俘获国民党在长春的高级军政官员55人，内有长春防守司令部司令陈家祯、东北行营少将高参赖秉权、吉林省代主席王宁华、长春市长赵君迈等。
  长春公安机关在搜捕建军头目方面成效显著。由于侦察得知“四•一四”前夕，有个叫李树林的建军头目，隐居长春市，他是日本留学生，受杜聿明委派，任国民党吉林省党部主任委员、吉林省先遣军总司令石坚的少将全权军事联络员，协理其下属的6个师。他又是刘懋元“东北保安军”的第5支队少将司令，协助刘懋元组建国民党的“正规军”。东北民主联军攻克长春后，东北局社会部长兼长春特别市公安局长汪金祥亲自指挥，捕获了李树林。经过审讯，李树林投降，并表示愿意立功赎罪。李树林建军的大部分人马散布在吉林市、九台、敦化和蛟河等地，有些建军头目驻在长春。在吉林市还储备了大量军用物资。公安机关首先逮捕了潜伏在长春的建军正、副师长、参谋长等，然后在吉林市公安局配合下，逮捕建军头目和国民党党团骨干80余人，缴获了日本军马百余匹、大批药品、蒋介石和石坚签发的委任状以及吉林省党部系统的全部名册。这对于摧毁设在各地的国民党党部和清剿散在各地国民党建军队伍起到了重要作用。
  第二节 搜捕国民党特务和摧毁特务组织
  国民党政权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实行特务统治。1945年日本投降后，国民党统治集团为了独吞抗战胜利果实，除了设立东北行营妄图抢先接收东北之外，同时派出大批特务到东北收编日伪汉奸、军警宪特和土匪，以便就地控制东北。长春由于战略地位重要，成为特务麇集的地方。
  一、国民党在长春的特务组织
  国民党在长春建立的特务组织分属3个系统。
  军统局北满站后改为保密局长春站1945年12月，军统局建立“东北区”，由文强和陈旭东任正、副区长。1946年3月，文强在长春建立“北满站”。6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改为国防部，把军统局所属的公开的武装特务与军令部第二厅合并，成立国防部二厅，专门从事军事谍报和武装破坏活动；军统局所属的秘密特务部分扩大，改组为国防部保密局，负责情报、行动和策反等任务。原军统局东北区改称保密局东北工作沈阳督导室，把长春的军统局北满站改为保密局长春站。第一任站长王力，第二任站长项迺光，直到1948年长春解放。文强采取“秘密领导公开、公开掩护秘密”的手段，长春站成为保密局指挥北满地区一切军统特务组织的首脑机关。长春站统辖军统公开的特务组织长春督察处和国民党长春市警察局。长春督察处为军统公开第五组（简称公五组），警察局为公开第八组（简称公八组）。保密局长春站的管辖范围几乎是大半个东北①(公安部《敌情基础知识》 和长春市公安局藏保密局长春站档案。)。
  长春站的任务，除了发展特工，扩大特务势力之外，主要是搜集解放区政治、军事、经济各方面情报；侦察共产党地工人员，进行暗杀、策反活动；破坏解放区重要厂矿和军事设施；镇压工人、农民和学生运动；进行反共宣传，煽动反共情绪；监视外侨行动及检查个人来往信件。此外，还兼管国民党内部党政军情报联络，指导在长春的国民党军队督察组、吉林省警务处、交警大队、长春督察处、长春市警察局等机关的特务活动①(吉林省革委会敌特清查办公室编《蒋匪军统特务吉林部分组织资料》 13页)。
  保密局东北特种技术组 这是1947年2月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在长春设立的又一个特务组织。由军统少将特务袁晓轩任组长，翟丕翕任秘书，马绍周任策反专员。这个“特技组”除设本部以外，还设有哈尔滨、齐齐哈尔、牡丹江和辽西4个小组。本部起初设在今朝阳区西朝阳路409号，后迁入昌平街白菊社宅39号。1947年夏，该组人员企图潜入齐齐哈尔、哈尔滨、牡丹江等地从事破坏活动。12月，哈尔滨小组被人民公安机关侦破，组长焦中漏网逃回长春；牡丹江小组未能进入指定地点，小组成员捏造情报，被保密局长春支台告密，长春督察处将其揪回处理。1948年2月，保密局将特技组撤销，并入长春站。袁晓轩在长春市郊，收编国民党流散人员和土匪，组建了“吉黑地区人民剿匪义勇总队”，妄图对解放区进行武装骚扰和破坏。
  东北特别组长春分组1947年3月，保密局建立东北特别组之后，在沈阳、大连、长春、吉林、滨江、安东（今丹东）等地各设一个分组。东北特别组长春分组由此成立，其掩护名称为长白通讯社长春分社。分组长为刘捷清，续任分组长为张建东。分组地址在今清和街314号。长春分组主要是搜集共产党的各种情报。此外，还搜集苏联红军在东北各地的军事方面的情报，中国人民军队中朝鲜族领导人的姓名和朝鲜侨民的活动情况。为此，该组曾网罗日本人、朝鲜人中反动分子，为其从事特务活动。1946年冬，民社党骨干吕思牵与同党李心园等密谋在东北发展组织，为避免国民党的控制与排挤，拟成立一个合法的特务组织来掩护发展民社党。1947年3月成立之初，名为长白通讯社，8月改为东北特别组，吕思牵任组长，李心园、刘濂泉任副组长。1948年5月，由于东北人民解放军开始包围长春，“长春分组”与其上级中断联系，自行垮台。
  中统局长春区 即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在长春设立的特务组织。中统特务具有社会化、职业化的特点，因而隐蔽深，危害大。长春解放前夕，这个特务组织撤走了首要的和身分已经公开的分子，余下一些利用原有的职业隐藏下来，有的混入国营企业，甚至解放前与中共地工人员相识而藏匿得更深。
  国民党国防部二厅长春站1945年9月，国防部二厅派少将特务史祚炎经过一番谋划，于1946年6月率李钊等抵达长春，在长春市建国路（今建政路）502号成立291组，史为组长，李钊为副组长。为国民党军扩展统治区，搜集军事情报。1947年11月15日，以291组为基础，建立了长春站，代号“105站”，史祚炎为站长，对外称国防部长春联络参谋处。1948年4月，国防部二厅撤销了辽北直属组，把该组所属之251（北安组）和257（哈尔滨组）两个小组划归长春站领导。长春站本部下设10个情报组，二厅派通讯总所第二通讯小组，代号127台配合工作，所属小组均设有电台。重点是搜集军事情报。长春解放前夕，长春站部署了潜伏组，以纪心平为组长，妄图在长春解放后继续进行特务活动。
  国防部绥靖总队二大队长春直属组、二大队第一突击支队1947年8月，国民党国防部成立绥靖总队，隶属于二厅。9月，建立绥靖总队东北第二大队，代号为过字9379部队，是一支专门从事行动、突击、情报等活动的武装特务组织。在长春设立长春直属组和二大队第一突击支队两个武装特务组织。二大队长春直属组先任组长为张政（上校）、后任组长杨光（上校），副组长于长发（中校），组员23人。第一突击支队长杨光、部队长马世伯，支队下设参谋室、政工室、副官室和突击队①(《蒋政权在长春的特务组织和人员情况》（1956年长春市公安局编）83～86页。)。这两个武装特务组织成立后，经常对长春周围的长春县、农安县、双阳县、德惠县、九台县和怀德县进行突袭、骚扰和破坏。
  长春党政军特种联席会报秘书处1948年3月，东北人民解放军行将包围长春，市内人民群众掀起反抗国民党统治的斗争浪潮。国民党长春军政首脑预感灭顶之灾将至。4月，成立了长春党政军特种联席会报秘书处，简称特秘处。由保密局长春站、长春市警察局、长春市督察处、长春市政府、长春宪兵营、第一兵团司令部政工处和军法处、国民党吉林省党部和中统局长春区和国防部二厅史祚炎高参办事处组成。国民党在长春的党、政、军、警、宪、特都参加了。郑洞国任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由各方面的头目充当，第一兵团政工处处长王中兴任主任秘书。特秘处是国民党在长春的特务组织联合体，也是法外的特殊法庭，是为所欲为的衙门。其中，起核心作用的是长春督察处，特秘处的办公点就在督察处。特秘处成立后短短几个月，就批准逮捕爱国人士和青年学生达200多人，经其签署杀害的达40多人。
  二、搜捕特务和摧毁特务组织
  同国民党特务的斗争，是保障人民解放战争胜利的需要，也是巩固根据地人民政权的需要。在长春解放和人民公安机关建立之前，承担此任务的主要是中共社会部系统在长春的地工力量，其中有中共东北局长春情报站和松江省公安处情报组，再加上东北局城工部系统和东北人民解放军政治部联络部系统在长春的地工人员，他们相互配合，不仅粉碎了敌特破坏人民解放战争的阴谋，而且更为解放后搜捕特务分子和摧毁敌特组织创造了极为有利条件②(《长春市公安工作10年简史》长春市公安局档案。)。1947年9月，松江省公安处情报科长候诺青派黄潮和张志儒进入长春。张志儒的哥哥张志宽，伪满时当过警察，1946年冬来长春经商。黄潮同学李仲三（化名李言），伪满时当过铁路车站站长，1946年来长春，在国防部二厅长春站任少校督察，从事情报编辑和统计工作。黄潮的亲属张兴邦，伪满时是呼兰县商会职员，他在长春同国防部保密局“吉黑义勇总队”队长袁晓轩的副官顾梦龄合伙开饭店。经过黄潮和张志儒努力工作，吸收张志宽、李仲三、张兴邦3人，组成黄潮地工小组。顾梦龄和张兴邦的饭店，经常有些国民党警宪特人员光顾，可以了解袁晓轩的活动情况。黄潮派张志宽（化名宋埠），通过张兴邦认识了顾梦龄，在交往中取得顾梦龄的信任，进而打入“吉黑义勇总队”，在收发室担任登记员。按总队规定，凡出入总队部的人员一律要详细登记，张志宽利用这个合法身分，对出入人员详细登记，从而掌握了进出总队敌特人员的情况。解放后，搜捕特务，张志宽起到了重要作用①(黄潮：《回忆在敌人心脏里的战斗》，长春党史研究室编《黎明前的一场恶战》30～38页。)。李仲三利用在国防部二厅长春站本部的地位，很容易获得机密情报，并有效地监视史祚炎的活动，他还能办理各卡哨的出入证，对地工人员的活动十分有利。李仲三接近史祚炎亲信副官张志伟、译电员龚雨村、保镖副官臧毅、少校参谋王伯如等人，并与这些人拜把子，联络感情，以照纪念像的名义，把这些人的照片剪下来附上简历，成为解放后搜捕、通缉特务的珍贵材料。1948年3月，东北人民解放军包围长春以后，国民党军靠飞机空投粮食，一天上午，恰好一个粮包把站本部译电室屋顶砸了个大洞，落到译电员办公桌角上，满地电文和大米混在一起，李仲三闻声赶到译电室帮译电员收拾散落在地上的东西，意外地发现一份国防部代转总统府的密电，是批准潜伏特务名单和行动方案，对解放后搜捕潜伏特务提供了依据。10月17日夜，国民党60军起义时，史祚炎正在长春宪兵营长家赌钱，得知60军起义慌忙乘车回家，路经胜利公园门前碉堡，被60军哨兵开枪击伤腰部，司机也受伤，他们倒转车头回到宪兵营驻地，当即送到西五马路基督教施医院抢救②(黄潮《回忆在敌人心脏里的战斗》，长春党史研究室编《黎明前的一场恶战》42～43页。)。18日晨，李仲三全副武装，带着换上敌军装的黄潮赶到史祚炎家，史家群龙无首，乱成一团。潜伏台台长之一的张文生赶来听候史的调遣，得知史一夜未归，料到有变，便问李仲三怎么办？李仲三提议：“史先生不在，吉凶未卜，此时我们应该有个头目，建议推选张参谋为临时行动小组长，一切听从他调遣。”他们经过紧急研究，勤杂人员一律遣散回家。李仲三又提议，都暂时潜伏在他家。译电员祖国林说：“那里是好地方，容易隐蔽。”就这样，敌人便被地工小组控制起来，19日，长春解放，连同史祚炎一网打尽。
  1946年3月，参与杀害李兆麟将军的军统特务孙海镜，事后逃来长春，改名夏芳庭，在国民党保密局长春站公八组控制的长春市警察局任组员，1947年任八分局局长，继续他的特务生涯。侯诺青在查清他的身分和罪恶之后，派打入军统特务组织的地工人员高翔昆靠近孙海镜，孙把高调到八分局，专为他办私事。高为了便于递送情报，为孙向解放区贩卖药品，因为赚钱容易，孙深信不疑。1948年长春解放后，市公安局不费吹灰之力，将孙海镜捕获。
  共产党地工力量对国民党长春市警察局更是多渠道渗透和控制。1947年末，侯诺青派地工干部邵永刚（化名田平）进入长春。邵永刚通过同学关系，先后在长春大学牛奶场和新七军青年教导团卫生队隐蔽下来，吸收同学高长煜、单健枫、汪洪、高显武等人组成地工小组，开展情报工作①(田平《接管国民党长春市警察局经过》，《峥嵘岁月》 67～82页。)。1948年3月，侯诺青发展国民党吉林省警务处保安科长刘永福为地工人员，派进长春。刘在国民党长春市警察局又发展了行政科长韩寿增、卫生科长王玉阶、局长秘书张浩（张家骧）、消防队长张万珍、车巡队长吴守忠和车巡队员王作礼等人为地工人员。城工部系统吕天领导的白鸿林（白天），吸收警察局骑巡队中队长韩文增为地工人员。张家骧又发展了市警察局电话室交换员蒋凤琴为地工人员。这些地工人员在国民党60军宣布起义时，立即将警察局控制起来。10月18日上午，邵永刚见接管市警察局时机已到，便率领单健枫、汪洪和高显武进入国民党长春市警察局，与其他方面地工人员会合，团结合作，封存档案库和武器库，并指定人员接管各区警察分局。18日夜，市警察局局长袁家佩从家里给他的秘书打电话，命令赶快焚烧所有档案，张家骧一面答应照办，稳住袁家佩，一面派人把袁家佩和代副局长张翁石暗中控制起来，防止他们逃跑。到21日上午，长春特别市公安局副局长薛焰率侯诺青、赵鼎等人，接管了国民党长春市警察局，立即逮捕了袁家佩和张翁石。
  城工部系统许慎领导的地工人员王长新（王宏文），打入长春大学担任代校长张德馨的主任秘书，他又是国民党长春市参议员、长春特秘处学生工作委员会成员之一。学生工作委员会下属的长大学运小组，每次上报“共党嫌疑分子”名单，王长新均密报地工组织，故长大地工人员在国民党特务每次搜捕中无一罹难。长春解放之初，王长新参加市公安局搜捕特务工作，在他的指认下，抓获了三青团中央委员、吉林省教育厅长王焕彬，中统特务、长大教授刘俊翘，国民党合江省党部书记长何书元，中统特务赵世杰，军统在长春的潜伏特务徐克诚等特务骨干分子。
  长春解放当时，国民党特务，有的惊慌逃散，有的潜伏下来，有的疯狂破坏，这些特务是人民政权的隐患。针对当时社会治安的严峻形势，长春市公安局根据市委、市政府部署，确定了“迅速建立革命秩序与搜捕特务并进的方针”，大力搜捕敌特和摧毁特务组织。公安机关采取社会调查、内外线侦察、狱中侦察、审讯案犯等扩大线索，并通过地工人员指认、群众检举揭发、在全市要道设卡堵截和通报各地缉查等办法，搜捕敌特首要分子，稳定一般敌伪残余分子，迅速安定了社会秩序。
  长春市公安局通报各地公安机关，也协助查缉了一批特务分子。国民党新七军投诚后编成解放团路经吉林市时，除国民党长春督察处上校督察长关梦龄自首外，吉林省公安处和吉林市公安局查获了督察处骨干特务陈哲、邱明瑞、翟丕翕、杨钧和杨绍林等人，由这些人指认，又捕获了国民党国防部新闻局长春通讯社主任、吉林铁路党部主任秘书宋至诚、国民党长春市警察局保安警察大队长柏经纬等人。北京市公安局协助捕获了国民党保密局东北特技组少将组长袁晓轩。
  对国民党在长春的中统特务，因为其有社会化职业为掩护，隐蔽较深，公安机关从清理缴获的文件和积累的线索，追讯已捕获的中统特务骨干分子，包括中统长春区秘书刘云峰、二分区主任张逸民、三分区主任李芳春等人，查清其内部组织情况，经过5个多月的时间，查明中统长春区共有特务分子180人。逮捕了那些职务高、罪恶大的特务52人；对无大罪恶的一般组员促其坦白登记，公开面目，交由公安派出所和群众公开监视的52人；对于那些与敌特上级有密切关系的重要成员，进行侦察的19人；逃往外地杳无下落的57人。公安机关缴获中统电台37部、密电码9本①(《中统案件侦察报告》，长春市公安局档案2号目录15卷。)。
  截止到1949年末，捕获敌特首要分子555人，其中史祚炎、袁晓轩、王焕彬等重要特务骨干分子100余人。把这些首要分子捕起来，对国民党遗留特务是一个毁灭性的打击。到1950年，又破获国民党匪特案件175件，捕获匪特338人①(《长春市公安工作简史》 3页，长春市公安局档案。)。
  长春解放初期，搜捕特务分子的工作卓有成效。
  第三节 反动党团登记
  东北沦陷时期，日伪警宪特机关逮捕了些从事反满抗日活动的国民党地下党员。日本投降后，内战爆发，有些出狱的党员，挂出国民党吉林省党部招牌，或者党务专员办事处的旗号，进行反革命建军活动。国民党军队占据长春后，建立起反动政权，国民党和三青团组织更加膨胀。由于长春是国民党进攻北满的前哨基地，松北各省、市乃至省内各市县的反动党团，无不在长春挂出牌子，因而长春就成为反动党团麇集之所。1948年初，长春成为孤城之后，更成为他们龟缩之地。长春解放，他们绝大多数沉积本市。长春市公安机关为了彻底肃清一切反动党团和特务分子，在搜捕特务、摧毁特务组织的同时，共进行了三次反动党团及特务分子的登记工作。
  一、第一次登记工作
  长春解放后，长春特别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发出布告，限令一切反动党团及特务分子，到公安机关自首登记。长春市公安局从当年10月22日～11月20日，开展登记工作。在登记中，发现一般反动党团及散兵游勇分子受国民党的欺骗宣传，多有恐惧心理，抱观望态度，不敢登记；而一些职高罪重分子，或畏罪潜逃，或假登记，或讲小不讲大，讲职务不交证件，讲组织不讲关系，讲自己不检举别人。针对这种情况，反复宣传“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以街道居民组、商店、工厂和学校为单位，召开小型群众讨论会，把公开登记和个别调查结合起来。在宣传的基础上，选择典型通过报纸、广播宣传，启发未登记者打消顾虑，主动登记。对有外逃、匿居或可能发生意外的反动党团特务分子严加控制。规定已登记者必须交清罪行、交出证件材料和武器弹药，不得有任何违法活动，不经允许不得移居，还必须有两人作保。从而稳定了多数，促进反动党团分子内部分化，孤立打击少数顽固分子，为登记工作创造了条件。这次共登记反动党团骨干分子482人，特务和谍报分子65人，敌伪警宪人员1059人，散兵游勇2119人，共3725人。收缴各种反动证件445件，长短枪274支，子弹2000余发①(《长春公安工作十年简史》、《长春公安史长编》 55～56页。)。
  二、第二次登记工作
  1949年1月初，中央发出《关于国民党、三青团及特务机关处理办法》，据此，检查了第一次反动党团登记情况，无论人员和人数还很不彻底。已登记的3725人中，散兵游勇占56.89%，党团特分子仅占15%。显然还有大量和重要的反动党团特务分子尚未登记。再从收缴的枪支弹药来看，也远未达到实际数量。长春特别市公安局从1月7日至30日，又开展了第二次登记工作。这次以各区为单位，由区委统一领导，区公安分局具体办理。党政机关、群众团体、较大的企事业单位由单位主要领导人负责，公安机关派人指导。市公安局还组成工作组深入各个分局检查指导。整个登记工作，首先广泛深入进行宣传，通过张贴布告、标语，编演文艺节目，居民组召开会议，宣传登记工作的要求和政策；其次是进行调查，发现可疑的问题或人物一查到底；第三，采取“按户对照”、“抽查户口”，严密审查；第四，发动群众检举揭发。经过这一系列工作之后，又登记了反动党团分子1008人，特务分子264人，敌伪警宪分子843人，散兵游勇812人，共计2927人。缴获各种反动证件1751件②(《长春公安工作十年简史》、《长春公安史长编》 55～56页。)。
  三、第三次登记工作
  1949年3月5日，东北行政委员会发出《关于反动党团特务组织登记的布告》，勒令潜伏在各地的反动党团特务人员，一律向当地公安机关登记，交出一切证件、武器、电台、组织，停止一切反革命活动，重新做人。中共长春市委决定开展第三次反动党团登记工作。这次登记的重点是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内部，在社会上也同时进行登记。内部单位由领导人负责，掌握严肃与谨慎相结合的方针，防止扑风捉影，逼供信，或指名问供、诱供。为加强登记工作的领导，市委成立登记委员会，由徐慎、薛焰、向叔保、龚堪贵、赵西岳5人组成，负责对全市进行督促检查。各区和各大单位设立登记分会，负责具体登记工作，公安机关全力以赴加强指导。在登记过程中，着重查清事实，不做处理，待登记工作之后，由市委批准统一处理。第一步，从5月15日至月底为动员、学习阶段，由市委组织有关“目前形势”、“国共问题”、“对知识分子的政策和态度”、“两种前途”等专题报告，在讨论中，注意掌握思想动态，分别进行“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教育，促使打消顾虑，迅速弃暗投明。第二步，从6月1日到17日为登记审查阶段，由各单位领导人亲自动员，发动亲属加以劝告，选择典型现身说法。同时，发动群众检举揭发，进行调查核实。当时，按照党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政策，宣布了三条规定：（一）凡坦白登记表现好的，保证他们的生活和出路；（二）对想坦白又有思想顾虑的加紧思想教育，耐心等待；（三）对个别死不悔改的顽固分子，一经查出，从严处理。在这次登记中，共挖出反动党团及特务组织267个。其中，属于军统特务组织10个，中统特务组织7个，国民党省、市、县、区4级党部95个，三青团省、市、县3级组织28个，谍报队及反动党团外围组织127个。共登记特务分子303人，反动党团分子4550人，反动武装分子595人，反动警察1527人，散兵游勇12030人，总计19005人。其中，市内党政机关、企事业41个单位，共登记各类人员3340人。缴获敌特电台18部、长短枪300支及其他反动证件①(《长春市公安工作简史》 3页和〈反动党团登记》档案。)。
  四、登记后的处理工作
  前后三次登记工作，共登记反动党团分子6040人，特务分子1227人，敌伪警宪分子3429人，散兵游勇14961人，总计25657人。缴获长短枪574支，各种反动证件21%件。
  为了对已登记的反动党团及特务分子进行教育处理，在1948年11月26日成立了长春市政治感化所，也称长春市公安局招待所，从12月5日开始收容，共收容了487人②(《长春市人民公安史长编》62页。)。其中，国民党省、市、县级骨干分子75人，三青团省、市、县级骨干分子10人，特务及特务嫌疑分子35人，国民党警宪官吏308人，其他官吏59人。后来又陆续收容一些，总数达547人。到1949年底基本结束。经过一年多的政治思想教育，启发这些人认清形势，丢掉幻想，转变立场，重新做人。市政府还拨出32垧土地，组织他们耕种管理，在劳动中改造自己，去掉好逸恶劳的习惯，体会劳动人民的感情。在提高觉悟的基础上，促使坦白交待，检举揭发，并召开控诉反革命罪行大会。通过一系列教育活动，有10人自动交待了血债罪行，3人交待了参与过反动决策，39人交待了从事过反动宣传，43人交待了参与特务活动，218人交待了有贪污勒索行为。对罪行严重而态度恶劣的22人，依法逮捕判刑；对68人剥夺公民权利；其余只有一般罪恶而认罪态度好，或送回原籍安置，或介绍去农村、工矿参加劳动。
  1949年7月12日，东北局下达了《关于对反动党、团、特人员登记后的处理办法》。对登记者的处理，除个别罪大恶极者予以逮捕法办外，均采取改造、清洗、调动的方针。对普通国民党员、三青团员、民社党员、青年党员履行登记手续后，不给处罚，实施教育改造。长春市委决定，从9月1日到10月5日，对已登记的反动党、团、特及其他人员统一处理，要求多做思想教育工作，尽可能安置就业，或妥善安置回家。长春市公安机关对在单位内部已登记的3340人，留用改造考察3049人。对291名首要分子，调离要害单位另行安排工作62人，清洗191人，剥夺公民权利25人，对反动党团县级以上骨干和有血债或罪行严重的特务分子逮捕法办13人。对国民党的散兵游勇，除8000多人送延边解放团教育审查处理外，其余遣送回原籍参加生产劳动。总的来看，均作了妥善处理①(长春市公安局1949年反动党团及特务登记档案，《长春公安工作十年简史》3页。)。
  第四节 镇压反革命运动
  新中国诞生后，反革命残余势力成为危害人民政权最危险的敌人，镇压反革命便成为人民公安机关的重要任务。长春市公安机关在市委、市政府和上级公安机关的领导下，从1951年至1961年的10年间，先后开展了四次镇压反革命运动。
