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春图书馆

分水村地处长春市区东郊，隶属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兴隆山镇。东南隔长吉北线与安龙村大安龙泉屯相望，与二道区英俊镇苇子村苇子沟屯接壤，南与二道区长青村小南甸子屯、龙泉站为邻，西靠新开河，隔河与长江村的东北屯、金钱村秦家屯毗邻，北是长春市示范奶牛场饲料基地，与兴华村小常家店、陶家园子土地衔接，东为102国道。
  全村辖前赵家店、后赵家店、小安龙泉、前分水岭、腰分水岭、后分水岭、朝鲜族屯，共7个自然屯。2008年总人口4377人，含长春示范奶牛场非农业人口251人，实际户籍人口4126人。农业人口3485人，占户籍人口的84.5%，非农业人口587人，占14.2%，自理口粮人口54人，占1.3%。男性2148人，占49.1%，女性2229人，占50.9%。外加暂住人口1620人，全口径人口5997人。
  全村5个民族：汉族3922人，占户籍人口4126人的95.05%；朝鲜族182人，占4.4%；满族16人，占0.4%；蒙古族5人，回族1人，占0.15%。
  驻村单位有长春市示范奶牛场等40家。
  村委会驻地：后赵家店区域内，面邻长吉北线3.5公里处北侧。
  村办、民营企业12家，小学1座，卫生所2处，农贸市场1处，林地8垧。
  个人资产：轿车34辆，载重车21辆，彩色电视机1344台，冰箱73台。砖瓦结构住房4086间，平均每人1间，电话943部，电脑51台，手机1561部。
  服务行业：饭店8家，商业网点41户，浴池1处，超市7家，理发美容4家，幼儿园2家，网吧2家。
  承包土地人口2809人，805户，承包土地375.6垧，人均1.34亩。
  分水村驻地距兴隆山镇政府5公里；
  前赵家店屯距兴隆山镇政府5.5公里；
  后赵家店屯距兴隆山镇政府6.2公里；
  小安龙泉屯距兴隆山镇政府5公里；
  前分水岭屯距兴隆山镇政府5.5公里；
  朝鲜族屯距兴隆山镇政府5.5公里；
  腰分水岭屯距兴隆山镇政府6.1公里；
  后分水岭屯距兴隆山镇政府7.3公里。
  全村呈不规则的多边形状，地势南北微呈倾斜，东高西低。
  一、村屯形成后人口变化
  分水村距今240年前为蒙古郭尔罗斯前旗领地，直至清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京南诸县受灾，饥民纷纷北上，乾隆第三次“准令无业贫民出口觅食”后，到嘉庆元年（1796年），山东、河北流民落户赵家店、前分水岭、腰分水岭、后分水岭建四屯。嘉庆二年，小安龙泉建屯，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后赵家店建屯。先民来此开荒种田，并带来了先进的农业技术，酿酒、榨油、豆腐房等行业也相继出现。1958年朝鲜族入村植稻，1966年建朝鲜族屯。
  嘉庆元年，山东省登州府蓬莱县赵庄的赵姓，河北省永平府昌黎县雪家庄薛姓的到来，唤醒了沉睡的草原，打破了时空的寂静，天赐给人类的资源，在静候人类的开发。本村的农业从此开始起步。赵氏择洼地而居，从事农耕。其住长春厅东门外，是东来入城门户之要冲，地势低洼，春季返浆，夏季积水不撤，大轱辘车出行难，置路边开大车店，方便过往行人食宿。薛姓则选分水岭坡西分建三屯，择肥土沃壤刨地占荒，俗称“占山户”。
  初来的流民皆为逃荒者，无资金，少农具，只好锹翻镐刨人拉犁，开荒种地。晚来者无地可占，只能在沟边或道沿开垦零星地块。再晚来的流民沦为佃户或逐步积累资金买占山户的土地而成为新的大户，称其为新的“买山户”。清末民初，山东籍董白玉芝就在后分水岭屯置地50余垧（一说100多垧），委托赵文才（赵成玉之父）为大管家代为料理。沦陷时期，长春裕昌源董事长王荆山在今小安龙泉及周边屯置地50余垧，并建三合院委托农安籍王玉玺代管。今长江村的常家店常姓与薛姓同籍，且祖上联姻。迁此后住地易址，时称“换山户”。
  流民始来，先是搭窝棚，或用草把夹泥盖成简易房舍，后逐渐脱坯树立四框，苫草铺盖屋顶做为长久性栖身之所。
