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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制片生产沿革
知识类型:
析出资源
查看原文
内容出处:
《长春市志》
图书
唯一号:
070120020220001648
颗粒名称:
第一章 制片生产沿革
分类号:
J941
页数:
14
页码:
5-18
摘要:
本文记述了长春的制片生产沿革、其中包括了东北沦陷时期、解放战争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等情况。
关键词:
电影
工作者
长春市
内容
长春的电影制片生产,经过了三个不同的历史时期。
第一节 东北沦陷时期
伪满傀儡政权建立后,出于对内对外宣传和对东北沦陷区人民进行奴化教育的政治需要,伪政权各部纷纷购置电影设备,争相拍摄纪录片。仅1933年,伪满国务院情报处、伪军政部军政司、伪国都建设局、伪协和会、伪马政局就分别拍摄了美化日本侵略者的《新兴满洲全貌》、《西部黎明满洲》;《满洲国军全貌》、《光辉的满洲国军》、《满洲国军访问日本》;《国都介绍》;《结成协和》;《雄健的马蹄》等10多部纪录片。1933年5月,日本关东军参谋小林最早提出建立“国策电影机构”的设想,他的意见得到了日本关东军和伪警察部门的支持。同年8月28日,由伪国务院总务厅情报处召开了有关东军、伪民政部警务司、伪文教部等有关部门人员参加的“电影国策研究会”第一次会议,会议讨论了电影研究会的任务,确定了研究会的人员。1934年10月,“电影国策研究会”扩大成员,参加人员由原来的10人增至25人,其中,伪民政部警务司和伪首都警察厅占10人。他们通过每月一次的“恳谈会”和不定期的“电影放映技术讲座”,扩大影响,介绍世界电影概况。他们特别注意研究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电影政策,1937年拟就了《株式会社满洲映画协会法》,8月10日,伪参议府审议通过了该项法令,8月14日,伪国务院以第248号敕令颁布实施,同时指定设立委员。8月21日,由设立委员主持,召开“株式会社满洲映画协会”创立总会,正式设立“株式会社满洲映画协会”(简称“满映”)。
日本帝国主义者一直把电影作为侵略中国的重要的宣传舆论手段。在《“满映”案内》中,讲到它自身承担的任务时不加掩饰地说:“根据日满一德一心的正义,本着东亚和平理想的真精神,在平常无事的时候,”“对于日本与中国等国家,应当将满洲国的实在情形,充分介绍,使他们十分的认识,”“到了一旦有事的时候呢?他的责任更大了,就是与日本打成一气,借着映画这种东西,实行对内对外的思想战!宣传战!”①(见《满洲映画协会案内》1938年12月15日发行。)
“满映”是伪满洲国电影制作、输出输入、配给(发行)、上映的专门统制机构,即它是一个不仅生产多种影片并可洗印拷贝的综合性电影制片公司,而且兼有影片输出输入、发行放映管理的职能。
“满映”生产的影片,当时分为“娱民映画”、“启民映画”、“时事映画”三种。“娱民映画”就是故事片,“时事映画”就是新闻片,“启民映画”又称“文化映画”,则包括教育片和纪录片。“满映”从成立到解体的8年时间里,共拍摄故事片108部,教育片和纪录片189部,新闻简报313期,输入和发行外国影片数百部。其业务活动是广泛而大量的。
第二节 解放战争时期
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电影公司及东北电影制片厂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8月20日,“满映”理事长甘粕正彦自杀身亡,“满映”解体。8月21日,中共地下党员刘健民、赵东黎同“满映”职员张英华(张辛实)接触,召开形势座谈会,向“满映”进步电影工作者讲述抗战胜利后的形势、中国革命前途、中国共产党对当前形势的政策及策略等。8月下旬成立“东北电影技术者联盟”和“东北电影演员联盟”。9月上旬,由张辛实牵头将两个“联盟”组织在一起,成立“东北电影工作者联盟”。“联盟”成立后,即同“满映”看守理事和田日出吉(日本人)谈判移交权力事宜,经过几次交涉,于9月中旬将“满映”权力掌握在“东北电影工作者联盟”手里。9月下旬,在刘健民、赵东黎主持下,“联盟”召开了“满映”中全体中国人大会,讨论中国人自己管理电影厂的问题,会上驳斥了“把机器卖掉,把钱分给大家”的荒谬主张,宣布10月1日成立东北电影公司。会议通过选举,选出了张辛实、王启民、江浩、马守清、傅连生和日本人大冢有章、仁保芳男、西村龙三为委员,并确定分工,张辛实为总经理,王启民为副总经理。