  一、第一次镇压反革命运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长春人民同全国人民一样，紧张地投入国民经济恢复工作，为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创造必要条件。但是，美帝国主义不甘心在中国的失败，于1950年6月25日悍然发动侵略朝鲜战争，妄图以朝鲜为跳板进一步侵略新中国，妄图把新中国扼杀在摇篮之中。盘踞在台湾的国民党，也蠢蠢欲动，梦想反攻大陆，实现反革命复辟。大陆的残余反革命势力错误地估计形势，认为第三次世界大战快打起来了，得意忘形，加紧反革命活动。在长春的残余反革命分子也猖狂起来，有的造谣、贴反动标语、散发反动传单，有的制造破坏事故，有的向党、政、军主要领导干部家里投掷铁块、石块，更有的网罗敌伪残余，密谋抢夺军警枪支，组织别动队、地下军，企图与美国侵略军里应外合。潜伏在长春的中统特务、国民党“地下工作队”首领周铁航等一伙，秘密把“接管长春市政府”的班底都准备好了，并策动市政府个别工作人员作内应。新中国成立后，在司法工作上，对反革命分子的处理一度有偏宽的现象。面对美帝国主义侵略，残余反革命分子又疯狂反扑，广大群众强烈要求镇压反革命。在这种形势下，中共中央认为，必须动员全国人民，在进行土地改革和抗美援朝的同时，开展一次坚决、彻底、大张旗鼓地镇压反革命运动。这三大革命运动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而镇压反革命运动又是关键，只有坚决、彻底镇压反革命分子，才能保卫土地改革运动顺利进行，保证抗美援朝战争有巩固安定的后方。
  1950年10月 1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镇压反革命的指示》，史称《双十指示》。16日，公安部召开第二次全国公安工作会议，具体部署了镇压反革命运动。1951年2月21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使镇压反革命运动有了法律武器。长春市公安机关，在市委、市政府和上级公安机关的领导下，经过充分准备，从1951年4月26日开始，与全国同步大张旗鼓地开展了镇压反革命运动，也称“四•二六”大镇反。这次镇压反革命运动的特点是：全党、全民动员，实行中央制定的方针政策和策略，打击目标集中，时间比较长，打击的稳、准、狠，主要对象是土匪、恶霸、特务、反动会道门头子和反动党团骨干等5个方面的反革命分子。整个运动为时近两年，经历了三个阶段，把反革命的主要力量基本消灭。
  第一阶段，从1951年4月26日到10月，主要是通过集中搜捕、处理一批反革命分子，广泛深入地进行宣传，放手发动群众，充分揭露敌人。在充分准备的基础上，在市委和市政府的领导和指挥下，于4月26日夜，一个晚上逮捕了569名反革命分子。其中，特务分子77人，土匪72人，恶霸43人，反动党团骨干67人，反动会道门头子51人，敌伪军政警宪、谍报分子246人，其他反革命分子13人。然后，向长春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作报告，并运用报纸、广播、黑板报以及召开各界群众报告会、座谈会、控诉会、展览会等形式，在全市大张旗鼓地揭露敌人的罪行，动员群众检举揭发反革命分子，号召反革命分子坦白自首。为了进一步发动群众，暴露和打击敌人，市公安局和市法院5月15日在南岭体育场召开了全市公审反革命分子大会。到会的各界群众达5万余人，会外还组织了30多万群众收听大会的实况广播。在大会上，被害人亲属对反革命分子进行了血泪控诉，经公审依法判处14名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死刑。市长申力生在大会上讲话，要求进一步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在5月中旬，先后处决了54名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反革命分子。广大人民群众看到了人民政府坚决镇压反革命分子，为民除害，无不欢欣鼓舞，拍手称快。“为死难烈士报仇！” “血债要用血来还！”“政府杀得对！杀得好！” “坚决镇压反革命！”“中国共产党万岁！” “毛主席万岁！”等口号响彻了长春上空。人民群众纷纷起来揭发、检举反革命分子。公审大会的当天，就收到了2200多封检举反革命分子的信件，并有400多人到公安机关揭发、检举反革命分子。广大人民群众把镇压反革命运动说成是“第二次解放”。
  通过这次集中逮捕、镇压反革命分子，打击了反革命分子的嚣张气焰。反革命分子慑于群众运动的威力，在党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感召下，开始分化瓦解。同时，在审理中暴露出来大批敌特线索。在这个关键时刻，中央明察秋毫，5月10日，公安部召开了第三次全国公安工作会议，提出目前镇压反革命运动要采取“适当收缩”的方针，决定从6月1日至9月末，4个月时间，除现行犯外，镇压反革命运动转入清理积案、清理“中内层”、训练干部、总结经验的休整阶段。
  长春市公安机关，在市委和市政府的领导下，按照第三次全国公安工作会议精神，从6月1日开始，在打击敌人现行破坏活动的同时，主要做了4项工作。
  1、贯彻执行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决议，严格控制捕人、杀人。“凡介在可捕可不捕之间的人一定不要捕，如果捕了就是犯错误；凡介在可杀可不杀之间的人一定不要杀，如果杀了就是犯错误。”除了追捕外逃的和证据确凿、必须逮捕的重大反革命分子以及现行反革命分子外，停止集中大批搜捕，组织公、检、法三机关大批干警转入清理积案工作。2、在全市较大的企业、机关、学校等90个单位，先后开展了清理“中内层”工作①(“中层”指革命队伍内部；“内层”指中国共产党内部。)。全国解放后，革命队伍迅速扩大，既有大批青年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参加革命工作，又留用一批原在国民党各种机构中工作的人员，确有反革命分子混进革命队伍，又有许多背着各种政治历史包袱的人员。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有些案件线索已经涉及到革命队伍内部，有些不纯人员很想说清楚自己的问题以轻装投入革命工作；有的虽做过对不起革命和人民的事情，但想重新做人，立功赎罪；也有少数混进革命队伍的反革命分子，坚持反动立场，负隅顽抗。长春市共查出隐藏在内部的反革命和美蒋特务嫌疑分子227人，一般反动党团分子4305人，有一般政治历史问题的1262人。经过查实证据确凿而必须捕办的重大反革命分子3人，清洗了34人，调离要害部位43人，列为专案侦察的7人，列为重点线索调查的28人。经过这次清理，进一步纯洁了内部单位和弄清了内部人员的政治面貌，做到了心中有数，加强了内部的保卫工作，有效地保卫了生产建设的安全。同时，还查清了一大批人的政治历史问题，使他们放下了包袱，调动了他们的积极性，从而更加靠近共产党，投身到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事业中来①(《长春市公安工作10年简史》7页。)。3、自上而下地发动干部和群众，总结经验，找出工作中的缺点，批判了部分干警头脑发热，盲目要多捕的“左”的情绪，把思想认识纳入党的政策轨道。4、在运动中暴露出来的反革命活动线索，立即组织力量，开展调查。
  通过这一阶段集中逮捕、追捕逃犯和侦察破案、打击现行破坏活动，共逮捕了各类反革命分子803人。其中，特务222人，土匪275人，恶霸56人，反动党团骨干101人，反动会道门头子65人，敌伪军政警宪分子61人，现行反革命分子23人。依法判处死刑144人，其中特务40人，土匪61人，恶霸10人，反动会道门头子13人，反动党团骨干7人，敌伪警宪分子13人②(《长春市公安工作10年简史》7页。)。
  1951年9月11日，公安部召开了第四次全国公安工作会议，会议提出：“把镇压反革命一切不彻底的方面都进行彻底”，“把一切应该捕而必须捕的，但现在尚未捕的反革命分子捕起来；把一切应该杀而必须杀，但现在尚未杀的反革命分子坚决杀掉。据此确定了下一阶段的任务。
  第二阶段，从1951年11月到1952年8月，经过前个阶段的运动，又暴露出一大批敌人线索。经过调查证明，大部分是应该处理而必须处理的。除了少数已投案自首外，下余大多数，一部分仍企图逃跑或藏匿下来；一部分还在坚决与人民为敌，拒不坦白自首，甚至制造谣言破坏镇压反革命运动。
  也还有一部分隐蔽较深的敌人，尚未暴露出来。在群众中，有的知情人没有充分发动起来，他们还有不少顾虑，仍在观望。因此，需要进一步发动群众。
  这个阶段的主要任务，是深入调查研究，追捕漏网在逃的反革命分子，坚决肃清残敌，继续清理积案及结合宗教革新，肃清宗教界内部的帝国主义分子和隐藏的反革命分子。主要从三个方面开展工作：
  零星逮捕。经过充分查证，又缉捕了漏网、外逃和现行反革命分子398人。其中，匪首和惯匪155人，恶霸109人，特务94人，反动会道门头子24人，反动党团骨干6人，其他反革命分子10人。依法判处死刑40人。其中，土匪14人，特务9人，恶霸10人，反动会道门头子3人，敌伪警宪人员4人①(《长春公安工作10年简史》 7～8页。)。结合逮捕和处理案犯，进一步开展镇压反革命的宣传活动，镇压反革命运动又深入了一步。
  清理积案。镇压反革命运动以来，在押人犯达1400多人，为了迅速地清理这批积案，从公、检、法三机关抽调大批干警，统一行动，突击清理积案。分清先后主次，把政策交给群众。将群众熟悉的案犯，交给群众讨论，征求群众意见。因而揭发检举出许多公安司法机关不掌握的反革命罪犯、罪行，同时也全面具体地宣传了政策，调动了群众的政治积极性，分化瓦解了敌人。经过半年的清理积案，把遗留下来的大批案件基本清理完毕。
  肃清宗教界内的帝国主义分子。潜藏在天主教吉林教区的法籍主教高德惠系帝国主义分子。东北沦陷时期，他依附于日本帝国主义，破坏抗战；国民党统治时期，又与美国、国民党勾结，疯狂破坏中国人民解放战争。长春解放后，他们组织了反动的“圣母军”，散布反动言论，破坏宗教革新运动，妄图配合国内外反动势力，推翻人民政权。长春市公安机关经过长时间的侦察和调查，掌握了其反革命活动的确凿证据。1951年12月6日，长春市人民政府明令取缔“圣母军”，号召“圣母军”分子登记，停止活动，并逮捕了高德惠、柏林、皮士秋、纪怀德和路道尔等5名帝国主义分子，于12月21日，依法将他们永远驱逐出中国，从而清除了潜藏在教会里的帝国主义间谍分子，有力地推动了长春市宗教三自革新运动。这是长春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一次重大胜利①(《长春市公安工作10年简史》 8页。)。
  第三阶段，是从1952年8月开始到1953年3月，经过前两个阶段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使五个方面的反革命分子受到了沉重地打击。然而仍有些外逃和隐蔽较深的重大反革命分子尚未追捕归案。就打击程度看，对反动会道门头子的打击还不够，其反革命组织尚未彻底摧毁。这个时期，反动会道门的活动也比较猖狂。“皈依道”头子吴焕章秘密发展组织，梦想当皇帝，诱骗18名女道徒做“三宫”、“六院”的娘娘和妃子，并“点将”“封侯”，设了“四大部”，封了4名“大臣”和“先锋官”，准备打造刀枪，妄想依附美国和国民党反革命残余势力组织暴乱。
  根据以上情况，这个阶段的主要任务是：继续搜捕残余漏网的重大反革命分子，进一步摧毁反动会道门组织，并进行镇反判定工作。对外逃反革命分子，制定了追捕计划。对那些罪恶较大需要捕办处理者，一般的将材料交当地公安机关就地处理；对那些罪恶很大非捕回处理不足以平民愤者则捕回惩办。这个阶段共缉捕了应该捕办的重大反革命分子和现行反革命分子116人。其中，特务9人，土匪19人，恶霸3人，反动会道门头子76人，反动党团骨干4人，敌伪军政警宪反革命分子5人。依法判处死刑18人。其中，土匪3人，特务8人，恶霸2人，反动会道门头子4人，汉奸1人①(《长春公安工作10年简史》 8～9页。)。
  在大张旗鼓地取缔反动会道门斗争中，逮捕了“一贯道”和“皈依道”等76名反动会道门头子，还举办了反动会道门罪证展览，以活人“现身说法”来揭露其骗人的花招和罪恶活动。经过宣传教育，许多群众认清了反动会道门的罪行，一致要求政府严惩反动会道门头子。仅10天时间，声明退道的道徒即达2.5万多人。同时，为了争取改造反动会道门的小道首，瓦解其封建迷信思想，对103名小道首组织集训。经过教育，他们纷纷坦白交待自己的问题，声明退道，表示悔改决心，并检举了反动会道门头子的罪行，交出了各种反动证件。经过这个阶段，该捕的绝大部分捕起来了，一般小道首大多数也登记悔过，基本上摧毁了长春的反动会道门组织，制止了反动会道门的活动。
  长春郊区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包括1952年10月划入长春市管辖的原长春县的区、镇，共12个区、196个行政村，是结合土地改革，巩固村政权进行的。1951年6月开始，成立郊区镇反工作委员会，发动广大群众，历时1年零9个月，到1953年3月结束。共逮捕各种反革命分子688人。其中，土匪355人，恶霸163人，特务21人，反动会道门头子15人，反动党团骨干6人，敌伪军政警宪反革命分子8人，现行反革命分子120人。依法判处死刑137人。其中，土匪79人，恶霸29人，特务3人，反动会道门头子4人，现行反革命分子21人，敌伪警宪分子1人①(《长春市公安工作10年简史》 9～10页。)。经调查，除了8名外逃犯需要追捕外，已基本扫清了残敌，保卫了土地改革和农村政权建设。
  为了检查镇压反革命运动是否达到目的，巩固镇反成果，从1953年2月开始，对长春市的镇压反革命运动，进行了细致的复查判定工作。公安、司法机关对已处理和尚未处理的反革命分子算了细帐，发动群众，分片包干，检验反革命分子是否已经挖干净了，还有什么问题？然后综合分析，做出总的判定。
  长春市（包括郊区在内）自1948年解放后，到镇反运动前捕获的各类反革命分子934人，此次镇反捕获的各类反革命分子2005人，共计为2939人。其中，特务681人，建军土匪1041人，反动党团骨干184人，恶霸344人，反动会道门头子270人，罪恶重大的敌伪反动官吏207人，汉奸7人，其他反革命分子205人。依法判处死刑440人，其中特务108人，反动党团骨干分子9人，土匪196人，恶霸53人，反动会道门头子27人，其他反革命分子47人。经复查判定，应该杀的五个方面反革命分子都杀掉了（当时未结案的112名案犯未包括在内）。其余，除已关押、判刑投入劳改的1343人（包括判死刑缓期2年执行的36人在内）外，依法由公安机关和群众管制的反革命分子226人，其中市区155人，农村71人，该关、管的各类反革命分子，都关押（判刑）和管制起来了。在捕获的2939名反革命分子中，建军土匪占35.4%，特务23.2%，恶霸11.7%，反动会道门头子9.2%，反动党团骨干分子6.2%，罪恶严重的敌伪警宪官吏7.3%，其他反革命分子7%。显然，土匪、特务所占的比例最高；反动党团骨干分子比例虽低，但在捕处的敌伪警宪官吏和特务分子中，不少有反动党团身份。经复查判定，当时该捕而必须捕的，都逮捕起来了；应该杀而必须杀的都杀掉了。
  长春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贯彻执行中央制定的镇反工作路线，广泛而深入地发动了群众。人民群众拥护党和政府所采取的措施，感谢党和政府为民除害，在党和政府同人民群众之间建立了血肉联系。各级公安机关通过街道居民组，对反革命分子的家属进行政策教育，使他们提高了认识，许多人认为他们的亲人受到政府的处理是罪有应得，决心与反革命分子划清界限，出现了不少妻子检举丈夫、子女检举父亲等大义灭亲的动人事例。通过镇压反革命运动，人民群众主人翁责任感增强了，公安机关及时把这种责任感引导到生产建设上来，引导到经常性的防奸、防特、防盗、防火等安全防范工作上来。进而制订“爱国公约”，在基层单位和街道组织成立了286个治安保卫委员会，选举产生了治保员11233人，使公安机关有了联系群众的纽带，派出所能够带领群众加强治安防范工作。这种在运动中创造的群众性治安保卫委员会组织，经公安部加以总结，将其法律化了，制定出《治安保卫委员会暂行组织条例》，于1952年8月11日公布实施。镇压反革命之后，社会秩序空前安定。可以说，当时长春的镇压反革命运动是彻底的，残余反革命的主要力量，即五个方面的敌人打击任务已经基本解决。整个运动是正常的、健康的，胜利地完成了任务，有力地保卫了国民经济的恢复，配合了土地改革，支持了抗美援朝斗争。
  二、第二次镇压反革命运动
  1955年春，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高潮即将到来，已经收敛了的反革命残余势力又有所抬头。在市委、市政府和上级公安机关领导下，掀起了第二次镇压反革命运动。这次是社会镇反和内部肃反同时并进。主要对象是清理暗藏在内部的反革命分子。打击的锋芒，集中于破坏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现行反革命分子，以及那些历史上有严重罪行、民愤很大、仍拒不坦白的反革命分子。在充分发动群众和深入侦察、调查的基础上，从1955年8月到年末，在社会上和内部进行了三次集中搜捕，共捕获各种反革命分子291人。其中从社会上捕获222人，内部69人。属于五个方面的残余反革命分子157人，现行反革命分子130人，美国和台湾国民党派遣特务4人①(《长春市公安工作10年简史》13页。)。在搜捕的同时，组织了2000多人的宣传队伍，深入街道和单位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宣传活动。从8月26日至年底，群众检举揭发反革命分子材料达69822件。公安机关在群众协助下，查到了很久找不到的反革命分子。群众中有人自己花钱乘火车到外地查找反革命分子的下落；还有些群众将反革命分子扭送到公安机关。
  经过一段集中搜捕和处理，把反革命分子的嚣张气焰很快打了下去，迫使敌人内部发生分化。
  1955年，全市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事业取得很大胜利。1956年初，许多反革命分子向公安机关投案自首。由于敌我斗争形势的变化，公安机关转而采取以政治攻势为主打击残余反革命的策略，使更多的反革命分子投案自首。这成为1956年镇反运动的一个特点。
  在这次镇反中，长春市宽大处理了一批反革命分子，同时严肃处理了少数拒不坦白、罪恶严重的历史反革命分子和现行反革命分子，号召反革命分子走坦白自首的道路。在政治攻势中，掀起了四个高潮，处理了四批坦白从宽和抗拒从严的典型案件：一批是社会上的历史反革命分子；一批是内部肃反清理出来的反革命分子；一批是派遣特务分子；一批是现行反革命分子和刑事犯罪分子。进一步分化瓦解和暴露敌人，有力地打击了敌人的现行破坏活动。据统计，在运动中，共有388名反革命分子向公安机关投案自首。其中，历史反革命分子375人，现行反革命分子12人，派遣特务1人。此外，有63名刑事犯罪分子坦白交待了罪行，有2386人交待了一般政治历史问题。同时，还破获了久侦未破的62起积案。
  这次镇反运动，也出现了一些缺点，主要是对投案自首分子处理不够及时；在宣传中政策界限没有讲透；在强调宽大处理的同时，也发生了个别应当捕处而未捕处的。
  三、第三次镇压反革命运动
  1956年，苏共二十大后，国际上出现了反苏、反共、反社会主义浪潮，在国内某些阶层也出现不同程度的思想混乱。中共中央于1957年4月27日发出了全党整风的指示，长春市召开各种形式的座谈会，听取党内外群众的意见，在高等学校和党政机关出现了“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残余反革命分子、坏分子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他们散布谣言，胡说什么“今年闰8月，天下要大乱”；被处理的反革命分子叫嚷翻案；反动会道门死灰复燃，暗中发展组织；农村不法地、富分子公然抗拒改造，破坏生产，反攻倒算。一时间反革命残余势力气焰嚣张，活动猖獗。
  根据公安部的部署，长春市开展了第三次镇压反革命运动。在运动中，采取“逮捕一批，管制一批，杀掉少数，劳动教养，戴回帽子，斗争批判，重新定案，加刑惩办，取缔会道门，禁赌禁毒，剿灭土匪，侦察破案，挖掘外逃，追驳谣言”等14项措施，发动和依靠群众，对现行破坏的反革命分子和杀人、抢劫等的刑事犯罪分子，再一次给予有力地打击。
  1957年，共逮捕反革命分子68人。其中，现行反革命分子33人，历史反革命分子35人。逮捕各种刑事犯罪分子942人。杀掉6人；管制了69人（反革命分子29人，地、富分子15人，坏分子25人）；收容教养423人（反革命分子1人，坏分子422人）；交群众斗争386人；有不法行为的地、富分子重新戴上帽子的33人。①(《长春市公安工作10年简史》15页。)此外，还追驳谣言，平息了孝子坟求神讨药事件。有力地打击了敌人的破坏活动，安定了社会秩序，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
  四、第四次镇压反革命运动
  从1959年到1961年，连续三年遭受自然灾害，苏联政府撕毁合同，撤走专家，加上“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带来的后果，长春市同全国一样，进入了严重的经济困难时期。1960年冬，中央开始纠正农村工作中“左”倾错误，并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国内残余反革命势力和一些新生的反革命分子，错误地估计形势，纷纷跳出来进行破坏活动。1960年1～9月，全市发生各种政治案件174起比上年同期增加37%。其中，反革命凶杀、投毒、纵火案14起，杀死基层干部和积极分子2人，杀伤7人；破坏生产建设134起，（破坏工业生产52起，破坏农业生产82起）；反动会道门案6起，反革命小集团案9起。一些反革命分子秘密建立“中华革命党”、“民主社会党”、“地下游击队”等反革命组织，它们积蓄力量，封官加委，密谋获取枪支弹药，筹划武器，等待时机；还发现叛国投敌案11起、12人①(《长春市开展社会镇反运动意见》，长春市公安局档案1-13-1卷45页。)。
  在上述案件中有犯罪分子348人，可分为3种情况：漏网的历史反革命分子22人，占犯罪分子总数的6.3%；刑满释放或宽大处理后重新犯罪的四类分子②(“四类分子”指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 137人，占39.4%；新生的反坏分子189人，占54.3%。从案件发生的地域来看，一在市区，二在各县的集镇。1960年前9个月在这两个区域共发生各类案件652起，占案件总数的84%。甚至个别地方反坏分子直接或间接把持政权，无恶不作，群众恨之入骨，称这样地方为“二满洲”。
  鉴于这个时期敌人活动猖獗，中央在公安部的报告中有如下批示：“按照各地的具体情况，经过调查研究，有计划、有准备、有重点、有步骤地部署一次镇反斗争。……各地在镇反斗争中，对付敌人既要强调狠，对那些敢于进行反动活动的反坏分子给以有力地打击，又要强调稳、准、细，调查研究，要实事求是……。③(公安部《关于目前敌我斗争形势和开展社会镇反、内部肃反运动的意见》。)”长春市委决定从1960年10月到1961年6月，在全地区开展第四次镇压反革命运动，再给敌人以迎头痛击。
  这次社会镇反是和第六批内部肃反结合进行的。社会镇反的重点，是城市和农村的落后社队，交通沿线的集镇，县、区以下的社办工业，交通运输、建筑施工和各种服务行业。打击的锋芒，是指向反坏分子的现行破坏活动，主要是制造破坏事故，大量盗窃国家重要物资，大量套购、贪污粮食，制造或散布反革命谣言，涂写和张贴反动标语，以及抢劫、凶杀、纵火等现行破坏活动。从打击现行入手，也不放过深挖历史反革命分子。具体要求，是把隐藏在这些地区、单位和角落尚未暴露或已处理又重新犯罪，以及新生的反坏分子，全部清查出来，把他们的罪行查清，逮捕一批、管制一批、斗争一批，对其中极少数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要坚决依法杀掉，彻底改变落后地区、单位的面貌，使群众再受到一次深刻的阶级斗争教育，健全群众性的治安保卫组织及各项安全制度，把反坏分子置于群众监督之下，推动社会主义建设顺利进行。
  经过8个多月的镇反运动，清查出有破坏活动的反、坏分子926人。对这些反、坏分子经过甄别、复查、验收，分别依法加以处理。
  第五节 深挖残余特务分子
