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春图书馆

一、生产初期及50年代（1949—1960）
  1948年10月19日，长春解放，10月20日，田方进入长春，接收了国民党长春电影制片厂留下的机器设备，还接收了长春市的几家电影院。并组织人修复厂房和宿舍，经过数月准备，东北电影制片厂于1949年4月初从兴山迁回长春。
  东影在兴山时即开始拍摄故事片，迁回长春后拍摄条件改善，1949年完成故事片6部，1950年完成9部。在故事片生产刚开始的两年取得了可喜的成就。
  东影这两年拍摄的影片，都是自己组织剧本，由厂长批准后投入拍摄的。从1951年起，文化部电影局决定，各电影制片厂拍摄的故事片，统由文化部电影局供给剧本并分配导演。为此，东影的编剧、导演以及演员都调到了文化部电影局，分别编入文化部电影局剧本创作所和艺术委员会。担负供给电影文学剧本任务的剧本创作所，在电影指导委员会①(电影指导委员会，全称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电影指导委员会，1950年7月11日成立，由文化部部长沈雁冰任主任委员，周扬、陆定一、钱俊瑞、江青等32人任委员，1952年结束活动。)提出的“写重大题材”的思想指导下，追求电影的史诗性，要求表现“国家气派”，并作出许多硬性规定，要求创作者在剧本中予以体现。如写抗美援朝的题材，要求表现出史诗规模，片中要出现中朝两国最高领导人和将领，要表现中朝两国人民的友谊、两国军队的团结，以及战争的战略思想等等。这些求大求全的要求，严重束缚了创作者的手脚，因此许多剧本都不能通过。东影得不到足够的剧本，基本处于“停工待料”的状态。有的剧本虽然分配到了制片厂，但因修改量过大，结果又被撤了下来。如1951年东影曾接受文化部电影局分配拍摄抗美援朝重点影片《为和平而战》，并决定由郭维任导演。东影接到任务后，组织了主要创作干部分4批去朝鲜深入生活，并选了演员。后因剧本修改过大，终未投入拍摄。这样，东影在1951　—1953年的3年时间里，仅完成影片6部。东影在创作生产陡起峰峦之后，出现了急剧的大滑坡，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历史教训。
  电影创作生产这种沉闷以至大幅度滑坡的局面，引起了有关领导的重视。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胡乔木在1950年9月的一次会议上指出：“应根据人民对艺术作品的整个要求来指导电影艺术的创作”，艺术创作“不必有那些不必要的拘泥于事实的联想”，“不能要求作家写他不熟悉的事物，有的政策本身虽重要，但并不适于在艺术作品中得到全盘反映。”电影创作“应着重写人物”，“作品的取材应该有它的广泛性”，“军事影片的题材也应从多种角度来写”。
  中央人民政府文教委员会副主任习仲勋在1953年3月一次讲话中也指出：“目前电影工作主要缺点就是成品太少”，这种缺点“电影工作者本身当然有责任，我个人想，在电影工作部门的领导者更有责任”，“对文艺工作的领导应该主要是靠思想领导，不是靠行政命令，发号施令。”对电影剧本的审查，既不能“压在那里不管”，也不能只“找些缺点进行批评”。“对文艺创作的领导也不能象工厂中的‘加工订货’　一样”，“限定时间，‘按期交货’”。
  文化部副部长周扬在1953年11月13日各故事片厂厂长会议讲话中说：过去我们“制片方针不明确”，对剧本“提出了一些过高的要求，要表现‘国家气派’，‘向苏联看齐’，‘都要大主题’，采取的是‘出题作文’的行政办法，这问题一定要解决。”
  根据有关方面领导人这些讲话，文化部电影局对电影创作的指导思想作了某些调整，并向政务院提出了报告。1953年12月24日政务院第199次政务会议，根据文化部的报告作出了《关于加强电影制片工作的决定》。《决定》指出：“四年来，中国人民电影事业获得了重大的发展”，“但是，目前电影出品的数量和质量都还不能满足广大群众的需要。”为此“今后必须适应广大群众的需要，逐步提高影片的思想和艺术水平。同时努力增加电影出品的数量。在电影艺术创作上，一方面要反对粗制滥造的现象，另一方面又不可有脱离实际的、不适当的、过高的要求。影片的题材内容和表现形式应力求多样。”　“在电影剧本创作的组织工作上，必须改变过去那种简单的行政领导的方法，应从积极方面帮助电影编剧作家提高思想和艺术水平，掌握电影艺术形式。”并强调了多方培养创作干部，组织各方面力量创作电影文学剧本。明确了剧本审查制度，由过去的电影指导委员会审查改为电影局审查初稿，报部批准。这个决定1954年1月12日在《人民日报》上公布，当天《人民日报》发表了《进一步发展人民电影事业》的社论。