  嘉庆元年建成四屯后，6户，20余人。
  嘉庆二年，位安龙泉西，山东杨氏在此建屯，因屯小户少，依南安龙泉屯而称小安龙泉。
  嘉庆二十四年即1819年，山东省文登县朱姓在赵家店北又建一屯2户9人。依前而称后赵家店。清末，朱氏第四代三兄弟中的老大和老二除农事外，擅制毛笔，质优供清廷用，曾名噪四方，外乡人将后赵家屯又称朱笔匠屯。
  1966年4月，朝鲜族金福首等8户在前分水岭屯西，长春市文化局鸡舍南建屯，至此，经170年形成7个屯。
  道光至咸丰年间（1821～1861）迁入的16人：
  山东籍无名氏寡母解氏携子解云章2人由九台北黑鱼泡落户后赵家店屯。
  山东省首县赵家庄赵氏携妻带子4人落户后分水岭。
  山东籍许万成、许万和兄弟2人落户后分水岭。
  山东省莱州府平度县吴家店吴英堂、吴庆堂兄弟6人落户小安龙泉。
  山东省登州府蓬莱县李宝祥、李宝惠兄弟2人落户前赵家店。
  另外，山东籍杨柏胜之祖先落户前分水岭。
  同治至光绪年间（1862～1908）迁入前赵家店的18人：
  山东省东昌府聊城县邴家庄李树清携子海元由双阳县李家面铺迁入5人。
  山东籍马氏（后人马俊仁、马俊义、马俊有兄弟三人，今无嫡传）5人。山东籍董氏（董万有行四）8人。
  清末民初迁入的有：小安龙泉的陈氏。腰分水岭屯的山东籍杨玉夫妇携子金山、昆山、宝山共5人。刘长胜夫妇及子刘珍生、刘珍祥4人。邹玉福夫妻2人（后人邹顺、邹福、邹仁、邹云普）。后分水岭的裴氏、胡氏。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本村沦为日本帝国主义殖民区，倍受奴役，人们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抓劳工，勤劳奉仕，恐慌不安，度日如年。
  物资极度匮乏，人民深受煎熬，衣食住行都没有保障。不少人家常年一身衣服，冬天塞进棉花当棉衣，春天掏出棉花当夹袄，白天用以蔽体，晚间充当被褥。冬天穿着“空身”棉袄、棉裤者占绝大多数。多年没穿过衬衣衬裤。头戴毡帽或狗皮帽子，脚穿鞔靰鞡或自做的纳底棉鞋。一些孤寡老人、要饭的乞丐、严重残疾者，远来谋生尚无职业者，常在冬天冻死街头，成为“路倒”被收尸车送往乱葬岗。
  日本帝国主义为满足庞大的战争需求，使东北成为东亚粮谷兵站基地，将粮食购销由严格“统制”变成强制购销，推行“粮谷出荷”政策，成立各级“出荷督励班”。每当粮食上场，“町会”会长和干事们挨门逐户催发出荷粮，交不齐者不发“配给证”，无“配给证”则领不到咸盐、更生布、火柴、洋油等日用品。每逢歉收交不足“出荷粮”，轻则遭毒打，重则被拘留，限期交齐。分水村前赵家店的李二（李万全祖父李显增）和蔡三（梁万国三舅蔡盛令）就因此被东荣警察署毒打，后又拘留半个月。当时每垧地交1石5斗左右的“出荷粮”，除去地租和留用种子外，口粮所剩无几，农民过着糠菜半年粮的生活，有的人家常年挖野菜充饥，吃得浑身浮肿。
  细粮主要配给日本人和朝鲜人。抓住买卖粮食的都定为“经济犯”。伪满后期要劳工到边境修筑防御工事，起初从劳力多的人家要，有钱人顾人充当劳工，但去者多，回者少，渐无人再去，伪满当局便到处抓劳工，称之为抓“浮浪”。
  在东北沦陷的14年中，即整个日本侵略者统治时期，全村人民深受日本宪兵、警察、特务、汉奸的欺凌和压榨，要劳工，抓浮浪，定经济犯，弄得人民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苦不堪言。
  1948年4月1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侦察连和省工作队第一次驻小安龙泉屯，住在李景才家。设立难民检查站，李贵（21岁住本屯，今健在）负责登记并签发路条（通行证）。陈环（13岁住本屯）为儿童团长，协助检查过往行人。5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围困长春，粮食奇缺，物价飞涨，买卖几斤米面得用面袋子装钱，一斤黄豆值2亿5千万元，一个窝头就可换个金戒指。后来野菜吃光，树皮扒光，草根挖光，不少人活活饿死，一片哀鸿遍野，饿殍满地惨象。国民党军队实行“杀民养军”政策，拆房毁屋，抢粮设卡，市民走死逃亡，结果十室九空，“路倒”横竖街头巷尾，惨不忍睹。
