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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一带，清初时为蒙古游牧之地。随后，大批关内民人不断流入，昔日的游牧草原变成了民人的聚居区，人口大量增长。到宣统元年（1909年）时，长春府人口达到734742人。宣统二年（1910年），由于将怀惠乡全部和沐德乡的四、五、六、七甲划出，长春府总人口减少到547343人，其中男性325774人，女性221569人，男女比例为147.03∶100。
东北沦陷时期，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百姓流离失所，生灵涂炭。人口是高出生、高死亡，增长缓慢，甚至出现减少的趋势。1933年长春县总人口465170人，1936年总人口464004人，减少了1166人，平均每年减少389人。1946年，长春县总人口536710人，男性296032人，女性24.678人，男女比例为123∶100。
解放后，百姓安居乐业，生活改善，人口自然增长率逐年上升。1963年人口增长率达到39.06％，直到1971年，人口迅猛增长，由1957年的183994人增长到349636人，增长了90.03％，男女比例为100.7∶100。
1978年，提倡“一对夫妇生育子女，最好一个，最多两个”。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五届一次会议把计划生育列入宪法，进入法制化阶段。人口自然增长率逐渐下降，由1971年的23.26‰，下降到1985年的4.96‰，人口进入了计划发展时期。但由于封建残余思想的影响，重男轻女思想有所抬头，遗弃女婴现象时有发生。1988年，全区总人口248726人，男性127715人，女性121011人，男女比例为105.5：100。
第一章 人口
第一节 人口渊源及演变
考古调查发现，新石器时代长春一带就有人类居住。大量的遗迹遗物表明，公元前五六百年至公元二百年间（春秋战国至西汉时期），在中原汉族先进生产技术和物质文化的影响下，经济、文化有了很大的发展，人口也随之增加。公元907—1234年，即辽金时代，经济文化明显发展，人口显著增多。
清初，长春属蒙古游牧之地，这一带人口大减。此后，人口又逐年增加。增加原因除自然增长外，主要为人口大量迁入所致。当时，常有关内民人流寓此地，在这里开荒种田，繁衍生息。清政府曾采取措施严禁汉族及其他民族进入，但仍有大量民人源源流入，人口渐增。清乾隆五十七年（1772年），山东、河北、河南等地百姓蜂涌而至，人口急剧增长。清嘉庆五年（1800年）设长春厅时，有民人2330户，近7000人。清嘉庆十六年（1811年），有11781户，61755人，平均每年增加4978人；清道光二年（1822年），迁出1187户，1.534人，增182户，657人，实有民人1.776户，51878人；清道光十六年（1836年），新增民人4494户，12290人，实有民人15270户，64168人，平均每年增加878人；光绪九年（1838年），有23975户，92135人，平均每年增加595人；宣统元年（1909年），长春府共有105959户，734742人。
1913年，改长春府为长春县。由于所辖区域范围缩小，人口较前减少，加之时有土匪骚扰，社会不安定，致使民不聊生，人口自然增长缓慢。据1922年统计，全县有59397户，47.031人。1930年为54103户，478543人，平均每年增加1064人。
1933年，全县有54925户，468428人（其中日本人65户，269人），较沦陷前的1930年少1.111人，平均每年减少3370人。1936年全县有61733户，465170人（其中日本人1172人），较1933年减少了3258人，平均每年减少1086人。
1946年，全县总人口536710人。
解放后，1949年末全县总人口达487094人。
1952年10月，市县合并，原长春县人口按地域分别划入长春市和九台、双阳、德惠、农安、怀德等县。
1957年3月，长春市郊区成立。全区总人口183994人，1967年总人口246774人，1977年总人口393619人。从1957年至1967年，10年增加62780人，平均每年净增6278人；从1967年至1977年，10年增加146845人，平均每年净增14685人，1982年达449711人，是1957年的2.4倍。1983年，因近郊7个乡划归市区，人口减少到248113人。
50、60年代出现人口出生高峰。1958年出生率为30.4‰，1963年达51.34‰。1957～1971年15年间，因自然增长、区域扩大、外地迁入、城市人口下乡等原因，人口由183994人增长到349363人，增长了90.03％，平均每年增长11832人。1971年以来，计划生育控制了人口增长，人口自然增长率逐年下降，1971年为23.26‰，1978年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并把计划生育作为基本国策，实行计划生育成为人们的自觉行动。人口出生率、自然增长率迅速下降，到1985年全区人口出生率下降到11.76‰，增长率下降到5.3‰，人口进入了计划发展阶段。
