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春图书馆

日伪时期，长春市电子工业出现后，中国工人在日本开办的工业企业中根本得不到应有的文化与技术教育，对中国工人唯一灌输的则是奴化教育。
  长春解放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自电子工业组建之后，在职工队伍中首先进行了文化普及教育、爱国主义教育，从“以师带徒”传授技术逐渐向专业培训发展，“文化大革命”时期职工队伍教育受到严重冲击。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职工教育从政治思想、文化与技术到企业经济管理均得到发展，对提高职工素质，推进电子工业进步起到了积极作用。
  一、思想教育
  长春市电子工业职工思想教育在四十年的建设发展中，经历了三个阶段。
  1、思想教育的起步
  1950年东北人民广播器材厂、东北邮电管理总局电信机械厂迁入长春市，两厂为配合举国上下的抗美援朝活动均在职工中进行了广泛宣传教育活动。同年9月，电信机械厂开展了以“拥护周思来外长抗议美帝国主义暴行，迎接全国工农兵劳模大会，迎接开国庆典一周年，用实际行动作为献礼的“挑应战”竞赛活动。1951年4月20日，东北邮电管理局电信机械修配厂召开党、政、工、青联席会议，研究确定在全厂进行抗美援朝爱国主义教育和迎“五•一”的准备工作。随后在全厂举办时事报告会，通过分组讨论，新旧社会对比，典型引路，控诉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东北时犯下的罪行，工厂订立了《爱国公约》，几乎百分之百的职工参加了签名活动，激发了职工的爱国热情，促进了工厂各项任务的完成。9月，电信机械修配厂在整党学习的基础上，开展反贪污腐化、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活动，并要求每个共产党员至少帮助一个共青团员，一个群众，收到较好效果。1953年，电信机械修配厂按照中共长春市第一区委员会部署，开展打击反动会道门工作，通过了解情况，宣传动员，参观展览，典型控拆，组织讨论，声明“退道”活动，促进了职工思想认识与觉悟的提高。1954年上半年，电信机械修配厂对职工进行过渡时期总路线，总任务教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学习。动员职工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全年共提合理化建议232项，实现204项，评出长春市劳模一名，先进生产者两名，模范小组一个，先进小组1个。1955年2月14日至3月中旬，邮电部供应局长春器材厂举办了“浪费展览会”在全厂进行宣传教育。1958年1月，长春器材厂根据中共长春市委、南关区委部署，开展“反浪费、反保守”活动。3月8日，向全区发出“鼓足革命干劲，促进生产思想大跃进的倡议书”。1960年6月27日，长春器材厂对全厂学习毛主席著作情况作了专题总结。1962年6月20日至7月中旬，长春器材厂制定《向党员和群众进行形势教育的安排》，教育职工认识国民经济困难的性质和克服困难的有利条件，明确调整国民经济的意义，鼓足干劲，团结一致，发扬工人阶级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出色完成生产和各项任务。具体采取开办党员培训班，领导亲自讲课，教育与解决职工生活及具体问题相结合等措施，收到了较好效果。同年11月28日至年末，长春器材厂制定了《向职工进行“三个主义”教育的安排》，对职工进行爱国主义、社会主义、国际主义宣教教育，以实际行动支援国防建设、支援古巴。1964年，长春邮电器材厂设立政治处，专门负责职工的政治思想教育工作。1965年5月11日，长春邮电器材厂制定下发《关于前一段毛主席著作的学习情况和进一步组织全厂职工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安排》。11月11日，长春邮电器材厂下发《关于在全厂职工中广泛深入地开展宣传学习王杰同志的通知》，职工思想教育工作得到广泛开展。
  2、思想教育的混乱状态