东北电影公司是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建立的一座正规电影制片厂,它的建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已经有了自己的电影生产基地。
抗日战争胜利后,为开辟东北解放区的工作,中国共产党中央从延安等解放区抽调10万名干部来东北。延安的革命文艺工作者奉党中央之命,也组织起来,结队北上。以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为主体,包括有文学、戏剧、电影、音乐、美术许多专业人才在内的延安干部团第8中队,于1945年11月2日到达中共中央东北局所在地沈阳。该团里面的电影工作者田方、许珂,向东北局提出了接收“满映”的器材,以便将来为建立新中国电影事业所用的建议,得到批准。田方、许珂受东北局的派遣前来长春,到原“满映” 了解情况,开展工作,进行接管准备。
田方、许珂于1945年11月上旬来到长春。到长后,他们设法找到中共长春市委地下党员赵东黎(这时刘健民已去组建军队),向他说明意图,初步了解了原“满映”的情况。田方、许珂进入厂内,设法同各方面群众秘密接触,多方了解情况,同时向张辛实等进步职工宣传革命道理,讲述延安情况和解放区文艺情况。
田方、许珂在东北电影公司工作了大约3周左右,于1945年12月初离开长春,到东北民主联军外围部队,准备随部队再进长春。
在延安大批干部奔向东北解放区的时候,延安电影团也向其领导机关——八路军总政治部宣传部提出了到东北接收原“满映”的设备,建立电影生产基地的报告,这个报告很快得到批准。八路军总政治部决定结束延安电影团的活动,将其成员全部派往东北解放区,参加东北解放区的文化建设。钱筱璋作为延安电影团的先遣人员,同徐肖冰、侯波、张建珍等4人先期来东北。
钱筱璋、张建珍于1946年2月,到达中共中央东北局所在地抚顺(徐、侯2人因事滞留张家口),在这里同田方、许珂会合。当时袁牧之从苏联回国也赶到这里。东北局把他们几人组织起来,由袁牧之牵头,负责接收“满映”的设备器材。
田方、许珂和钱筱璋曾于1946年3月试图一起进入长春,因故未能成行。后许珂随新任中共长春市委书记石磊(曹瑛)进入,田方、钱筱璋因接头未成,未能进入,返回吉林市。许珂入长后到东北电影公司了解情况,不久又随石磊赶到梅河口向中共中央东北局宣传部做了汇报。
1946年4月14日,苏联红军撤离长春,国民党东北保安第二总队(伪满铁石部队)迅即接防长春。几天后,东北民主联军经过4天4夜激战,一举解放长春,田方、许珂、钱筱璋随军于4月16日进入东北电影公司。4月18日,舒群持东北民主联军司令周保中将军签署的命令,正式接管了原“满映”的设备器材。接收后,中共中央东北局任命舒群为东北电影公司总经理,张辛实为副总经理,袁牧之为顾问。
这时,国民党大批军队运抵东北,并大举进攻营口、本溪、四平等城市,内战局面已经形成。为适应形势变化,中共中央东北局决定将接收的器材运往后方,并动员部分职工一同前往。在舒群、袁牧之、田方、许珂、钱筱璋等人的组织和部队的协助下,于5月23日将电影厂迁往合江省的兴山市(今黑龙江省鹤岗市)。8月,陈波儿和由吴印咸带领的延安电影团40余人,经过3个多月的长途跋涉,也来到兴山。1946年10月1日,经中共中央东北局批准,将东•北电影公司改称东北电影制片厂,由舒群任厂长,张辛实任副厂长,袁牧之任顾问。不久,舒群奉调离厂,由袁牧之任厂长,吴印咸、张辛实任副厂长,田方任秘书长,陈波儿任党总支部书记兼管艺术工作,钱筱璋负责新闻纪录片工作。
