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春图书馆

1951年3月28日，成立长春县民政科。1952年市县合并，民政事务由市民政局管理。1957年成立郊区人民委员会设民政科。“文化大革命”期间，民政事务由区生产指挥部负责。1973年设民事组，1974年，改称民政科。1982年改称民政局。
  第一节 基层选举
  新中国建立后，人民是国家的主人，直接选举自己的代表参与管理国家大事。自1951年至1980年（区人民代表大会设常务委员会前），依照中央人民政府1953年2月11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通过民主协商和人口调查，划分选区，选民登记，审查选民资格，发选民证，推荐代表候选人，投票选举等程序，先后选举了七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1980年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以后，各届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换届选举工作，均由区人大常委会直接承担。
  第二节 优抚
  1947～1952年，在解放区普遍开展拥军优属活动。据统计，群众慰问前线猪肉11522公斤，粉条1414公斤，大米7932公斤，干菜29142公斤，鸡蛋3440个，白面760公斤，现款东北地方流通券3496.53万元，军鞋1469双。慰问军烈属粮食272199公斤，对3719户军烈属包耕土地共3459公顷，占军烈属土地的65％，交公粮4018吨，交马草954吨。安置荣军155名、病员109名、复员军人163名。
  1957年以来，每逢春节和“八·一”建军节，都举行拥军优属活动。区、乡两级领导都到驻区部队进行慰问并征求意见，召开军民联欢会。各乡（镇）组织群众和学生给军烈属、残疾、复员、退伍军人打扫庭院，拆洗被褥，贴春联，送年画，挂光荣灯，送慰问品，给部队战士写慰问信，区还召开军烈属、荣、复、退军人代表大会。仅1979年一年，全区给部队送慰问品23282件，写慰问信232封，帮助部队种地出人工65人次。为军、烈属、荣、复、退、转军人建914间新房。1986年，组织各级干部近200名，走访军、烈属860户，并帮助他们解决住房和生活用款10万元，为优抚对象做好事3500件。大屯镇迎新大队为参加对越反击战部队战士家属出20付犁杖，种地两天，出车21台次，送粪5公顷；为军、烈属送药、送粮、送煤、做零活共2309人次。1987年春节前夕，全区组织4个慰问团对驻区部队进行慰问，同时慰问了农林乡和大屯镇4户老山前线战士家属和部分烈、军属、残废军人、复员军人。1988年春节前走访了老山前线战士家属，每户救济200元帮助安排生活。
  1950年，根据农民自营土地的情况，民政部门按照牺牲、病故、革命军人（包括革命残废军人和革命干部）的职级发给一次抚恤粮。1954年对牺牲、病故、革命军人（包括革命残废军人）和革命干部的抚恤，按职级由抚恤粮改为抚恤金。病故人员家属的抚恤，都由民政部门按照中央规定，区别不同情况，给予一次抚恤。1986年对10个乡（镇）牺牲、病故64名革命军人家属进行一次性抚恤12308元。1988年，抚恤66人，金额为20015元。
  第三节 复员退伍军人安置
  1976年以前，复员、退伍军人接收安置工作由市安置办公室负责。1977年，区民政局开始负责接收安置工作。1981年，郊区成立接收安置复员退伍军人办公室，到1985年全区共接收安置退伍军人3924名。家居城镇吃商品粮的安排在厂矿企业，计810名，回农村参加生产的3114名。
  1986年接收退伍军人271人，其中，吃商品粮的139人，安排在厂矿企业，其余132人返乡务农。1987年接收退伍军人157人，吃商品粮的98人，安置在厂矿企业，其余59名返乡务农。1988年，接收退伍军人174人，其中吃商品粮的103人，安置到厂矿企业，其余71名返乡务农。此外，对2名带病回乡，3名中途退役的均作了适当安置。
  第四节 社会福利
  扶持盲、聋、哑人就业，使之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盲、聋、哑人的安置 1982年，全区有盲、聋、哑人651人，其中，盲人172人，聋哑人479人。1983年，由区民政局投资，兴隆山镇政府主办福利印刷厂，安排17名聋、哑人就业。1984年区盲协协助大屯镇办起了福利厂安置12名盲人就业。另外，还安排在民政局木器厂、砖厂盲聋哑人18人。