  1948年10月19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长春，长期被践踏蹂躏的土地得以焕发生机，苦难深重的人民才获新生。随即王广汉、薛义、李贵到兴隆山区学习半个月。11月，分水村第一届政府成立。
  在初建村屯时，户稀人少，疏散座落，不够建置。沦陷时期每10～30户为一甲，1929年始建分水村。1948年全村6个自然屯137户，767人，100座土坯房367间。解放前后60多年来，人口迁徙入村出现三个高峰：1946～1948年，政局不稳，战乱不息，动荡不安，在市内居住的市民饱受战事之苦，投亲靠友移居各屯。后赵家店原只朱、解两姓，此期间与朱姓联姻的郑、郭、曹、宋及与解姓联姻的刘、韩6姓入住至今。其他各屯都有类似情况，增加30余户，150多人。1959～1960年是入迁本村人口的第二高峰。1959年长春市成立东郊农场，本市邻县慕名而来，1960年起三年暂时困难，为谋生，山东，河北的农民盲目流入，两者36户，180人。第三个入迁高峰出现在1978年的行政区划前后，分水村由郊区兴隆山公社划归英俊公社所辖，时值集体经济低谷，各生产队收入下降劳动力外流，正常生产缺人干活，两个原因的契合，涌入百户，500多人。除此之外，自然增长也是增加人口的主要原因。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面放开搞活，外省、市、县来长打工、经商租赁暂住流动人口逐年大量增加，2008年已多达400户，1620人，占全村户籍人口4377的37%，全口径人口5997人。2008年的1389户是1948年137户的10.14倍，砖木结构房968座是土坯房100座的9.68倍，4086间是367间的11.13倍。
  二、解放后的体制
  解放以后，打土豪、斗地主、划成份、分田地。1948年11月成立村政府，建立人民政权，开始在战争后的大生产运动，人们当家做主，在自己的土地辛勤耕耘，喜获劳动果实，积极缴纳公粮，支援抗美援朝战争，有4人捐躯在异国他乡，政府给予褒奖，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被代代传颂。
  1954年党号召组织起来发展农业，农村出现了互助组。
  1955年成立初级生产合作社。
  1956年至1958年8月，出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雏型——高级生产合作社。
  1958年9月成立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组织，集中精力搞社会主义建设，实行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商品经济，统购统销，纳税交粮。全民“大跃进”，大搞深翻地。统一伙食，吃大食堂。
  “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人民公社”、“大跃进”这“三面红旗”的口号到处都是；不切合实际地提出“深翻地”、“拔白旗”、“插红旗”；鼓吹电灯、电话、楼上楼下，吃面包喝牛奶的共产主义社会即将到来；急功近利的“赶英超美”，浮夸风甚嚣尘上，结果种子征尽，口粮征光。1959年是灾年，开始了三年困难时期。1960年春，缺少粮食，大食堂解散，口粮是小米拌糠、菜、豆腐渣、酱渣子，有的脸都浮肿了。
  1962年划归市区，扩大蔬菜种植面积，口粮由国家按商品粮供应。开始由传统直播，改由冷床育苗，提前定植，提前登市，提高产量，增加收入，市场充裕，市民满意。洼地辟水田植稻，东岗坡种大田，中部平整土地植菜，便于水浇。
  1966年5月16日，下发《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文化大革命”开始。