东影在兴山创建时条件极为艰苦,不仅工作处于战争环境,而且设备简陋。当时是把一所日本小学校改建为洗印、录音、剪接等技术车间,将一所没有完工的电影院改建为摄影棚,将原来日本驻军的一所马棚改建为办公室和职工宿舍。东影最初就是利用这些简陋的设施,拍摄了一组大型纪录片《民主东北》(共17辑,总长度为23687米,共106本),拍摄了第一部木偶片《皇帝梦》、第一部动画片《瓮中捉鳖》、第一部科教片《预防鼠疫》、第一部短故事片《留下他打老蒋》和完成了第一部译制片《普通一兵》,为建立、发展新中国的电影事业做了有益的尝试。东影还在这里拍摄了第一部故事片《桥》,在故事片生产上迈出了新的步伐。
二、国民党领导的长春电影制片厂(“长制”)
1945年11月,著名电影演员、中共党员金山得知其姐夫潘公弼将作为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东北特派员,去东北接收文化设施。他把这个情况汇报给周恩来副主席,周恩来决定利用这个关系,派金山前去东北接收“满映”。金山做了近半年的准备,带领电影专业人员李畏、沈剡、杨霁明、官质斌、盛家伦等人,于1946年5月26日抵达长春,代表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接收了“满映”厂房及东北电影公司搬迁后留下的机器设备。同年10月,王紫东(即王拓,中共党员)、张楠,11月,张瑞芳(中共党员)、戴浩、刘纪元先后到达长春,参加了接收工作。
金山一行抵达长春后,广泛接触国民党军政首脑人物,先后同新一军军长孙立人、新六军军长廖耀湘、国民党吉林省主席梁华盛、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郑洞国等人结识。并通过举办舞会、观摩影片等活动,密切了同这些要人的关系,在政治上增强了保护色。与此同时,金山广泛接触电影界同仁,通过原在“满映”工作的进步人士,串联原“满映”的一些专业电影工作者,吸收了一些人参加电影工作。1946年7月7日召开了全体职员大会,宣布正式成立长春电影制片厂(简称“长制”),由金山任厂长,李畏任秘书主任。
“长制”建立后,金山还派人接收了伪宫内府乐队,成立了交响乐团。还接收了唱片厂和唱针厂,找到一些机器和唱片。
“长制”隶属于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东北特派员办公处领导,办公处设在沈阳。
金山到达东北之后,政治上受到很大压力,建立“长制”以后,经济上也遇到很大困难。他经过多方努力,通过向银行贷款和同国民党资源委员会签订代拍片合同,领取合同款等办法,筹集了一批资金。
1947年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李维果到长春视察,金山抓住这个时机,极力作李维果的工作,取得李维果的信任。金山向李维果提交了一份关于拍片所需资金的报告,得到批准。
1947年夏秋,东北民主联军围城攻势日紧,金山根据中共长春市委负责人徐慎传达周恩来的指示精神,组织“长制”人员分批向北平撤退。12月,金山带领李畏、官质斌、张楠、浦克、李林等首批离长,“长制”由王紫东负责组织撤离。1948年1月,王紫东又带领一批人员撤离长春去北平,“长制”由杨霁明负责。1948年2月,杨霁明撤至沈阳,安排搭乘空军飞机撤至北平事宜,“长制”事务由长春艺光影院主任汪小涵负责。1948年4月,汪小涵逃离长春,临行时,匆忙把一份“长制”物资清单交给艺光影院副主任李凤仪(东北电影公司未及撤走的人员),这时全厂所剩人员包括李凤仪在内,也不超过10人。当时长春无粮无电缺水,形势一天天恶化,当李凤仪想走而未走的时候,金山从北平来电任命李凤仪为“长制”留守处主任。李凤仪组织起仅有的几个人,分工保护电影厂和影院。在国民党军队要拆除摄影棚照明设施的紧要关头,李凤仪冒险经过三道哨卡,赶到电影厂,使摄影棚免遭破坏,直到1948年10月19日长春解放,东影派人接收该厂。
第三节 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
一、生产初期及50年代(1949—1960)
1948年10月19日,长春解放,10月20日,田方进入长春,接收了国民党长春电影制片厂留下的机器设备,还接收了长春市的几家电影院。并组织人修复厂房和宿舍,经过数月准备,东北电影制片厂于1949年4月初从兴山迁回长春。