  东北沦陷期间，日本帝国主义把长春作为它在东北的殖民统治中心，设置特务网络是其实现统治的基本手段。关东军情报部，日本宪兵队和伪首都警察厅特高科、外事科，还有伪保安局等庞大的特务机构，都把触角伸向社会各处，特务机关的密侦利用各种职业作掩护，分布在社会各个阶层、各个角落。其中，不少是经过日特机关长期豢养，具有一定经验而隐蔽较深的骨干分子。长春解放后，虽经历次运动，多数尚未暴露出来。据日本战犯供述：仅伪保安局系统，就有15个特谍班，15处工作据点，18处经济据点①(《深挖敌特领导工作报告》，长春市公安局档案1—3—63卷宗2页。)。长春解放后十年来，只挖出一个半班，查出密侦158人。其余情况不明。值得注意的是，从掌握的材料证明，日本特务在投降前是有长期潜伏部署的，其阴谋是“保守秘密，组织冻结，待机行动，十年再见”。从挖出的特务密侦来看，多数已混入一些单位内部，而美国正妄图加以启用，通过各种方式，寻觅在长春的旧关系。美国、日本和台湾国民党的特务机关，对长春市派遣特务一直没有停止过。自1958年以来，更将长春列为其“战略据点之一”①(《长春地区扫残特工作报告》，长春市公安局档案1—1～15—56卷30页。)。
  根据第九次全国公安工作会议和东北政法片会决定，贯彻执行“有反必肃，把对敌斗争搞得紧一些，把房子打扫干净一些”的方针，长春市委组织公检法三机关密切配合，充分发动群众，从1958年底到1959年末，结合内部第四批肃反运动，在社会上开展一次挖掘残余反革命，打击流窜犯和取缔反动会道门的扫残敌运动。要把残余反革命基本挖净，把流窜犯基本抓光，把反动会道门彻底摧毁，改变一切落后角落的面貌②(《关于1959年社会扫残工作总结报告》，长春市公安局档案1—1～15—56卷30页。)。面上发动群众扫残的同时，组织专门力量进行对日本和国民党特务组织及其成员的深挖细查工作。在长春地区共组织1921名干部（公安政法干部713人，党政机关和公社干部1208人），成立了专门机构，并把此项任务列为市公安局的中心工作，与第四批肃反运动统一领导。在工作上，首先充分挖掘和利用现有材料，公安机关、肃反机构和各单位的人事、保卫部门，都抽调一定力量，对有关方面的档案材料，进行审阅、整理和排队，从中发现线索。其次，对群众进行敌情教育，发动群众挖掘历史特务，特别注意发动老户，组织那些在特务机关周围居住的人员，与特务接触多的行业人员，座谈回忆，检举揭发。对那些熟悉敌特内部情况的反坏分子，或有一定政治历史问题的人员，与之谈话，讲明政策，打消顾虑，促使他们提供线索。还通过审讯在押犯，对反坏分子的改造，挖出他们所知道的一切线索，以充分暴露敌人。把所有线索都集中起来，按日特、国特系统分类，按各个组织排队，查其全部成员，弄清去向。
  在战役部署上，先从打击流窜犯入手，再把打击残余反革命和取缔反动会道门结合起来。1958年下半年，进行调查摸底，做好准备。1959年1月中旬到3月末，掀起第一个政治攻势，先拘捕有现行破坏活动的流窜犯和反革命分子，通过典型处理，交待党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立功折罪，立大功受奖”的政策，贯彻执行“少杀、少捕、管制也要比过去少”的精神，大张旗鼓地进行宣传，说明目前形势，指出各种犯罪分子除坦白交待、改过自新以外，别无出路，促使敌人进一步分化瓦解。同时，号召广大职工、干部和市民提高革命警惕，积极参加对敌斗争，开展群众性的检举揭发运动。从4月到6月，开展第二个战役，再搜捕一批，再进行一次宣传，然后进行处理。10月中旬至年末，掀起第三个战役，挖掘残余特务反革命的运动，获得重大胜利。经过深挖细查，查清在长春的日本和国民党特务组织295个（日本156个，国民党139个）；挖出历史上的特务据点195处（日本114，国民党81）；挖出反坏分子1918人。
  在整个挖残反斗争中，集训891名反革命分子、反动会道门骨干和流窜犯罪的嫌疑分子，从中挖出反革命分子550人，反动会道门骨干分子29人，流窜犯20人，共计599人。经过查证，处理了301人（市区99人，五县202人）。其中，捕办18人，管制111人，劳动教养20人，监督生产91人，解回原籍的9人，免予刑事处分52人。通过集中审查，还挖出1393件线索材料，为进一步调查和侦察工作打下基础①(《关于1959年社会扫残工作总结报告》，长春市公安局档案1—1～15—56卷30页。)。
  在挖残反的斗争中，摸清了全地区10974个自然屯和970个城镇居委会的政治情况，占全地区自然屯和居委会的99.4%。查清了1700件反坏分子材料（市区636件，5县1064件）。其中，已证实为反革命、反动会道门骨干和流窜犯的共1176人，下降为一般历史问题的524人，占全地区应查证材料总数2713件的63%。已处理1033人（市区397人，五县636人）。其中，捕办141人，管制177人，劳动教养88人，监督生产319人，解回原地82人，转肃反单位处理70人，免予刑事处分156人。
  反坏分子在群众运动威力的震慑和党的政策感召下，内部分化瓦解，纷纷向政府坦白自首。一年来，有610名反坏分子（市区164人，五县446人）坦白自首。其中，反革命分子539人（重要反革命分子270人），反动会道门骨干56人，流窜犯15人。另有刑事犯348人（市区302人，五县46人），一般政治历史问题1965人（市区1790人，五县175人），也向政府交待②(《关于1959年社会扫残工作总结报告》，长春市公安局档案1—1～15—56卷。)。
  被改造的地富反坏分子随着挖残反运动的开展，向好的方面转化。朝阳区，1960年初，管内861名四类分子，挖残反前表现好的183人，中间的426人，坏的252人；扫残反后，好的上升为251人，中间增至483人，坏的下降为127人。据统计，全地区反坏分子共检举各种问题5087件（市区4433件，五县654件）。其中，反革命625件（含重大的98件），反动会道门骨干50件，流窜犯11件，刑事犯罪501件，一般政治历史问题3900件。
  运动中还破获了125起案件（市区51，五县74）。其中，1959年现案108起，以前积案17起。还破获治安案件189件（市区26，五县163）。缴获长短枪21支，土枪29支，各种弹药2250发，手榴弹14枚，战刀、刺刀15把，反动证件909件，反动书刊32册，金银4两以及其他财物等。
  在挖残反中发现，铁路系统是特务隐藏最深的地方。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都重视在铁路系统设置专门特务机关，撒下特务联络网和间谍网，地方特务机关也往铁路上插足。为此，市委决定在长春铁路分局肃反领导小组内，成立挖特组。经过一年来的工作，对原掌握的三个伪满铁路警护团，43个分团，49个满铁调查室、满铁弘报处等敌特组织，进一步澄清其沿革、性质和任务活动，而且新发现了“满铁整备室”、“特务委员会”、“新京、四平站宪兵诘所”、“中统局四平铁路直属通讯组”、“国民党齐铁党部调统室”、“辽北三青团情报网”、“四平铁路山东同乡会”、“四平警三大队”等日本和国民党特务组织、特务嫌疑及外围组织，发现了11处特务据点、152名日本特务分子、53名日特嫌疑分子、58名日特密侦分子和87名密侦嫌疑分子、30名国民党特务分子、35名由外地流入隐藏在管内的特务和特务嫌疑分子，共计415人。在这些人中，混入共产党内的19人，钻进民主党派的1人，有科级以上干部职务的7人，股级职务的7人，一般干部21人。对这些人分别作了处理①(《关于1959年社会扫残工作总结报告》，长春市公安局档案1—1～15—56卷。)。
  通过这次挖残反斗争，提高了广大群众的革命警惕性，提高了社会主义觉悟，自觉地检举和监视反坏分子的群众越来越多。一年来，收到群众检举材料7614件（市区4871件，五县2743件）。其中，揭发反革命问题的1320件（重大的373件，一般的947件），反动会道门问题121件，流窜犯问题77件，刑事犯罪1700件，一般政治历史问题4396件。
  第六节 肃清反革命运动
  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深入，敌对势力知道公开地反对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已不可能。因此，便采取更为阴险、隐蔽的方式，以两面派手法伪装进步，钻进革命队伍内部进行破坏。根据中共中央和省委的指示，市委决定在长春地区开展一场肃清反革命分子的运动。首先于1955年6月5日成立了“五人小组”，继而在东北师范大学、东北人民大学（今吉林大学）、长春电影制片厂组织试点。从1955年6月到1961年6月，全市的肃清反革命运动分六批逐次展开。
  一、第一～四批肃清反革命运动
  1955年7月1日，中央发出《关于开展斗争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市委据此制定了计划，在第二次社会镇反运动的同时，从1955年7月到1957年上半年，开展了第一、二、三批肃反运动，接着开展第四批肃反运动，到1959年底结束。这四批肃反运动，时间长，规模大，挖得深，取得了重大的胜利。
  第一批肃反运动主要在市级党政机关和相当的企事业单位进行；第二批主要在县区级机关和厂矿、基建单位以及中小学进行；第三批主要在县区的附属单位、小学以及分散的小企业中进行；第四批主要在街道中进行。第一批运动初期，由于调查研究不够，一度发生斗争面过宽的偏向，个别单位还出现了逼、供、信的错误。市委及时发现，加以纠正。特别是中央于1956年3月10日批准并下达了《中央十人小组关于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的解释及处理的政策界限的暂行规定》，1957年6月，中央十人小组又发出了《关于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的解释及处理的政策界限暂行规定的补充解释》。有了这两个文件之后，认真执行“严肃与谨慎相结合”、“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等一系列政策，严格区分反革命与政治历史问题，反革命破坏与工作过失、反动言论与落后言论，反革命集团与落后小集团的界限。坚决贯彻“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的原则，对清查对象及时进行复查，对定性不准的及时进行甄别，长春四批肃反运动从而健康发展。
  全地区有367624人投入肃反运动。其中，第一批81399人，第二批47548人，第三批54228人，第四批184449人。整个肃反运动分为准备阶段，小组斗争阶段，专案斗争阶段和甄别定案阶段，先后共查出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3405人；属于普通反革命、反动分子和刑事犯罪分子809人。两项合计4214人①(《关于长春地区内部肃反运动的总结》，长春市公安局档案1-1-13-64卷。)。
  长春地区五个县，先后共有64932人投入肃反运动。其中，德惠县12313人，农安县11860人，榆树县18967人，九台县14179人，双阳县7613人。运动中共清查出反坏分子807人，还清查出普通反革命分子188人，两项共计995人。同时，查清了579人的政治历史问题。
  全地区查出的反坏分子，混入县级以上机关的294人，生产厂矿736人，基建单位439人，交通系统110人，财贸系统270人，农林水系统30人，文教系统650人（中小学570人），卫生系统149人，科研机构15人，长春电影制片厂16人，公私合营企业466人，各种合作组织222人，工商联8人，共计3405人。敌情严重的是文教卫生系统，中小学尤甚。
  在3405名反坏分子中，有日本、国民党特务643人，反动党团骨干分子365人，反动会道门头子55人，土匪357人，恶霸63人，汉奸500人，国民党军政警宪人员中的反革命分子992人，敌对阶级中的反革命分子64人，现行反革命分子64人，政治骗子21人，叛变分子95人，流氓分子130人，蜕化变质分子38人，其他坏分子18人②(《关于长春地区内部肃反运动的总结》，长春市公安局档案1-1-13-64卷。)。
  有些反坏分子伪造历史，改名换姓，混入内部，伪装进步，甚至钻入党团组织，当了干部，有的窃踞了领导职务。据统计，混入党内的101人；混入团内的80人；混入干部队伍的1534人，其中窃踞领导职位的42人，属于市、地管理的干部14人，县、区管理的干部11人，高级知识分子17人。有的反革命分子竟爬上了较高的领导岗位，原铁道部长春客车厂行政处长、机车局长春干校校长王伟炎，1930年参加共产主义青年团，曾任团嫩江特支书记，因满洲团省委被日本特务破坏而被捕，他自首投敌，受日伪特务机关保安局的指示，进行特务活动，在1945年日本投降前夕，接受了日本特务机关发给的应变费和枪支等，待机行动①(《关于长春地区内部肃反运动的总结》，长春市公安局档案1-1－13-64卷。)。
  清查出有血债的反革命分子390人。有些是罪大恶极、血债累累的反革命分子。日本特务程云秀，伪满时期充任佳木斯伪铁路警护队日本特务平岗的密侦，1942年4月侦得“山东潜来八路军”的情报，日本特务机关在佳木斯、连江口、鹤岗、汤源、哈尔滨、大连、沈阳和长春等地进行大搜捕，共捕220余人。程动手使用灌凉水、火烧等酷刑。已经查明，因受刑过重而死于狱中者26人，释放29人，其余下落不明，这是有名的“铁牛”惨案②(《关于长春地区内部肃反运动的总结》，长春市公安局档案1-1－13-64卷。)。南关区查出的反革命分子孙俊一，原是山东省高密县开明乡乡长、恶霸地主，1947年9月在原籍组织国民党还乡团，反攻倒算，率还乡团配合国民党军袭击解放区农民协会，逮捕农会干部，以割耳、残杀和活埋等手段，杀害124条人命。一次孙率队配合国民党整编第九师，偷袭小杜家、大杜家和大迟家庄农会，当场打死59人，捕去干部、群众积极分子57人，在高密县城全部活埋，造成闻名山东的116人大惨案③(《关于长春地区内部肃反运动的总结》，长春市公安局档案1-1－13-64卷。)。
  肃反运动，还查出一批有现行活动的美国、国民党潜伏特务。长春市机电研究所清查出来的特务分子朱其清，是国民党国防部二厅技术室少将主任；永春路副食品商店查出的黄居忠，是美国战略情报局第44海外观测队驻长春海外联络处情报员，代号“田ESD80”，受美国特务麻生达南直接领导，解放前大肆发展组织，搜集解放区军政情报，解放后潜伏下来。这些敌人，及时清查出来，有力地巩固了人民政权，保卫了社会主义事业。通过肃反运动，还查清了33583人的政治历史问题，进一步划清了敌我界限，有利于正确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使有政治历史问题的人放下了思想包袱，心情舒畅，靠近组织，增强了人民内部的团结，也为审干、建党、建团、培养提拔使用干部，提供了条件。电力设计院王鹿宾，曾长期因为政治历史问题不清楚，背着沉重的思想包袱。肃反运动中，否定了他的反革命嫌疑问题，实事求是地给他做了历史结论。他感恩戴德，努力工作，很快由技术员晋升为工程师。
  肃反运动，锻炼了干部和群众，提高了识别暗藏反革命分子的能力，提高了社会主义觉悟。在整个运动中，共抽调专职干部10633人，占参加运动总人数的2.6%。其中，除了从公、检、法、司四机关抽调的一部分人外，绝大部分是从开展肃反运动单位中抽调出来的，经过四年半的斗争锻炼，涌现出一大批立场坚定、思想进步、密切联系群众、作风正派的优秀干部，经过三次评选，共选出了979名肃反先进工作者。由于斗争的艰苦、复杂，也考验和锻炼了各级领导干部，提高了他们领导水平。还有数以万计的积极分子，在实际斗争中得到了锻炼。那些处于中间或落后状态、敌我界限模糊的人，在这场严肃的敌我斗争中，看到了反革命分子的真实面目，提高了政治警惕性和斗争的自觉性。他们积极参加对敌斗争，揭发检举了大量材料，对清查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起了重大作用。
  对肃反运动清查出来的反坏分子，给予刑事处分的共1818人，占查出的反坏分子总数的53.4%，判处死刑的9人，判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3人，判有期徒刑的665人，判管制的1141人。捕后送当地处理的29人，开除公职的484人①(《关于长春地区内部肃反运动的总结》，长春市公安局档案1-1-13-64卷。)。
  二、第五批肃清反革命运动
  从1958年春到1959年上半年，由于工农业生产的“大跃进”，有些肃反单位新增加了人员，有些由个体经营的小摊贩、手工业者组成各种合作组织。这些单位还未把新增加的人员列人肃反运动。市委根据1957年10月吉林省肃反会议《关于凡领国家工薪的人员、公私合营企业从业人员、各类合作组织人员都要开展肃反运动的决定》，于1960年1月4日提出开展第五批肃反运动。根据调查摸底，应列入这一批肃反运动的单位，有市属5个区和东风人民公社（汽车厂区），以及市人委几个局所属406个基层单位，计39964人。其中，属于地方国营企业20个单位，2644人；国营农场5个单位，5530人；合作商业系统（主要分布在各区的综合商店）22个单位，2754人；合作运输系统14个单位，4435人；文教卫生系统17个单位，1696人；手工业系统（包括洋铁铺、修理皮鞋和锁头店）6个单位，447人；民办工业293个单位，19836人；郊区社办工业29个单位，2622人。这批肃反的特点是：单位很小、很多、很分散，分布全市各个角落，最大的单位千余人，最小的才四五个人，一般的是几十人、上百人左右。这些单位的人员，大都是1958年“大跃进”期间进厂（店、社）的，对他们尚未来得及审查，很多人没有档案。而较多的又是伪满、国民党的军政警宪人员和敌对阶级分子。最为复杂的是合作商业、合作运输业和手工业系统。这些单位多属新建，领导力量薄弱，骨干甚少①(《关于开展五批肃反运动的请示报告》，长春市公安局档案1-1－13-64卷。)。
  市委决定，凡市内尚未开展肃反运动的新建扩建工厂、企业、机关、学校、合作组织、民办工业以及其他必须开展肃反运动的各行各业，都列入第五批肃反运动，已经验收的前四批肃反单位，新增加的人员，原则上不列入第五批肃反，但新增百人以上、情况复杂的单位，列入第五批肃反。前四批肃反运动，搞得不深不透，需要重新开展运动的单位，也列入第五批肃反。以1959年末作为界限，凡在此以前，招收进来的人员，均列入第五批肃反。
  为了加强第五批肃反的领导，市委调整了肃反五人小组及其办公室。按照生产和肃反两不误的原则经过充分准备之后，便大力发动群众起来提供线索，深入宣传“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立功赎罪，立大功受奖”的宽大与镇压相结合的政策，促使反坏分子彻底交待问题。公安机关坚持群众路线，实事求是，反复核实。各级党委的五人小组及其办公室，注意对调查研究工作的领导，调查对象由各口和区五人小组统一控制，逐级呈批，反对工作中的粗糙、浮浅和片面性，强调在“准”字上下工夫。
  整个运动用了半年时间，到1960年6月末结束。全市共清查出444名反坏分子，各级党委及五人小组加强了甄别定案工作的领导，基本上做到了定性准确，处理恰当，合乎法律和政策要求。
  三、第六批肃清反革命运动
  第六批肃清反革命运动，是1960年10月到1961年6月，与第四次社会镇反同时进行的。
  当时，城市建设发展，人口大量增加，加上某些单位用人制度不健全，不注意清理工作，因而不少反坏分子混入新建、扩建单位，有的甚至混进要害部位。据在县区以上所属的519个新建、扩建工厂、机关、学校等单位79902名职工中的调查，发现政治面貌没有经过审查者50554人，占总人数的63%，在已登记有各类问题的859人中，有四类分子487人，有政治历史问题333人。长春市钢厂有职工2532人，其中自由流动人口 455人，占职工总数的18%，经对其中95人审查，发现有35人登记的原住地不清。市机砖二厂有职工1134人，均系山东、河北等地盲目流入者，初步调查，发现有四类分子、假报原籍或更改姓名者257人，占总数的22%。宽城区公安分局对管内旅店、誊写、印刷等19个行业的调查发现，有敌伪军警宪人员294人，其中有反坏分子29人，有现行犯罪活动的6人。据对两个胶车社的调查，四类分子占职工总数的18%，他们利用运输机会，盗窃大量资材，据不完全统计，一年来共盗窃钢材、水泥、白灰、煤等建筑材料和燃料达3400多吨，粮食1.2万多斤。南关区公安分局调查了管内294名代课教员，其中有强奸、盗窃以及反革命小集团活动的25人，占总数的8%①(《长春市开展社会镇反、内部肃反运动的意见》，长春市公安局档案1-13-1卷。)。
  针对上述情况，根据中央和公安部的部署，市委决定在长春地区开展第四次社会镇反的同时，开展第六批内部肃反运动。这次列入肃反运动的单位519个，其中新建、扩建单位38个。新增加人员较多的有481个单位，约6.5万多人。肃反运动的重点，主要在外来人口多、政治情况复杂，反坏分子多、各种案件多，未进行过肃反或肃反很不彻底的单位。在具体做法上，结合社会镇反，大张旗鼓地展开宣传，造成声势，教育职工群众提高革命警惕，擦亮眼睛，识别敌人。从打击现行入手，深挖隐藏在内部的反坏分子。对可疑的线索一查到底，查清罪恶事实，凭证据定案。经过8个多月，在内部清查出有破坏活动的反坏分子448人。对这些反坏分子，经过详细甄别，复查验收，分别依法加以处理。
  第七节 打击潜伏与派遣特务
  长春解放前夕，国民党各类特务机关为了卷土重来，均布置特务潜伏起来。1950年，美帝国主义发动侵朝战争之后，其特务机关在中国周围建立了许多指挥机构和训练据点，秘密地把特务空投到东北。它还和台湾国民党特务机关相勾结，从陆路秘密派遣特务。长春由于战略地位重要，便成为他们的一个目标。
  一、捕获潜伏特务于志洋
  1949年初，在侦察中发现，长春市胜利大街永兴弹棉房老板于志洋有中统潜伏特务嫌疑。经立案侦察获悉，于志洋，又名于希芝，化名宫水庵，42岁，原籍山东省文登县，现住长春市头道沟四条50号。此人于1938年曾在原籍参加八路军胶东第五旅，担任过事务长。1942年，因贪污腐化畏罪逃来长春。日本投降后，他先后参加中统特务头目刘冶、李芳春等组织的建军队伍，历任东北挺进军上校团长、东北先遣军少将师长、东北义勇军少将高参及第一指挥所主任、吉林师管区第二编练组少将司令等职。在长春市郊、农安、吉林等地收编土匪武装3000余人，活动于长春、农安和德惠等地，侵扰解放区，抢劫民财，并多次袭击东北民主联军。他还派特务刘久峰等秘密去哈尔滨解放区收编潜伏起来的土匪。1948年2月，经李芳春介绍，参加中统长春区第三分区，任小组长，指挥金晓科、朱宝山和韩树勋等人，在长春市郊刺探人民解放军情报。长春解放后，他拒不登记自首，反而与李芳春恢复组织关系，成立永兴弹棉房作为潜伏活动的据点。1949年3月，李芳春被长春公安机关逮捕。于志洋又接受李芳春之兄李运兴的领导，继续进行特务活动，先后从长铁机务段、铁路公寓、团市委、市文工团中发展了特务，参加其潜伏组织，并令这些人再秘密发展特务，总共发展特务近20人。他拉拢长春土匪头子张四维（张青功），拼凑一支匪帮，与人民政府对抗。他命特务调查长春市国营厂矿情况，去锦州了解各大建筑和飞机场等情况。他们经常聚集一起，研究报纸，研究搜集的情报，制造谣言。他们还调查团市委干部姓名、人数，调查长铁党员姓名、人数及苏联专家情况，曾策划暗杀团市委书记肖戈。
  1949年12月，斯大林邀请毛泽东访问苏联的消息传出后，引起国内外的关注。于志洋认为搞反革命破坏的机会到了，他策划颠覆毛主席访问归国的专列，妄图组织暗杀。他和潜伏在铁路上的刘金鹏、苗延年、南云海、赵忠文等人密谋，在专列归国，行至长春至四平段内，用火柴盒伪装投放炸药、拔掉铁轨路钉、在道岔上放置石块，颠覆列车。长春市公安机关获悉敌人的罪恶阴谋，及时报告市委。市委书记刘亚雄指示：“严密监控，适时破案，做到万无一失。”市公安局薛焰局长等决定把敌人的阴谋活动消灭在预谋阶段。于志洋的党羽分布在锦州和山东等地，当地公安机关都积极予以配合。2月初，秘密逮捕了骨干分子于甦生，经突击审讯，打开缺口，获取确凿证据。1950年2月17日，正是毛主席和周总理离莫斯科回国的那一天，长春公安机关把以于志洋为首的19名中统潜伏特务一网打尽。于志洋由长春市人民法院判处死刑，其他潜伏特务也得到了应有的下场。
  二、粉碎“中国国民党长春工作队”武装暴乱阴谋
  1950年11月15日，长春市公安局为保卫抗美援朝后方的安全，粉碎了以周铁航为首的“中国国民党长春工作队”的武装暴乱阴谋。周铁航，又名周福临，32岁，辽宁省辽阳县人，师范毕业。东北沦陷期间，在营口、长春当过5年小学教员，县、市公署职员，区公所行政股长等职。1946年7月入国民党吉林干训团，11月任长春市长春区财建股主任。1947年2月，参加国民党，任国民党区分部书记兼情报组副组长和密查员。1948年1月，任长春市中正区民教主任。此后，入国民党吉林师管区干训班受训，继而入国民党六十军任准尉指导员。六十军起义后，被收容教育两个月，遣送回乡。从1949年4月起，他串联日伪、国民党的残渣余孽周化龙、周惟一、王国贤、袁增安、王广臣、卜静天（卜凤麟）等人，组建“国民党敌后工作队”，后改为“中国国民党长春工作队”。这个潜伏特务组织，设总务、组训、宣传和武装4个组，进行反革命特务活动。其主要成员均有反动身份。