  9月，造反派组织成立，大队党支部、管理委员会瘫痪，无政府状态下的生产无人问津，完全打乱了正常的生活秩序。
  1967年1月，夺权狂潮一发不可收拾，“造反派”非法夺权，老干部靠边站，到处张贴大字报，揭批所谓“资产阶级路线”。继而对老干部频繁召开批判斗争大会，挂牌游斗。在这种混乱情况下，10月，人民解放军进驻，在分水小学举办学习班，开始“斗、批、改”运动，“文化革命”继续扩大化。
  1969年1月，大队领导班子实行由老干部、民兵代表、造反派组成的“三结合”。8月成立革命委员会。1970年3月，恢复党组织，重新建立党支部。
  1976年10月6日，党中央代表人民的意志，毅然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以粉碎“四人帮”为标志，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
  10年的“文化大革命”，极左思潮泛滥，思想僵化，无政府主义盛行，经济停滞，批判“唯生产力论”，荒谬地提出“宁长社会主义草，不要资本主义苗”，脱离实际的修“梯田”，盲目建水库，形而上学的“学大寨”，提倡农业粮食产量要上“纲要”、过“黄河”、跨“长江”。
  从“文化大革命”结束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两年间，拔乱反正，农业生产有了一定的恢复和发展。
  1978年，建温室12栋，塑料拱棚600平方米，茄子苗龄90天，柿子苗龄80天，更大程度提前登市和延后生产。
  1980年，实行联产承包、土地到组，释放出来的积极性充分显现，集体经济的解体，被束缚多年的生产力得到彻底解放，迎来了农村各业全面发展的春天。
  1980年始建保护地大棚生产，4月5日定植，5月1日登市，黄瓜、柿子平方米产值20～30元，实行间、混套作，秋茬平方米产值8元左右，打破了一亩园胜似十亩田的传统观念，今大棚162个133,600平方米，生产力出现历史性的提高。粮食垧单产22,000斤，总产830万斤。
  三、村办企业从无到有，得到长足发展
  无工不富，无商不活，无农不稳是时代的要求。
  从1974年村办畜牧场饲养奶牛起，发展肉、蛋、奶、果、渔，提高生活水平入手，到发展村办企业，出现了质的飞跃。防水材料厂、珍珠岩厂、镀锌厂、锻造厂、标准件厂、粉碎加工厂、保温材料厂、机械加工厂等企业相继诞生，至1996年，年产值2千万元，上缴利税百余万元。
  村办企业出现于上世纪60年代末，形成于70年代末，到80年代已发展成为具有一定规模的工业体系，在全村经济结构中占有重要地位。
  20世纪60年代末期，正值“文化大革命”高潮，无政府主义盛极一时，单一农业生产模式的经济总量不是很大，各生产队挖沙子搞副业，增加收入，提高社员分值。这只是季节阶段性，多在冬季的农闲，而大队则利用社会技术人员兴办小型企业，从洪炉打制简单农具，挂马掌起步，到租房组装焊把线，这些的集体雏型企业为以后筹建生产加工型的经济实体奠定了基础。
  70年代中期，一队饲养奶牛、粉碎加工粘土到大队成立畜牧场，经历近20年的曲折发展历程，克服无资金、无设备、无技术等一系列困难，从一把铁锤，一台砧子，到引进人才，引进技术，制订出台优惠政策等措施，逐步形成了村办工业的规模。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村办工业得到长足发展，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并积极扶持，鼓励兴办企业，走农、工、商结合发展的路子。政府给予了很多优惠政策，放宽土地审批减化手续，减免税收等，利用背靠工厂，面向市场和地处城乡交界处的优势得以迅速发展。至1996年，村办企业12家，固定资产400万元，年产值2000万元。1997年，英俊乡政府实行村办企业改制，有偿转价个人经营、推行股份制，防水材料厂、锻造厂、标准件厂等变为私有民营企业，致使集体资产大量流失，以前的村办企业不复存在。企业从此另辟他径，重起炉灶，1998年升龙农贸市场就是以土地补偿形式建立起来的。