第二节 人口构成
人口构成分为自然构成、地域分布和社会构成。包括年龄、性别、人口密度、民族、职业、文化程度、婚姻状况等诸多方面。清朝，长春厅（府）男女比例失调，自然增长缓慢，人口年龄趋于成年型，人口密度很小。清宣统二年（1910年），每平方公里104人。城镇人口极少，人口中汉族人居多，满、蒙次之。人口中从工、农、商、政者占99.5％，文化教育十分落后，大多数人没有文化，文化素质很差。民国和东北沦陷时期，人口出现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致使人口减少，人口身体素质和文化素质都很差。1933年，长春县人口中84.2％是文盲，男女比例仍然失调。1935年，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94.7％，汉族人占总人口的99.7％。1946年男女比例为123：100。
解放后，人口结构发生变化，男女比例逐渐趋于平衡。人口自然增长加快，出现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自然增长率，人口年龄结构向年轻型转变。1971年，加强了计划生育工作，人口增长速度较前减慢，年龄结构又向成年型转变，人口密度逐年增大，1982年每平方公里433人。文盲占总人口的比例逐年减少，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资料记载，全区具有小学以上文化程度的占78.5％，文盲占3％。1987年，人口抽样调查时统计，小学以上文化程度的占81.7％。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全区具有小学以上文化程度的占74.2％，文盲、半文盲占13.55％，人口身体素质也逐渐提高，常见病患病率逐年下降。职业结构发生了明显变化，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从事农业转为其他行业者增多。
自然构成
年龄 根据人口年龄结构不同，可分为年轻型、壮年型和老年型。其标志是：少年儿童系数0～14岁，在总人口中的比重）在40％以上，老年人口系数（65岁以上在总人口中的比重）在5％以下，老少比在15％以下，年龄中位数20岁以下的为年轻型；少年儿童系数在30％～40％，老年人口系数在5％～10％，老少比在15％～30％，年龄中位数20～30岁为壮年型；少年儿童系数在30％以下，老年人口系数在10％以上，老少比在30％以上，年龄中位数在30岁以上为老年型。
清宣统元年（1909年），长春府境内人口年龄结构是：少年儿童系数25.7％，老年人口系数0.66％，老少比2.6％，趋壮年型。
东北沦陷时期，人口年龄结构略有变化，但仍属壮年型。1940年，长春县人口年龄结构是：少年儿童系数39.9％，老年人口系数5.9％，老少比14.7％。
解放后，人口年龄结构发生很大变化。由于医疗卫生条件的改善，婴幼儿的死亡率大为降低。50和60年代出现了高出生、低死亡、高自然增长，少年儿童系数逐年上升，老年人口系数偏低，老少比及年龄中位数逐年下降。1952年到1964年，少年儿童系数由41.4％上升到46.4％，老年人口系数由9.8％下降到3.5％，老少比由23.8％下降到7.5％，人口年龄结构迅速转向年轻型。70年代以后，计划生育控制了人口增长速度，少年儿童系数开始下降，老年人口系数回升，老少比和年龄中位数逐年上升。人口结构由年轻型转向成年型，进而趋向老年型。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时，少年儿童系数为33.8％，老年人口系数为4.4％，老少比13.1％，趋向成年型。1987年人口抽样调查时，少年儿童系数为27.79％，老年人口系数为4.47％，老少比16.08％，属于成年型，正向老年型转化。
性别 清朝由于流寓东北的民人多为男性，男女比例严重失调。宣统元年（1909年），长春府总人口734742人，男性437285人，占总人口的59.52％，女性292457人，占总人口的39.8％，男女比例为149.52∶100。
民国时期，男性仍然多于女性。1930年，长春县总人口513026人，男性266089人，占总人口的51.87％，女性246937人，占总人口的48.13％，男女比例为107.76∶100。1946年，长春县总人口536710人，男性296032人，占总人口的55.16％，女性24.678人，占总人口的44.84％，男女比例为123∶100。