  周化龙，38岁，辽阳县人。“九•一八”事变前曾参加东北军，1933年投靠日本，当了伪满警察。1946年混入东北民主联军学兵队，后叛变携械潜逃，参加国民党东北骑兵独立四团任中尉副官。1947年2月任长春中华区职员。长春解放后，留用4个月被清洗。1949年末混入长春市人民政府当勤杂工。
  王国贤，又名王健，36岁，吉林榆树人，师范毕业。东北沦陷期间当小学教员、税捐局职员。1941年6月因参加反满抗日组织“读书会”，被日伪当局逮捕入狱，供出了“读书会”情况，1945年日本投降后出狱。同年9月在吉林市参加国民党，历任国民党永吉县党部秘书和九台县党部书记长，1948年长春解放前，任国民党长春市教育局第二科科长、第一中学校长。
  王茂盛，31岁，山东省文登县人，高中毕业。伪满时在长春横滨株式会社当雇员。1945年9月考入长春市中华区区公所，任雇员、科员、户籍主任、代理分区事务主任等职。1946年10月加入国民党，1947年12月任代理中华区区分部书记。1948年当选为国民党长春市党部执行委员。同时，任国民党长春市动员委员会中华区情报小组长。长春解放后，1949年3月混入长春市百货公司当会计，10月被清洗。
  周惟一，又名周国忠，34岁，长春县人，高中毕业。东北沦陷期间，在长春宏济院及区公所当雇员。1943年加入国民党地下组织“东北抗战机构”，1945年5月23日被日本宪兵队逮捕入狱。日本投降后出狱，任国民党长春市党部执行委员。1946年参加国民党建军任上尉副官、少校军需官。1947年春，参加国民党中统局长春区，任三分区情报员。
  袁增安，35岁，长春县人。1940年任伪满长春县大屯村协和会书记。1944年，加入罗大愚领导的国民党“东北抗战机构”。1945年9月任国民党长春县党部干事。1947年5月在国民党长春区区分部工作，7月加入国民党特务外围组织——东北建设协会，任干事。长春解放后，1949年8月混入吉林省运输公司第三运输队当职员。
  这些敌伪残渣余孽组成了“中国国民党长春工作队”，他们发展党徒20余人，在美国发动侵略朝鲜战争期间，疯狂进行反革命活动，准备迎接国民党“反攻大陆”，接收长春市政权。他们制定了反革命活动计划，打算分‘极密”、“秘密”、“半公开”和“公开” 4个阶段。周铁航拉拢公安人员，企图搜罗枪支。又命同伙利用亲属关系，诱使法院干部提供院内组织、干部以及处理反革命罪犯情况。为了扩大破坏活动，他命同伙拉拢长春监狱、东北银行和长春实业公司工作人员，阴谋伺机聚众暴动，拟先砸开长春监狱，抢出反革命匪首佟贵廷等罪犯，然后再抢劫长春百货公司、实业公司及银行，以聚集经费。他命混入市政府的周化龙拉拢工友，调查市政府警卫人员及装备情况，妄想在国民党“反攻大陆”时，占据市政府大楼，成立“治安维持会”。命同伙在怀德县范家屯和伊通等地建立据点，拉拢土匪武装，袭击区、村政府，抢夺民兵武器。在长春县和城郊新立城三角地带，组织反革命武装，准备抢劫派出所枪支和供销社财物。命同伙收听“美国之音”和台湾广播，然后大肆造谣。周铁航还策划设立电台。
  周铁航等人的反革命活动，早已纳入长春公安机关的视线。市公安机关经过详细侦察，掌握确凿证据，1950年11月15日，在其反革命阴谋付诸行动的前夕，将周铁航的“中国国民党长春工作队”共23人一网打尽。经过长春市人民法院审理，以周铁航为首的14名反革命骨干分子，均判处死刑。这个反革命案件的破获，保卫了抗美援朝后方的安全。
  三、捕获美国“自由中国运动”派遣特务
  1952年5月31日，长春市公安局接到东北公安部通报：台湾国民党内调局①(内调局，即国民党中统局，1949改为民政部调查局。)特务岳一锋（原名郭长升）及其妻吴文蘅近期将潜入长春市，联络沈阳、哈尔滨、吉林、安东、锦州等地的旧关系，建立特务组织。长春市公安局对吴文蘅展开全面调查之后得知：吴文蘅（女），又名吴文林、吴俊华、吴颖林、吴王瑟、吴锦文、吴襄，1913年11月生，吉林市人。东北沦陷期间，于“新京”助产学校毕业，与丧妻的唐玉枢结婚，与人合伙开设永长医院，曾因私卖禁药被拘押，在狱中与郭长升相识。出狱后，夫妻感情不和，致唐玉枢自杀。抗战胜利后，吴文蘅将日本人开设的田中医院据为己有。在此期间，吴与郭长升同居。1946年，东北民主联军攻入长春，吴抛下自己两个儿子，与郭同去沈阳，开设颖林医院。郭长升，1907年生，原籍辽宁省义县。1929年入东北大学法学院，1935年去北平外文研究院。1937年入国民党中央军校特训班步兵科。1940年到东北从事敌后工作，任东北地下军总司令，兼东北挺进军少将宣抚特派员、国民党救国军少将师长。同年，应蒋介石召见去重庆。1941年8月参加国民党中训团党政班18期受训。返东北后，任国民党教育部战区教导主任，以热河省政府研究员兼吉林省政府参议为掩护。1943年春，在锦州被日本特务机关逮捕，押解到“新京”首都警察厅。1945年，日本投降后获救出狱。他听说老上级原东北军将领、国民党十五集团军司令何柱国要来东北，便自称十五集团军先遣军整编总司令，发展建军势力。1946年，杜聿明到东北，将其扣押。1947年经陈诚说情释放。1948年，他去南京进入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特务机关，任保密局东北特技组少将专员。同年7月，参加军统特务头目褚大光领导的特务活动，至沈阳解放。1949年，偕吴文蘅逃去广州。此外，还了解到，唐玉枢之弟唐玉权于1952年春病故，唐家的住宅是一座青砖四合院，吴文蘅的两个儿子，唐玉枢的儿子、女儿、女婿和唐玉权的儿子住在这里。正房西屋要出租。
  市公安局决定立案侦察，此案定为“内11号海外甲级专案”，采取“长期经营、精雕细刻”的策略与敌周旋。在吴文蘅到长春之前，派张侦察员租下这间房子，与吴文蘅的儿子唐志宏住对面屋。张侦察员对吴文蘅的两个儿子多方关照，得到唐家的信任。发现唐玉枢的女婿杨墨反对为吴办理入境证，而唐志宏兄弟急于让其母亲早日归来。张侦察员协助为吴办理入境证。吴文蘅得于1952年10月25日进入长春，住在唐家。吴则多次向其子询问张侦察员的身份、职业和为人，经常与什么人来往等情况。当得知为其办入境证时，则极表感激。张侦察员称自己原住黑龙江省穆棱县，家为地主，国高毕业后，当了一年多伪警察，解放后跑行商，共产党把货物控制起来，生意不好做，想回老家，父母又被管制，现在还是光棍一条。语言中透露出不满情绪。此后，吴便成了他家的常客，话题多是宣扬香港生活好，大陆贫困，美国强大，要打过鸭绿江，国民党要反攻大陆等等。吴文蘅经过多次摸底、考察，便以请求帮忙为名，请他去四平、沈阳、哈尔滨、吉林、锦州和安东等地联络郭吴的旧关系，还要他到市内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通过熟人收集情报。吴见他表现，极为满意，遂向他表明自己的特务身份和来长春的任务，动员他参加其特务组织，并许诺干出一番事业之后，带他去香港，为他请功。据吴透露，郭长升和她逃到广州后，国民党军节节败退，郭、吴经海南岛逃到台湾。在台湾先后参加了国防部保密局、内调局、国民党改造委员会第六组和国防部大陆工作处等特务组织，1950年，美国侵朝战争爆发，国民党特务机关派郭、吴率领特务赵基、岳汝霖和刘国等3人，携带电台、武器及经费到汉城，拟随美军北进经朝鲜潜入中国东北，建立“敌后根据地”，进行特务活动。保密局任命郭为东北总司令、党政军负责人，内调局任郭为东北总站主任，国防部大陆工作处任郭为东北军总司令，国民党改造委员会任郭为东北委员会委员。由于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的反攻，美军南撤，3名特务被冲散，郭、吴秘密经台湾转赴香港隐居，加入了美国的“自由中国运动”特务组织，并去日本接受美国特务训练。1952年参加美中央情报局在香港特务组织战地委员会东亚民主自愿兵团，郭任东北自愿军负责人。吴这次到长春，是联络郭的旧关系，组建“敌后根据地”。
  摸清吴的特务内幕及其罪恶企图之后，公安机关采取“圈吴引郭的策略”，促使郭来长春，以便摸清美国和国民党特务机关的阴谋。于是，张侦察员又把有写作特长的宋侦察员介绍给吴，吴委宋为其秘书，掌握综合情报和密写等事务。吴自以为站稳脚跟，急思派人去香港与郭联系。经张侦察员向吴推荐，以“跑行商为业”的姜侦察员做其交通员。吴多次对姜进行审查，见他一口流利的粤语，对香港和广州的市场行情、社会风俗及街名建筑对答无误，便高兴地派姜先去广州同特务据点人员进行联系。这一次考察，吴感到满意，遂向姜口授去港联络地点、联络人和联络暗语等，姜经广州、深圳，在敌特交通站的护送下进入香港。到港后，按吴的指示同敌特接上关系，见到了郭长升和敌特在香港的领导人苑纯毂、宋毅升。3人查看姜的出入境证件，对各种暗语进行审查，询问长春和路途见闻，确认为吴文蘅所派，才互相介绍，姜向他们报告了吴在长春的活动情况，说明已经打下基础，急盼派人去领导。苑、宋异常高兴。因为台湾特务机关一直以为郭、吴在东北，万一得知隐藏在他们门下，他们担当不起这个责任。遂决定郭长升立即随姜动身去长春。郭、姜二人离开香港，于1953年2月5日抵达长春。
  公安机关在郭长升到达长春之前，命张侦察员按吴的要求，在长春和哈尔滨各建立一处据点。由张向吴推荐周侦察员守护长春的据点。郭长升到达长春住进据点，竟毫不怀疑。视周为“得力助手”。郭长升在听取吴文蘅的报告以后，决定加快工作进度，成立“东北工作委员会”，委吴文蘅和张为委员，制定了政治、组织和行动纲领，命张频繁去沈阳、哈尔滨和吉林等地联络其旧关系，搜集情报。用带来的经费，开办一家照相馆，掩护特务活动。郭到长春两个多月，多次向香港特务机关吹嘘其功绩，谎报在哈尔滨、沈阳、吉林、锦州、安东和东边道（延边）等地已建立了6个情报站，发展了千余人的游击武装，要求空投武器、电台和药品。
  公安机关为了掌握美国特务机关及台湾国民党各特务系统对大陆的阴谋活动，利用香港特务机关对郭没有回信的机会，命周和姜向郭献策，促郭再派人去香港。郭、吴于1953年4月28日再派姜去香港。姜到达香港，见到苑纯毂，向其汇报了郭、吴在长春的工作情况，苑表示同意空投郭、吴所需之物资，要求姜回长春后亲自到长白山区勘察，选择空投地点，绘成图纸送来香港，再决定空投时间、办法，并告知姜直接与美特机关联络的密写方法及美特机关的主要企图。姜于6月5日回到长春。
  公安机关听取汇报后，决定诱敌空投。派人到长白山新开岭一带，选择地点，勘察地形，绘制了图纸。一切准备就绪，11月5日，姜第三次去香港。美国“自由中国运动”特务机关驻日本总部美国特务头子迪夫•莫尔，对姜多次由大陆赴香港畅通无阻提出怀疑，要求把姜送到日本总部审查。姜到港后被安排在湾仔道好世界大酒店见到特务关世明。关要姜概述进港路途经过，长春党政军机关的设置，工商界的动态，郭、吴在长春的掩护情况，以及寻觅空投地点经过等细节写出来。16日，姜在香港皇后餐厅与敌特港九站总负责人林杰克接头，被告知要做好准备，去日本总部报告工作和受训。18日，将姜安排在铜锣湾湾景大酒店，并送给姜《中国赤潮记》和《斗争十八年》等反动书籍令其阅读。实际上已把姜软禁起来。28日，姜搭乘英国太古公司的“鄱阳号”赴日本。12月5日下午抵达日本横滨，该船帮办郑世香将姜送到山下町129号任永和处，任引见美特头子迪夫•莫尔。迪夫率金姓翻译把姜领到一设有录音装置的室内，进行审查，询问姜与郭、吴认识时间及发生工作关系的经过；第一、二次到香港前请求出入证和大陆边防前哨检查情况；申请办理行商手续与从事行商时间；寻觅空投基地经过等等。还拿出军用中国地图询问沈阳机场、东北铁路沿线桥梁数字、东北防疫情况。13日，把姜转移到日本神奈川县茅崎市美特机关总部，迪夫与另两名美国特务用测谎器对姜进行审查，问姜是否共产党员？是否受过刑事处分？是否负有其他国际情报机关任务？每日不断地向姜讯问，有时还拿出一些照片让姜来鉴别，连续试探姜的心理，观察姜的思想动态，甚至采取恐吓或欺骗等手段。姜沉着应敌，对答得体。12月19日终止审查。又隔两日，美特向姜探问在东北一年四季的服装。1954年1月3日，由总部黄参谋传达指示。19日，迪夫偕姜去神户。然后，姜返回香港。27日，受到宋毅升接见，关世明将姜送到北国云华酒店，向姜布置了今后的工作。规定空投基地放置的标志，地空联络信号用“T”字型，横点火5堆、竖点火3堆，间隔要均衡。还令姜在机场、铁路中物色人员，以便调查飞机、机场设施和铁路运行情况。同时，交给姜一本《中国革命抵抗运动大联盟组织纲领》，让姜阅读，还填写了宣誓和保证书。30日晚，在林杰克监誓下，为姜举行了正式入盟宣誓。2月1日姜离开香港，11日回到长春。
  姜这次去香港、日本，虽然受到美特用各种手段进行审查，由于从容应对，而受到信任，得以参加美特组织“抵抗运动大联盟”，不但掌握了美特密写、联络暗号和破译密信码等方法，而且还发现了派遣在大陆的5名特务的机密。姜从广州带回活动经费，郭将80%投入照相馆，扩充吴的掩护资金。郭还亲自培植特工人员陈光。陈光1940年在辽宁开原参加郭领导的国民党地下工作。1953年4月，郭找到他，在多次晤谈之后，动员他加入其特务组织。公安机关命陈打进去。郭不断地向香港宋毅升发函，却迟迟收不到复信。郭拟派陈陪吴去香港，公安机关因为陈不具备条件，遂选侯侦察员代替陈。郭6月14日晚召见陈，陈事先服用“发烧”药，在郭向陈交待去港事项时，药性发作。被送往医院，病势严重，并确诊为传染病。翌日，郭去医院探视，医务人员告知：传染病不许探视。公安机关命周侦察员激发郭、吴的不安情绪，趁机向郭、吴建议，不妨另行派人，以免措手不及，并乘机推荐侯，介绍了侯的一点情况，郭、吴很高兴。20日晚，与侯见面。侯逐步得到郭、吴的信任，便不急于派陈去港。后接宋毅升来信，告知美国“自由中国运动”这个特务组织结束工作，国民党各特务系统对郭、吴仍不信任，曾派人到港调查。台湾方面新组建“心理作战指挥部”，负责人刘志寰极欲同郭、吴联络。显然，在香港的美国、台湾国民党特务机关有了变化。公安机关认为，应通过郭、吴派人去港机会，摸清在港敌特机关的变化。6月28日，将宋的密信交给郭、吴，阅后甚感不安，皆欲返港，甚至二人相争，而吴的态度更为坚决。公安机关决定“稳郭打吴”。姜向郭提出，台湾各系统既然不信任，回港更易增加怀疑，因而打消郭返港的念头，同时提出吴返港的有利条件。吴在极度不安的情绪下，到公安机关申请出境手续。公安人员询问她的来历及其现在的职业，以其理由不充分而拒绝批准出境。吴心有余悸地回到家。郭反复询问经过，认为公安机关尚未怀疑。最后决定由姜去港。7月中旬，姜第四次去港。姜从香港返回后，证实美国“自由中国运动”组织已撤销，其成员交由台湾“大陆工作处”领导，空投计划告吹。
  1954年12月27日，公安机关秘密逮捕了郭、吴两个特务，他们供认所参加的特务组织和罪恶活动，并表示愿意戴罪立功。12月31日将吴释放，仍在其照相馆有控制地劳动。对郭继续关押。1955年8月30日，将吴收监，其在东北各地发展的特务和其去港的交通站点，由各地公安机关一举摧毁。经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以反革命罪判处郭长升死刑，缓期2年执行，判处吴文蘅有期徒刑12年。
  这个案件的破获，打击了美国和台湾国民党特务机关的嚣张气焰，对保卫人民政权和国家建设都起到重要作用，受到公安部的表彰。长春电影制片厂以此案为题材，拍成电影《寂静的山林》，在全国放映。
  四、捕获国民党“内调局”派遣特务朱见芳
  1953年3月，台湾国民党特务朱见芳潜入长春，立为“16号甲级专案”。4月4日将其秘密逮捕。朱见芳，别名朱见侯、朱洒泉、马力行、马家骅，40岁，山东省黄县人。1946年3月，在天津加入中统特务组织，先后担任要职。曾参与对爱国人士的大逮捕。天津解放后，受到管制，却不思悔改，又潜逃到香港，参加国民党内调局在港的特务组织，为其提供天津政治、经济和社会等大量情报。他在香港经短期训练，接受派遣潜来长春。主要任务是：建立特务据点，发展特务组织，刺探军政情报和进行策反活动。经过耐心教育之后，他愿意戴罪立功，而且态度老实，能按指示行事。由于朱见芳的一段工作，特务组织于1956年4月又派唐桂香潜来长春。唐桂香，别名朱金玉，女，36岁，湖南省湘潭人。1946年在长沙参加国民党交通警察部队，充当政工队员，曾与人民解放军作过战，还曾化装混入解放区刺探军情。1949年江西解放，她逃入香港。在香港参加内调局特务组织，经短期训练，派遣来长春。到长春后，与朱见芳接上头。为了了解唐来长的任务，放手让她进行情报活动，唐向特务机关汇报两次有关空军、铁路和工厂设施等情报。由于目睹国家建设和各方面的发展，感到台湾国民党统治集团日暮途穷，因而决心弃暗投明，向公安机关投案自首。
  长春市人民检察署根据朱见芳被捕后能坦白认罪，立功赎罪；唐桂香投案自首，又检举他人，于1956年7月2日决定对他们免予起诉。
  五、捕获国民党派遣特务侯全顺、黄维山
  国民党派遣特务侯全顺，于1954年4月24日潜入长春。市公安局立为“内18号甲级专案”。侯全顺，化名川页、全恒，32岁，河北省玉田县人。潜入长春后，住南关区桃源路派出所管内51组。侯1947年在长春省立第二中学读书，同年11月参加国民党新一军教导队，在沈阳受训后加入国民党，1948年11月，沈阳解放时被俘，曾在解放教导团任通讯员，1949年离队回家，1950年7月逃往香港。在香港穷困潦倒之际，被国民党特务组织吸收。1953年12月，经特务分子张佐良介绍，参加国民党“中委会二组”，受专门训练，派来长春，发展特务组织，搜集情报，还企图混入内部，长期潜伏。10月间，破获此案。为深入侦察，掌握敌特阴谋，派侦察人员与香港敌特机关直接联系。有趣的是敌特机关竟任命侦察人员为“长春交通中心通讯站”站长，掌握了通信密写方法，控制了敌特机关派驻广州、锦州、沈阳、安东（今丹东）和鹤岗等地的特务分子。敌特机关派电台报务员黄维山于1959年6月14日潜入长春，又派人送来电台。黄维山，化名赵玉峰、初志义、王毅豪、谷维明、鹤鹏，31岁，山东莱阳人。他于1945年入青岛中学读书，1947年8月参加国民党青年军208师1旅通讯连当兵，随军经唐山撤退到上海，加入国民党海军陆战队2师6团当通讯兵。1949年5月随军逃到台湾，先后任国民党军上士副排长、准尉集训区队副。1953年10月加入国民党，任通讯中队分队长，1955年先后在敌陆战队军官学校和两栖侦察队受训，后任第一旅侦察分队班长，还在情报学校军官班受训，1957年10月被国民党“中委会二组”征调，在台湾北投地区专门受建立电台的业务训练，1958年通过实习后，于8月派往香港，国民党“中委会二组北方工作组”对其进行专门训练，一切准备就绪后，化名初志义潜入长春，从事敌特“长春交通站”电报通讯工作。他曾用密写向台湾报告潜入长春后的情况，并约定联系办法，企图架设特务电台，策划发展特务人员，建立地下反动组织，打入长春重要工矿企业长期进行活动。公安机关于7月2日将其逮捕。
  侯全顺和黄维山都是经国民党长期培养、训练的职业特务分子，思想极端反动，逮捕后仍然坚持反动立场，虽经反复教育，说明党的政策，均无悔改之意。侯全顺竟在提审时企图越狱，还在监室内公然行凶殴打看守人员。黄维山在被捕后拒绝交待罪行，企图用暗号向敌特机关报警。根据这两个特务分子的罪恶和坚持反动立场，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判处死刑。黄维山不服上诉，吉林省高院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12月22日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在长春执行死刑。
  六、捕获国民党派遣特务张祖良、周秀贞
  1955年8月12日长春市公安局发现，长春市崇智胡同17号居民周秀贞行为可疑。经调查得悉：周秀贞，女，32岁，18岁时与张祖良结婚。1951年随夫去香港，1953年6月携女回沪。不久，又欲返港，三次申请出境，未获批准，来到长春。其夫张祖良原为汪伪宪兵，现在香港。与上海其岳父周鸿福常有书信来往。周秀贞来长春后，在第一汽车制造厂一领导人家当保姆，感到厌烦。周自幼习裁缝，有意自谋职业。公安机关派女侦察员，以自有缝纫机承做零活为名，与之接近，进而合营服装店，以致无话不谈。她初称“在港住2年，朋友较多，”表示“如能办出国手续，还想回香港”。后又说“咱俩可以开服装店为业，有机会还可跑行商，” “祖良对我非常好，这次回来他告诉我，到东北一切要注意，遇事多动脑筋，别上当。” “港沪来往人较多，我这次回来每月还给4百港元”，“工作多得很，就怕我们不能做，如很快办妥出境证，去3个月再回来，经费也就充裕了。”最后露出其身份，是“中央保密局”联络员。
  根据上述情况，将周秀贞和张祖良案立为“内27号甲级专案”。女侦察员表示：自己久居长春，熟悉长春情况，遇事可以为她出谋划策。因而获取她的信任，参与其活动。女侦察员根据她的弱点，以关心她夫妻团圆，促使她发信与张祖良联系。公安机关再次派人到上海进行系统调查。周秀贞进一步向女侦察员透露：“香港顾先生是祖良最好的朋友，他看我老实，叫我做情报工作。”“如4个月不写情报就不给钱了，我回来第4个月才给写点情报。”她继而给香港张祖良发去两封联系信，报告她在长春的情况。1956年1月20日，她接到张祖良回信，表达离别之苦，在港生活不好，打听周在长春的职业及生活情况，叫周办出境证明，返回香港。据此，女侦察员劝导周，说明“在长春开服装店，生意很好，生活安定，盼望早日团聚”给张写了回信。周还透露，要寻找张祖良在大陆之旧关系，称“在南京时有个吴耀忠的，原为日本宪兵少校，后打入共产党内，听朋友说，可能在长春。”2月26日，她又接到张祖良回信，表示对周想念之苦，祝贺周在长春开服装店事业的顺利，要周在长春给他办入境证明，要来长春与周一块工作。
  周急欲活动，张祖良迫切要求潜回大陆。于是，公安机关又派侯侦察员相机打入敌特内部。7月21日，张祖良持港澳同胞回乡介绍信，由深圳潜入广州，并三次往香港发信，催促汇款。8月13日，张到达长春，住女侦察员家。首先对周的处境、女侦察员与周相识过程及开办服装店等进行详细审查。表示对服装店作职业掩护很满意，愿意帮助把生意搞好，暗示女侦察员“现在跑买卖很赚钱”，“秀贞没能力，不能帮我办事，缺少一个助手，现在能否办出国证，代我去港办事？”鉴于张急欲活动，女侦察员现出对朋友的热情态度。张说明自己原为“中统”，现在要了解长春有多少工厂、仓库、人口等，如有可靠的朋友，可以吸收来，最好是女的，会日语的。同香港的联系方法是用碘酒和血写密信，其代号为“758601”。他来长后连续向港特组织发去5封信，报告其平安抵达长春，服装店生意顺畅，急待汇款支援。女侦察员继续接受张的审查，争取加入其特务组织，并以自己亲戚的名义将侯侦察员介绍给张，做为这个特务组织的交通员。
  公安机关经过近一年的侦察，查明张祖良，又名张伟，36岁，江苏无锡人，在南京汪精卫政府充当宪兵，抗战胜利后，在上海淞沪警备司令部任职，上海解放初期，专门走私黄金，出入沪港之间。1950年去香港，8月回上海，与以第三势力面目出现的国民党特务周延长取得联系。不久，又回香港。他潜入长春，发展了女侦察员和侯侦察员为特务组织成员，于1957年2月至7月，先后发出5封密信，称“长春钢铁材料和汽车五金奇缺，第一汽车厂不能全部开工，全国各地有停工现象，物价比1956年高涨了三、四成，工人生活困难，人民想念早日反攻大陆。”还报告：“服装店已有巩固基础，周围环境安全，便利吾人工作”。这年的4月和6月，接到敌特组织第1、2号密函，核准吸收女侦察员和侯侦察员为其特务成员，规定张今后化名为“盛福金”、“陈泽深”，女侦察员化名为“李秀娟”，侯侦察员为“谢瑞麟”，并寄来特务经费900港元，要求着重刺探长春之轻重工业位置、机器设备、人员数量、产品销售情况，还有“劳改营”的地址、环境、收容人数、人员成分及警卫岗哨位置等等。
  8月4日，公安机关在张祖良返港途中将其逮捕，张祖良供认在港加入台湾国防部二厅香港办事处特务组织任情报员，填表宣誓，接受该特务组织在港办事处负责人黄大中的训练，潜来长春拉拢旧关系，发展组织，长期潜伏。除了搜集长春轻重工业情报外，还有空军基地、飞机种类、效能等情报。通信方法，规定用鸡血和淀粉密写，如被大陆公安机关强迫发信时，则写“大中老兄”为暗语。还供认：“原拟由港去日本，因其妻周秀贞在长春，故被派来长春，以红星服装店为活动据点”。所供与事实基本吻合。8月16日又逮捕了周秀贞。均依法受到严惩。
  七、捕获国民党派遣特务李金纶