  在村办企业体制管理上经历这样几个阶段：
  由1975年大队建立的畜牧场开始，委派场长采用集中管理，统筹安排，建立小而全的经济实体，实行一切经营由大队指令的计划经济。
  新上项目在未形成规模生产前由大队出资建厂。正式投入生产后采用厂长承包制，企业不再受行政束缚，使企业在行政干预中得到一点宽松余地，对企业的发展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80年代中期，实行厂长负责制，定上缴利润，定额税收和指标产值，完成任务后利润分红。使企业增强了活力，企业扩大了经营管理权。
  股份制企业和独资企业的出现，民营法人的管理模式显现了灵活的优势，生产经营与个人利益的密切关系，完全打破了行政干预的限制，企业面向市场，产品质量决定企业的生命，诚实守信是企业的灵魂，市场决定产品的去留。
  四、文化生活
  清朝中后期，山东、河北的流民日渐增多，到了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已经初步形成了六个自然屯。虽然人户不多，散落在不同方位，但农户炊烟日盛。道光和咸丰年间（1821～1861）又相继迁入各屯二十多户，人户总数已超百余众。此时民间尚无文化团体，只是在劳动之余哼些入迁前祖籍的家乡民间小调。以后逐渐形成民间艺人三、五成群唱“蹦子”（即后来的二人转），器乐很单调，只有弦子、唢呐和鼓，他们在田间地头或大车店内，或冬季在富户人家演唱传统段子，如《大西厢》、《王二姐思夫》等，内容粗犷，多脏口而且低俗。屯中好此业者亦自娱自乐。民国初年，文化活动逐渐活跃，赶大车跑长途贩运在外的老板和掌包的在长春“乐子园”偶尔能听到评戏，有时还能欣赏到京戏。流动的闲散艺人有时到本村各屯有耍猴的，也有变戏法的。沦陷时期，农民不敢乱动，生怕抓“劳工”，躲在家里不敢出门，有时坐在炕头上聚众听说鼓书，有说也有唱，多为东北大鼓，也有京韵大鼓，有时还能听到河西大鼓，常见的《三国演义》、《说岳全传》、《响马传》等为百姓喜闻乐见。也有撂地摊“打把式”（武术卖艺的，多是说完一段练完一段当场收钱，也有借机卖刀伤药、大粒丸的江湖郎中。在每年的春节至元宵节期间，有的屯组织人数不等的秧歌队，有锣鼓唢呐，有的扮装戴彩头，还有的踩高跷、跑龙船、猪八戒耍爬子、孙悟空舞棍棒，男扮女装、边逗边行，逐屯到富户家演出拜年，所到之处都能得到赏钱。长春解放时，受尽苦难的农民沉浸在无比欢乐和幸福之中，敲起震天的锣鼓，扭起欢快的秧歌，欢天喜地的庆祝解放。
  解放前的旧社会，粮食上场收获后即进入冬季，气温逐渐下降，数九以后更为寒冷，很少有人出门。忙活了一年的农户进入“猫冬”阶段，中老年妇女盘腿围坐火盆旁取暖，有的抽着旱烟袋唠嗑，有的烧土豆给小孩吃。男子无事聚到一起看纸牌（上梁山）、打天九（搬砖头）打发时光，以输赢取乐。七、八岁少年郎则到屯中湾坑的冰面上抽冰猴或在院中弹溜溜（玻璃球），幼小女孩子三、五人凑到一起跳猴筋或踢布口袋比赛，还有的在屋里炕上（玩）嘎拉哈（牛或羊前腿骨关节）。春节期间，耍钱陋习成风，有掷色子的，也有推牌九的，甚至输的倾家荡产。
  解放以后，平时的文化活动较少，几乎没有说唱，新年期间最为活跃，形式也多样化，除了燃放鞭炮和扭秧歌外，还张贴春联、年画、福字、悬挂灯笼，猜迷语。1958年全村各屯都安装照明电灯，电影放映队出现在各屯，每年每屯放映一两场电影，影片大多反映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故事片和时事纪录片，如《上甘岭》、《地道战》、《南征北战》，也有反映社会主义建设的故事片《李双双》，都是黑白的。青壮年听说哪有放映电影，甚至不远十几里路都跑去观看。无线电收音机问世后，时局政要和国内外新闻从电波里不时的送到人民的心中，人们还能从广播里欣赏到丰富多彩的文艺节目。