东影在兴山时即开始拍摄故事片,迁回长春后拍摄条件改善,1949年完成故事片6部,1950年完成9部。在故事片生产刚开始的两年取得了可喜的成就。
东影这两年拍摄的影片,都是自己组织剧本,由厂长批准后投入拍摄的。从1951年起,文化部电影局决定,各电影制片厂拍摄的故事片,统由文化部电影局供给剧本并分配导演。为此,东影的编剧、导演以及演员都调到了文化部电影局,分别编入文化部电影局剧本创作所和艺术委员会。担负供给电影文学剧本任务的剧本创作所,在电影指导委员会①(电影指导委员会,全称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电影指导委员会,1950年7月11日成立,由文化部部长沈雁冰任主任委员,周扬、陆定一、钱俊瑞、江青等32人任委员,1952年结束活动。)提出的“写重大题材”的思想指导下,追求电影的史诗性,要求表现“国家气派”,并作出许多硬性规定,要求创作者在剧本中予以体现。如写抗美援朝的题材,要求表现出史诗规模,片中要出现中朝两国最高领导人和将领,要表现中朝两国人民的友谊、两国军队的团结,以及战争的战略思想等等。这些求大求全的要求,严重束缚了创作者的手脚,因此许多剧本都不能通过。东影得不到足够的剧本,基本处于“停工待料”的状态。有的剧本虽然分配到了制片厂,但因修改量过大,结果又被撤了下来。如1951年东影曾接受文化部电影局分配拍摄抗美援朝重点影片《为和平而战》,并决定由郭维任导演。东影接到任务后,组织了主要创作干部分4批去朝鲜深入生活,并选了演员。后因剧本修改过大,终未投入拍摄。这样,东影在1951 —1953年的3年时间里,仅完成影片6部。东影在创作生产陡起峰峦之后,出现了急剧的大滑坡,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历史教训。
电影创作生产这种沉闷以至大幅度滑坡的局面,引起了有关领导的重视。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胡乔木在1950年9月的一次会议上指出:“应根据人民对艺术作品的整个要求来指导电影艺术的创作”,艺术创作“不必有那些不必要的拘泥于事实的联想”,“不能要求作家写他不熟悉的事物,有的政策本身虽重要,但并不适于在艺术作品中得到全盘反映。”电影创作“应着重写人物”,“作品的取材应该有它的广泛性”,“军事影片的题材也应从多种角度来写”。
中央人民政府文教委员会副主任习仲勋在1953年3月一次讲话中也指出:“目前电影工作主要缺点就是成品太少”,这种缺点“电影工作者本身当然有责任,我个人想,在电影工作部门的领导者更有责任”,“对文艺工作的领导应该主要是靠思想领导,不是靠行政命令,发号施令。”对电影剧本的审查,既不能“压在那里不管”,也不能只“找些缺点进行批评”。“对文艺创作的领导也不能象工厂中的‘加工订货’ 一样”,“限定时间,‘按期交货’”。
文化部副部长周扬在1953年11月13日各故事片厂厂长会议讲话中说:过去我们“制片方针不明确”,对剧本“提出了一些过高的要求,要表现‘国家气派’,‘向苏联看齐’,‘都要大主题’,采取的是‘出题作文’的行政办法,这问题一定要解决。”
根据有关方面领导人这些讲话,文化部电影局对电影创作的指导思想作了某些调整,并向政务院提出了报告。1953年12月24日政务院第199次政务会议,根据文化部的报告作出了《关于加强电影制片工作的决定》。《决定》指出:“四年来,中国人民电影事业获得了重大的发展”,“但是,目前电影出品的数量和质量都还不能满足广大群众的需要。”为此“今后必须适应广大群众的需要,逐步提高影片的思想和艺术水平。同时努力增加电影出品的数量。在电影艺术创作上,一方面要反对粗制滥造的现象,另一方面又不可有脱离实际的、不适当的、过高的要求。影片的题材内容和表现形式应力求多样。” “在电影剧本创作的组织工作上,必须改变过去那种简单的行政领导的方法,应从积极方面帮助电影编剧作家提高思想和艺术水平,掌握电影艺术形式。”并强调了多方培养创作干部,组织各方面力量创作电影文学剧本。明确了剧本审查制度,由过去的电影指导委员会审查改为电影局审查初稿,报部批准。这个决定1954年1月12日在《人民日报》上公布,当天《人民日报》发表了《进一步发展人民电影事业》的社论。