1978年开始，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1984年全区总人口252969人，男性129892人，占总人口的51.35％，女性123077人，占总人口的48.66％，男女比例105.5∶100。1988年全区总人口248726人，男性127715人，占总人口的51.35％，女性121011人，占总人口的48.65％，男女比例为105.5∶100。
民族构成 长春厅（府）境内有满、蒙等少数民族。清初，汉族人始从关内移居境内，此后，汉族人迅速增多。到民国初期，已占70～80％，满族、蒙族、朝鲜族等占20～30％。东北沦陷时期的1940年，总人口487788人，其中汉族483457人，占99.1％；满族666人，占0.14％；回族308人，占0.06％；日本人3410人，占0.7％；其他7人。
1964年，第二次人口普查时，全区有8个民族，其中汉族273718人，占98.2％；满族3367人，占1.21％；朝鲜族1074人，占0.39％；回族442人，占0.16％；蒙古族31人，占0.01％；彝族1人，壮族2人，外国人加入中国籍8人。
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时，全区已有14个民族，其中汉族439903人，占98.2％；满族5461人，占1.21％；朝鲜族3433人，占0.76％；蒙古族62人，占0.01％；回族831人，占0.19％；维吾尔族1人，苗族1人，彝族3人，壮族2人，侗族5人，瑶族1人，白族1人，锡伯族2人，外国人加入中国籍5人。
文化构成 解放前，由于教育事业落后，人民生活水平低下，只有少数人能得到受教育的机会，多数人目不识丁。据1931年统计，识字人口74776人，只占总人口的15.18％。
解放后，受教育的人逐渐增多，文化水平不断提高。1964年，第二次人口普查时，全区总人口278643人，其中，文盲78651人，占28.2％；初小文化程度的6.209人，占21.6％；高小文化程度的4.243人，占14.4％；初中文化程度的16230人，占5.8％；高中文化程度的3622人，占1.3％；大学文化程度的467人，占0.2％；不详的79218人。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时，全区总人口449711人，其中，文盲84058人，占18.7％，比1964年减少了9.5％；小学文化程度的163025人，占36.3％，比1964年增长了0.3％；初中文化程度的11.592人，占24.6％，比1964年增长了18.8％；高中文化程度的3.274人，占6.7％，比1964年增长了5.4％；大学文化程度的（大学毕业、肄业或在校）3192人，占0.7％，比1964年增长了0.5％。职工人口文化程度：文盲、半文盲2.593人，占11.1％；小学文化程度的67522人，占36.5％；初中文化程度的73925人，占39.9％；高中文化程度的2.2万人，占11.9％；大学毕业（肄业）的1036人，占0.56％。1987年人口抽样调查时，全区4个抽查点共11551人，其中，大学毕业3人、大学肄业1人，占0.035％；高中文化程度的698人，占6.04％；初中文化程度的3151人，占27.3％；小学文化程度的4379人，占37.9％；文盲或半文盲2111人，占18.3％。
职业构成 清宣统二年（1910年），长春府劳动人口（妇女除外）208970人，占总人口547343人的38.2％，其中，官绅78人，占劳动人口的0.04％；兵士1932人，占劳动人口的0.93％；从事农业的17.225人，占劳动人口的81.5％；从事手工业的5773人，占劳动人口的2.8％；从事商业的8640人，占劳动人口的4.1％；兵勇6207人，占劳动人口的3％；书吏226人，占劳动人口的0.1％；差役432人，占劳动人口的0.2％；从事染业的14492人，占劳动人口的6.9％；无业966人，占劳动人口的0.46％。
民国时期，就业人数逐渐增多，1931年长春县劳动人口31.371人，占总人口的473032人的65.6％。其中，从事农业的281989人，占劳动人口的90.9％；从事工业的7745人，占劳动人口的2.5％；从事商业的15345人，占劳动人口的4.9％；学界2402人，占劳动人口的0.7％；军界1761人，占劳动人口的0.6％；医界425人，占劳动人口的0.1％；政界708人，占劳动人口的0.2％。
解放后，人口职业构成不断变化，从事农业者转为其他行业特别是工、商业者渐增。1982年，全区在业人口185076人，其中，从事各类专业技术人员7990人，占劳动人口的4.32％；机关企事业工作人员3839人，占劳动人口的2.07％；商业及服务行业人员13008人，占劳动人口的7.03％；农业106866人，占劳动人口的57.7％；工业53302人，占劳动人口的28.8％；其他人员71人，占劳动人口的0.04％。