  1955年7月，发现长春市黑水路3段33号永和旅馆服务员李金纶从徐州来长。据徐州市公安局介绍，该人1954年1月23日从香港经广州回到徐州，原为国民党员、中统局天津区塘沽分区东沽小组特约通讯员。1950年2月去香港，4月返回徐州，不久又经天津返回香港。他在徐州期间，曾拉拢铁路员工搜集情报、破坏机器、进行反动宣传，约定国民党反攻大陆时担负护路任务。1954年是他第二次从香港回徐州，发现他与香港“自由中国通讯站”据点刘春培、“内调局香港交通总站”交通员王联祺、王联福等特务分子有通讯联系。另据天津市公安局塘沽分局档案记载：该人系中统局天津东沽小组通讯员，没有登记。根据上述材料，将李金纶立为“内52号甲级专案”，派白侦察员和邱侦察员接近李，取得信任，打进其特务组织。查明李金纶又名智英，化名德发、俞绍忠、吴景忠，35岁，天津市塘沽区东沽人，现独居长春市宽城区站前街54组30号。其父、妻及弟、妹等分居于徐州、蚌埠两地，他先在黑水路永和旅馆，后到南关区同安旅馆当服务员。该人小学毕业后，于1939年至1944年在塘沽义兴轮船公司仪茂小轮当水手。1945年在天津、徐州间跑行商。1946年在东沽电影院当售票员，经介绍加入国民党，并为“中统局”通讯员。1948年全家迁徐州。1950年去香港。1955年7月6日，由徐州潜入长春，企图与香港内调局敌特王联祺、王联福、刘狱五等恢复通讯联系，均未成功。1957年5月去香港，接受国民党中委会大陆铁路工作委员会在港特务陈浩然的训练，委其为“长春工作站”站长，代号为“56586”，任务是以发展组织、搜集情报、组织反动武装、创立游击根据地。携带近千元人民币作经费，于8月9日返回长春后，策划组建土匪武装，派同伙设法寻找黑龙江土匪“九彪”和刘希然（早在镇反中受惩处），未达目的。他却向香港特务组织报告找到了。敌特机关委任“九彪”和刘希然为“辽吉黑反攻突击队”正副司令”。还指示“在时机未成熟时，不可盲动，在安全原则下，可见机作简易破坏工作。”他按敌特机关指令，先后向在港敌特机关发送许多诸如长春整风、反右派、大跃进、下放干部等情报。
  长春市公安局于1958年11月19日逮捕了李金纶，使之受到应有的惩处。
  八、打击潜伏下来的帝国主义间谍
  1951年，长春市在赶走披着宗教外衣的法国间谍分子之后，又挖出了隐藏在宗教界的美国间谍分子梁世焕。梁世焕，韩国人，1943年就学于日本东京公教（天主教）神学院。毕业后被派到东北，先在吉林市天主教堂当神甫。1942年秋，由法国人、长春天主教神哲大修院雷宏达推荐，加入美国“海军军情处”间谍组织，代号为“0”，先后归属美国特务巴勃尔和布雷登领导。他为了在北满地区建立情报网，搜集解放区各方面情报，发展了朝鲜族教徒朴文兴、朴贯、顾顺明、白晶玉（女）、李春国、朴昌彬、李仲三和国民党军统特务赵岩，还有留用的日本医务工作者望月升、望月泰世等10余人从事间谍活动。1947年5月，他派白晶玉潜入哈尔滨天主教堂，发展朝鲜族神甫金善勇为间谍，命金以哈尔滨为中心组建情报网。同时，他还多次派白晶玉和顾顺明等以贩运棉线为掩护，潜入哈尔滨、吉林等地区，搜集中共中央、东北局内部状况，东北民主联军的兵力、装备、番号、各种证件和地方政权、军工生产、民族关系以及中苏边境贸易等情报。他多次去沈阳向美国间谍机关递送情报达百余份。依照美国间谍布雷登的指示，通过日本人望月升发展了国民党东北保安司令部突击队队员日本人深堀为间谍分子，令其收罗隐藏于长白山一带的日军残余势力，袭击解放区。他与布雷登研究了吉长地区的交通联络和潜伏方案，确定由沈阳市天主教会会长、朝鲜族李道权任北京、沈阳、长春之间的联络员，还要朝鲜族许英伯开辟朝鲜方面的情报工作。1948年3月初，吉林市解放前夕，他按布雷登指示，布置朴昌彬、朴贯2人以开办华东制米厂为掩护，继续潜伏于吉林市。他率朴文兴、赵岩、白晶玉、李春国、金京守等人逃到长春，又把朴文兴派到北京潜伏待命。长春解放后，他与美特组织失去联系，急派李钟世去沈阳，拟与美国驻沈阳领事馆谋求接触。1950年5月，又派李钟世赴韩国汉城，拟通过美间谍分子、天主教神甫申麟钧谋求与美特机关恢复联系。抗美援朝期间，他利用“圣母军”特别支团搜集各种情报，还派女间谍朴尚玉混入朝鲜人民军驻长春后方医院，刺探苏联向中国运送军火、中国战勤动员、民心动向等情报，甚至以支援抗美援朝为名，亲自去医院搜集情报。
  1951年8月27日，梁世焕在赴磐石与朴文兴接头的途中，被公安机关捕获。审讯时，他认为公安机关无法调查美特机关，教会中的敌特分子也不会向公安机关提供真实情况，由他发展的信徒更不会出卖他，所以矢口否认自己的间谍罪行，公安人员递给他一支香烟，他不接。“你能吸美国的大象牌香烟，怎么不可以受用一次中国的香烟呢？”公安人员的这句话，他意识到与美特会面时吸过大象牌香烟的细枝末节都被掌握了，因而低头认罪。
  九、国民经济困难时期粉碎外国和国民党特务机关的新阴谋
  1958～1960年，国民经济比例失调，人民生活出现严重困难。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特务机关勾结日本特务，利用这个时机，加紧向中国大陆派遣特务，进行情报和心战活动。台湾国民党自其“八次代表大会”以后，策划“要以大陆反攻大陆”，“大陆为主战场，海峡为次战场”，“政治反攻重于军事反攻”，要用“七分政治，三分军事”等阴谋实现其复辟梦想，国民党“中委会二组”在长春市建立了“长春地区工作站”和“交通通讯中心站”等特务组织，阴谋架设电台。国民党“国防部特种军事情报处驻日本8061和8062组”也往长春派遣特务。
  这个时期，发现日本特务机关和国民党驻日本特务机关相勾结，注重在长春赴日探亲的日侨妇女中发展特务，然后派遣回来。当时，长春市有日本侨民163人。其中，男13人，女150人。绝大部分是日本投降后遗弃的孤儿，由中国人养大成人。从1956年至1958年，先后有日侨妇女58人赴日本探亲，回到长春的有52人，其中就有日本和国民党特务机关派遣回来的。日本特务主要以“新闻记者”面目出现，审查赴日探亲的日侨妇女思想状况，根据不同对象，施以小恩小惠，制造把柄，然后交给任务和通信联络方法，派回长春市。国民党特务机关主要是寻找思想反动，对共产党不满，或丈夫有反动身份，在日本的家庭又有困难的日侨妇女，进行短期训练，吸收加入国民党，派回长春。美国、日本和国民党特务机关，还通过赴日探亲的日侨妇女搜集长春情报。多数赴日探亲的日侨妇女受到“新闻记者”、“新亚细亚经济调查委员会”等一些身份不明的人“访问”。这些人用“请客”、“送礼”、“交朋友”等方式拉拢日侨妇女，公开搜集长春驻军兵种番号、驻扎地点，机场位置、飞机数目和机型以及有无探照灯等情报。有的还拿出中国地图或长春地图，让日侨妇女标记机关、工厂、学校等的位置。有的还专门搜集中国的物价和供应情况。有些人在搜集完情报后，还给日侨妇女留下地址，要求保持联系。更有特务分子利用日侨妇女来往方便的条件，让日侨妇女做交通员，给在长春潜伏的特务分子捎带密写药品和其他物品，有的让日侨妇女寻找汉奸、敌伪残余和反革命分子的下落，企图恢复联系。
  针对上述敌情，长春公安机关对赴日探亲的日侨妇女开展了时事政策教育，组织日侨参观第一汽车制造厂，观看《祖国东北》等影片，然后举行报告会、座谈会，向日侨说明新中国建设的伟大成就和发展远景，说明中国共产党坚决支持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事业，并结合当时日本人民和世界爱好和平人民反对《日美军事同盟条约》和复活日本军国主义的斗争，揭露美帝国主义的侵略阴谋，指出美、日和国民党特务机关对新中国进行间谍特务活动。经过反复交待中国政府的政策，启发她们提高认识，号召他们当中被美、日、国民党特务召募的人，讲清自己的问题，并检举别人。到1960年11月末，向市公安局交待自己问题的有36人，检举别人的有16人，共检举特务嫌疑问题41件，初步坦白为日特机关派遣的2人、国民党特务机关派遣的1人，派遣特务嫌疑分子8人。给美、日和国民党的特务机关以一次有力地回击。
  第八节 取缔反动会道门
  长春地区反动会道门的基础深厚，种类繁多，活动时间久远。解放初期，据市公安局调查，在长春的反动会道门竟有70多种。其中有一贯道、清宫道、收缘道、中庸道、儒门圣道、九宫道、金丹道、中天圣道、混元道、白羊道、昄依道、先天道、泥孔道、中天道、圣门道、圣人道、圣贤道、老母道、如意道、龙华会、归门道、弥勒会、功德佛门、通天道、红羊会、凌山道、应收道、后天道、金山道、金刚道、灵山道、长生道、三合门、真道、公明大道、黄经道、普陀道、九龙道、补阴道、中方道、老君门、红娘道、省心道、无极道、白阳道、白莲教、玉虚门道、寿母会、大同佛教会、新佛教会、就门道、太山会、红老佛门、五仙堂、清净无险道、崇德慈善会、乩坛会、中天禹门道，等等。反动会道门，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产物。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国民党反动派也利用反动会道门的迷信活动，欺骗、愚弄和残害人民群众，破坏人民革命事业。长春解放以来，人民公安机关一直采取坚决的措施，打击反动会道门道首和取缔反动会道门组织，对一般道徒则采取教育、挽救的方针。但反动道会门残余势力十分顽固，一有适当气候便死灰复燃。打击与复辟的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艰巨的，一直持续多年。
  一、解放初期取缔一贯道
  一贯道在长春的活动，始于1940年。一贯道总道首张光璧派点传师赵正洲从关内到长春，在长通路建立一贯道“中荣坛”。随后，张光璧又派另一亲信董子泉到长春，在永春路建立一贯道“天一坛”。道徒称这两个“坛”为“东佛坛”和“西佛坛”，共发展道徒数百人。同时，在吉林市、扶余县、四平、范家屯等地建立4个公共佛坛。1943年，张光璧又把当过警察局长的王玉轩派到长春，王与日本特务金泽天勾结，在长春建立9个公共佛坛、60多个分坛。抗战胜利后，王玉轩与国民党国防部二厅长春105站站长史祚炎、长春督察处长崔志光、保密局东北特技组组长袁晓轩等勾结起来，供给特务组织经费、物资及情报。这些特务头子把一贯道点传师赵德纯发展为保密局长春站的特务，督察处把特务分子黄国华、105站把特务分子纪心平安插到一贯道内进行特务活动。长春解放前夕，纪心平打着一贯道的招牌，带着电台潜伏下来。
  解放初期，为了彻底取缔一贯道，长春公安机关进行了系统地侦察。一贯道自称“道在天地未有以前即有”，所以也叫先天道。到其17祖陆中一时，根据《论语》中“吾道一以贯之”句，改称一贯道。陆死后传给18祖，即张光璧。张是山东历城人，又名张天然，抗战期间，叛国附逆，充当汪精卫的外交顾问。因而一贯道势力迅速扩展到华北、东北和江南各地。张1947年8月病死于四川成都。此后，一贯道分裂为两派：以张妻刘率真及其子张英誉为首，以杭州为基地，称“师兄派”，又称“明线派”；以张妾孙素珍为首，以成都为中心，称“师母派”，又称“暗线派”。两派狗咬狗，互相倾轧。长春解放前，一贯道有3个派别：一派以王雨田和刘显明为首，有点传师米庆和、刘景汉、黄阁臣和秦凤五，把大经路义源碱厂作为中心，它们的活动主要在外地。另一派是以王玉轩、张品轩为首，把永春路天玉泉酱园的“天一坛”作为中心，在市内长通路、八里堡和九台、扶余、吉林市、敦化等地设9个公共佛坛。1948年5月，这一派道首王玉轩和赵洪涛发生矛盾，分裂出两派，王玉轩一派称“金钱派”，赵洪涛一派称“正义派”。长春解放前夕，王玉轩逃回天津，张品轩继任道首，以永春路德庆永粮店为秘密据点，同王玉轩保持联系。再一派就是以赵洪涛为首的“正义派”，在东四道街81号周作斌家设坛，指挥长春郊区、新立屯、四平等公共佛坛，点传师有曹景林、马川文、谢三富和王正本等人。在这3个派别中，“金钱派”和“正义派”两派势力大，在市内设有21个分坛，在四平、公主岭、德惠、九台、双阳、白城子等地设有40余分坛，共有点传师170余人，发展道徒39万余人，仅长春市内道徒即达20多万人。长春的一贯道，组织很严密。它们设有总坛，由道长主持本地区道务，总坛下设坛、分坛和家坛，各坛设有点传师吸收道徒。它们拉拢的对象，主要是敌伪官吏及其残余分子、地富分子和小商人，还有部分农民和城市贫民。
  长春解放以来，一贯道道首见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宣传无神论，便改头换面暗中活动。它们把一贯道改称中道，改坛为大、中、小组，道首改称组长，把道徒编成小组，以串门方式继续活动。它们称革命是“红杀劫”，在土改运动中，一贯道道首张品轩派点传师冷江窜到劝农山、流沙嘴子一带，向贫苦农民散布：“不要打人、骂人”（指斗争地主），不要接受“不义之财”（指分地主的土地和浮财），还造谣说：“赶快入道，不然就会有大灾大难降临”，竭力对抗和破坏人民政府政策、法令。1949年4月27日东北局发出《对一贯道等封建会道门处理决定》。长春市委在部署中强调：“要依靠群众，打击主要头子，争取被骗入道的群众，瓦解组织。”首先在全市展开了宣传教育活动，各机关、团体、企事单位的党、团组织，组织党员、团员和广大职工学习7月13日《东北日报》有关取缔一贯道等反动会道门的社论及有关文章，认识其反动本质。报纸、电台广泛进行宣传，揭露其反革命罪行。市文工团还编演揭露一贯道罪行的节目。公安机关结合户口调查，登门向群众讲解反动会道门制造谣言、欺骗群众、破坏工农业生产等反革命罪行。组织道首现身说法，交待骗人手段，受骗群众起来控诉。在大力宣传教育的同时，号召道徒登记脱离反动会道门组织，不再参加反动会道门活动。对反动会道门骨干和反动分子严加管制，对胆敢闹事对抗者则坚决镇压，严惩闹事的组织者。
  公安机关对群众揭发检举一贯道等反动会道门线索，逐件进行调查。7月20日，全市统一行动，一举逮捕了“一贯道”道首张品轩、宋金宝和“先天道”头子施辅臣等39人，查封了“天一坛”和45个分坛、公共佛坛，取缔了55个家庭佛坛和103处活动据点，没收道产12处、道办商店8处、房屋14座128间、东北币39亿元、银元302块、黄金14两，以及2000余册会道门书籍。法院召开公判大会，宣判一贯道道首、国民党中统特务赵洪涛和先天道道首施辅臣死刑，其余道首判处1～15年有期徒刑，沉重地打击了一贯道等反动会道门的破坏活动。8月14日，市公安局发出布告，解散所有反动会道门，勒令道首向公安机关坦白自首，一般道徒要登记，凡停止活动的不予追究。各派出所还物色坦白自首较好的中、小道首，向群众现身说法，使上当受骗群众幡然悔悟。据统计，在这次取缔一贯道等反动会道门的斗争中，共逮捕点传师以上有罪恶的道首90人、自首42人，有1741名中、小道首向公安机关坦白交待问题，挽救了一大批受骗上当的道徒。
  长春公安机关在第一次镇反运动中，遵照公安部的统一部署，把一贯道为主的反动会道门道首作为五个方面反革命之一，坚决予以镇压。1952年8月镇反运动进入第三阶段时，大张旗鼓地取缔了反动会道门，逮捕一贯道等反动会道门道首76人。经过宣传教育，广大群众认清了一贯道等反动会道门的骗人罪行，强烈要求政府严惩道首。一般道徒纷纷退道，仅10天时间，声明退道者已达2.5万余人。为了改造一贯道等反动会道门的中、小道首，改变其反动迷信思想，还集训了103名中小道首，经过教育，坦白交待了自己的问题，声明退道，表示决心悔改，并检举了道首的罪行，交出了大量的反动证件。
  长春从解放到1953年3月第一次镇反运动结束，在4年半时间，共逮捕一贯道等反动会道门道首270人，杀掉罪大恶极的道首27人，基本上摧毁了一贯道这个反动会道门组织。
  二、三年困难时期破获崇德慈善会、新佛教会、收缘道和金丹道
  长春地区有些隐藏较深、打击不彻底和已被取缔的反动会道门组织，1959～1961年，借经济困难，又死恢复燃，进行反革命活动。长春公安机关适时地进行侦察，先后破获了崇德慈善会、新佛教会、收缘道和金丹道等4个反动会道门案件。
  崇德慈善会会长刘志进，东北沦陷期间与庞海楼等人在长春铺坛办道，发展组织。国民党统治时期，又充当国民党帮凶，反对革命。它们向道徒宣称：“要反对共产党赤化，共产党都是魔鬼下界，将来真主出现才能太平”等等。长春解放后，它们以针灸为掩护职业拒不坦白登记。1959年，国民经济比例失调，人民生活发生困难。它们以为时机已到，阻止道徒坦白自首，让道徒阅读《罗状元修道真言》、《七真传》和《阿弥陀经白话解释》等道书。欺骗道徒：“几个月前，有34名道友去南京，其中有30人后脑顶已能开花、种仙草，像这样道人死后都能成神。”并威胁说：“修道要心诚，心不诚五雷轰顶。”当西藏达赖上层反动分子叛乱时，他造谣说：“西藏和印度是母子关系，孩子受欺负，母亲一定要出来。”叫道徒“要多听印度的广播”。
  新佛教会 道首邢维东，1942年在长春参加大同佛教会，1946年摆设香堂。长春解放后，拒不坦白登记，1956年发展反动分子王世荣为道徒，二人密谋组织所谓新佛教会。以佛教作幌子进行反动会道门活动。从这一年起，它们在榆树县新发乡和德惠县岔路口、杨树和松花江等地发展道徒80余人。制造谣言说“共产党都信佛，你们入道吧，信佛不生病。” “佛是西天大圣，信佛得全家信，不然心不诚。” “信佛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信佛力量占保卫世界和平力量的70%，佛教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它们趁1958年整社之机，公然在群众会上造谣：“农民生活苦，工人吃大米白面，干活吃饭，不干活也吃饭。”涣散群众情绪，破坏农业生产。在困难时期，它们在道徒中大量出售经书、佛像和佛章，从农民身上敛财。
  收缘道 这个道的骨干分子姜书兰，从1951年入道后，住刘玉元家，与刘共同设立佛堂。1958年勾结吉林广济寺和尚本静，发展刘玉元等4人为皈依弟子，此后，姜、刘即打着信仰佛教的招牌，从事反动会道门活动。
  收缘道名字很多，原属五台山佛教会的一个支派，起源于1844年，又由山西五台山和尚李向善创建，1893年传入东北。李向善死后传给大道首姜福忱。1951年姜死于北京，又由大道首沙广巨（外逃犯）接管道务。该道在东北发展道徒10万余人。“收缘道”与历代反动统治者均有勾结，东北沦陷期间，与伪满国务总理大臣张景惠操纵的大同佛教会串通一气，充当日本帝国主义舆论工具；国民党统治长春时，又加入反动的宗教联谊会，为中统特务机关所操纵。该道组织庞大，活动区域广阔，在榆树、农安、扶余等县道徒较多。新中国诞生后，沙广巨重新纠合所属道首和道徒，在长春、铁岭、沈阳、农安、榆树、黑龙江等10余市、县隐蔽活动，直线领导，不设固定佛堂。发展道徒多为地富分子、落后群众和封建迷信较深的老年人。道首一贯“讲神闹鬼”，欺骗群众，说什么：“入道能在天堂挂号，也能在天府抽名，弥勒佛下凡是渡化有缘的人，是老母的儿女”，“入道后修好成道，有功德受封，将来道首能当真主做皇帝”，“入道能超生不死，能躲三期末劫，能躲三灾八难”。它们规定道徒在道内分三等，头等要交50元，二等交25元，三等交5元。
  收缘道在长春由姜书兰和刘玉元把持。同一贯道道首苗云生、苑凤云等相勾结，不断地造谣破坏。1959年省公安厅到榆树县招收新民警，姜书兰说：“将来得先打死警察”。省交通厅招收汽车司机，他又说：“打仗得先打死司机”。据调查，经常去刘玉元家香堂烧香叩头的收缘道引保师吴清泉，伪满时曾任崇德慈善会会长，孔教会和道德会名誉会长。抗战胜利后，参加收缘道，长春解放后，披着佛教的外衣，拒不坦白登记，继续发展反动会道门组织。
  榆树县“收缘道”道首赵廷奎，从1951年开始，秘密串连老道徒聚会复道，委派郭焕山、李守相等5人为“带头”，活动在太平、前进、刘家等公社，利用部分落后群众的封建迷信心理，以“入道能换灵体、免灾难”，来发展组织。几年间，摆香堂30余次，发展道徒84人，其中竟有共产党员1人、团员3人、生产队长2人、现役军人1人。他们针对国内外形势，编造大量谣言，破坏农业生产，攻击社会主义制度。1961年～1962年，当国际上掀起反华、反共逆流，台湾国民党统治集团叫嚣“反攻大陆”，赵廷奎及其一伙骨干分子摆堂聚会，假借神意，保举赵廷奎为“皇帝”，并封了“娘娘”、“千岁”、“都督”、“大将军”、“文武状元”及“御史大夫”等，成立“大佛国”，宣称“天时一到，用大刀片杀进北京，登基坐殿。它们拟定了暴乱计划，提出“三路进兵”，确定了暴乱时所用的标志。
  金丹道 道首李向阳，延吉人。东北沦陷期间，在延吉入“金丹道”，当地解放后，仍在延边一带发展道徒。1956年逃来长春，以佛教居士的身份隐居在朝阳寺内，物色道徒对象，制造反革命谣言。1959年，中印边境出现紧张形势，他说：“这是个劫数呀！收回人的时候到了，将来就把世界打成混乱。” 1960年6月，他又说：“现在正是三期末劫，天上诸神佛以及山妖水怪都打发到世间来了，毛主席也是天上打发下来的。”经侦察，只有道首李向阳匿居长春，其余骨干均在延吉一带活动，延吉常派人来长春与李向阳联系。
  上述4个反动会道门活动嚣张，在获取确凿证据之后，将道首刘志进、邢维东、王世荣、姜书兰、吴清泉、刘玉元、李向阳以及赵廷奎等首要分子逮捕法办。对有一般罪恶的骨干分子判处管制，交群众监督劳动改造。在破案时，充分利用广播、报纸大力进行宣传，彻底揭露反动会道门的罪恶面目和反动本质，提高群众的革命警惕性。在取缔反动会道门之后，建立防范体系，防止死灰复燃①(《打击取缔4个反动会道门案的报告》，长春市公安局档案1—1—13—24卷。)。
  三、1960年挖出儒门圣道、九宫道、功德佛门
  1960年4月，市公安局会同双阳县公安局，破获了隐藏很深而现实活动又很猖獗的儒门圣道。这个反动会道门早在1930年即在双阳一带活动，从1938年以来，一直由道首李家仁所把持，发展道徒300余人。
  李家仁，双阳有名的大地主，东北沦陷期间任石溪河村协和会会长，效忠日本侵略者，同伪双阳镇警察署长一起迫害农民。国民党统治时期，又勾结国民党进行反革命活动。双阳解放时，隐匿于长春，暗中遥控。该道“陪坛”李家兴和栗怀仁也是逃亡大地主。李家兴曾任伪满双阳县商会会长，栗怀仁任商会巡差和朝阳屯屯长。该道骨干分子王福堂、李双庆、李吉庆、刘凤文和栗淑清等均为地主、富农出身，或者是国民党员。这些人都进入一些单位内部，王福堂是公社饲养员，李吉庆是农村小学校长，栗淑清先后当过托儿所长和电气器材厂文书，李双庆当上中学教员，有的还混入共青团，多年来以干部和职员的身份为掩护，从事反动会道门活动。双阳解放后，发展了40余名道徒。在劝人入道时，不再是“躲灾避难”、“死后上天堂”这一套说教了，而是“教人学好，孝顺父母”、“我们和共产党一样，也提倡为人民服务”等等，来欺骗群众。发展道徒的手续也简化了，过去是“铺坛”烧香点蜡、穿红黄黑袍，如今是供水、洗手、叩头和传“真言”，即算入道。道首经常以探亲访友为名，到各教徒家中检查“守道”情况，告诫道徒：“道内的事不要向外讲，要守秘密”，如发现道徒有“不规”行为，即严加制止。道首李家仁曾两次撕毁女道徒王桂兰的入团申请书。
  该道从1948年11月到1958年，在长春、双阳等地秘密摆坛5次。起初，它们制造谣言：“中国所以这样乱是因为没有真主，真主出现就好啦！”“共产党和国民党都得完蛋，将来真主出世天下才能太平”。1956年，波匈事件发生，它们煽动群众：“西方民主空气高，中国不行。” 1957年整风时，又说：“积极分子是兴风作浪、盗卖灵魂的政治骗子。”这个儒门圣道的道首李家仁，他的全部生活，都由道徒供养。从1957年到1958年，他奸污女道徒3人，其中有未成年少女2人，他威逼怀孕的女道徒自杀。骨干分子李双庆也借传道之机奸污、猥亵女学生。骨干分子王福堂多次损坏农具和饲料。
  长春公安机关在广大群众的协助下，经过缜密侦察，在获取大量确凿证据后，将李家仁等7名首要分子逮捕法办。对经过传讯能真诚坦白交待，并揭发主要道首罪恶的小道首，根据其罪恶轻重和悔改表现，分别判处管制或免予刑事处分，交群众监督生产劳动，以观后效。教育和号召误入该道的一般道徒，认清反动会道门的反动本质，积极揭发道首的罪恶活动，向公安机关登记，保证不再信道受骗。破案之后，当地居民受到一次深刻的教育，纷纷表示要时刻注意敌人的阴谋破坏活动，坚决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同反动会道门的反革命活动作斗争①(长春市公安局档案1—1—13—24卷。)。
  公安机关在破获儒门圣道之后，乘胜追击，于1961年10月，又在双阳破获九宫道和功德佛门等反动会道门案。九宫道又称弥勒佛教会，1945年由伊通县传入双阳县。道首李树申会同王海林、程会元等人，在太平村的桦木、将军岭、长泡沟一带，以“入道能躲三灾八难”来欺骗群众，敛取钱财，发展道徒500余人。据查，九宫道起源于元末明初，到明末清初时，由道士李廷玉传授弟子8人，根据“八卦”加上“中心无极”之意，正式命名“九宫道”，称为“先天九宫道”。1906年，李向善创立新九宫道，称后天九宫道。李死后，由他的弟子宋鸾凤、李荣和张国文等继续传道，道徒分布在华北和东北各地。抗战爆发后，由于破坏抗日救亡运动，日本侵华派遣军司令官冈村宁次赠予匾额。1943年，日本特务正兼菊太与普及佛教会会长李书田共同策划，在普及佛教会基础上，改立弥勒佛教会，总会设于北京，全国各地设有分会，均由正兼菊太操纵。1944年在长春成立东北分会，由日特耿金宽任会长。日本投降后，改称利济佛教会，东北分会改称长春支会，由龙致周、任长春充当正、副会长，国民党东北挺进军三十一师参谋长廖曾言充当常任理事。道首耿金宽在国民党指使下，收罗各地道徒组织了五教合合正义军，配合国民党军队同东北民主联军作战。双阳县道首王海林任“佛兵”连长。1947年春，国民党少校军官庞左华，从沈阳到长春，以天主教教主于斌的名义，组织五教合合会，在道首中物色一批“联络员”，双阳道首王海林被选为“联络员”，其任务是搜集东北民主联军和解放区的各种情报。据公安部1950年以来多次通报：正兼菊太在日本已被美国特务机关启用，阴谋利用弥勒佛教会组织，在华北、东北和内蒙古等地建立据点，进行特务活动。