  孤、老、病、残人的抚恤 70年代对孤、老、病、残人实行定期定量补助。嗣后，根据民政部和财政部《关于改进优抚对象定期定量补助工作的规定》的通知精神，郊区对孤、老、病、残人的补助也相应地进行改革。
  第五节 社会救济
  灾害救济 1957年至1988年的31年中，郊区多次遭受虫、旱、风、雹、水等灾害，造成很大的经济损失。1976、1982、1983、1984、1985年这5个年度，全区受灾总面积55354公顷，成灾面积达4339公顷。受灾户数7738户，受灾人口29865人次，毁坏房屋6520间，损失粮食14.4万公斤，冲走、淹死家禽21万只。
  国家在这5年中，共拨款101.5万元，先后为灾民修建房屋6529间。其中，新建房屋987间，维修房屋5542间。帮助解决6838户，28365人的口粮189465公斤；为灾民解决种子5750公斤，买化肥13200公斤；为1826户，8017人治病并买了换季衣服，使灾民在吃、穿、住、医等方面基本上得到保障。
  社会“五保” “五保”是指丧失劳动能力，无人直接奉养的老人，由乡、村保吃、保穿、保住、保医、保葬。五保老人分两部分供养：一部分分散在各自然屯供养；一部分人入敬老院，用集体经费供养。
  社会分散供养1966年以前，郊区“五保”老人每年按人头以非劳力标准领回口粮，烧柴由生产队供给。人均生活水平约100元左右。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五保老人的生活水平也相应得到改善。1982年贯彻落实了中共中央[1982]1号《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精神，按照省民政厅对农村五保户进行普查登记发证的有关规定和要求，对各乡（镇）所有的五保老人进行一次普查登记。全区共有五保户1340户，占全区总户数的1.7％％，五保人数1675人，占总人口数的0.43％。其中有290户296名老人入敬老院，有1050户1379名老人分散在各村、屯供养。1982年以后，普遍从优落实了供给，经乡（镇）批准，每户发了“农村‘五保’供给证”，将供给项目、数量填在证内，分配时如数兑现。1984年春，经区政府研究决定，分散五保老人每人每年生活费标准200元。1985年，又经区政府决定，分散五保老人的生活费由乡（镇）统筹，分级管理，生活费标准250元。同年，各乡（镇）以共青团、民兵和妇女等组成了五保老人服务组103个，有160人参加，为老人拾柴、挑水、扫院子、拆洗被褥、理发等做好事400件。
  1986年，全区10个乡（镇）普遍成立了“五保”，服务中心站，村建立“五保”服务中心，屯建立“五保”服务组，为分散的五保老人服务。各乡（镇）共配备13名专职人员。中心站成立后，对五保老人进行普遍调查摸底，给老人体检，建立档案。1987年，全区共有服务组386个，普遍实行了供、保、包合同制，使五保工作收到明显成效。服务中心站专职人员每年普遍对分散五保老人进行2～3次走访。当年各乡（镇）把五保老人的经费都转入储金会，按季、按人、按标准及时发放使用，保证了老人的吃、穿、住、医等。
  集中供养1958年大办人民公社时，在大屯、兴隆山、城西、净月4个人民公社建立敬老院。除城西公社敬老院是土坯房外，其余的敬老院均属砖瓦结构房屋。老人在吃、住、穿等各方面条件比较好。1965年，永春、兰家、合心、大南、乐山5个公社先后建起了敬老院。
  1961年，各公社、大队的经济条件比较困难，老人的生活水平下降，仅能解决温饱问题。
  1966～1976年“文化大革命”期间，敬老院的工作仍然处于维持现状，没有大的进展。
  1978～1985年，大屯、永春、大南、乐山、兰家、合心、三道、农林，兴隆山、新立城等公社先后新建和改建了敬老院，达到一社一院。
  1984年敬老院办起小农场、小饲养场、小工厂、小菜园，年底全区10个敬老院，工、副业生产总产值3.5万元。三道镇敬老院自力更生办起了耐火材料厂，年收入达1万元。兴隆山镇敬老院除办了服装、石油化工厂外，还办了一个养鸡场，年收入0.4万元。收入增多了，老人生活水平提高了，生活标准全区普遍达到每人300元以上。