  1966年6月14日，邮电部6401前线指挥以“（66）前指字99号”（特急件）下发《关于确保文化大革命彻底胜利的紧急补充通知》。要求长春邮电器材厂“一切服从文化大革命”，并决定取销以前提出的确保9月26日打通京、津电路计划的期限。由此，长春市电子工业职工思想教育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下，围绕“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职工思想教育工作处于混乱状态。
  这一阶段，先是广泛学习《毛主席语录》，普遍的提法是“斗私批修”、“破旧立新”、“活学活用”、“立竿见影”，继之是举办各种类型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期间虽然亦提出了“抓革命、促生产”的口号，对这种政治宣传教育有所减弱，但“革命”仍然摆在首位。粉碎林彪反革命政变以后，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周恩来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思想教育工作虽出现转机，由于江青反革命集团大反所谓“右倾回潮”，长春市电子工业企业亦开展了所谓“儒法斗争史”的宣传教育，开展“批林批孔”运动。1975年，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后，江青反革命集团再次掀起“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这期间，长春市电子工业广大职工对这种错误的宣传教育有所抵制，但总体上职工思想教育工作处于严重的混乱状态。
  3、思想教育步入正常轨道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长春市电子工业纷纷组织广大职工以党员学习班、干部学习班、学习讨论、讲座等形式，批判两个“凡是”，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认真学习十一届三中全会文件，使广大职工澄清了思想认识。1983年根据《国营企业职工思想工作纲要》规定，当年各企业事业单位先后组织了 36岁以下青年职工进行思想系统教育，学习《中国工人阶级》、《中国近百年史》和《简明科学社会主义》三本书（以下简称“三本书”）。1984年，国营东光无线电器材厂职工教育中心增设职工政治学校，使职工思想教育步入正常轨道。1985年，为全面系统地提高企业干部的政治理论水平，组织各企业事业单位干部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中国革命史》、《科学社会主义》四本书（以下简称“四本书”），共有510名干部参加。同期，各企业事业单位除对职工进行经常性的职业道德教育外，在中共长春市委的统一布置下，亦广泛地在职工中进行普及法律知识教育，以“十法六条”为基本内容，在单位组织自学辅导的基础上，90%以上的职工参加了由长春市普及法律办公室组织的开卷考试，基本上全部合格，增强了职工的法制观念、法律常识。至1988年，长春市电子工业中型以上企业学习“三本书”“四本书”及普法教育（详见表3—15），使职工思想教育工作获得了较大提高。
  二、文化技术教育
  解放前，长春市电子工业出现之初是以殖民地性质为基本特征。中国工人在日本人开办的企业中只是活的“工具”，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生产技术完全垄断在日本人手中。当时虽有伪“电电养成所”（相当于技工学校），但中国工人根本得不到应有的教育，日本侵略者对中国人民唯一灌输的则是服从其侵略的“奴化”教育。
