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春图书馆

1957年4月，在区委、区人委办公室内各设一名秘书兼管信访工作，处理来信，接待来访。
  1965年4月成立了区委、区人委信访接待室。
  1973年10月，区委信访接待室恢复工作，改称区委、区革委会信访接待室，负责全区的信访工作。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根据中央有关指示和第二次、第三次全国信访工作会议精神，将原信访接待室改称信访办公室，加强了领导，充实了工作人员，同时成立了由区委副书记、区政府副区长分别担任正副组长的信访领导小组，审定信访工作中的重大问题。
  1979～1988年，先后召开了7次信访工作会议，贯彻了中央关于信访工作精神，通过了《关于信访工作中若干经济问题的处理意见》，表彰了城西、英俊、乐山、大南4个公社党委及公安分局、林业局、商业局、文化局等11个局委和29名先进信访工作者。其中，有7人被评为省级先进工作者。1980～1988年，郊区连续9年被评为省、市信访工作先进单位。
  来信来访 郊区委、区政府信访办公室自1965年4月成立以来，受理来信、来访经历了3个不同的历史阶段：
  第一阶段（1965年4月～1966年5月）
  这一阶段信访数量较多，1965年仅半年就受理了300多件（次）。这些来信来访主要反映1958年以来，由于“人民公社化”，“大跃进”，“瞎指挥”和一平二调“共产风”，干部群众在政治上所受迫害（“拨白旗”、受批判、精减下乡）；经济上受损失（个人财产被无偿平调、生活困难等）。
  第二阶段（1966年6月～1976年10月）
  这一阶段受理人民群众来信来访100件（次），主要是“四清”错划阶级成份问题，索还刮“共产风”时平调的财产，精简的职工问题，水库区移民返还家园问题以及检举“文化大革命”时期某些“造反派”借“造反”名义掠夺个人财产、打击好人、包庇坏人问题。
  第三阶段（1976年10月～1988年12月）
  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这12年，是郊区信访量最大，解决问题最多的时期，远自土改，近至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中的问题，都是一些政治敏感问题。
  12年中共受理信访总数达2万多件（次）。其中，1978年就受理3900件（次）。这一年在高峰时，1天就有上百件（次），其中，较多的是冤、假、错案，约占50％，其次是讨还“文化大革命”时期抄查财物和60年代被精减职工要求回城复工以及恢复商品粮问题、右派改正问题、错划阶级成份、下乡知识青年回城、招工等问题。
  办案1965年至1966年5月，郊区信访接待室成立初期，接待室的主要任务是接待、转办、催办。1973～1978年，为适应信访形势，信访办采取以转办、催办为主，自立自办少数案件为辅的方法，对中央、省、市交办的案件，采取自办或与各有关部门联办的方法，这期间共办结中央及省、市交办案24件，与有关部门联合办结“文化大革命”中错划阶级成份案203件，办结“文化大革命”中“平调”个人财物24件，退赔社员个人房屋410间。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由于信访案件猛增，群众要求紧迫，为减少群众徒劳和重复上访，区信访办实行向下交办、催办与自办、联合办案相结合的办法办案。1983年，区信访办公室共办结“文化大革命”中逼供信致死者家属申诉案205件，发出死亡结论书205份，发放死亡者补助费6万元；办结被抄家申诉案311件，补偿损失费5.3万元；为1400人补发非法关押损失款2.4万元（此款均由生产队负担），给22户地主、富农补偿“二次土改”分没财物价款3000元，在受理5491件来访中，为656人纠正历史遗留问题，其中，纠正错划阶级成份187户；为1.5万多名地富子女划改了阶级成份；纠正“文化大革命”中错案310件；为400户因割资本主义尾巴被处罚者补发赔款。
  1983年初，改革了几十年一贯守门待访的老习惯，采取主动出访，定时定点、巡回接待的办法，共出访150次，接待420人次，当场与公社商讨解决问题180件。至1988年，共办结来信1820件。
  附：典型案例
  一、郊区奋进公社唐家营子村温朝尊，男，55岁，中农出身。1956年任唐家营子村党支部书记，工作积极，曾获长春市模范党支部书记称号。1956年整党整社时被人诬告，经工作队批准升为地主成份，并将温定为混入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清除出党，开除公职（温当时系国家干部），管制劳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又遭“二次土改”，没收全部家产，被迫带领孩子老婆净身出户，投亲靠友，无正当职业。
  1980年，区信访办根据中央信访局交办意见，立案复查，经反复调查证实：该人1947年前，家有土地6垧，温当时年少在校读书，父母早亡，由两个出嫁姐姐主持，将部分土地出租。土改时依据政策规定，属于孤寡照顾对象，定为中农是正确的。温朝尊对此于1953年入党时已如实向组织作了交待。
  1980年冬，经区委复议认定，温朝尊一案纯属错案，决定恢复其党籍，恢复其公职。
  二、1979年10月的一个傍晚，奋进公社邱家大队社员郑本荣赶着生产队拣粪车，从长春市内回家，行至铁北长春四中门前时，遇车祸人亡。肇事汽车逃之夭夭，生产队得知后，当即通知家属赶到现场，郑妻见丈夫已死，精神分裂，4个孤儿不得温饱。其出嫁的姐姐带领4个弟弟到处上访，多次拦截领导车辆，演讲于省、市委门前。
  区信访办公室多次去郑家看望，研究解决办法，经协调，暂将4个孤儿安置在城西公社敬老院，后经省信访办协调，肇事车主单位长岭县农机公司承担1万元扶养费，信访办又报请市委批准，将4个孤儿改吃商品粮，求助吉林省孤儿学校收养。
  三、张丹、柳玉芹、刘岩、马香兰、葛秀芳5名女知识青年，都是1968年由城镇下放到农村的，他们都先后与农民结婚，均落户在兴隆山公社境内，生活贫困。
  1982年，张丹等5名女知识青年安排在兴隆山百花园饭店工作。后来，被无故辞退，家庭生活陷入困境，曾多次上访。为了解决好她们的问题，常务副区长于德满带领区信访办、劳动局的有关人员“三下兴隆山”。5名女知识青年在区政府的支持下，另起炉灶。经过一番努力，兴办了迎春饭店。到1988年末，饭店有固定资产2万元，流动资金5000元，营业面积100平方米，每人纯收入在万元以上。
  四、“文化大革命”初期，兰家公社六马架大队民兵营长兼“红卫兵司令”徐士平早就对社员蒋振国的四只金镯子垂涎三尺，这年7月，他带领一群学生闯入蒋家，强迫交出私有的四只金镯（225克）。蒋因自己有历史问题，不敢违抗。
  1979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蒋振国多次到大队找徐士平讨还金镯，徐百般推拖，拒不归还，蒋被迫多次到省、市领导机关上访。1980年，区信访办正式立案与法院联合查办，终于查清了此案真相。然而徐一方面抵赖，一方面私自托人去蒋家说情，愿将自家一口母猪许给蒋，作为平息上访的条件，蒋不答应，再次上访，区信访办与区检察院相配合，将徐依法拘捕，3个月后，徐终于在人证、物证面前交出了隐藏10年的4只金镯。金镯终于“物归原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