  对电影政策的这些调整，使电影创作生产的面貌很快发生了变化。在《决定》贯彻执行后，又改进了一些具体做法，如把集中于北京的导演、演员、编剧、编辑，先后下放到各厂，使创作人员接近了生活。作家协会和文化部电影局联合举办了电影剧作讲习会，讲授电影艺术知识，观摩苏联影片，提高了青年剧作家的素质，推动了电影剧本创作的发展。1954年12月，文化部电影局又作出决定，将剧本的审查权下放到各制片厂，电影局负责审查完成片。1954年，电影局副局长陈荒煤又提出了喜剧电影问题，强调了题材要开阔，形式要多样。这样，东影的创作生产从50年代初期的低落，逐渐走向了中期的发展。1956年毛泽东主席又提出了繁荣科学和文化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更有力地推动了长影电影创作的发展。1954年一1957年共拍摄故事片48部，这4年不仅影片数量逐渐增长，而且影片题材不断扩展，在革命历史题材方面，涌现出了《平原游击队》、《董存瑞》、《上甘岭》等优秀之作；在少数民族题材方面，拍摄了《神秘的旅伴》、《芦笙恋歌》、《边寨烽火》等质量较好的作品；惊险样式影片也得到发展，出现了象《虎穴追踪》、《寂静的山林》、《地下尖兵》等优秀影片。在这种新的形势下，还出现了讽刺喜剧影片《新局长到来之前》、《不拘小节的人》、《未完成的喜剧》及针砭时弊的影片《如此多情》、《青春的脚步》和《寻爱记》等。这些成就说明长影①(1955年2月，东北电影制片厂改称长春电影制片厂)的影片题材开始不断扩大，影片的样式正朝着多样化方向发展。这些变化是长影历史上前所未有的。
  1957年下半年到1958年上半年开展了反对资产阶级右派的斗争。在这次斗争中，沙蒙、郭维、吕班、荏荪（导演）、王震之（编剧）、张国昌（作曲）、方化（演员）等29人被错误地划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剥夺了创作的权利。在1958年整党中，又有一些主要创作干部蒙受错误的批判和处理，这使长影的创作队伍受到很大的伤害。
  1958年2月，文化部电影局在北京召开了全国制片生产促进会，要求电影工作者“鼓足干劲，急起直追，使电影事业相应地跃进，以配合支援社会主义建设，争取文化建设高潮的到来”。同年5月，文化部电影局又在长春召开了长春、北京、八一三厂创作思想跃进会，会上传达了康生4月间来长春看了长影一些影片后的讲话。康生在讲话中点名批判了《未完成的喜剧》、《青春的脚步》、《花好月圆》、《寻爱记》、《地下尖兵》、《牧人之子》等影片，说这些影片“歪曲了我们的现实生活”，是“资产阶级思想泛滥”的表现。并斥责长影是“头脑不知何处去，渣滓依旧笑东风。”会议根据康生讲话的调子，把《未完成的喜剧》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会议号召电影战线要“向社会主义建设来个大进军”，追求高速度、高指标。按照会议要求，长影推上来一批反映“大跃进”生活，特别是记录“大跃进”情况的影片，并采取了一些违背创作规律的错误作法，如提出“写中心，画中心，演中心”的口号，采取大字报的方式讨论剧本，用打擂办法确定生产数量和拍摄速度。人人可以干预创作，使艺术生产处于极不正常的状态，只求数量，不讲质量，致使粗制滥造的影片大量出现。1958年长影拍摄故事片31部，除少数如《党的女儿》、《画中人》、《花好月圆》、《红孩子》等影片质量较好以外，其它一些“跃进片”，或因直接图解政策，或因质量过于粗糙，而失去艺术生命力。1959年长影又开展了反右倾运动，运动中有的厂级干部和一些主要创作人员被批判，并结论为犯了“右倾机会主义性质”的错误。这些“左”的思想冲击，使长影的创作思想受到严重干扰，创作队伍再次受到伤害。
