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春图书馆

1958年5月，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向全党和全国人民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8月，中共中央北戴河会议又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人民日报》发表了毛主席“还是办人民公社好”的号召。中共吉林省委向全省发出建立人民公社的指示。郊区首先在小河台乡进行试点，同年8月24日建起了第一个人民公社——红旗人民公社（后改为净月人民公社）。全社共有3365户，16700人，4800公顷耕地。事隔24天，又先后在兴隆山建起卫星人民公社，在大屯建起跃进人民公社，在城西建起黎明人民公社。共有88个管理区，1143个生产队，36000户，占总农户的98％。1958年9月17日全区实现了人民公社化。
  人民公社是工、农、商、学、兵五位一体，农、林、牧、副、渔综合经营，政社合一的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组织。土地、车、马、农机具、公共建筑、水利设施、公积金、公益金等都归公社所有。公社内管理区之间抽肥补瘦，土地、车、马、农机具大体拉平。管理区内生产队之间也基本平衡。实行公社、管理区、生产队三级管理，管理区为核算单位。社员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按工分计酬。
  在“大跃进”中建立的人民公社，一建立就搞起了“三化”，出现了“五风”。
  “三化”是：组织军事化，生活集体化，生产战斗化。在人民公社、管理区、生产队、组建民兵师、团、营、连、排、班。搞全民皆兵，大兵团作战，人海战术，劳武结合。按着年龄、性别组成什么“罗成队”、“穆桂英连”、“老黄忠队”。上工听敲钟，干活听命令，出工、收工列队走。外出要请假，食宿在“兵营”。
  大办食堂、托儿所、幼儿园，全区四个人民公社共办食堂734个，有30117户，15万多人在大食堂就餐。托儿所、幼儿园765所，群众怕归大堆，三天就杀猪700多头，杀鸡3300多只，造成了人财物极大的损失浪费。
  “五风”是：“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风”、“强迫命令风”、“干部特殊化风”。一平二调“共产风”刮起之后有260多个单位平调农村土地4690公顷，大车303辆。牲畜1242匹，劳动力521个，房屋2718间，粮食125000余公斤，都是无偿的占用，折合人民币567万元，全区人均承担32元。说假话、大话、空话、浮夸成风。计划高指标，层层加码，不从实际出发，在“人定胜天”的口号下提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苦干两三年，战胜大自然”，“一年实现纲要指标，一年实现绿化、卫生化，二年实现水利化、化肥化、文化化，三年实现机械化、电气化，一年实现一人一头猪”。郊区4个国营农场要各建一个万头猪，10万只鸡的饲养场。各人民公社要建一个5000头猪，5万只鸡的饲养场，管理区要各建1个5000头猪，万只鸡的饲养场，生产队要各建1个300头猪，千只鸡的饲养场的高指标。
  生产瞎指挥成风。1958年夏季，全区发生百年不遇的大旱，持续两个多月没有下雨，区委号召打井抗旱，队队组织打井队。不论岗地、洼地，地下水贫富，遍地打井。兴隆山公社，一昼夜打井300多眼，挖两锹就算一眼井，不管有水无水都算井，全区一夜打井一万眼，提出要为13万眼井奋斗。兴隆山工农友谊管理区，打井60多眼基本无水，全部报废。同年秋季大搞深翻地，庄稼没拉完，就号召大搞深翻地，组织大兵团作战，有的把粮食翻到了地里，有的地块深翻三尺作样板，召开现场会议，推广所谓的深翻地经验，打乱了土层，破坏了土壤结构，造成极大损失。
  强迫命令成风。领导机关指挥生产一律化、一刀切。号召“挑灯夜战”，谁不听指挥就“拔白旗”。
  干部特殊化也一时成风。少数干部借职权之便，多吃多占，不参加集体生产或少劳动也同社员记一样的工分。
  群众反映：“五风”把“生产秩序刮乱了，把社员思想刮散了，把群众劲头刮没了，把党的威信刮低了，把共产主义标准刮偏了”。
  “三化”、“五风”的人祸，加上自然灾害，从1959～1961年出现了3年国民经济困难时期。1960年，购了过头粮，人均口粮标准低到180公斤。出现了人缺口粮，牲畜缺草料，生产缺资金，群众以瓜、菜代替粮食。
  1959年2月17日～3月5日，中共中央在郑州举行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即郑州会议），解决人民公社的所有制和纠正“共产风”问题。中共郊区委认真贯彻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精神，纠正人民公社运动中出现的“一平二调三收款”问题。到1960年春，“五风”问题得到纠正，开始恢复“小自由”，社员在不妨碍集体劳动的条件下。可以经营一些家庭小副业。如喂养一、两头猪或一、两只羊和鸡、鸭、鹅、兔等。社员房前屋后的小块空地集体不能经营的，可以由本户种植。但自留地仍全部归公社。
  同年秋季，贯彻中共中央八届八中全会（庐山会议）精神，揭发批判右倾机会主义思想，冬季开展了整党整社运动。为了摸索农村人民公社，由管理区为基本核算单位，向以公社为基本核算单位过渡的经验。在净月人民公社进行试点。因急于创造过渡的条件，又无偿地调用劳动力、拖拉机、大车和物资，大搞“花果山”、“温室宫”、“凤凰岭”、“鸭子湾”、“养猪城”等项工程，“一平二调”的“共产风”又有抬头。其它公社也相继搞起了养猪十、百、千，养鸡百、千、万的饲养场。结果有场无猪、鸡，劳民伤财，严重挫伤了社员的生产积极性。
  1961年春，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即十二条）。对平调管理区生产队和社员的土地、劳动力和其它物品全部退赔。相继解散了大食堂、托儿所、幼儿园，停办了大多数集体养猪场、养鸡场、实行公养私养并举。重新分给社员自留地，社员在不影响集体劳动的条件下，可以经营自留地、小片荒、饲养畜禽和其它家庭副业。
  1961年冬，在兴隆山人民公社工农友谊大队，进行贯彻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和《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的试点。1962年1月全面铺开，到二月底结束。全区所有农村人民公社都实行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基本核算单位由大队改为生产队。
  “文化大革命”期间，农业学大寨运动推向高潮，强制推行大寨式“死分活评”、“自报公议”的评分方法，违背了按劳分配的原则；割资本主义尾巴，取消社员自留地，限制社员家庭副业和劳动力外流，关闭农贸市场；批判“三自一包”、“四大自由”，出现了增产不增收，分配不兑现等作法，严重地挫伤了社员劳动积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