对电影政策的这些调整,使电影创作生产的面貌很快发生了变化。在《决定》贯彻执行后,又改进了一些具体做法,如把集中于北京的导演、演员、编剧、编辑,先后下放到各厂,使创作人员接近了生活。作家协会和文化部电影局联合举办了电影剧作讲习会,讲授电影艺术知识,观摩苏联影片,提高了青年剧作家的素质,推动了电影剧本创作的发展。1954年12月,文化部电影局又作出决定,将剧本的审查权下放到各制片厂,电影局负责审查完成片。1954年,电影局副局长陈荒煤又提出了喜剧电影问题,强调了题材要开阔,形式要多样。这样,东影的创作生产从50年代初期的低落,逐渐走向了中期的发展。1956年毛泽东主席又提出了繁荣科学和文化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更有力地推动了长影电影创作的发展。1954年一1957年共拍摄故事片48部,这4年不仅影片数量逐渐增长,而且影片题材不断扩展,在革命历史题材方面,涌现出了《平原游击队》、《董存瑞》、《上甘岭》等优秀之作;在少数民族题材方面,拍摄了《神秘的旅伴》、《芦笙恋歌》、《边寨烽火》等质量较好的作品;惊险样式影片也得到发展,出现了象《虎穴追踪》、《寂静的山林》、《地下尖兵》等优秀影片。在这种新的形势下,还出现了讽刺喜剧影片《新局长到来之前》、《不拘小节的人》、《未完成的喜剧》及针砭时弊的影片《如此多情》、《青春的脚步》和《寻爱记》等。这些成就说明长影①(1955年2月,东北电影制片厂改称长春电影制片厂)的影片题材开始不断扩大,影片的样式正朝着多样化方向发展。这些变化是长影历史上前所未有的。
1957年下半年到1958年上半年开展了反对资产阶级右派的斗争。在这次斗争中,沙蒙、郭维、吕班、荏荪(导演)、王震之(编剧)、张国昌(作曲)、方化(演员)等29人被错误地划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剥夺了创作的权利。在1958年整党中,又有一些主要创作干部蒙受错误的批判和处理,这使长影的创作队伍受到很大的伤害。
1958年2月,文化部电影局在北京召开了全国制片生产促进会,要求电影工作者“鼓足干劲,急起直追,使电影事业相应地跃进,以配合支援社会主义建设,争取文化建设高潮的到来”。同年5月,文化部电影局又在长春召开了长春、北京、八一三厂创作思想跃进会,会上传达了康生4月间来长春看了长影一些影片后的讲话。康生在讲话中点名批判了《未完成的喜剧》、《青春的脚步》、《花好月圆》、《寻爱记》、《地下尖兵》、《牧人之子》等影片,说这些影片“歪曲了我们的现实生活”,是“资产阶级思想泛滥”的表现。并斥责长影是“头脑不知何处去,渣滓依旧笑东风。”会议根据康生讲话的调子,把《未完成的喜剧》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会议号召电影战线要“向社会主义建设来个大进军”,追求高速度、高指标。按照会议要求,长影推上来一批反映“大跃进”生活,特别是记录“大跃进”情况的影片,并采取了一些违背创作规律的错误作法,如提出“写中心,画中心,演中心”的口号,采取大字报的方式讨论剧本,用打擂办法确定生产数量和拍摄速度。人人可以干预创作,使艺术生产处于极不正常的状态,只求数量,不讲质量,致使粗制滥造的影片大量出现。1958年长影拍摄故事片31部,除少数如《党的女儿》、《画中人》、《花好月圆》、《红孩子》等影片质量较好以外,其它一些“跃进片”,或因直接图解政策,或因质量过于粗糙,而失去艺术生命力。1959年长影又开展了反右倾运动,运动中有的厂级干部和一些主要创作人员被批判,并结论为犯了“右倾机会主义性质”的错误。这些“左”的思想冲击,使长影的创作思想受到严重干扰,创作队伍再次受到伤害。
1959年,中央领导同志提出了电影生产“向国庆十周年献礼”的口号。在这个口号鼓舞下,长影的创作人员满腔热情地投入创作,他们凭着党的多年教育和长期革命实践而形成的政治和艺术的素养,极力摆脱“左”的思想干扰,努力把握文艺方向,创作出一批具有较高艺术水平的优秀影片,如《我们村里的年轻人》、《冰上姐妹》、《五朵金花》、《黄河飞渡》、《战火中的青春》等,由此形成了长影创作生产的第二个高峰。