人口密度 清初，长春属蒙古游牧之地，茫茫荒原，地旷人稀。清中期以后，由于关内民人的源源流入，人烟渐稠。宣统元年（1909年），长春府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104人，1935年每平方公里153.2人，1940年由于抓壮丁、劳工和青壮年外逃等原因，人口减少，每平方公里116.5人，光复后的1946年，每平方公里129.9人。
解放后，人口密度逐渐增大。1954年，第一次人口普查时，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237人，1964年，第二次人口普查时，每平方公里278人，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时，每平方公里433人。1988年，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245.3人。
城乡分布 多年来，由于农业经济占主导地位，农业人口一直居多，非农业人口时增时减。宣统二年（1910年），长春府城镇人口65141人，占总人口的11.9％，农业人口482202人，占总人口的88.1％。1935年，农业人口436462人，占总人口的94.7％，非农业人口16610人，占总人口的5.3％。1940年，农业人口409692人，占总人口的91％，城镇人口38728人，占总人口的9％。
解放后的1949年，农业人口218632人，占总人口的95.3％，所占比例较1940年增长4.3％，城镇人口1.345人，占总人口的4.7％。1963年，全区非农业人口39998人，占总人口的14.6％，农业人口233855人，占总人口的85.4％。
“文化大革命”时期，因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部分干部下乡插队落户等原因，致使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下降。1966年，全区有非农业人口24152人，占总人口的9.8％。此后，因招工、知识青年返城、安置复员转业军人等原因，非农业人口逐渐增多。1973年，全区非农业人口45384人，占总人口的12.6％，较1972年增加4778人，其中，招工、招生175人，临时工转正143人，安置复员转业军人55人，职工家属进城178人，知识青年返城7人，非农业人口迁入543人。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农业人口转为非农业人口逐渐增多。1978年全区非农业人口48139人，占总人口的11.9％，农业人口356735人，占总人口的88.1％％。1982年非农业人口61536人，占总人口的13.7％，农业人口388175人，占总人口的86.3％。1985年，全区非农业人口46934人，占总人口的19.1％，农业人口199014人，占总人口的80.9％。1988年全区非农业人口46650人，占总人口的18.8％，农业人口202076人，占总人口的81.2％。
行政区域分布 宣统二年（1910年），长春府总人口547343人，分布在6镇14乡，即永清镇（今长春车站）、德安镇（今卡伦镇）、来远镇（今万宝山）、泰和镇（今小合隆）、恒平镇（今烧锅店）、绥恩镇（今鲍家沟）6镇；安仁、抚顺、抚清、裕生、裕民、裕国、裕忠、裕顺、裕信、恒清、恒庆、恒升、恒富、恒丰14乡。
1927年，有59397户，47.031人，分布在5个区，其中一区13420户，104996人；二区13324户，109877人；三区11138户，81384人；四区9039户，79796人；五区12476户，93978人。
东北沦陷时期的1936年，有61753户，465170人，分布在5区，80乡，1815个村屯，其中卡伦区8233户，56280人；米沙子区16322户，127536人；小合隆区13265户，99987人；双城堡区11817户，92147人；大屯区12116户，89220人。
解放后的1948年11月，有43629户，219719人，分布在9个区，101个村，7个街，1058个自然屯。其中米沙子区4494户，22164人；滨河区3693户，19579人；卡伦区4641户，2.546人；朱城子区5569户，22417人；双庙子区5226户，35205人；万宝山区6430户，32886人；鲍家区4990户，24504人；同太区4759户，23122人；兴隆区3827户，19296人。
1949年10月，有86838户，487094人，分布在16个区，4个街，322个村，2383个自然屯。1952年10月，市县合并后，有12个区，2个街，59个村，共31776户，168683人。
1957年3月，有37024户，183994人，分布在1镇，43个乡。
1982年，有449711人，分布在2个镇，17个公社。其中大屯镇14452人，兴隆山镇11910人，英俊公社2.072人，幸福公社26863人，五七公社15397人，奋进公社22240人，西新公社26539人，农林公社15563人，三道公社22632人，合心公社22908人，城西公社41787人，大南公社23429人，大屯公社19223人，乐山公社26207人，兰家公社21854人，永春公社15334人，净月公社36703人，兴隆山公社36196人，新立城公社3.402人。