  “文化大革命”初期，正常的文化活动都被当做“封资修”的“四旧”遭到禁止，1968年无政府主义曾泛滥一时，初、高中回家学生组织“贫宣队”、“战宣队”，主要演唱“革命样板戏”的选段或选场，广大群众跳“忠字舞”，唱“语录歌”。家家安装零线广播，队队架设高音喇叭。1970年小安龙泉屯陈环是全村第一人购买8寸黑白电视机，收看电视的人多次把门窗挤坏。为鼓励和安抚社员的劳动生产积极性，每年7月中下旬挂锄后，各队组织社员到长春电影院看电影或听场二人转，为此，社员翘首以盼，为了满足群众的文化生活，每个生产队都买了一台黑白电视机，供社员晚上统一观看。1975年8月，由分水大队组织全体社员在分水小学举办了有始以来第一次别开生面的农民田径运动会，有拔河、100米，4×100米赛跑，有篮球、跳运、项目齐全，各项设立1～3等奖，1200多人参加，此后再未举办。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各屯的群众性文化活动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面貌。彩色电视得到普及，覆盖率为100%，进城看电影已不再是奢望。1993～1996年英俊乡多次举办农民文艺汇演，并在吉林广播电台直播，朝鲜族屯代表分水村演出的民族舞蹈《丰收》获一等表演奖。从1983年开始每年的除夕夜家家坐在电视机前欣赏中央电视台举办的多元化春节联欢文艺晚会，给人民带来无尽的欢乐。
  集体经济组织时，统一劳动和分配的那段时间里，在我们周围的日常生活中，此起彼伏的笑料也层出不穷。后分水岭屯的朱凤楼在田间地头，农闲在炕头说瞎话，讲故事诙谐幽默。前分水岭屯复员军人宋文祥善棋艺，众人围观玄话连篇引逗捧腹大笑。后赵家店屯曹玉玺，人送“官姐夫”，眨巴眼睛断断续续讲话，艺术幽默的说话，常使人百思而后解，忍俊不禁。小安龙泉屯“犟眼”路旁扯淡，侃侃而谈，抓一议题“抬扛”，争论的面红而赤，互不相让，语言落定，深思良久，从侧面反映的哲理令人回味无穷。
  二十世纪，电脑进入家庭，下载的歌曲和游戏科技含量很高，上网已经成为多数人的爱好，影牒电视连续剧任意选播，卫星电视频道达到百余。上世纪70～80年代黑白电视早已退出历史舞台，电子数码彩屏清晰，收看电视是精神文化生活的主要形式，赋闲者对弈或几人搓麻将成为娱乐时尚。
  五、历史性的转变
  1948年10月19日长春和平解放。同年11月实行土地改革，土地分给农民耕种。1954年党号召走合作化道路，互助组诞生，集体经济组织萌发，1955年开始小范围的初级生产合作社，集体经济组织有所扩大。1956年出现高级生产合作社，还有相当数量的单干户，1958年9月实行人民公社的集体经济组织，取消单干户，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生产队诞生，至1981年末，延续24个年头的集体经济组织解体。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从1982年开始实行联产承包到户第一轮15年。分配形式采取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个人的。1997年开始继续承包形式第二轮延续30年，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打破地域限制，发展经济，搞活市场，民营企业、个体经济如雨后春笋，农民走出家门，跨出国门，批量打工形成一股洪流。建筑业、运输业、商业、流通领域、养殖业、加工业等十分活跃。除户籍常驻人口外，暂住户和人口迅猛增加。2004年起吉林省取消农业税（全国2006年全面免税），这在中国延续了二千六百年的历史上结束了皇粮国税，破天荒地减轻农民负担；非但如此，政府还向农民直接补贴，而且逐年增多，2007年亩补120元。2004年农民全面办理医疗保险，困难户、残疾人享受最低生活保障，2005年适龄儿童读书不再缴纳学杂费，2007年秋政府出资修筑村公路，2008年8月兴隆山镇城建分局修筑村南北干线3公里，混凝土路面宽4.8米，9月1日正式通车，达到屯屯通。而今的农民，言论自由、思想活跃，没有包袱和心理负担，正兴高彩烈、信心百倍地为奔向小康而愉悦忙碌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