二、60年代前半期(1961 —1965)
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加上当时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我国国民经济在1959到1961年发生严重困难。为扭转这种局面,中共中央于1961年1月提出了 “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根据这个方针,在文艺界和电影界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调整电影政策。1961年7月召开的全国故事片创作会议(新侨会议),总结了前个时期一些“左”的作法给电影事业带来的危害,会上提出的《关于加强电影艺术创作和生产领导的意见》(即《电影32条》),针对前个时期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新的指导思想。在这种形势下,长影对前3年一些“左”的作法进行了总结,广大创作干部较为充分地陈述了自己的意见。中共吉林省委调整了长影的领导班子,从而调动了长影创作人员的积极性,推动了创作的发展。1961 —1962年长影生产任务被压缩,生产影片较少,但这两年也还拍摄出了像《达吉和她的父亲》和《甲午风云》这样思想水平、艺术水平较高的影片。
1963年1月,中共上海市委主要负责人提出了一个“大写13年”的口号,把文艺题材局限于写建国后的短短13年。1963年上半年,文艺界开展了对鬼戏《李慧娘》和“有鬼无害论”的批判,紧接着又批判“时代精神汇合论”,12月又对瞿白音的《关于电影创新问题的独白》进行批判,使文艺界的空气紧张起来。1964年下半年,又开展了对“中间人物论”和“现实主义深化论”的批判,使人们预感到一场更大的风暴即将来临。1964年8月,对影片《北国江南》和《早春二月》在全国公开批判,拉开了电影界“文化大革命”的序幕。12月,《兵临城下》等10多部影片又被点名。一连串“左”的风浪不断袭来,使长影的电影创作陷入十分艰难的境地。
长影的电影工作者迎着“左”的风浪,努力把握文艺方向,尽力体现党和国家在调整政策中所表达出来的正确思想,从多方面开拓题材领域,大力提高影片质量,在1963—1965年又拍摄出一批像《自有后来人》、《冰山上的来客》、《满意不满意》、《英雄儿女》、《兵临城下》、《独立大队》和《女跳水队员》等优秀影片,使长影的创作生产在艰难中取得了新的进展。
三、“文化大革命” 10年(1966 —1976)
“文化大革命”,使长春电影事业从创作到生产以至干部队伍遭到全面破坏。运动中,长影过去拍摄的近200部故事片,几乎全部遭到批判,被斥责为有各种错误。按照《林彪委托江青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论调,长影在“省市文化系统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上,利用7个月的时间,批判了《纪要》中列举的8个具有代表性的“黑”论点,即“写真实”论、“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论、“现实主义深化”论、反“题材决定”论、“写中间人物”论、“时代精神汇合”论和所谓“离经叛道”论、“反火药味”论。还批判了某些人杜撰出来的“吉林特殊”论。这些批判颠倒是非,指鹿为马,搞乱了创作人员的思想,造成了很坏的后果。
运动中,长影的许多干部受到程度不同的批判斗争。特别是艺术干部,他们被诬为“黑线人物”、“黑帮”、“叛徒”、“牛鬼蛇神”、“反动权威”、“毒草专家”、“黑干将”等,被肆意迫害,近百人遭受肉体折磨,百分之四十的中层干部被戴上各种政治帽子。在1969年冬天,有521名干部被赶到农村“插队落户”,有的在农村长达6年之久。
从“文化大革命”开始到1970年,长影完全处于“停产闹革命”状态。1971年长影奉命拍摄革命样板戏《沙家浜》,翌年又拍摄了现代京剧《奇袭白虎团》,恢复了生产。1973年长影拍摄了彩色故事片《艳阳天》、《青松岭》、《战洪图》(后两部为重拍)。1974年编剧张天民、导演于彦夫等人顶着滚滚寒流,拍摄完成了反映大庆石油工人生活的影片《创业》。在凋零萧条的电影园地上,《创业》像一枝报春的红梅,傲霜斗雪,迎风绽放。