  1985年，全区有10个敬老院，入院262名老人，有砖瓦结构房屋285间，马车8台，汽车1台，拖拉机1台，土地27公顷，人均0.1公顷。院院都办起小农场、小饲养场、小工厂、小菜园。其中小工厂就办了14个，年总产值60.15万元，年利润6.5万元，平均每位老人收入248元，提高了老人的生活水平，生活费由原来的400元提高到650元，有的提高到800元。
  1986年，全区筹集资金40万元，新建房屋30间，改建45间，维修140间，修围墙1500延长米。农林乡自筹资金15万元，新建一栋房屋。兴隆山镇动员社会力量，广筹资金，重建1280平方米的敬老院。乐山镇又积极筹集资金，为敬老院新建房屋710平方米，修院墙300延长米。
  第六节 扶贫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对生活有困难的鳏、寡、孤、独、残和因遭灾、疾病、死亡等造成的贫困户，采取缺穿给衣，缺吃给粮的办法进行保障性救济。民政部门每年都发放救济款、棉衣、棉被、棉布、棉花、布票、粮票。
  1980～1982年，区委和区政府先后在西新、农林和乐山3个公社进行两次扶贫试点，1983年全面铺开，截至1985年底，全区共扶持了6096户（次）贫困户。脱贫标准以年人均收入300元钱为限，脱贫户数为4573户，占被扶持的6096户的75％，此期间，用于扶贫的借款共2125960元，其中，农行贷款1363650元，财政借款318020元，民政借款283790元，群众自筹款（含乡直企事业）160500元。通过扶持，使贫困户在经济上程度不同地发生了变化，并有部分贫困户发展成为专业户、科技户、文明户。1984年，农行、财政、民政和群众自筹资金585460元，扶持了2070户。被扶持户中，有42户成为重点户；有46户成为专业户；有33户成为科技户；有55户成为文明户，占当年全区“四户”总数的8％。在扶持项日上，采取了多种形式，如：扶持发展小菜园、小瓜园、养鸡、养鸭、养猪、养牛和引导他们办小工厂、小商店、小饭店、搞运输等十几个项目。1985年，扶贫工作采取了一些新形式、新办法，取得了一些新成果。一是大力兴办各种形式的双扶经济实体。由民政部门资助与乡（镇）合办，由乡（镇）自筹资金，自出厂房，和以敬老院为依托办厂等渠道办起化工、服装、烟花等16个双扶经济实体，安排159名三扶对象进厂做工。年产值102万元，利润达12.66万元。民政部门提取4.5万元，其中2万元用于双扶经济实体周转资金，占民政当年投放双扶资金总额的25％。用2.5万元提高、改善敬老院和分散五保老人的生活水平。永春乡以敬老院为依托，办起了一个玻璃仪器厂，吸收了20多名三扶对象进厂做工，生活有了保障。二是发动乡（镇）企业和乡（镇）直属单位扶贫。全区有65个乡（镇）企业和15个乡（镇）直属单位筹集资金215万元，扶持了122户。三是发展各种形式的经济联合体，办起“干联贫、富联贫、贫联贫”的小饭店、小百货、小建材门市部、小修理部、小水泥制品厂、红砖厂等51个联合体，联合三扶对象217户。四是富户帮穷户，全区有养鸡、养免、养牛、运输、建筑、果园、蔬菜和种粮等103户富裕户或专业户包了113户贫困户，结成了帮带关系。在资金来源上，除依靠农行、信贷、财政、民政和乡（镇）企事业筹集资金外，区各部、委、办、局筹集资金近万元，各乡（镇）均成立了群众性的互助基金会，筹集金额3.6万元。由于资金筹集渠道增多，使双扶资金随之增多。资金总额比1984年增加10％，户均扶持款达500元以上。
  1986～1988年的扶贫工作，充分发动了社会力量，广泛筹集扶贫资金，共筹集4815772元。其中农行3536356元，财政57.99万元，民政245090元，储金会35万元，自筹104226元，共扶持8841户，其中，1986年全区共扶持3270户。其中，老贫困户2200户，上年因受灾新发生贫困户1070户。有2690户脱贫，占扶持总户的82％。1987年共落实扶贫对象3148户，老贫困户1565户，因上年受灾新发生的贫困户1583户，扶贫户中优抚对象248户，采取3种形式进行扶贫：一是兴办经济实体；二是开展“一帮一、一对富、富户帮穷户”的活动。亲属、邻居、富裕户与贫困户结成对子，帮助致富，共走富裕路；三是组织助耕队和包户组，全区由共青团、妇联、民兵组织的助耕队包户组327个，有1400名团员、青年、民兵和妇女参加，共包2327户，义务出工1200个，畜力412头（次），帮助种地181公顷。1988年，重点扶持贫困户发展养殖业、种植业、加工业、服务业，全区2423户贫困户，到年末有2021户脱贫，占当年扶持户的83％。