  九宫道的化名及其支派很多①(其化名有中国普济慈善会、中正慈善会、万善救国会、中方道、先天金丹无为道、八卦道、木家道、木瓜道、普济慈善长寿道、哈喇教等。其支派有专门正教黄上派、先天道、圣贤道、后天道、无极道、无极老母道、东方太极震卦道、余九天、一心堂、白旗会、黄旗会、黑枪会、红枪会、白枪会、黄枪会、民卦道、内九宫、黄极道、太极道、普济佛教会等。)，道内组织也很庞杂，有“十八天”、“五大会”以及“八卦”等。伊通和双阳的九宫道组织，属长春“支会”的一个“盘”，称“天仁盘”，由道首任长春充“盘主”，到当地解放，已发展道徒上万人。1948年2月，任长春在伊通县潘家屯召集伊、双两县道首40余人开会，进行应变部署。在“天仁盘”下，依据“八卦”形式又划分了8个“小盘”，其中双阳的两个“小盘”，由曲明春和王海林分任“盘主”。曲明春所辖的“小盘”，主要活动在双阳石溪、刘家、太平、双阳河和伊通的伊丹一带，发展道徒2000余人。其中，石溪、尖山子、王家和常家等地成年人多数被骗入道，连小孩都会唱“五更佛歌”。解放初期，道首曲明春被农会关押，缴获的道徒名单、仁盘证等罪证也付之一炬。但1948年春，曲明春获释不久，又恢复组织，多次在色树背子屯召集所辖小道首30余人开会，又发展道徒200多人。在1951年镇反运动中，曲再次被公安机关逮捕，判处3年徒刑，对其余小道首均未打击，更未摧毁其组织，直到1960年仍有些小道首在串联。王海林率领的“小盘”原封未动，他主要活动在双阳的太平、佟家和土顶子等偏僻山区。小道首共有69人，道徒1188人，解放以来一直未停止活动。1960年，编造大量谣言：“大灾大难即将来临，世界要大反大乱”，“庚子起、庚子落，今年就是庚子年，要改朝换代。” “万教为九宫，普渡大世”，“九宫道有‘佛兵’，有保障，由弥勒佛掌教，他已降世，共产党是‘八卦’，我们是‘九宫’，红阳佛掌乾坤世界已满，老祖爷要扫盘改换乾坤”等等。进而煽动暴乱，妄图“登基坐殿”。该道另一道首程会元是富农分子，当过伪满屯长和国民党的保长，原在伊通县参加普圣玉道，1946年又加入九宫道，任“传法师”。1952年因传道活动，被判处管制2年。他勾结地富反坏分子，串联其他道首、外地道首、骨干分子到其家集会谈道，针对党和政府的中心工作，极尽造谣破坏之能事。双阳九宫道的反动活动，引起县委的重视，县公安机关逮捕了王海林和程会元，搜查出“伏魔玉卷”等7种15卷，对号证、任盘证、委任状及名册等各类证件25种325件，还有道费等。
  反动会道门公德佛门，1941年前后由伊通县传入双阳县。创始人王清林，1928年在西庙拜会明和尚为师，1933年创办公德佛门，开始收徒，以治病为名行骗财之实，活动于伊通和双阳两县，发展道徒40余人。1952年，因从事反动会道门活动，被判处管制二年半。虽经教育，仍不守法，污蔑党的方针、政策，说什么“共产党是毛皮之主张，所谓新时代、新文化，这是乱世红尘，辛丑年（1961年）非得世界大乱不可。” 1961年6月10日，市、县公安局调查时，王交待了部分罪行，但于12日晨畏罪潜逃，后被抓归案。公安机关查清王清林犯罪事实，取得确凿证据，由法院依法惩办。
  四、1965年取缔反动会道门的统一行动
  长春地区自解放以来，通过历次运动和侦察破案，挖出各类反动会道门大、中、小道首1913人，先后惩办了各类道首601人，占道首总数的31.4%。绝大多数道徒都已声明退道。然而竟有些中、小道首一遇适宜气候又蠢蠢欲动，死灰复燃。1958年“大跃进”以后，特别是经济困难时期，他们制造谣言，扰乱人心，破坏生产。有的利用封建迷信，骗取群众财物，奸污妇女，坑害人命。还有的立皇帝、选娘娘、封官加委，建立秘密的反动组织，阴谋武装暴乱。
  长春公安机关从1963年起，在全地区深入调查，发现线索，掌握证据，于1965年9月采取统一行动，共破获27起反动会道门案件。其中，有一贯道、收缘道、圣贤道、九宫道等19个组织，捕获大、小道首116人。这些反动会道门恢复和发展道徒2021人。对罪恶严重的道首，依法惩办了69人，占捕获道首总数的59%。从已破获的27起案件中呈现出4个特点：（一）政治色彩明显，手段阴险狡猾。在27起案件中，有3起立了“皇帝”，封了“元帅”，妄图招兵买马，伺机发动暴乱。有的干脆抛开会道门的组织形式，同地富反坏分子勾结一起，建立反革命组织，他们制定行动纲领，建立道徒档案，按照敌台广播的内容和国际局势编造谣言。在活动上，多采取个别串联，单线领导。在组织上，制定了“道规”和“戒律”，进而秘密训练道徒。（二）利用天灾人祸，选择偏远地区采取行动。在27起案件中，从1960年到1961年利用国民经济困难的有23起，在1962年随同国民党叫嚣“反攻大陆”的有4起。这些案件，绝大部分出现在反动会道门基础雄厚、地处偏远或县与县的结合部。（三）拉拢基层干部。在27起案件中，有基层干部参加的12起，内有共产党员9人，共青团员26人，非党基层干部23人，甚至有党的支部书记、共青团的总支书记、银行股长、大学助教以及人民解放军上尉军官。那些比较大的案件，多在基层干部参加或掩护下发展起来的。（四）出面的主要是漏网的大道首和未受打击的中、小道首。在27起案件、116名道首和骨干分子中，有45人是“点传师”或相当于“点传师”以上的老道首，有55人是未受打击的中、小道首和骨干分子。
  五、“文化大革命”中打击五台山道、儒门圣教的复辟活动
  “文化大革命”期间，道首赵羡久等人乘动乱之机，于1966年8月在双阳县重新成立五台山道。先后在双阳、长春两地，以亲劝亲、友劝友的方式，恢复和发展道徒2500余人。
  道首赵羡久，又名赵维经，78岁，原籍双阳，住奢岭公社前城大队东崔家庙屯。早于1930年前，赵就加入了五台山道，东北沦陷和国民党统治时期，一直任五台山佛教总会理事长。解放后，他继续传道，发展道徒，散布反动言论，攻击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奸淫妇女，勒索民财。1951年被北京市军法处判处7年徒刑，剥夺政治权利5年，刑满释放后定居北京。赵与双阳齐亚东利用通信联系，进行反动会道门活动。1966年8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北京红卫兵将他赶回双阳。他立即勾结赵魁选、刘玉堂等人，恢复五台山道，由老道徒通过亲友关系再发展新道徒，进而设立活动据点。
  道首赵魁选，69岁，双阳人，与赵羡久同住一屯。早在解放前即加入五台山道，亲自发展道徒600余人，设立据点10余处。得知被公安机关查觉，与骨干分子赵魁耀等人订立攻守同盟，威吓道徒不许检举。
  道首刘玉堂，57岁，地主分子，双阳人，住双阳奢岭公社新兴大队。解放前即加入五台山道，解放后曾护送赵羡久逃往长春。1966年8月见到赵羡久后，相互勾结起来，共发展道徒100余人。
  赵魁耀，39岁，双阳人，住双阳县奢岭公社前城大队，在双阳县刘家公社供销社当会计。解放前加入五台山道，1966年12月与道首赵羡久勾结，积极恢复五台山道。1967年5月脱离供销社工作，到长春串联，亲自发展道徒20余人，设立活动据点7处，担任五台山道总联络人。
  齐亚东，又名齐翰卿，47岁，双阳人，住双阳县烧锅公社烧锅大队，在双阳县银行烧锅营业所当会计。解放前加入五台山道，解放后坚持反动立场。1962年与赵羡久通信联系，1966年8月赵羡久被赶回双阳，他将赵接到家里，发展道徒100余人，为赵建立5处活动据点。
  李世奎，68岁，双阳县人，住双阳河公社宋家大队，解放前即加入五台山道，解放后曾去北京探望赵羡久，经常与齐亚东串联，1966年8月在赵引导下，参与恢复五台山道，亲自发展道徒100余人，设立活动据点2处。在赵羡久隐匿长春期间，曾两次来长探视。
  刘亚东，又名刘凤明，45岁，双阳县人，住双阳县刘家公社庞家大队一队，解放后一直从事封建迷信活动，经常给群众画符治病，拒不参加农业生产劳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参加五台山道，并在长春和双阳为道徒“走地府”、“还关利债”等封建迷信活动，骗取群众钱物。
  赵国忠，41岁，双阳人，住双阳县刘家公社鲁家大队，1967年3月加入五台山道后，发展道徒40余人。
  还有骨干道徒赵玉辉、赵贵春、马丽华（女）、赵魁兴、刘长发、马海、李进兴和李占山等人，都积极参与恢复五台山道活动。
  这些人利用摆香坛、道首集会、传道、讲道等各种手段，宣传“世界末日”，制造谣言，攻击党和国家领导人，诬蔑社会主义制度。赵羡久自任第四代接法师，他说“共产党只有18年天下”，“1967年5月天时就到了，天兵天将要下界大杀大砍，49天换三帝。”还说：“自有真人坐中土，治化何须用军武。”暗示道徒第三个皇帝就是他赵羡久。它们借“文化大革命”动乱之机，制造谣言：“这不是文化大革命，是天时到了，是老佛爷派天兵天将下来大杀大砍、大清帐，要有三灾八难临头，只有入道念‘十字佛号’才能保住生命。” “天时一到进云城，老母金笔点落，点佛是佛，点祖是祖，点仙是仙。”他们还破坏农业生产，说“天时快到了，干活也白干，到秋天也没地方要工分，还是有好的吃点，有好的穿点，将来到佛国都花银子，要钱也没用。”在这伙人的煽动下，当地有人不参加农业生产劳动，杀猪、杀鸡、大吃大喝；有的卖掉家中箱柜家具，坐等“天时一到好进云城”享清福；在道徒比较多的生产队，农活没人干，致使粮食大幅度减产，许多道徒长时间不参加生产，生活很困难，还得生产队救助。
  在“一打三反”运动中，公安机关经过侦察，掌握了确凿证据后，逮捕了以赵羡久为首的8名道首和骨干分子，依法判处赵羡久、赵魁选、刘玉堂、赵魁耀、齐亚林、李世奎等人死刑、死缓、无期徒刑和有期徒刑。刘亚东、赵国忠捕后态度较好，又有立功表现，免予刑事处罚。对赵玉辉、赵贵春等骨干道徒，戴反革命分子帽子，交群众监督劳动改造。对马丽华、赵魁兴、刘长发、马海、李进兴和李占山等一般骨干分子免予处分，交群众监督劳动①(长春市公安局档案1—1—23—18卷。)。
  在双阳县破获五台山道的同时，九台县公安局破获了以蔡忠为首的儒门圣教。蔡忠，59岁，吉林省永吉县人，住九台县土门岭公社马鞍山大队。1935年加入儒门圣教，从1943年到1949年，他发展道徒400余人。1943年11月，由大道首杜静封为“船头”。1945年，又封为“弥勒罗汉”。1946年，经杜静介绍，加入国民党组织的大同佛教会，并任通信员。解放后，继续从事反动会道门活动，被当地法院判刑2年。1963年因与老道徒串联、活动，被公安机关拘留。而他仍无悔改，借串亲之机与儒门圣教道首黄凤启勾结一起，以治病为名，继续活动。多次给郭淑芹、徐辉军等人治病，并将其发展为道徒，他先后发展20余人入道。1968年1月，“文化大革命”期间蔡去黄家，黄要求蔡封他为“皇帝”，蔡以化身为“弥勒罗汉”名义，封黄为“皇帝”，封女道徒郭淑芹、张淑芹和刘凤兰为娘娘，封黄凤文、黄凤龙、刘纯忠和黄永强等人为“元帅”，封徐辉军和吴淑兰为黄永强的夫人。
  公安机关军管会发动群众，打破了它们的攻守同盟，在大量确凿证据下，将黄凤启和蔡忠逮捕，经法院审理，予以严惩。对受蒙骗道徒，经过教育，不予追究①(长春市公安局档案1—1—23—18卷。)。
  六、“文化大革命”后期破获鼓吹“万道归一”的通天道、圣贤道、白阳道
  1973年以来，农安县公安局在县委领导下，连续破获通天道、圣贤道和白阳道3起反动会道门案件。这些案件都发生在农安和德惠两县的结合部，涉及两县的11个公社。这3个反动会道门发展道徒上百人，他们的“治病”为手段，残害人命。
  这3个反动会道门的特点是：（一）老道首重操旧业。通天道的道首关连富，1941年加入该道，成为“活佛”，发展道徒300余人。1955年被判徒刑10年。圣贤道道首黄振亚，1932年加入圣贤道，曾任“号师”和“首领”，1952年被判10年徒刑。白阳道道首徐钟氏（女），1938年加入中天五祖白阳道，担任“传法师”，解放后在历次取缔反动会道门运动中漏网。这些老道首虽经多年改造，祸心不死，一有机会，便死灰复燃。（二）打破各道界限，鼓吹“万道归一”。解放以来，反动会道门已基本瓦解。反动道首因而搜罗、聚集各道残余骨干，搞“万道归一”活动。通天道道首关连富，从1973年以来，纠合慈善会、大同佛教会的“活佛”朱洪远，还有孙洪祥、于洪江、朱洪明等人，抄写、传诵经书，发展组织。白阳道道首徐钟氏，近几年也鼓吹“万道归一”，劝老道徒“要忠于老佛爷”，“守住道，别扔功”。在农安县青山、靠山、黄鱼圈3个公社就建立了4个活动据点，还在德惠县边岗公社、通化、敦化大石头和黑龙江省依安等地，发展道徒近百人。（三）随着形势变化制造变天谣言。在批判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时候，圣贤道道首黄振亚造谣说：“林彪没死，跑苏联去了，苏联支持蒙古接收中国，共产党没有多大待头了，二、三年就倒了。”通天道道首关连富说：“现在社会不能长久，共产党的天下只有25年，世界要打起战争，人都得死，血水染河，尸骨横路堆成山。”“到乙卯年将出个皇帝，在山东，那时一切恶党自然消灭。”他们用反革命谣言扰乱人心，破坏社会主义事业。（四）向共产党、共青团组织渗透，寻找保护伞。白阳道道首徐钟氏在其发展的道徒中，有共产党员2人、共青团员1人，工人2人、教师2人、供销社营业员2人。通天道道首关连富，把农安三盛玉公社头道岗子大队8队队长宋玉祥拉入道后，竟把宋家当成其住宿藏身之地，白天隐蔽，夜间外出活动，有时还和宋一起摆坛上供、烧香。（五）用邪术“治病”，残害人命。这3个反动道首都借邪术给人“治病”，来勒索群众财物。农安县三盛玉公社头道岗子大队贫农社员李德芹（女），患神经官能症，时哭时笑，精神不正常。道首黄振亚于1973年12月6日以“驱邪”为名，将棉花包上辣椒面沾上煤油，用火点着，强行往李德芹的嘴、鼻孔和耳朵里吹火熏烟，还在李的前胸和阴部画符扎针，李经他百般折磨，痛苦不堪，奄奄一息，邻居要送往医院抢救，他却横加阻拦，结果，李德芹被活活整死！
  农安县委发现这些问题之后，由公安机关查清事实。破案后，把反动道首拉到各公社，用其犯罪事实教育群众。广大群众纷纷起来控诉，百余名受骗道徒当场声明退道。
  七、改革开放初期破获道德会案
  1984年初，双阳县公安局在打击刑事犯罪中发现，方家村徐家屯居民刘凤芹、党春雨夫妻常年烧香磕头，以邪术为人“治病”。特别是其家有很多外来人，三五成帮，自称亲友，不分农忙农闲，一住就是几天。据前去看病的人反映：刘凤芹自称“观音母”，说什么“若是有病，信我就不能死，若是哪不舒服，念叨我一声就能好病”。双阳县公安局决定立案侦察。经到刘、党的原籍和前住地白城、伊通等地以及双阳的石溪、刘家和双营等乡深入调查，至5月末宣告破案，犯罪分子受到法律制裁。
  原来，刘凤芹1969年在内蒙古科右前旗居住时，经白城市许徐氏（女）介绍，加入道德会。1974年诡称“得了道”，开始用邪术为人“治病”。1975年发展道徒。党春雨入道后，与之勾搭成奸，1979年二人私奔，先后到白城、伊通等地。1980年，二人以夫妻名义到双阳县石溪乡方家村落户。此后，刘自称是“南海观世音佛子”，封党为“北海青龙”，到处讲经传道，口授“真言”咒语，传抄《高王观世音经》、《皂王经》，打着“信仰自由”的幌子，采用欺骗、引诱、恫吓等手段，四处拉人入道，在双阳组织起道德会。到1984年3月，先后流窜内蒙、吉林2个省区、6个市（县）、11个村，发展道徒49人。他们散播谣言，“甲子年要发大水，平地一米深，吃斋念佛的淹不死。”“今年秋天要天崩地裂，从地下冒出来的水，又猛又大”等等，蛊惑人心，破坏生产，危害社会安定。
  在侦破这起道德会案同时，进一步发现了白城市和洮南县的红羊会、伊通县的中庸道、双阳县石溪乡的道德会。对刘、党2人依法予以严惩。外地线索及时通报出去。道德会案告诉人们：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教育发达，科学进步。可是，反动会道门仍然有它的市场。说明消除封建迷信，不给反动活动以可乘之机，要依靠全民族文化素质的提高，仍然任重道远。
  第九节 打击现行反革命活动
  长春解放以来，对现行反革命活动予以严厉地打击。1951年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时，对解放前为日本殖民政权和国民党统治集团从事反革命活动，对抗历次革命战争，残害共产党人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分子，称之为历史反革命；对解放后具有危害、破坏中华人民共和国行为的分子，称为现行反革命分子。现行反革命分子，是反革命残余势力中怙恶不悛的死硬分子。现行反革命案件，是指以推翻人民民主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为目的，已经或正在进行反革命犯罪活动的案件，包括反革命宣传活动案件、反革命挂勾信案件、反革命集团案件、反革命凶杀案件、反革命破坏案件、反革命纵火投毒案件、反革命暴乱案件和利用反动会道门进行反革命活动案件等。因为现行反革命分子总是针对党和国家每个时期的中心任务和重大举措进行破坏活动，所以长春公安机关时刻注视现行反革命活动的动向，不失时机地予以严厉打击。
  一、解放初期打击现行反革命活动
  长春解放之初，残留下来的国民党特务、党团、警察、宪兵、惯匪及散兵游勇中怙恶不悛的反革命分子，曾经猖狂地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1949年1月至4月，敌特已由解放当时的惊慌逃窜、设法隐匿，转而乘长春百废待兴之机，钻入企事业单位取得合法身份，或更名改姓、迁移住址，或假登记、假坦白，或以结社、创办刊物为名，谋取合法存在，伺机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国民党保密局长春站电台负责人关敏，将电台埋藏起来，充当磨坊工人；国防部二厅长春站人员葛志义混入东北大学；国民党新七军谍报队组长史斌开设“吉祥旅社”。从5月至9月，敌特竭力恢复与发展组织，阴谋进行破坏。国民党中统局长春区小组长孙宝森，7月由青岛返回长春，以开设运输公司为掩护，联络中统特务及反动党团分子多人；国民党国防部少将赵济民拉拢一些国民党军官，拟组织一个“中美联军总部”。他们造谣、放火、打黑枪，以至组织武装匪徒，打家劫舍、拦路抢劫，阴谋武装暴乱。这些现行反革命分子的活动，其特点是特务与惯匪合流，以刑事犯罪作案的手段出现，掩盖反革命的真实面目。7月3日晚10时半，在般若寺门前，有3人持枪射击市公安局通讯员王长春，然后逃窜。7月24日，自来水厂在办公桌上发现5包炸药；工业研究所胶合板厂的机器皮带被割断2次。针对敌特分子的现行破坏活动，公安机关按照“深入侦察，防止破坏，洞悉全貌，一网打尽”的方针，集中优势兵力，开展打击现行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斗争。经过细致侦察，在近一年时间内，破获现行反革命案件418起，捕获现行反革命分子751人。其中，军统特务40人，中统特务44人，谍报分子73人，建军头子28人，反动党、团分子76人，敌伪警察99人，国民党军官167人，其他如宪兵、政工队员、突击队员等224人。
  在长春解放初期，法制尚不完备的情况下，长春公安机关以党的政策为依据，同现行反革命势力进行了激烈的斗争，给敌人以沉重的打击。而且从中摸索了一套打击现行反革命活动的经验，掌握了大批现行反革命分子的线索。
  二、镇反运动中打击现行反革命活动
  在第一次镇反运动中，打击对象主要是土匪、恶霸、特务、反动会道门道首和反动党团骨干等5个方面的反革命分子，但对现行反革命分子也不放过。镇反运动给五个方面的残余反革命以毁灭性打击之后，美国和国民党的特务机关惊恐万状，除了指示其潜伏特务加紧在大陆进行破坏活动以外，还从境外向大陆派遣特务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长春公安机关在市委、市政府和上级公安机关的领导下，认识到斗争的复杂性和尖锐性，在一手抓镇反运动的同时，又一手组织精干力量，加强侦察工作。从1951年到1953年，在第一次镇反运动中，共破获美国派遣特务案3起，美国潜伏特务案5起，国民党潜伏特务案6起，自发反革命集团案6起，反动会道门现行反革命案6起，纵火、窃密等现行反革命案5起，共计31起，捕获现行反革命罪犯143人，依法判处死刑21人。通过侦察破案，稳、准、狠地打击了现行反革命破坏活动，有力地支援了抗美援朝运动，保卫了人民政权的安全，受到公安部的表彰。1955年至1956年第二次镇反运动，打击的锋芒主要是破坏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共捕获现行反革命分子132人、派遣特务5人。1957年第三次镇反运动，共捕获现行反革命分子33人。1960年10月至1961年6月第四次镇反运动，锋芒指向反坏分子的现行破坏活动，清查新生的反革命分子。共查出有现行破坏活动的反坏分子926人，经过甄别、复查，分别依法加以处理。
  三、1958年掀起三次破案高潮
  1958年5月，党的八届二次会议制定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总路线虽然反映了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经济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可是由于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的作用，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产生了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标志的“左”倾错误。当时公安工作，围绕党的中心工作，以安全运动为纲，连续不断地掀起了三次破案高潮。全年破获政治案件313起，包括大量积案，有些属大案和难案。反革命案件的破案率达87.7%，为长春解放以来破案最多的年份，共逮捕反革命分子306人，其中现行反革命分子120人。广大干警日夜奋战，革命热情高涨。但也出现了一些“左”的错误，如“比武打擂”，破案“放卫星”，提出“小案不过天，大案不过三”的要求。搞“无反标、无盗窃、无流氓、无谣言、无火灾、无交通事故、无政治闹事”“七无”安全街道，甚至提出“八无” “十无”的，要把长春建成“水晶石”、“玻璃板”，纯而又纯、净而又净的城市。这些不切实际的提法导致了发案不报案、巧算指标等虚假行为。后来虽然得到纠正，但教训是深刻的。
  四、国民经济困难时期打击现行反革命活动
  从1959年到1961年，现行反革命分子利用人民生活遇到的暂时困难，加紧进行破坏活动。长春公安机关从1960年下半年到1961年上半年，共侦破反革命标语、传单和恐吓信等案件61起，破获反革命集团案7起，破获叛国投敌案2起。这3类案件共捕获48人。这些人犯罪活动猖狂，有的打算在1961年春节或六、七月青黄不接时，煽动群众搞示威游行，组织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和商人罢市，阴谋找一个小型民办印刷厂成为他们的地下印刷所，印制反革命传单，进行反革命宣传。有的组织“中华革命党”，草拟纲领，绘制军事地图，阴谋抢夺公安人员和军人枪支，到长白山、北大荒“打游击”，或到云南为匪，与人民政权长期对抗。
  五、国民党阴谋窜犯大陆期间打击现行反革命活动
  1961年下半年以来，台湾国民党不断派遣武装特务窜扰东南沿海，均被边防部队和公安机关歼灭。1962年6月25日，新华社播发了台湾国民党策划军事窜犯大陆的消息。境内反革命分子以为国民党统治集团要“反攻大陆”，妄图为内应，而加紧破坏活动。当时，长春的现行反革命破坏活动异常猖獗。1962年发生现行反革命案件122起，比上年增加了134.6%。其中，反革命挂钩通敌案增加了9.5倍；反革命传单、标语案增加了51.9%；反革命集团案增加了33%；反动会道门案1起、反革命投毒案1起、反革命凶杀案10起。一些没有改造好的四类分子也幻想变天，他们查地界，要租粮，反攻倒算，甚至扬言要杀干部。海外特务机关加紧派遣特务，妄图进行破坏，策动暴乱。