  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后，吉林广播电台为摆脱依靠留用日本技术人员的局面，培养中国自己的技术人才，自主地管理与维护广播设备。1946年冬，在爱国人士宽城子发射台负责人张维世（原伪“新京无线技术局”的技术人员，伪“新京工业大学”毕业）主持下，利用宽城子发射台独身宿舍食堂餐厅，组织该台具有一定无线电知识和工作经历的20余人，开办了长春有史以来的第一个由中国人自己创办的电子技术培训班——“半工半读无线电技术讲习班”。这个讲习班有教学计划、教学要求和教学进度。每天利用早饭前，晚饭后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为授课时间。由张维世翻译日文无线电资料，利用钢板刻蜡纸油印编成讲义，亲自讲授《无线电技术》和《无线电数学》等理论课程。工作时间学员不脱产，参加值班，进行操作、维护、检修等工作；业余时间、利用收集到的无线电元器件，参照各种收音机线路图，学习装配电子管收音机。经过半年来的学习与实践，学员们不仅能独立维护、检修广播设备，还能组装和调试超外差式电子管收音机。有些在伪“无线工作局”工作过的学员，还参加组装100瓦、300瓦、500瓦短波发射机等，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后因国民党运兵东北，发动内战，讲习班终止。
  长春解放后，电子工业职工教育的文化普及从师带徒传授技术入手。1956年开始进行专业技术教育，至1966年初步奠定了职工教育的基础。“文化大革命”中，电子工业职工教育遭到严重破坏。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电子工业职工教育进入兴旺发展阶段，随着企业职工教育机构的建立，职工教育工作得到全面、系统地开展，对提高职工素质，推进电子工业技术进步，起到了积极作用。
  1、起步与发展阶段
  1950年至1966年是长春市电子工业职工教育的起步与发展阶段。这一阶段，企业单位均没有专门的职工教育机构。职工教育从文化普及教育入手，以师傅带徒弟的方式传授技术，并逐渐向专业技术教育发展，初步形成了企业自行培训与学校专门培养相结合的职工教育格局，奠定了职工教育的基础。
  长春解放后，电子工业职工队伍组建之初，职工文化水平较低，甚至相当一部分工人处于“文盲”状态。于是各工业企业相继举办了各种形式的文化学习班，在职工中进行扫除“文盲”，普及小学教育活动，由此拉开了长春市电子工业职工教育的序幕。其中，1953年长春电信机械修配厂成立职工业余文化学校。由于职工们饱尝了无文化之苦，均积极参加学习。历时一年时间，绝大部分职工摘掉了“文盲”的帽子，普遍提高了职工的文化水平。
  1955年后，随着职工队伍文化水平的提高，长春市电子工业企业职工教育除“以师傅带徒弟”的形式在技术上对青年工人进行传、帮、带以外，开始试办中等技术培训及对干部的高中文化教育，使职工教育得到提高。1956年8月29日，邮电部器材供应管理局以“（56）劳字172号”文件批复，同意长春器材厂试办中等专业训练班。当年该厂以2个月至3个月（每周6小时）的时间，开设电讯、机械、电机等13个训练班，300名左右职工参加培训，占职工人数的90%。1957年，该厂再次开办短期培训班，其中55名干部参加文化业务学习，19名职工接受技术、业务培训，36名干部参加业大及高中文化学习，114名工人参加文化学习及金工、喷漆、电子方面的技术培训。同时，两年中共接收中等及高等学校毕业生18名，签定师徒合同25份，师傅带徒弟33人。对新工人及70名徒工开办了政治训练班及对500多名工人、干部进行培训，职工教育工作逐步展开，明显地提高了职工队伍的素质。
  1959年，长春器材厂决定成立职工中等技工学校，经邮电部批准。5月14日，下达招生计划。1960年1月15日，一机部十局党组决定在长春创办无线电工业学校。由此，在长春市行政区划内的电子工业职工教育第一次形成企业自行培训与学校专门培养相结合的格局。此后，由于国民经济出现暂时困难，1961年1月7日，三机部十局决定撤销长春无线电工业学校。1962年初根据邮电部供应局、吉林省劳动厅决定停办长春器材厂中等专业技术学校。由此，长春市电子工业职工教育再次回到完全依靠企业自行培训的状况。1963年，除国营东光无线电器材厂在筹建期间把新组建的职工分别送到国营第七一八厂、国营七七四厂进行技术培训，长春器材厂送1名干部去北京邮电学院学习，吉林省有线电厂有5名干部参加北京邮电学院函授学习（3名接受高等专业教育，2名接受中等专业教育）外，企业内部职工教育基本处于停顿状态。
  1964年1月，经劳动部批准，4月6日由四机部下达改建设计任务书，长春无线电技工学校成立。此间，企业职工教育亦相继得到恢复。至1966年，企业自行培训与学校专门培养的职工教育格局再次得到确立，为职工教育的深入发展奠定了基础。