  1959年，中央领导同志提出了电影生产“向国庆十周年献礼”的口号。在这个口号鼓舞下，长影的创作人员满腔热情地投入创作，他们凭着党的多年教育和长期革命实践而形成的政治和艺术的素养，极力摆脱“左”的思想干扰，努力把握文艺方向，创作出一批具有较高艺术水平的优秀影片，如《我们村里的年轻人》、《冰上姐妹》、《五朵金花》、《黄河飞渡》、《战火中的青春》等，由此形成了长影创作生产的第二个高峰。
  二、60年代前半期（1961　—1965）
  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加上当时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我国国民经济在1959到1961年发生严重困难。为扭转这种局面，中共中央于1961年1月提出了　“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根据这个方针，在文艺界和电影界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调整电影政策。1961年7月召开的全国故事片创作会议（新侨会议），总结了前个时期一些“左”的作法给电影事业带来的危害，会上提出的《关于加强电影艺术创作和生产领导的意见》（即《电影32条》），针对前个时期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新的指导思想。在这种形势下，长影对前3年一些“左”的作法进行了总结，广大创作干部较为充分地陈述了自己的意见。中共吉林省委调整了长影的领导班子，从而调动了长影创作人员的积极性，推动了创作的发展。1961　—1962年长影生产任务被压缩，生产影片较少，但这两年也还拍摄出了像《达吉和她的父亲》和《甲午风云》这样思想水平、艺术水平较高的影片。
  1963年1月，中共上海市委主要负责人提出了一个“大写13年”的口号，把文艺题材局限于写建国后的短短13年。1963年上半年，文艺界开展了对鬼戏《李慧娘》和“有鬼无害论”的批判，紧接着又批判“时代精神汇合论”，12月又对瞿白音的《关于电影创新问题的独白》进行批判，使文艺界的空气紧张起来。1964年下半年，又开展了对“中间人物论”和“现实主义深化论”的批判，使人们预感到一场更大的风暴即将来临。1964年8月，对影片《北国江南》和《早春二月》在全国公开批判，拉开了电影界“文化大革命”的序幕。12月，《兵临城下》等10多部影片又被点名。一连串“左”的风浪不断袭来，使长影的电影创作陷入十分艰难的境地。
  长影的电影工作者迎着“左”的风浪，努力把握文艺方向，尽力体现党和国家在调整政策中所表达出来的正确思想，从多方面开拓题材领域，大力提高影片质量，在1963—1965年又拍摄出一批像《自有后来人》、《冰山上的来客》、《满意不满意》、《英雄儿女》、《兵临城下》、《独立大队》和《女跳水队员》等优秀影片，使长影的创作生产在艰难中取得了新的进展。
  三、“文化大革命”　10年（1966　—1976）
  “文化大革命”，使长春电影事业从创作到生产以至干部队伍遭到全面破坏。运动中，长影过去拍摄的近200部故事片，几乎全部遭到批判，被斥责为有各种错误。按照《林彪委托江青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论调，长影在“省市文化系统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上，利用7个月的时间，批判了《纪要》中列举的8个具有代表性的“黑”论点，即“写真实”论、“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论、“现实主义深化”论、反“题材决定”论、“写中间人物”论、“时代精神汇合”论和所谓“离经叛道”论、“反火药味”论。还批判了某些人杜撰出来的“吉林特殊”论。这些批判颠倒是非，指鹿为马，搞乱了创作人员的思想，造成了很坏的后果。
  运动中，长影的许多干部受到程度不同的批判斗争。特别是艺术干部，他们被诬为“黑线人物”、“黑帮”、“叛徒”、“牛鬼蛇神”、“反动权威”、“毒草专家”、“黑干将”等，被肆意迫害，近百人遭受肉体折磨，百分之四十的中层干部被戴上各种政治帽子。在1969年冬天，有521名干部被赶到农村“插队落户”，有的在农村长达6年之久。