《创业》于1975年2月7日在全国各大城市放映,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和高度称赞。人们评价说:“影片以磅礴的气势,强烈的激情,昂扬的格调,高唱了一曲中国工人阶级创社会主义大业的志气歌。” 2月11日(春节),江青调看了《创业》,看后却大发雷霆说:“这个电影看了半天看不懂,很生气。”影片“政治上、艺术上都有严重错误”,并责问:“编导创作人员要把片子拉到真人真事上去”,“你们给什么人树碑立传?” 2月12日,文化组长于会泳等人作出3条决定:《创业》停印拷贝,停止向国外发行,停止宣传。这时姚文元组织批判文章,张春桥下令“把问题搞清楚”。2月19日,文化组派人来到长影,面告《创业》“有严重问题”。3月,江青同于会泳、浩亮等人,炮制了一个《对〈创业〉影片的意见》。4月3日,文化组通知《创业》摄制组主要成员及长影厂领导去京。4月5日,长影领导人苏云、编剧张天民、导演于彦夫等到京。文化组副组长刘庆棠抛出了《创业》的“十条罪状”,令去的人“学习领会”,“思想转弯”,交代“创作背景”。以后,文化组又派人来长影坐
阵,逼长影党委和摄制组写“自我批评”。
编剧张天民经过缜密思考,冒着坐牢的危险,于1975年7月18日给毛主席和邓小平同志写信,报告《创业》创作经过和广大工农兵群众对影片的欢迎,揭露了江青一伙扼杀《创业》的行径。毛主席于7月25日对张天民的信做了重要批示:“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不要求全责备。而且罪名有十条之多,太过分了,不利调整党内的文艺政策。”毛主席的批示,支持了广大电影工作者,保护了《创业》,粉碎了“四人帮”的阴谋活动。
四、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1977—1988)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之后,长影职工奋起揭发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罪行,从政治思想、文艺理论到艺术创作等各个方面,肃清他们的流毒和影响,大力进行拨乱反正。由于“四人帮”所鼓吹的“三突出”①(“三突出”,又称三突出原则,是“四人帮”制定的创作模式,即在所有人物中要突出正面人物; 在正面人物中要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要突出主要英雄人物。)的流毒影响较深,1977—1978年的创作还没有完全摆脱这种流毒的影响,影片的艺术质量平庸,创作生产处于徘徊状态。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长影在会议精神鼓舞下,解放思想,摆脱了“四人帮”反动理论的禁锢,1979年创作生产出现了繁荣的局面。就在创作生产从徘徊走向繁荣之时,文艺界出现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也反映到影片创作中来,1980年长影拍摄了影片《太阳和人》。
《太阳和人》,剧本名为《苦恋》,由白桦、彭宁共同创作,由彭宁执导。影片描写一位海外归来的画家,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种种非人待遇,为躲避追捕,逃亡苇荡,以生鱼果腹,以鼠粮为食,最后冻死在雪地里。影片通过人物对话,把知识分子对祖国的爱恋比喻成“单相思”。中央领导同志审看影片以后,指出影片有严重错误。1981年7月,邓小平同志在一次讲话中说:“无论作者的动机如何,看过以后,只能使人得出这样印象:共产党不好,社会主义制度不好。这样丑化社会主义制度,作者的党性哪里去了呢?”②(邓小平:《关于思想战线上的问题谈话》,见《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879页。)