  第七节 婚姻登记
  1950年，国家颁布婚姻法，废除包办、买卖的封建婚姻制度，男女平等，婚姻自主，结婚年龄，均有规定，即男不得早于20周岁，女不得早于18周岁。男女双方同意，即可到政府办理结婚登记手续，成为合法夫妻。
  1950年，全区办理结婚登记2918对，离婚139对，复婚34对。1958年办理结婚登记2743对，离婚151对，复婚38对。进入60年代，对办理结婚登记的发放结婚证书，同时根据计划生育工作要求，提倡晚婚。1961年办理结婚登记2858对，离婚163对，复婚53对。
  “文化大革命”期间，婚姻登记工作受到冲击，管理混乱，早婚和非法结婚现象严重。
  1981年，国家修改了婚姻法，规定结婚年龄：男不早于22周岁，女不早于20周岁。还规定：直系血亲和三代以内的旁系血亲，患麻疯病未治愈及其他在医学上认为不应结婚的患者，均禁止结婚，进一步加强了晚婚晚育、优生优育的宣传教育。
  办理结婚登记，必须遵照婚姻法的规定进行。要求男女双方必须亲自前往，交验身份证和身体检查证，并交两张合影照片，方可发给结婚证书。
  1984年，全区办理结婚登记2527对，离婚134对，复婚20对。1988年，全区办理结婚登记2621对，离婚157对，复婚19对。
  第八节 信访
  1957年4月，在区委、区人委办公室内各设一名秘书兼管信访工作，处理来信，接待来访。
  1965年4月成立了区委、区人委信访接待室。
  1973年10月，区委信访接待室恢复工作，改称区委、区革委会信访接待室，负责全区的信访工作。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根据中央有关指示和第二次、第三次全国信访工作会议精神，将原信访接待室改称信访办公室，加强了领导，充实了工作人员，同时成立了由区委副书记、区政府副区长分别担任正副组长的信访领导小组，审定信访工作中的重大问题。
  1979～1988年，先后召开了7次信访工作会议，贯彻了中央关于信访工作精神，通过了《关于信访工作中若干经济问题的处理意见》，表彰了城西、英俊、乐山、大南4个公社党委及公安分局、林业局、商业局、文化局等11个局委和29名先进信访工作者。其中，有7人被评为省级先进工作者。1980～1988年，郊区连续9年被评为省、市信访工作先进单位。
  来信来访 郊区委、区政府信访办公室自1965年4月成立以来，受理来信、来访经历了3个不同的历史阶段：
  第一阶段（1965年4月～1966年5月）
  这一阶段信访数量较多，1965年仅半年就受理了300多件（次）。这些来信来访主要反映1958年以来，由于“人民公社化”，“大跃进”，“瞎指挥”和一平二调“共产风”，干部群众在政治上所受迫害（“拨白旗”、受批判、精减下乡）；经济上受损失（个人财产被无偿平调、生活困难等）。
  第二阶段（1966年6月～1976年10月）
  这一阶段受理人民群众来信来访100件（次），主要是“四清”错划阶级成份问题，索还刮“共产风”时平调的财产，精简的职工问题，水库区移民返还家园问题以及检举“文化大革命”时期某些“造反派”借“造反”名义掠夺个人财产、打击好人、包庇坏人问题。
  第三阶段（1976年10月～1988年12月）
  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这12年，是郊区信访量最大，解决问题最多的时期，远自土改，近至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中的问题，都是一些政治敏感问题。
  12年中共受理信访总数达2万多件（次）。其中，1978年就受理3900件（次）。这一年在高峰时，1天就有上百件（次），其中，较多的是冤、假、错案，约占50％，其次是讨还“文化大革命”时期抄查财物和60年代被精减职工要求回城复工以及恢复商品粮问题、右派改正问题、错划阶级成份、下乡知识青年回城、招工等问题。