  当时的敌情有3个特点：一是同国际反华反共的浪潮紧密联系，其反动言论与帝国主义的腔调一模一样；二是内部单位的反革命活动突出，破坏事故频频发生，特别是反标案件增加。9月以来，出现反标案件8起，占全部反标案的一半，与敌人挂钩案件也占了一半；三是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的，除四类分子以外，有63个人是新生的反革命分子，30岁以下者占78.5%。
  针对敌情变化，长春公安机关以打击现行反革命破坏活动为中心，推进各项工作。（一）以大要案为主，集中力量开展侦察工作。全年共破获各类案件69起。其中，海外挂钩案41起，反革命传单、标语案22起，反革命集团案6起。共捕获现行反革命分子76人。其中，属于新生反革命分子67人，占现行反革命分子总数88.2%。召开二次公判大会，狠狠地打击了敌人，教育了群众。（二）开展对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特务机关派遣特务的斗争。对原有的派遣、派遣嫌疑、预伏嫌疑案件线索，进行侦察。对重点嫌疑对象深入调查。（三）打击披着宗教外衣的反动分子的违法犯罪活动。经过充分调查，对天主教反动分子在农安合隆小八家子的违法活动，发动群众，揭发批判，5名首恶分子，判处管制4人，送劳动教养1人。（四）为加强同现行反革命活动的斗争，抽调12名干部组建资料室，建立了业务基础资料。（五）加强对四类分子的监督改造，严密控制危险分子。在城市，对制造谣言，蛊惑人心，下乡要地租、查地界，反攻倒算，扬言变天杀人，进行阶级报复的，组织群众进行评审斗争，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在农村，对铁路沿线、城乡结合部、敌情复杂和治安情况不好的地区，组织群众，有重点地进行清理评审，加强监督改造。
  1962年6月26日，新华社播发国民党阴谋窜犯大陆消息的第二天，在市内3个区、17个邮筒出现了寄往本市和北京等地160个单位的反革命传单，其内容是攻击社会主义制度，要求与海外敌人挂钩，请领反革命任务，策应国民党“反攻大陆”，叫嚣“反共救国”。落款为“长春市反共复国同心会”。对这起特大的反革命传单案，长春市公安局组织专案队伍，在有关单位配合下，经过24个日夜奋战，于7月20日晚破案，揪出了以地主子弟赵国林为首的一伙新生反革命分子。
  赵国林，27岁，双阳县三道沟人，初中文化，住朝阳区绿园街2委41组，捕前为长春市运输公司一队炊事员。同案卢希华，21岁，山东平度人，青岛20中毕业，1959年流入长春，在市运输公司当装卸工，后调到公司农场当记帐员，住独身宿舍。同案卢世达，22岁，山东昌邑人，父、舅皆因反革命罪被镇压，本人从青岛20中毕业，于1959年来长春，在市运输公司工作。3人同在一个单位，臭味相投，对现实不满，纠合一起。从1962年4月开始，赵国林收听敌台广播，又拉二卢一同收听。他们经常发泄不满，计议与敌台相呼应，进行反革命活动。从4月11日起，赵国林化名“青山”、卢希华化名“行云”和“永生”、卢世达化名“电波”，先后向敌台指定的通信地址，投寄了反革命信14件，信中恶毒攻击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妄图与海外敌人挂钩，要求敌人分配任务，策应“反攻大陆”。他们3人在投寄反革命信件的同时，印发反革命传单，以“反共救国”为题，署名“长春市反共复国同心会”，企图造成轰动。这伙现行反革命分子，经过司法机关的审理，受到严惩。
  六、“一打三反”运动中打击现行反革命活动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长春市一派无政府状态。当时美帝国主义把战火从越南烧到中国南大门；苏联在中国领土珍宝岛挑起武装冲突。国内反革命势力在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社会无业人员王明德，1969年3月网罗刑满释放犯和坚持反动立场的7个人，组织“中国反共救国军东北军总部”，他自任“上将总司令”，亲自起草反革命纲领，印制委任状，刻制印章，对其一伙委任“中将军长”、“少将军事联络员”、“少将师长”等等，筹划安装电台，寻找敌特，密谋抢劫，筹集反革命经费。无业人员李贺祥组成9人强抢集团，从1969年12月27日至1970年1月29日，仅一个月零2天的时间，便手持电工刀、匕首和铁棍木棒，夜间闯入民宅抢劫4次。这伙匪徒进屋先绑人，然后翻箱倒柜，见什么拿什么，抢劫之后在被害者家中大吃大喝，然后将青年妇女轮奸，再往身上扎刀。一时间把市内搞得人人自危，丧失了安全感。李贺祥叫嚣“他们（政府）搞备战，我们也备战，打起仗来，将来的天下是我们的，干吧！”公然宣称“要与共产党为敌到底”。
  1970年1月，中央连续发布了《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关于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指示》、《关于反对铺张浪费的通知》。在市委的领导下，全市开展了“一打三反”运动。运动的重点是打击现行反革命破坏活动。按照“一把火烧两面”的原则，内部和社会紧密结合。内部，在单位党委领导下，成立“一打三反”运动办公室，领导本单位的运动。社会上，由公安机关军管会，通过侦察、破案和审判，惩治反革命分子和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犯罪分子，打击敌人的破坏活动。1970年，共组织了6个战役，搞了4次全地区的大清查，召开5次全地区的公判大会，判处各类罪犯1068人。整个运动声势大，震动大。特别是将王明德反革命集团和李贺祥强抢集团一网打尽之后，群众奔走相告，拍手称快①(长春市公安局档案1全宗23目录18号卷。)。迅速扭转了全市的社会治安状况。但是，这次运动由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干扰破坏，以《关于在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即公安6条）为依据立案，其中规定：“凡是攻击污蔑毛主席和林彪的”、“攻击污蔑中央文革小组的”，都是“反革命行为”，“应依法惩处”，以致“恶毒攻击”的罪名泛滥，造成一些冤、假、错案。长春地区在“一打三反”运动中，自杀死亡人数达248人②(长春市档案馆6全宗21目录8号卷第39页。)。
  七、1975年摧毁反革命集团“革命党”
  长春市公安局经过近2年的侦察，于1975年4月3日破获一起反革命集团“革命党”案。这个反革命集团，是1973年6月，由苏德平一手组织起来的，其成员共7人。他们确定了“中央指导机构”，苏自任“总司令”，还安排了“总参谋长”、“陆军司令”、“海军司令”、“空军司令”和“外交部长”。其反革命纲领，是“推翻共产党，把中国人民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桎梏下解放出来，建立一个绝对民主、绝对自由的美国式的国家。”妄想“秘密发展组织，夺取武器，扩大力量，达到1万人时转入公开活动，先在东北建立根据地，成立‘革命军事委员会’或‘民族解放阵线’，设立两个学校培训军事干部，以农村包围城市，夺取全国政权。”妄想在其阴谋得逞后，“凡是共产党省委、少将以上的干部统统杀掉。”甚至说，“像周恩来这样的不杀行吗？”其反革命气焰十分嚣张！
  苏德平，40岁，高中文化，出身于地主兼资本家家庭，无正当职业，住宽城区上海路派出所管内18委67组。他曾于1958年预谋越境投敌未遂，1960年阴谋成立反革命组织又未得逞。1973年以来，拉拢青少年金范度、李建华、赵永生、郭仁平、郭仁学、陈维清等6人加入反革命集团“革命党”。在这个反革命集团中，苏德平既是首犯，又是政治教唆犯。他被捕后，在狱中继续煽动同监人犯对抗政府。经审判，对苏犯依法予以严惩。金范度虽有盗窃劣迹，而参加反革命集团确属受苏犯的教唆，拘留后态度较好，不戴反革命分子帽子，送劳动教养3年。对李建华、赵永生、陈维清、郭仁平、郭仁学等5人，受苏犯教唆，没有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经教育能与苏犯划清界限，不以反革命分子看待，分别交给所在学校和家长，进行监督、教育。
  八、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打击现行反革命活动
  1980年6月，在长春一些学校发现，有的青年教师、学生暗中串联青年工人，创办了一种叫做《眼睛》的诗刊，后又组织了一个“长春雷花编辑部”，出版了文学刊物《雷花》，1981年1月竟将此刊改称《东北通讯》。其中，专门攻击四项基本原则，诬蔑社会主义制度，煽动动乱，扬言“乱中出民主”，“改造旧中华，建立新中华”。并与全国17个省（市）、40个市（县）约200多个刊物和个人建立联系，串联成立全国性的非法组织“中华全国民刊协会”。11月间，空一军某部宣传干事徐东平从上海空军政治学校学习回来，与上述非法组织成员联系，组成了“国际拯救社东北分社”，声称“国际拯救社”是全国性组织，其宗旨是“反对现中央领导人，取消共产党领导，不要中国式的社会主义”。1982年1月，徐东平把“国际拯救社东北分社”改称“东北自治共和国筹委会”，下设宣传、组织、部队、联络和妇女5个组，还组织了一个“执法队”，计划抢银行、砸商店，筹集经费。还拟定了“国旗、国徽”，规定“执法队要代表人民审判共产党的官僚统治者，对群众意见大的共产党干部实行惩罚”，把《东北通讯》这个非法刊物作为其反革命组织的机关刊物。他们3次去北京、上海、杭州、广州等地，与北京《四五论坛》、上海《民主之声》、杭州《华东民刊》、广州《民主之路》等非法刊物的头目勾结，谋划建立第三种势力，要像波兰团结工会那样同党和政府对抗。还阴谋绑架市长做人质，在北京制造一起震惊中外的政治事件，以“唤起人民，点燃暴乱的火焰”。他们还想与外国反动势力建立联系①(袁长华：《长春公安工作片断回顾》（《峥嵘岁月》 47页）。)。
  3月间，徐东平等人通过在省委印刷厂的同伙偷抄了省委办公厅向中央的专报，得知其阴谋败露，遂密谋伪造证据去北京找“熟人”，制造一个“揭发检举重大反革命案件”的政治骗局，诬告吉林省委，从而“以攻为守”。其阴谋彻底败露后，妄图逃往国外，继续其反革命活动。9月7日，吉林省人民政府发出了《关于取缔非法刊物非法组织的决定》。长春公安机关经过严密侦察，掌握其全部罪证之后，一网打尽，取缔了《眼睛》和《东北通讯》两个非法刊物及其编辑部。经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1983年以反革命集团罪、反革命宣传罪和诬告罪，对这些非法组织成员分别判处无期徒刑和有期徒刑②(《同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斗争》（《吉林公安40年》 44～45页）。)。
  1982年，长春市以“反情报、反恐怖、反劫持、反策反”为重点进行调查研究。1984年发现长春二中教员张普旭，纠集东方印刷厂工人孙革和省建一公司工人孙玉思等人，多次秘密策划建立“中华总队关东大队”（后改称“中华民主党”），并制定了组织纲领。张普旭自任元首，预谋抢夺公安干警枪支，暗杀省、市领导人，还要抢劫“万元户”，筹集反革命经费。长春市公安机关在掌握确凿证据之后，于1985年4月27日，将3名罪犯一网打尽。经搜查，在他们的住所缴获了反动《誓词》、《组织原则》、《履行手续书》以及来往反革命信件等大量物证。3名罪犯对其罪行供认不讳③(《查破一起“中华民主党”反革命集团案》（《长春公安情况》 1985年第50期）。)。
  第十节 纠正冤、假、错案
  长春解放以来，冤假错案主要发生在1958年“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两个时期。“大跃进”年代，在“左”倾错误思想指导下，在全市发动三次破案高潮，搞破案“打擂”、“放卫星”，追求数量不讲质量，甚至破坏了法律程序。这是工作上失误造成的冤假错案。“文化大革命”时期，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破坏建国17年来建立的法制，诬陷迫害干部，砸烂公检法机关，以“公安六条”为依据，以“群众专政”为手段，采取刑讯逼供的方式，望风捕影，指鹿为马，制造冤案假案，草菅人命，人身安全无法保障。因此，在“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之后，彻底纠正，平反昭雪，恢复名誉，赔偿损失，使人民民主权利和人身权利得到保障。
  一、“大跃进”期间的冤假错案
  从1960年冬开始，纠正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长春市公检法三机关在市委领导下，根据中央和省公检法机关《关于对1958年至1960年上半年所批捕判的案件进行一次甄别工作的指示》，从1961年1月开始，对上述时期捕判的反革命案件和刑事案件全面进行复查。截至1963年4月，共复查各类案件（不包括肃反）8846件，从中发现已判而有各类问题的案件533件，占已复查案件总数的6.02%。其中，冤假案231件，错定性质19件，适用刑罚不当234件，畸重46件，可捕判可不捕判的3件。此外，还复查处理了错捕未决案9件，错教养案13件。
  冤假错案情况 在已判的533件有各类问题的案件中，有市中级法院判的13件，市内5个区法院判的190件，5个县法院判的330件。从231件冤假案的办案时间来看，1958年在“大跃进”运动中捕判的202件，占冤假案总数的87.5%；1959年7件，占3%；1960年22件，占9.5%。从冤假案类型看，“粮食案” 111件，占冤假案总数的48.1%，“现行反革命案” 56件，占24.2%，“破坏生产案” 24件，占10.4%，“残害牲畜案”4件，占1.7%，“破坏劳动纪律案” 10件，占4.3%，其他刑事案26件，占11.3%。
  此外，还发现有重罪轻判的8件，应诉应判而未诉未判的2件。
  对已查出的533件有问题案件和重罪轻判、应判未判案件，都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经过调查研究，分别加以处理。对冤假案，除向当事人赔礼道歉、公开平反、恢复名誉、给予生活补助外，并妥善地安置了生产或工作。这次清案共支出生活补助费26857元。通过平反冤假错案，公开检讨工作中的缺点错误，进一步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因而获得人民群众的谅解，提高了党的威信。很多人都说：“就怪我们不敢向政府说真话，共产党啥时候也不会冤枉好人。” “共产党就是伟大，处理错了，不管过去多长时间，还是要认真纠正。”显然，不仅挽回了影响，而且密切了党和群众的联系。
  总结经验教训1963年4月至6月，在纠正“大跃进”期间发生的冤假错案的同时，长春市公安局通过对大量案件的调查研究、剖析典型案件、召开平反处理大会以及多次座谈讨论，组织广大干警总结经验，汲取教训，集中起来有6点。（一）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在“大跃进”和经济困难时期，把农民惜售粮食，看成是“抗售余粮”；把农民节约粮食和相互串换，看成是“囤积居奇”、“投机倒把”、“套购粮食”，以至“资本主义在农村复辟”。农民对此有些不满言论，又看成是“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农民反对平调、抵制“五风”①(指高指标、瞎指挥、强迫命令、浮夸风和“共产风”。)，看成是“现行反革命”。有人写匿名信向领导机关反映情况，对某些干部提出意见，甚至写了大字报，看成“反动匿名信”或“反动标语”。（二）存在“宁左勿右”的思想 由于几年来连续反右，都怕戴上右倾的帽子，认为“左”是方法问题，右是立场问题。因而明知不对也不敢坚持原则。特别在处理地富分子和地富子弟的案件时，不论犯罪性质，一律按“反革命”定罪；不管情节轻重，一律从严长判。
  （三）弄不清违法与犯罪、罪与非罪的界限 把农民为了个人或小集体利益私分少量粮食，视为“破坏粮食统购统销政策”；把某些群众到省里请愿，要求解决粮食问题的不当行为，视为“煽动破坏”；把个别青年躲避兵役和结婚未登记等违法行为视为“犯罪”。对来自思想落后、责任心不强而发生的责任事故；对因工资待遇不满而不安心工作，以及出于嫉妒心理打击报复，而制造的一般破坏事故，当作“反革命破坏”。（四）弄虚作假、违法乱纪对审查对象逼供、诱供、指名问供，口供笔录不记相反的内容，案卷中不附反证材料。审讯时，一有申辩、反证，就认为是“狡辩”、“抵赖”，甚至还有刑讯逼供发生。（五）违反法律程序任意批捕人犯 有的县未经检察委员会和审判委员会讨论，只凭某领导人的批示，便逮捕与判刑，甚至县委办公室主任也批准捕人。县公安局捕人，不经检察院审查批准。（六）工作草率、马虎大意也造成严重后果 有的案件从预审到批捕起诉，直至最后开庭审理，既不询问证人，也不听取被告陈述。有的先有结论后做调查。有的偏听个别人的“证言”。有的坐在办公室里打电话通知证人代为收集材料。还有的单纯依靠技术鉴定，不做具体分析，以怀疑为事实。
  面对这些经验教训，干警们受到了深刻地教育。
  二、任青远“资敌通敌”冤假案
  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阴谋乘“文化大革命”乱中篡党夺权。他们认为公检法机关是其罪恶阴谋不可逾越的障碍。于是要“砸烂公检法”。1967年2月，在上海“一月风暴”的影响下，长春市的群众组织“红革会”（吉林省红色革命委员会）和“二总部”（长春市红卫兵第二总部）联合公安机关内部造尽组织（红色造反兵团），夺了市公安局的大权，有些公安干警也卷入群众组织之中，致使公安机关彻底瘫痪。3月25日，军队进驻市公安局。4月17日，成立长春市公安局军事管制委员会，对市公安局实行军事管制。
  1968年2月去北京市公安局军管会学习揭批“旧北京市公安局反革命集团与美蒋特务勾结进行特务间谍活动”的经验回来后，抽调20余人查阅一处（政治侦察处）海外派遣特务案卷，4月下旬把查阅档案人数增加到30余人。5月3日，军管会把全体干警集中到吉林省政法干校和民族干校办学习班，揭市公安局的“阶级斗争盖子”，8月12日，又把公检法学习班完全集中到公主岭，并把阅档组改为“内查组”，查档人员增加到近90人。他们把经省和中央严格审查批准，向敌人提供的假情报，当成“严重问题”。在此期间，吉林省公安厅军管会也调人，到长春市公安局查阅政治侦察档案。5月下旬，原中央专案组第二办公室（以下称二办）派人来长春调查原公安部副部长汪金祥问题，并到长春市公安机关军管会听取“内查组”的汇报，抽查了档案，拍了一些照片。6月，省公安厅军管会向二办作了《关于对4起派遣逆用案件和伞特李军英案件的检查情况综合报告》。7月15日，二办向江青等人作了《关于原吉林省公安厅、长春市公安局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以逆用敌特为名，向美蒋特务机关发送我大量情报的情况报告》。9月14日，长春市公安局军管会也写了一份《关于任青远在主管长春市公安局工作期间里通美蒋的情况报告》，给任青远罗列了三条“罪状”：一是忠实执行了“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直接指挥了原市公安局副局长安彬等“一小撮里通外国的罪恶”活动；二是“里通美蒋”，“出卖”国家机密；三是“与敌共鸣”，“谩骂”、“诬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还附有“群众检举揭发材料”。10月19日，在长春建立“019”专案组，当时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在吉林省的代理人、时任吉林省革委会主任王淮湘说：“这个案件是通天案件，性质是严重的现行反革命”，“是美蒋的座探，是颠覆无产阶级专政”。“019”专案组把长春公安机关侦破的美国和台湾国民党派遣特务案件诬为“资敌通敌”案件，把一些侦察干部定为“资敌通敌叛国特务集团”，把任青远定为“叛国特务集团首犯”，进而开始大逮捕、大拘押、大审查。首先将打入特务组织的秘密侦察人员姜兴耀（姜旭）逮捕下狱。1969年1月，王淮湘召开全省有数十万人收听的广播大会，公布任青远的“资敌通敌罪状”，宣布撤销其长春市革命委员会主任职务，逮捕下狱。广大干警进入了公检法学习班，在短短的一年中，参与专案侦察的干部全部遭到关押或逮捕，凡与专案侦察有牵连的人，无一放过，甚至连会计、炊事员、马车夫也未能幸免。市公安局原副局长安彬，是1938年参加抗日战争的老干部，主管政治侦察工作，竟当成“特务”，轮番批斗。他为人耿直刚烈，愤然自缢，以死相抗。据统计，有15名干警受迫害而自杀，35人被拘留、逮捕，336人集中关押隔离。其中，领导干部受武装关押的33人，进小学习班隔离的40多人，加上其他单位受牵连的人员，被非法审查的，竟达480多人①(《清查情况报告》，长春市公安局档案1—31—18、21卷95、118、243页。)。在审查中，实行刑讯逼供，搞“喷气式”、“车轮战”、“大哈腰”、“跪板凳”、“烤炉子”等多种肉体刑罚。朝阳公安分局政保股长赵永昌，因向同志要条线缝衣服，竟无中生有说他是“接线串联”。当他据理陈词，竟遭毒打，两个人踩住手脚，打昏过去再用凉水浇醒，连日折磨，结果打塌了头骨，打掉了牙齿，打断了手指，患了精神病，终身残废。学习班在两个月的时间里，先后召开三次捕人大会。院子里停着囚车，周围架着机枪，阴森恐怖，人人紧张。每一次逮捕，都有人自杀。军管会把逮捕的公安干警拉回市内大街小巷连续游斗一周。与此相反，竟把经司法机关判了长刑的女特务吴文蘅从劳改队拉出来，安置在公主岭学习班附近，可以随便出入学习班，生活给予优待，唆使她诬陷公安干警。因为她栽赃陷害有功，很快安置了工作。
  任青远在狱中，大义凜然，坚贞不屈，不说一句假话，还为受株连的同志争辩，当逼他证明安彬是“大特务”时，他针锋相对地说：“这个同志不是特务，是有能力、有水平的公安干部，他在侦察工作中所做的一切，都是在党组织领导下，集体讨论决定的，当然也请示了我。如果你们认为有问题，责任不在他，应该由我负责。”使办案人员毫无办法。王淮湘等人除了迫害任青远本人以外，对其家属也不放过，抄家，搜身，全家10余口人每月只发80元生活费。任青远的父亲在长春无法生活，带着14岁的小孙女回河北老家避难，1976年含恨而死。长子任洪昌当时在湖北第二汽车厂工作，省二办多次发信，通告该厂。次子任德平系下乡知识青年，已经接到应征入伍通知书，受父亲株连又继续留在农村改造；三子任世宁在长春外语学校读书，省二办要学校将其清除出去，虽经校方抵制，却难以被选拔任用。
  1970年12月11日至1971年2月1日，第十五次全国公安工作会议召开，周恩来总理严厉批驳了“17年来毛主席路线在公安工作上没占统治地位”的说法，并明确指出，“全国公安干警绝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坏人只是个别的，这是一支可以信赖的队伍。”即使这样，仍在拖了一年之后，在中央的干预下，1972年4月，王淮湘等人才不得不将任青远释放，然而，仍然派人暗中监视，并强迫他带病去左家“五七干校”劳动。后来，在舆论的压力下，又不得不将任青远安排到白城地区当革委会副主任。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1977年10月，任青远重新回到长春，任中共长春市委书记兼革命委员会主任。1978年9月2日，中共吉林省委做出了《关于对原吉林省公安厅和长春市公安局“资敌通敌反革命特务集团”冤案的平反决定》：
  （―）原吉林省公安厅和长春市公安局“资敌通敌反革命特务集团”案，纯属林彪、“四人帮”和王淮湘蓄意制造的一起重大政治冤案。因此，省委郑重宣布：为此案遭受政治迫害的任青远、刘慈恺、徐守身、程光烈、沈崙、崔石岭、李从朴、孙明尧、凌雨三、赵鼎、安彬、王学仁、荣峻山、白天、吕天、李长久、袁长华等76名同志彻底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凡因此案遭受迫害的基层公安保卫干部、治保积极分子和协助过公安机关工作的干部、群众，由所在单位、公社党委参照省委这个平反决定精神给予平反，落实政策。