1983年，西新、五七、城西、奋进、净月、幸福、英俊7个公社划归市区，划出人口186103人。
1988年，全区总人口248726人，分布在5乡5镇，32个居民委员会，92个村，564个自然屯，778个生产合作社。平均每村609户，2252人；每屯平均90户，447人。其中兴隆山镇5.026人，大屯镇32913人，三道镇23308人，新立城镇22901人，乐山镇25198人，合心乡2.784人，兰家乡21339人，农林乡14025人，大南乡22644人，永春乡15588人。
婚姻家庭 解放前，男女婚姻依“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成，普遍盛行早婚。允许一夫多妻，家庭中普遍存在着“多子多福”的观念，并以此做为家庭兴旺的标志。清宣统元年（1909年），长春府平均每户6.9人；1922年长春县平均每户7.9人；1930年平均每户8.9人。东北沦陷时期，家庭人口较前减少，平均每户7.6人。
1950年，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结婚年龄普遍推迟到男20岁，女18岁。70年代，提倡晚婚，结婚年龄一般男25岁，女23～24岁，亦有更大年龄成婚的。由于新中国男女平等，妇女大多数参加工作，大家庭逐渐解体，家庭规模缩小，家庭人口相应减少。1949年平均每户4.5人，1952年平均每户5.3人，1964年平均每户5.3人。1978年提倡一对夫妇一个孩，三口之家逐渐增多。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时，全区15周岁以上人口297739人，其中未婚82701人，占总人口的27.8％；已婚215038人，占72.2％，平均每户4.4人。1987年人口抽样调查时，平均每户3.2人。
第三节 人口变动
人口变动原因来自4个方面：一是由于出生和死亡引起的自然增减；二是由于迁入、迁出引起的机械增减；三是流动人口；四是由于行政区域变动而引起的人口增减。
出生、死亡 解放前，人口是高出生、高死亡。东北沦陷时期的1932年，长春县人口变动统计，新出生婴儿4641人，死亡3218人。
解放后，人口出生率、自然增长率逐渐上升，死亡率不断下降。1949～1971年间，出生率在30％以上，1972～1981年保持在20‰～30‰之间。1982年为17.6‰，1983年下降到11.35‰，1987年由于放宽政策，允许部分人生二胎，上升到17.22‰，1988年又降为15.74‰。由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人口死亡率较低，并呈下降趋势。1949～1971年间，死亡率在8.46‰～14.2‰之间。1972～1988年间，死亡率最高的是1981年为7.22‰，最低的是1988年为5.11‰。
人口迁移 解放后，因工作调动、上山下乡、招收职工、随迁家属、投靠亲友、复员转业等引起人口变动。现有资料表明，迁入大于迁出。1963～1988年，迁移率最高的1971年，迁入67566人，迁出18986人，迁入率19.34％，迁出率5.44％，净迁移率24.78％，迁移率最低的为1966年，迁入1584人，迁入率0.65％；迁出2834人，迁出率1.16％，净迁移率1.8％。
流动人口 清嘉庆五年（1800年）设长春厅时，有2330户，7000人。道光二年（1822年）新增182户，657人。道光十六年（1836年）迁入4494户，12290人。光绪七～九年（1881～1883年）迁入8705户，27952人。
解放后，百姓安居乐业，自流人口相应减少。因生活所迫而四处流落者甚少。1978年以后，外地大批剩余劳动力走向城市，流入郊区，流动人口增多。1982年全区流动人口2809人，1987年达3938人。
行政区划变动 历史上因区划变动而引起的最大的一次人口变动为宣统二年（1910年）。长春府所辖之怀惠乡全境及沐德乡数甲划归德惠县，划出人口近19万，总人口由宣统元年（1909年）的734742人骤减到547343人。
解放后，因区划变动频繁，引起多次人口变动：1966年3月划归长春市区46802人，由双阳划归郊区1537人；1972年划入595人；1978年划入2407；1980年划入661人，划出661人；1983年3月，近郊净月、城西、西新、奋进、五七、英俊、幸福共7个公社划归市区，划出人口186103人。
第二章 计划生育
解放前，盛行早婚多育，人口是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