  办案1965年至1966年5月，郊区信访接待室成立初期，接待室的主要任务是接待、转办、催办。1973～1978年，为适应信访形势，信访办采取以转办、催办为主，自立自办少数案件为辅的方法，对中央、省、市交办的案件，采取自办或与各有关部门联办的方法，这期间共办结中央及省、市交办案24件，与有关部门联合办结“文化大革命”中错划阶级成份案203件，办结“文化大革命”中“平调”个人财物24件，退赔社员个人房屋410间。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由于信访案件猛增，群众要求紧迫，为减少群众徒劳和重复上访，区信访办实行向下交办、催办与自办、联合办案相结合的办法办案。1983年，区信访办公室共办结“文化大革命”中逼供信致死者家属申诉案205件，发出死亡结论书205份，发放死亡者补助费6万元；办结被抄家申诉案311件，补偿损失费5.3万元；为1400人补发非法关押损失款2.4万元（此款均由生产队负担），给22户地主、富农补偿“二次土改”分没财物价款3000元，在受理5491件来访中，为656人纠正历史遗留问题，其中，纠正错划阶级成份187户；为1.5万多名地富子女划改了阶级成份；纠正“文化大革命”中错案310件；为400户因割资本主义尾巴被处罚者补发赔款。
  1983年初，改革了几十年一贯守门待访的老习惯，采取主动出访，定时定点、巡回接待的办法，共出访150次，接待420人次，当场与公社商讨解决问题180件。至1988年，共办结来信1820件。
  附：典型案例
  一、郊区奋进公社唐家营子村温朝尊，男，55岁，中农出身。1956年任唐家营子村党支部书记，工作积极，曾获长春市模范党支部书记称号。1956年整党整社时被人诬告，经工作队批准升为地主成份，并将温定为混入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清除出党，开除公职（温当时系国家干部），管制劳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又遭“二次土改”，没收全部家产，被迫带领孩子老婆净身出户，投亲靠友，无正当职业。
  1980年，区信访办根据中央信访局交办意见，立案复查，经反复调查证实：该人1947年前，家有土地6垧，温当时年少在校读书，父母早亡，由两个出嫁姐姐主持，将部分土地出租。土改时依据政策规定，属于孤寡照顾对象，定为中农是正确的。温朝尊对此于1953年入党时已如实向组织作了交待。
  1980年冬，经区委复议认定，温朝尊一案纯属错案，决定恢复其党籍，恢复其公职。
  二、1979年10月的一个傍晚，奋进公社邱家大队社员郑本荣赶着生产队拣粪车，从长春市内回家，行至铁北长春四中门前时，遇车祸人亡。肇事汽车逃之夭夭，生产队得知后，当即通知家属赶到现场，郑妻见丈夫已死，精神分裂，4个孤儿不得温饱。其出嫁的姐姐带领4个弟弟到处上访，多次拦截领导车辆，演讲于省、市委门前。
  区信访办公室多次去郑家看望，研究解决办法，经协调，暂将4个孤儿安置在城西公社敬老院，后经省信访办协调，肇事车主单位长岭县农机公司承担1万元扶养费，信访办又报请市委批准，将4个孤儿改吃商品粮，求助吉林省孤儿学校收养。
  三、张丹、柳玉芹、刘岩、马香兰、葛秀芳5名女知识青年，都是1968年由城镇下放到农村的，他们都先后与农民结婚，均落户在兴隆山公社境内，生活贫困。
  1982年，张丹等5名女知识青年安排在兴隆山百花园饭店工作。后来，被无故辞退，家庭生活陷入困境，曾多次上访。为了解决好她们的问题，常务副区长于德满带领区信访办、劳动局的有关人员“三下兴隆山”。5名女知识青年在区政府的支持下，另起炉灶。经过一番努力，兴办了迎春饭店。到1988年末，饭店有固定资产2万元，流动资金5000元，营业面积100平方米，每人纯收入在万元以上。
  四、“文化大革命”初期，兰家公社六马架大队民兵营长兼“红卫兵司令”徐士平早就对社员蒋振国的四只金镯子垂涎三尺，这年7月，他带领一群学生闯入蒋家，强迫交出私有的四只金镯（225克）。蒋因自己有历史问题，不敢违抗。
  1979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蒋振国多次到大队找徐士平讨还金镯，徐百般推拖，拒不归还，蒋被迫多次到省、市领导机关上访。1980年，区信访办正式立案与法院联合查办，终于查清了此案真相。然而徐一方面抵赖，一方面私自托人去蒋家说情，愿将自家一口母猪许给蒋，作为平息上访的条件，蒋不答应，再次上访，区信访办与区检察院相配合，将徐依法拘捕，3个月后，徐终于在人证、物证面前交出了隐藏10年的4只金镯。金镯终于“物归原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