  （二）受迫害同志的人事档案中涉及此案有关材料，应由受害同志所在单位予以彻底清理全部销毁。受害者本人写的有关此案材料，应全部返还本人，本人已死可交其家属自行处理。总之，凡属此案的一切不实之词必须推倒，一切材料一律作废。
  （三）受害者的家属子女、亲友，因受到株连而影响升学、招工、入党、入团和安排使用者，在接到平反通知后，由所在单位党组织找其本人当面说清或当众给予澄清问题，清除影响。档案中诬陷的材料要清理销毁。有的同志因受迫害其工作安排确实不当，应根据本人的实际情况，按党的政策予以妥善解决。
  （四）受迫害的同志在关押、监护期间，抄家搜去的财物，要认真查找，归还本人。遗失而又查无下落的物品，要做价赔偿。
  （五）受迫害致死、致残、致病的干警和群众（包括家属、子女），参照党和国家有关规定，致死的按因公死亡对待，致残的按公伤待遇，致病的给予积极治疗。在审查期间生活造成困难者，酌情给予补助。
  （六）省委责成省、市公安机关对这起重大政治冤案的策划者和制造这起冤案的骨干分子，要深入查清。在查清他们罪行后，根据不同情况，追究刑事责任和纪律处分。
  这个平反决定，前5条已经落实，只是第六条，对这起重大冤案的策划者和制造这起冤案的骨干分子，除王淮湘经省委决定开除党籍外，其余并未受到刑事追究或纪律处分。
  按照省委的决定，长春市公安局党组为安彬等15名被迫害致死的干警举行了骨灰安放仪式，并于1978年10月19日，为吕常荣等31人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错拘、错捕、错判的冤案，做出平反决定，恢复名誉，把强加在这些人身上的一切诬陷不实之词一律推翻，对他们的人事档案进行认真清理，凡涉及有关冤错案的一切材料，均由受害人所在单位的党组织清理销毁。长春市革命委员会召开大会，为东盛路派出所恢复名誉，重新授予模范派出所光荣称号。市公安局党组还对在公主岭学习班受到错误监护、批判的公安干警，澄清事实，恢复名誉，有关个人写的检查材料，也从他们档案中清理出来，交给本人处理。
  在党中央决定撤销王淮湘在吉林省党政军主要领导职务之后，1978年3月长春市公安机关军事管制委员会撤销。经市委批准，从3月至6月，分两批调回原公安干警1236人，并把有严重错误不适合公安工作或水平低、能力弱不适应工作需要的200余人调离公安机关，另行分配工作。
  三、“国民党万宝山潜伏情报组”假案
  1968和1969年，在德惠举办了长春地区五县公检法学习班期间，农安县公安局干部揭发原副局长王志学过去对赵景山交待的“国民党万宝山潜伏情报组”问题，不让向任何人透露，认为值得怀疑。农安县公安局军管会却把这个问题视为重要线索，派专人进行调查。在查证中，涉及到原万宝山中学教员裴善为1955年10月肃反时交待的一份材料。其中，交待他在1947年6月参加了原万宝山中学校长邢世义的特务组织，1948年3月上旬填表，1949年4月研究潜伏、发展特务和搜集情报，一直活动到1955年。据此，县公安机关军管会及时向市公安机关军管会汇报。1969年9月，市公安机关军管会派干部协助县公安机关军管会组成专案组，至1971年3月15日结案，以“国民党万宝山潜伏情报组”的罪名，认定首犯邢世义、主犯丛绍章、裴善为于1947年春在万宝山组织“潜伏情报组”，组长裴善为，副组长徐信琦，“当时搜集过八路军的军事情报”。邢世义1948年8月间曾按照军统特务、国民党吉林省政工大队长马绍周的指令，于1949年3月，向裴善为布置潜伏任务，发展了13名情报员，并以徐志中在长春开设的“天昌客栈”为联络点，搜集了大量军、政情报，一直活动到1955年。故判处邢世义、丛绍章有期徒刑3年，监外执行，刑满后戴特务分子帽子。裴善为已死。同案犯杨殿文、徐志中因拒不认罪，态度不好，戴特务分子帽子，交群众监督改造。同案犯刘芳庭因彻底交待问题，不以特务分子论处，以观后效。对反动组织成员刘士文、刘殿文、李延年、赵景山、郭兴龙、刘顺庭等，由于罪行较轻，故不以特务成员论处，定为一般政治历史问题。孙敬业、贾振清交原单位自行处理。这个案件共涉及17人。
  1975年1月，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全国政治经济形势有了明显好转。长春市委根据徐信琦和刘士文等人的申诉，批示由市公安局和农安县公安局、县人民法院、县教育局共同组成复查组，对本案认真复查。最后查清，是一桩冤假案。
  原农安县公安机关军管会专案组定案依据主要有3点：一是原国民党保密局东北特技组组长袁晓轩证实，万宝山有情报据点；二是国民党吉林省政工大队1948年5月签发一份《情报搜集计划（案）》，在其情报分布图上标有万宝山情报据点；三是“罪犯” 口供。
  联合复查组经过反复调查证实：（一）原专案组1969年12月8日提审袁晓轩时，袁说：“万宝山是中长铁路车站，内有高等学校一所，早是军统长春站、中统长春区、三青团特派员公署3个特务组织争建的学运据点。1948年秋，听长春站特务孙洪在医院养伤时说：‘叫我去营城子煤矿、卡伦、万宝山等地视察工作，被围城的解放军部队击伤脚部’。总之，这些组织关系必须经于岑，一问于岑便知真象。”这一调查尚无结果，便作为定案根据之一。此次复查，找到了1946年8月至1948年10月一直担任保密局长春站中校情报编审的于岑，他说：“万宝山没有设立或布置过特务组织，也从未收到万宝山方面的情报。除我之外，当时做收发工作的姚大昌当能知道。”姚大昌说：“万宝山这个地名，我一点印象都没有。”复查组又查阅敌伪档案，也没有任何发现。再提审袁晓轩时，他说：“过去我证实万宝山情报组问题时，是望风扑影地推断。”袁晓轩是国民党保密局东北特技组组长，保密局长春站并不归他领导，他原先的推断找不到任何佐证。（二）国民党吉林省政工大队经马绍周签发的《情报搜集计划（案）》，在其分布图上标有许多情报据点，万宝山是其中之一。可是，这份计划签发后仅10天，就由情报股长张凯接管大队工作，据张凯证实：接管后把该计划锁到抽屉里直到8月起义投诚，这个计划根本没有实施。（三）最早交待这个问题的，是曾认定为主犯的裴善为。他是1955年10月肃反时交待的，可是不到一个月就又推翻了。当时，吉林省中小学教师学习会认为问题很重要，便组织专案审查，经半年来的核查，证明全是假供。就是这份口供，被原专案组作为唯一的根据。
  复查时，对涉及的人员逐一的进行审查，发现开始时都不承认，经过拘留和多次审讯，邢世义、丛绍章、刘殿文、李延年、孙敬业、刘芳庭、刘士文7人程度不同的承认搞情报活动。然而杨殿文、徐志中、刘金锋、贾振清、李淑珍等人始终否认。承认参加情报活动的7个人，在重要问题和主要情节上得不到印证，反而互相否定，而且他们的口供十分不稳定，甚至有明显的假供。
  联合复查之后，确认是一起冤假案。经农安县人民法院重新审理，撤销原判决，予以彻底纠正。复查组本着负责到底的精神，对原案受牵连的17人，先后跑了两个省、6个市县，找到了本人或其家属子女，向他们重新宣判，并征求意见，逐一落实政策。属于居民，向其所在的公社、派出所作了交待。属于干部按干部管理范围，向有关组织作了交待。属于职工，向其所在单位说明了情况。纠正了他们的历史档案，为他们恢复了名誉。涉及到经济问题，与有关部门联系，补发了工资。由于大量过细的思想政治工作，使受害人不但正确对待过去的错误处理，而且感谢党为他们认真负责地平反。刘芳庭听到宣判，感动地流下热泪，他说：“我参加工作27年，这个事件牵连我20年，这回总算搞清了，我今后要以实际行动来报答党的恩情，我还要教育子女永远跟着党干革命。”徐志中的儿子徐国辰说：“这次落实党的政策，卸下了我们家多年来的政治包袱，这不仅是父亲一个人平反问题，而是解放了我们全家。”刘士文把判决书拿回家后，把家里人聚齐，说了一遍，全家人都感动得流泪。本案的平反没有遗留下任何问题①(长春市公安局档案1全宗28目录14号卷长公发（75）95、202号件。)。
  四、“清理阶级队伍”等冤假错案
  在“文化大革命”中开展“清理阶级队伍”，是文化大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当公安局军管会把全市公安干警集中到公主岭“学习班”的时候，全市大小单位和街道居民委员会都成立了群众专政指挥部（简称群专）。“清理阶级队伍”就是由解放军战士和群专人员来进行的。“清理阶级队伍”，概念不清，政策界限模糊，各单位群专扑风捉影，指鹿为马，随便抓人、抄家，没收财物，私设公堂，严刑拷打，大搞逼供信，不仅打击了一大片，而且制造了大量的冤假错案。在长春地区“清”出了几个庞大的“反动组织”，有榆树县的“国民党”、德惠县的“国民党新线”、双阳县的“大同党”，还有市区的“朝修特务集团”等等。从1968年5月至12月，在整个“清理阶级队伍”期间，“清”错了数千人，而且有些人不堪蹂躏而自杀。据统计，“清队”期间，全地区非正常死亡达1929人。其中，打死和刑讯后致死184人，自杀1745人。尤以五个县的情况最为严重，自杀1031人，打死172人，共计1203人。仅榆树一个县就打死61人，自杀342人，共计403人②(《关于“文化大革命”中非正常死亡人员情况报告》，长春市档案馆6全宗21目录8、50号。)。
  在“清理阶级队伍”中，“群众专政”、“民办公安”、“群众破案”叫得很响。当时社会上派性严重，群专内部非常复杂。在无政府状态下，混在群专里的一些坏人纷纷出笼，他们揪斗治保人员和保卫干部，许多人惨遭打击报复，把建国17年来建立的公安工作基础彻底破坏了。
  1971年9月13日，林彪叛国出逃自取灭亡之后，毛主席和周总理针对林彪的倒行逆施，提出“要认真注意政策”，重申“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的方针。毛主席特别在一份群众反映北京监狱关押许多党政干部，蒙受冤狱遭受隔离审查、打骂虐待等不人道待遇的来信上批示：“这种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是谁规定的？应一律废除。” 12月，长春市委和革委会召开斗批改工作会议，不只对“清队”中非正常死亡1929人的问题，而且对“一打三反”运动中非正常死亡239人和两派武斗中死亡219人等问题，一并要求查清死亡原因，对死者家属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妥善处理遗留问题，切实落实党的政策。经过一年多的工作，到1972年末，全地区已将1948人死亡原因查清，并结案处理，还有106人正在审批，两项合计占非正常死亡总数的86%。对死者家属的生活问题妥善加以处理。有的一次抚恤，有的定期补助，有的给死者家属安排了工作。对证据确凿定为敌我矛盾的死者家属个别生活难以为继者，也予以社会救济。由于“四人帮”在吉林省的代理人王淮湘把持着党政大权，清理非正常死亡中的冤假错案并不彻底。
  到1982年5月，基本上完成了冤假错案（三案）的平反工作。据最后统计，全地区“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三案”，包括五县的一些集团性质的反革命案件，共31437件，造成非正常死亡2396人（其中四类分子365人）①(长春市档案馆1全宗27目录78号卷76至79页和6全宗21目录8号39至42页。)。到1982年5月末止，除个别案件正在复查待办和部分案件留有尾巴需要进一步解决以外，均已实事求是地进行平反昭雪，为受害者恢复了名誉，为受株连的亲属清除了影响，对受害者及其家属的生活问题妥善安排。据统计，全地区用于补发受害者工资、医疗费、埋葬费、抚恤金和家庭生活困难补助，共发放1086.7万元。对于受害者及其家属提出的子女就业、回城落户和改为商品粮供应等问题，按照有关规定，该解决的均已解决。不该解决的，也耐心做好思想政治工作，消除不满情绪。整个“三案”平反工作，经过各级党委检查验收，基本上达到了市委规定标准，受到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热烈拥护。
  五、“朝修特务”冤案
  “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在吉林省的代理人王淮湘散布长春市和省直机关有大量“朝修特务”，提出要“挖”出吉林省的“朝修特务网”。为此，建立了专门机构。在挖“朝修特务”的过程中，受迫害的朝鲜族达180人，他们分布在62个单位。其中，有干部52人，工人48人，技术人员51人，学生、街道居民29人。仅第一汽车厂就有30人被打成“迎新社朝修特务集团”，有27人被隔离审查，迫害致死2人。宽城区公安分局刑警队内勤田夫，朝鲜族，中共党员。军管人员怀疑他是“朝修特务”，搜查地的办公桌，发现一张1952年打击烟毒犯时案情分析表，内有犯罪分子的姓名、地址等情况，认为是“特务的联络网”。于是，将田夫隔离审查，进行批斗，由于威逼恫吓，田夫感到走投无路，自杀身亡。市公安局系统有10名朝鲜族民警，也被认为是“朝修特务”或“特嫌分子”。整个挖“朝修特务”的行动，使一些朝鲜族干部和群众人身受到摧残，精神受到折磨，还有的致伤、致残或致死，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共吉林省委于1978年11月，发出了《关于为“朝修特务”冤案平反的决定》，指出：现已查明，所谓“朝修特务”案件是根本不存在的，纯粹是王淮湘等人紧跟林彪、江青“四人帮”有目的编造出来的假案，为了落实党的政策，加强民族团结，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及王淮湘等人制造的“朝修特务”假案，必须彻底予以平反昭雪。长春市委根据省委的决定，提出：（一）凡已经平反昭雪的，要根据省委的决定，认真进行复查，必须彻底平反，不留尾巴；（二）尚未平反昭雪的，要加快速度；（三）本人未受触动的，不必公开平反，但要从组织上进行必要的工作，对本人档案认真加以清理，清除各方面的影响。1979年4月以后，市委又按系统分别召开了座谈会，进行了检查验收。对受审受害的180人中，除了未受触动的26人，查不到下落的43人，已去朝鲜的6人，其余105人都得到彻底平反，并消除了影响。
  受害的朝鲜族同志感谢党和政府对他们的关怀，决心更加努力工作。在一段时间之后，有的评为先进，有的晋升，有的参加了中国共产党①(长春市档案馆1全宗27目录98号卷1～4页。)。
  六、史云峰冤杀案
  1974年10月26日，在长春市出现同时寄给吉林省革委会、长春市革委会等14个单位共25张传单，11月4日又在胜利公园交通岗楼上贴出一张标语。这25张传单和一条标语，主要是反对“四人帮”、反对“文化大革命”的。其内容有4个方面：（一）反对“四人帮”迫害革命干部，特别是迫害刘少奇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传单中写道：“我们信任周恩来同志”，“全党、全军、全民向陈毅同志、贺龙同志致哀！”“刘少奇主席并不全错，功大于过。” “刘少奇同志是被非法形式用极左浪潮、野心家上台阴谋搞掉的，千古奇冤！”“打掉刘少奇主席违反党纪国法，必须给刘少奇同志恢复名誉！”“向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莫须有陷害、打击、摧残的革命干部、党员同志，致亲切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最高问候！”（二）对“文化大革命”中极左路线和“四人帮”所造成的恶果不满。“所谓‘文化大革命’是极左路线大泛滥！” “是违背党纪、国法，破坏党组织、混乱人们思想，长了阶级敌人威风，摧残了广大干部。”“七、八年搞一次运动是亡党亡国路线。”“文化大革命后社会愈加混乱，一切都倒行逆施，不正之风愈加严重，人民生活愈加下降，供应愈加不足，所谓‘工农兵上大学’实际是‘后门大学’，文化生活8年发展不大，人民精神生活死气沉沉，这难道不是事实？这是为什么？”“还我八亿人口的文化生活！民族文化、传统文化必须恢复！不能全盘否定建国17年的文化艺术、电影、戏剧！”（三）反对“四人帮”破坏党内民主，制造个人迷信，把领袖神化。“所谓文化大革命让党组织瘫痪，全体党员靠边站，整个党的干部挨整挨斗，这是重大反党事件。”“毛泽东同志既是党的领袖，也是普通党员，反对个人迷信！反对个人崇拜！” “共产党不要党皇帝！” “鉴于毛泽东同志的严重政治错误，必须改组党中央！建议由周恩来同志、邓小平同志组建临时中央，设专案组全面审查文化大革命中的错误。”（四）要求改变“四人帮”干扰破坏造成的现状。“真正革命干部、共产党员站起来领导人民闹第二次革命，改变中国现状！”“要沿着中共八大路线前进！”“我们要长工资！我们要煤烧！我们要肉吃！我们要文化生活！我们要提高生活水平！我们要房住！”
  长春市公安机关军管会把这些传单和标语的出现，视为一起重大反革命案件，迅速向“四人帮”报告。三天后，经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圈阅的王洪文手令送到吉林省委。王淮湘等人责成长春市公安机关军管会火速组织专案组，并把该案定为重大的“44号反革命案件”。长春市公安机关军管会抽调6600多人，开始了一场空前的破案战役。一时间1000多人被怀疑，几十名老的党员干部受到重点审查，全市笼罩在一片恐怖之中。经过近两个月的侦察，12月24日晚上8点逮捕了长春市第一光学仪器厂工人史云峰，“44号重大反革命案件”宣布破案。
  史云峰，原名史正宝，26岁，高中文化。1970年5月，从下乡知识青年调到长春3504厂当搬运工人，1972年11月转到第一光学仪器厂当铣工，1973年6月加入共青团。在审讯过程中，史云峰直接了当地向预审人员说：“希望你们能够正视真理。”当审讯人员说他反对毛主席、反对共产党时，他则严肃地回答：“我为什么要反对毛主席、反党、反革命呢？我主要是反对‘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问题，我没有全否毛主席，我告诉同志们，我忠于革命、忠于共产主义事业，想要为人类的幸福而不惜牺牲自己生命的心，是鲜红的！”他在得知周恩来总理、朱德委员长、毛主席相继逝世的消息时，在狱中痛哭流涕。粉碎“四人帮”以后，人们认为史云峰应该出狱了。不料，在吉林省委前主要负责人王淮湘等人的决定下，吉林省高级法院于12月1日判处史云峰死刑。18日下达执行令。19日执行枪决。许多办案人员感到处理不当，尤其在粉碎“四人帮”已经两个半月的时候，更不该处死。史云峰被押赴刑场时，高呼冤枉！严词争辩。按刑前喊冤应报告主管领导的规定，看守人员迅即向市委副书记陈钟汇报。陈钟当即给王淮湘等人打电话，请求刀下留人，仍然无济于事。
  王淮湘等人在杀害史云峰之后，进而又把史云峰的舅舅、市教育局组织科长贾文会，吉林省二轻局供销处副处长傅长春等人定为“反革命教唆犯”，判处了10年有期徒刑。傅、贾两人因为曾与史在一起议论过“文化大革命”，所以被当作“后台”、“教唆犯”追查、逮捕入狱。此外，还株连了栗建民、王世隆、李杰等人。
  1979年，中共吉林省委政法领导小组会同省委清案办公室、省公安局、检察院、省高级法院组成联合调查组，对史云峰案进行了复查。经过复查认为，史云峰根本不是“现行反革命”。相反，当党和国家处于危难的关头，他置个人生死于度外，与“四人帮”展开英勇斗争，勇敢地捍卫党的正确路线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不愧是一名忠诚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他无私无畏，坚持真理，敢于斗争的革命精神是值得学习的。贾文会和傅长春与史云峰议论党和国家大事，观点是正确的，是反对“四人帮”的，应予充分肯定。中共吉林省委和省革委会于1980年3月22日做出平反决定①(《向史云峰同志学习专辑》（《支部生活》 杂志1980年4月与第3页）。)。（一）所谓“史云峰案件”，纯属“四人帮”及省委前主要负责人一伙制造的一起政治冤案，决定予以彻底平反昭雪。（二）为惨遭杀害的史云峰同志彻底平反昭雪，恢复名誉，恢复团籍。为傅长春、贾文会二同志彻底平反，恢复名誉，恢复党籍，恢复职务。因“史云峰案件”受株连迫害的栗建民、王世隆、李杰等同志彻底平反，恢复名誉。（三）认真做好善后工作。史云峰同志被捕在押期间的工资全部补发，妥善安排其子女的生活和就学。向受株连的同志和家属所在单位发出平反通知书，彻底消除影响。被查抄的个人物品一律退还。凡对“史云峰案件”所发出的表彰、奖励，一律撤销。（四）报刊、广播要广泛宣传史云峰同志的英雄事迹，省委和省革委会号召全省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广大干部和群众要向史云峰同志学习。学习他勤奋好学，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学习他钻研业务，努力工作，奋发图强，艰苦奋斗的精神；学习他为革命事业坚持原则，无私无畏，敢于为真理而斗争的高尚品德；学习他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信共产主义必胜的信念。在工作中，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和五中全会的精神，坚定地执行党的路线，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进一步维护和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艰苦创业，奋发图强，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同心同德，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而奋斗。（五）史云峰同志被杀害，是省委前主要负责人及其同伙参与“四人帮”反革命阴谋活动的又一严重罪行，他们对人民欠下的这笔血债，必将得到应有的惩处。当时被指派参加这一案件的具体工作人员是没有责任的，但应认真吸取教训，加强学习，肃清流毒，努力工作，为保卫四化建设做出积极贡献。同时，吉林省革委会做出了《关于追认史云峰同志为革命烈士的决定》①(《史云峰同志学习专辑》，《支部生活》杂志1980年4月号第4页。)，中共吉林省委做出《关于追认史云峰同志为中国共产党党员的决定》。1980年3月24日，吉林省和长春市召开了史云峰冤案平反昭雪大会。
  七、追查“总理遗言”与清查“天安门事件”
  1976年4月5日，北京“天安门事件”发生后，4月14日在沈阳召开东北三省公安局长会议，部署清查“天安门事件”期间去京人员活动情况，追查所谓“总理遗言”的“反革命谣言”，来一次打击“反革命活动”的东北统一行动，定名为“四•一四”行动。这是“四人帮”及其同伙，在周总理辞世之后，对广大干部和群众的一次疯狂镇压。长春市成立“追查政治谣言打击反革命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指挥“四•一四”行动。到5月20日，长春市公安机关军管会动用了10余万人次，进行了两次大清查，清查了重点单位、重点部位和重点户1.4万多个，破获所谓反革命案件24起，查出“反革命分子” 86人，其中被确认为“天安门事件反革命分子” 46人。截至5月10日，长春市工交、财贸、文教、农村、市直机关党委、市委宣传部和汽车、客车、机车、一三三、柴油机、拖拉机等6厂，加上5个区，共清查出在“天安门事件”期间去京人员1459人。其中，除尚未返回的386人外，已调查1073人，大致有3种情况：一是按北京市革委会通知要求，没去天安门广场的677人；二是到现场围观的347人；三是到现场抄写诗词、拍摄现场照片的49人。对后二种人要求进行审查，有的办了学习班，让他们交出抄写的诗词和拍摄的照片。
  发现传抄“总理遗言”的单位有62个，传抄人数达664人，共抄679件（其中有一人抄多件）。全市已收缴印、抄件224件，自行销毁的403件，其余52件因本人不在未收缴。经初步查明，抄件来源于外省的16个单位。其中，南京大学、南京仪表厂、南京部队7件；上海纺织工业局2件；黑龙江大学、东北林学院2件；还有北京邮电学院、江西459厂、牡丹江第一中学、沈阳机械厂、青海部队和杭州各一件。本省没查出“总理遗言”的制造者。
  粉碎“四人帮”后，长春市公安机关在平反冤假错案中，经过认真复查，对在“天安门事件”中遭受打击迫害的46人，予以彻底平反，恢复名誉，补偿了他们的经济损失，没有遗留任何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