  从“文化大革命”开始到1970年，长影完全处于“停产闹革命”状态。1971年长影奉命拍摄革命样板戏《沙家浜》，翌年又拍摄了现代京剧《奇袭白虎团》，恢复了生产。1973年长影拍摄了彩色故事片《艳阳天》、《青松岭》、《战洪图》（后两部为重拍）。1974年编剧张天民、导演于彦夫等人顶着滚滚寒流，拍摄完成了反映大庆石油工人生活的影片《创业》。在凋零萧条的电影园地上，《创业》像一枝报春的红梅，傲霜斗雪，迎风绽放。
  《创业》于1975年2月7日在全国各大城市放映，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和高度称赞。人们评价说：“影片以磅礴的气势，强烈的激情，昂扬的格调，高唱了一曲中国工人阶级创社会主义大业的志气歌。”　2月11日（春节），江青调看了《创业》，看后却大发雷霆说：“这个电影看了半天看不懂，很生气。”影片“政治上、艺术上都有严重错误”，并责问：“编导创作人员要把片子拉到真人真事上去”，“你们给什么人树碑立传？”　2月12日，文化组长于会泳等人作出3条决定：《创业》停印拷贝，停止向国外发行，停止宣传。这时姚文元组织批判文章，张春桥下令“把问题搞清楚”。2月19日，文化组派人来到长影，面告《创业》“有严重问题”。3月，江青同于会泳、浩亮等人，炮制了一个《对〈创业〉影片的意见》。4月3日，文化组通知《创业》摄制组主要成员及长影厂领导去京。4月5日，长影领导人苏云、编剧张天民、导演于彦夫等到京。文化组副组长刘庆棠抛出了《创业》的“十条罪状”，令去的人“学习领会”，“思想转弯”，交代“创作背景”。以后，文化组又派人来长影坐
  阵，逼长影党委和摄制组写“自我批评”。
  编剧张天民经过缜密思考，冒着坐牢的危险，于1975年7月18日给毛主席和邓小平同志写信，报告《创业》创作经过和广大工农兵群众对影片的欢迎，揭露了江青一伙扼杀《创业》的行径。毛主席于7月25日对张天民的信做了重要批示：“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不要求全责备。而且罪名有十条之多，太过分了，不利调整党内的文艺政策。”毛主席的批示，支持了广大电影工作者，保护了《创业》，粉碎了“四人帮”的阴谋活动。
  四、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1977—1988）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之后，长影职工奋起揭发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罪行，从政治思想、文艺理论到艺术创作等各个方面，肃清他们的流毒和影响，大力进行拨乱反正。由于“四人帮”所鼓吹的“三突出”①(“三突出”，又称三突出原则，是“四人帮”制定的创作模式，即在所有人物中要突出正面人物；　在正面人物中要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要突出主要英雄人物。)的流毒影响较深，1977—1978年的创作还没有完全摆脱这种流毒的影响，影片的艺术质量平庸，创作生产处于徘徊状态。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长影在会议精神鼓舞下，解放思想，摆脱了“四人帮”反动理论的禁锢，1979年创作生产出现了繁荣的局面。就在创作生产从徘徊走向繁荣之时，文艺界出现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也反映到影片创作中来，1980年长影拍摄了影片《太阳和人》。