对《太阳和人》的批评,使长影提高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自觉性。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上来,我国实行了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的经济方针。农村和城市的经济体制改革,使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好局面。我国社会生活发生的这个新的变化,为电影创作提供了广阔的表现天地。长影的电影工作者以新的敏感,努力捕捉时代脉搏,从1982年开始,创作拍摄了一批反映“四化”建设中新的矛盾和新的人物的作品。这些作品有着强烈的时代精神,深入表现了人民群众的情绪、愿望和理想。这些作品塑造了新的历史时期的各方面的新的人物,通过这些人物,展示了新时期的社会风貌,反映了蓬勃发展的“四化”建设的进程。有的影片描写了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在平凡岗位上劳动,任劳任怨、克尽职守的普通人,如《人到中年》;有的影片反映了社会变革中新的矛盾、新的问题,展示了新人的思想境界,如《不该发生的故事》和《在被告后面》;有的影片反映城市改革中,勇于开拓、锐意革新者同因循守旧、思想僵化者的矛盾,如《花园街五号》。邓小平同志在全国四次文代会的祝辞中说:“我们的文艺,应当在描写和培养社会主义新人方面付出更大的努力,取得更丰硕的成果。要塑造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创业者,表现他们那种有革命理想和科学态度、有高尚情操和创造能力、有宽阔眼界和求实精神的崭新面貌。要通过这些新人的形象,来激发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推动他们从事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性创造活动。”长影在上述影片中所塑造的社会主义新人形象,表现了社会主义时代的真善美,热情讴歌了一代新人高尚的情操、淳美的心灵、宽阔的眼界和崇高的革命情怀,反映了我国新时期的崭新面貌。这些银幕上的新人形象,在现实社会生活中引起强烈的反响,对我国城乡的社会主义改革和精神文明建设起到了推动作用。
随着我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和思想解放运动的发展,我国电影工作者的思想也得到解放,他们不满足于过去传统的表现方法,开始在艺术上探求新的表现形式,尝试运用新的表现技巧。从1979年起中国影坛出现了一批带有新意的作品。在这种形势下,长影不断扩大题材领域,拓宽表现社会生活面,大胆探索新的表现形式,追求新的艺术风格,拍摄了《飞来的仙鹤》、《勿忘我》 (1982),《十六号病房》 (1983), 《黄山来的姑娘》 (1984)等影片。
1986年以后,中国电影界出现了观众日渐减少,拷贝数量连年下降的趋势,使电影生产处于困难境地。为适应电影市场新的需求,各电影制片厂争相拍摄武打、侦破、惊险等娱乐性较强的娱乐片。在这种形势下长影也转向拍摄娱乐片,在1986—1988年期间,长影在前些年很少拍摄的武打片大幅度上升,侦破、惊险样式的影片也有很大发展。与此同时,长影仍然注意反映改革中的现实生活,拍摄了反映当代生活,特别是当代青年生活的影片,如《城市假面舞会》、《嘿,哥儿们》,农村生活题材影片《田野又是青纱帐》,工业题材影片《解放》、《男儿要远行》等,反映了时代的主旋律。
知识出处
《长春市志》
本志以长影的历史行程和长春的电影活动为基本线索,上溯下延,记述了长春电影事业的渊源和演变。全书分九章,包括制片生产沿革、体制机构、人员、影片、影片发行放映、设备技术、队伍培训、对外交流、电影刊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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