  2、“文化大革命”阶段
  1966年“文化大革命”以后，职工教育遭受严重破坏。长春无线电技工学校被迫停课，企业内的职工文化、技术学习与培训亦全部中止，甚至把职工的自学视为走“白专”道路。1969年9月2日，经四机部军事管制委员会决定，吉林省唯一的一所电子类技工学校——长春无线电技工学校亦被撤销。长春市行政区划内电子工业职工教育三度出现完全依靠企业自行培训的状况。这期间，企业中十分盛行的则是举办各种类型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普遍的提法是：“活学活用”、“斗私批修”、“立竿见影”。1970年后，企业每年选送几名“工农兵学员”进入高等学校及中等专业学校学习（共五届，这些学员毕业后尚未能全部返回本企业工作），由于下乡接受再教育知识青年返城，工厂在招收新工人时，进行不同程度的培训，其中1972年电信总局五一三厂一年招收300名学徒工，于是工厂成立培训部（后来发展为厂教育科），分机修钳工、模具钳工、机械加工、通信设备装配、表面处理、冲压六个班，进行了一年时间的培训学习，结业后分配到生产车间或部门工作。1973年国营东光无线电器材厂成立教育科，专门负责职工教育工作，并相继举办了一些短期工人技术培训班。1973年后，长春市半导体厂、长春市无线电一厂、长春市磁性材料厂、电信总局五一三厂先后开办了“七二一职工大学”。但由于办学方向、师资及教学设施等方面原因，基本上是教学质量不高且未能坚持下去（至1979年全部停办）。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长春市电子工业职工教育遭受严重破坏，后期虽有所恢复，但与工业的发展极不相称，致使职工队伍素质普遍下降，对电子工业发展带来严重后果。
  3、全面开展阶段
  1976年10月，中共中央一举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长春市电子工业经两年调整，职工教育亦逐步恢复，进入全面开展阶段。
  1977年，长春市无线电一厂技术人员自发组织日语初级班（业余），历时半年。1978年10月，长春半导体厂第一期技工培训班开课。24名职工脱产4个月，集中学习物理、化学、半导体器件方面知识，由此各企业职工专业知识培训逐步展开。1979年1月，根据国务院批转的全国电视大学工作会议精神，长春市5家工业企业充分利用电视教学这一现代化手段，相继开办电视大学教学班（以下简称电大教学班）。1980年，长春市半导体厂设立教育科。至1983年，长春市电子工业中型以上企业普遍成立了职工教育专职机构（详见表3—16），具体负责职工的文化技术教育，其中国营东光无线电器材厂将教育科扩充为职工教育中心。1981年，根据全国职工教育委员会等5个部门下发的《关于切实搞好青壮年职工文化、技术补课工作的联合通知》要求，对1968年至1980年初中毕业生及35岁以下，未经专业技术培训的三级工以下工人进行文化和技术补课（简称“双补”，下同）。当年长春市电子工业局成立“双补”工作领导小组，在摸底调查的基础上，各企业普遍开展了“双补”培训教育，此间电信工业系统企业的“双补”工作亦同期开展。至1985年全部结束，7家中型以上企业共有3862名职工参加双补课，3096名合格（详见表3—17）。
  1982年，长春市电子工业企业“电大教学班”增加至7个（详见表3—18）。同年，针对企业科技人员外语水平较低的状况，有组织地进行了外语补习培训。培训形式除部分有条件的企业自办培训班外，主要是参加省、市科技干部局集中组织的培训学习班。为激励学习，大多数企业采取了自愿报名，自行予交学费，经统一考试合格者，由所在单位报销的办法。这种形式的外语培训，在此后的技术人员晋升职称时，均以此方式进行，每次考试合格有效期为三年。1983年，各电大教学班开始实行奖学金制度，具体奖学金在企业奖金总额中支付。1984年，为激励企业职工钻研技术，长春市电子工业公司组织系统内职工开展技术标兵选拔赛活动。同年，长春市电子工业公司内组织全系统工人在自学、辅导的基础上，由考核委员会统一命题，统一进行理论考核后，由企业按技术工人技术等级标准，结合生产实际，进行操作考核。历时近半年时间仅7家企业共有6154名职工参加培训考核（末含不详数），6586名职工合格（未含不详数详见表3—19）。