  《太阳和人》，剧本名为《苦恋》，由白桦、彭宁共同创作，由彭宁执导。影片描写一位海外归来的画家，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种种非人待遇，为躲避追捕，逃亡苇荡，以生鱼果腹，以鼠粮为食，最后冻死在雪地里。影片通过人物对话，把知识分子对祖国的爱恋比喻成“单相思”。中央领导同志审看影片以后，指出影片有严重错误。1981年7月，邓小平同志在一次讲话中说：“无论作者的动机如何，看过以后，只能使人得出这样印象：共产党不好，社会主义制度不好。这样丑化社会主义制度，作者的党性哪里去了呢？”②(邓小平：《关于思想战线上的问题谈话》，见《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879页。)对《太阳和人》的批评，使长影提高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自觉性。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上来，我国实行了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的经济方针。农村和城市的经济体制改革，使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好局面。我国社会生活发生的这个新的变化，为电影创作提供了广阔的表现天地。长影的电影工作者以新的敏感，努力捕捉时代脉搏，从1982年开始，创作拍摄了一批反映“四化”建设中新的矛盾和新的人物的作品。这些作品有着强烈的时代精神，深入表现了人民群众的情绪、愿望和理想。这些作品塑造了新的历史时期的各方面的新的人物，通过这些人物，展示了新时期的社会风貌，反映了蓬勃发展的“四化”建设的进程。有的影片描写了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在平凡岗位上劳动，任劳任怨、克尽职守的普通人，如《人到中年》；有的影片反映了社会变革中新的矛盾、新的问题，展示了新人的思想境界，如《不该发生的故事》和《在被告后面》；有的影片反映城市改革中，勇于开拓、锐意革新者同因循守旧、思想僵化者的矛盾，如《花园街五号》。邓小平同志在全国四次文代会的祝辞中说：“我们的文艺，应当在描写和培养社会主义新人方面付出更大的努力，取得更丰硕的成果。要塑造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创业者，表现他们那种有革命理想和科学态度、有高尚情操和创造能力、有宽阔眼界和求实精神的崭新面貌。要通过这些新人的形象，来激发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推动他们从事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性创造活动。”长影在上述影片中所塑造的社会主义新人形象，表现了社会主义时代的真善美，热情讴歌了一代新人高尚的情操、淳美的心灵、宽阔的眼界和崇高的革命情怀，反映了我国新时期的崭新面貌。这些银幕上的新人形象，在现实社会生活中引起强烈的反响，对我国城乡的社会主义改革和精神文明建设起到了推动作用。
  随着我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和思想解放运动的发展，我国电影工作者的思想也得到解放，他们不满足于过去传统的表现方法，开始在艺术上探求新的表现形式，尝试运用新的表现技巧。从1979年起中国影坛出现了一批带有新意的作品。在这种形势下，长影不断扩大题材领域，拓宽表现社会生活面，大胆探索新的表现形式，追求新的艺术风格，拍摄了《飞来的仙鹤》、《勿忘我》　（1982），《十六号病房》　（1983），　《黄山来的姑娘》　（1984）等影片。
  1986年以后，中国电影界出现了观众日渐减少，拷贝数量连年下降的趋势，使电影生产处于困难境地。为适应电影市场新的需求，各电影制片厂争相拍摄武打、侦破、惊险等娱乐性较强的娱乐片。在这种形势下长影也转向拍摄娱乐片，在1986—1988年期间，长影在前些年很少拍摄的武打片大幅度上升，侦破、惊险样式的影片也有很大发展。与此同时，长影仍然注意反映改革中的现实生活，拍摄了反映当代生活，特别是当代青年生活的影片，如《城市假面舞会》、《嘿，哥儿们》，农村生活题材影片《田野又是青纱帐》，工业题材影片《解放》、《男儿要远行》等，反映了时代的主旋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