  1985年4月，在长春市“电大”学习成绩评比中，长春电话设备厂“电大”教学班总成绩名列榜首。其中82级电子班荣获班级名次第2名，83级经济班荣获班级名次第6名，84级理科班荣获班级名次第3名，并有7名学员被评为优秀学员。同年，长春市电子工业总公司以“长电工字（1985）80号”文件并下发《关于开展技术标兵选拔赛的实施方案》，以各企业四级以下的技术工人为对象，按车工、铣工、焊接、电子整机调试、电子整机元器件焊接、半导体器件内引线焊接6个工种，以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方法（实际操作占70%），按照技术等级标准，进行技术标兵选拔。并规定：对1984年获“状元”称号，1984年又获技术标兵者，给予晋升一级工资的奖励；对1986年新选拔的技术标兵，由所在单位发给100元奖金。
  这期间，长春市电子工业各企业在组织本单位职工进行文化技术教育的同时，亦鼓励职工参加职工大学、函授大学及成人高考等形式的学习，更新知识，接受继续教育。至1988年，长春市电子工业企业共1876名技术人员参加英语、日语、俄语的培训学习，1765名合格（详见表3—20），组织工人专业技术培训4740次（详见表3—21），1893名技术人员接受继续教育（详见表3—22），电大教学班共招收1180名学员参加学习，其中已毕业1108名，参加高等教育的750人，成人高考录取138人，参加中等教育为760人（详见表3—23），为电子工业的发展培养了人才。
  三、经济管理教育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在计划经济体制下，长春市电子工业职工经济管理教育基本上是较为初级的产品成本核算与产品质量教育。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上来及经济体制改革的进行，长春市电子工业职工经济管理教育工作逐步得到深入开展。
  1979年为提高企业经营管理水平，适应新时期经济建设发展的需要，各企业相继开办培训班及参加电视讲座学习等形式，在职工中全面开展质量管理教育。同年，长春市电子工业局先后两次举办企业中层以上领导干部培训班，开始了各级干部的企业经济管理培训教育。1980年4月18日第三期培训班开课，历时52天，1名厂级干部、31名中层干部、1名一般干部参加，学习中共中央十一届五中全会文件，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企业管理三个专题，共授课99课时（企业管理授课72课时），经一周复习考试，圆满结束。同年，长春市电子工业局召开系统内职工教育工作会议，制定了《长春市电子工业局所属企业中层以上干部普及企业管理知识三年培训规划》，组织系统内中层以上领导干部，以四机部编辑出版的《电子工业企业生产管理实用教材》为基础，聘请吉林工学院教师讲课，通过三年时间共培训370名中层干部，47名厂级干部，全部结业，提高了管理干部的业务能力和管理水平。这期间，四机部所属国营东光无线电器材厂、邮电部所属长春电话设备厂、吉林省邮电管理局所属吉林省邮电工业总厂除工厂自行组织培训外，还参加部里组织的培训。1983年，组织企业职工学习薛慕桥编著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等著作，聘请吉林大学教授讲课，三年多共有1000多名职工参加培训。1984年，根据国家规定，各企业领导先后脱产参加由省统一举办的“企业厂、矿长（经理）岗位培训班”。1985年，各企业相继举办现代化管理培训班，其中长春市微电子工厂开办“中国现代化管理刊授大学辅导班”，除集中工厂16名中层干部学习外，还为兄弟单位培训15名学员。1986年，各企业相继开办班组长培训班，学习企业管理基础知识、生产班组管理知识，并请优秀班组长介绍经验。同年，根据国家经委、劳动人事部、全国职工教育委员会、中国科协联合下发的“经字（1986）363号”文件要求，各工业家企业进一步对职工进行全面质量的系统教育。
  至1988年，长春市电子工业7家企业共有19466人次接受全面质量管理培训教育（详见表3—24），724名企业管理干部接受企业管理培训教育（详见表3—25），967名干部接受现代化管理培训教育（详见表3—26），对推进企业管理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