解放后，由于人民生活和医疗卫生条件的改善，人口迅速增长。1949～1971年，人口出生率在30‰以上。1971年，推行“晚、稀、少”（晚婚、间隔时间长、少生）原则，控制了多胎生育。人口出生率逐年下降，由1971年的32.42‰下降到1978年的18.86‰；人口自然增长率由1971年的23.26‰下降到1978年的16.31‰。1978年，提倡一对夫妇生育子女最多两个，最好一个。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五届一次会议把计划生育载入国家根本大法，计划生育工作由控制多胎改为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计划生育率不断提高，到1988年达到98.96％。区计划生育工作在1986～1988年连续3年被省、市及国家评为先进。
第一节 机构
1963年1月，成立区计划生育委员会，成员8人。当年，在全区开展节育、绝育手术。
“文化大革命”初期，组织机构瘫痪，1970年恢复。1971年改称计划生育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全区17个公社相应成立了计划生育领导小组，技术人员发展到50余人。
1983年3月，成立区计划生育中心服务站，乡村服务站，技术人员增加到150余人。1984年机构改革，计划生育领导小组改为计划生育委员会。全区10个乡（镇），92个行政村，建立了计划生育服务站，485个自然屯设立了服务户，统称“三站一户”。各站设有医药器械，能进行人工流产、上环、取环等简单的小手术；各“户”负责婚育知识咨询及孕情检查等，便利了计划生育工作在乡村的开展。
第二节 晚婚晚育
晚婚晚育是控制人口增长的一项重要措施。根据规定，按法定婚龄推迟3年以上结婚的为晚婚，妇女24周岁以上生育的为晚育。1963年11月，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认真提倡计划生育的指示，全区开展了提倡晚婚晚育宣传活动。“文化大革命”初期，工作中断。1971年以后，进一步提倡晚婚晚育，按计划规定人口指标，晚婚晚育率逐年提高，1972年达到50％以上，1975年达到90％以上。1980年9月，中共中央发出了《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干部的公开信》，号召广大党员和干部终生只要1个孩子，自觉做到晚婚晚育。全区开展了落实公开信活动，通过宣传教育，晚婚晚育已成为青年人的自觉行动。1982年贯彻了新婚姻法，对过去规定的晚婚年龄有所放松，晚婚晚育率较前下降，1986年为43.3％，1988年为62.4％。
第三节 节育绝育郊区从1962年开始提倡计划生育，以节育、绝育为主要措施。12月在兰家乡、大南乡进行首批男女结扎手术，至1963年底，全区做女性绝育术450例，人工流产221例，上宫内节育器762例，采取其他避孕措施的4034人。1965年，全区绝育4949例（其中女性3681例，男性1268例），上宫内节育器3337人，人工流产429例，4种手术（人流、引产、上取环、结扎）共8277例，占育龄妇女的30.72％。
1973年，全区组织了结扎手术队，有28448人落实了综合节育手术，其中绝育971例、上环14406例、服药12440人、采用其他措施的631人，节育率71％，可靠节育率66％。
1978年，节育采用“一环二扎”的办法，即1个孩的上环，2个孩以上的结扎，1胎率逐渐上升，1980年为52.39％，1985年提高到97.7％；独生子女办证率由1980年的85％提高到1985年的96.85％，到1988年底，全区育龄妇女结扎22698例，占育龄妇女总数的40.9％；采取上环和其他措施的1966例，占育龄妇女总数的48.06％，计划生育率达98.96％。
东北沦陷时期，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百姓流离失所，生灵涂炭。人口是高出生、高死亡，增长缓慢，甚至出现减少的趋势。1933年长春县总人口465170人，1936年总人口464004人，减少了1166人，平均每年减少389人。1946年，长春县总人口536710人，男性296032人，女性24.678人，男女比例为123∶100。
解放后，百姓安居乐业，生活改善，人口自然增长率逐年上升。1963年人口增长率达到39.06％，直到1971年，人口迅猛增长，由1957年的183994人增长到349636人，增长了90.03％，男女比例为100.7∶100。
1978年，提倡“一对夫妇生育子女，最好一个，最多两个”。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五届一次会议把计划生育列入宪法，进入法制化阶段。人口自然增长率逐渐下降，由1971年的23.26‰，下降到1985年的4.96‰，人口进入了计划发展时期。但由于封建残余思想的影响，重男轻女思想有所抬头，遗弃女婴现象时有发生。1988年，全区总人口248726人，男性127715人，女性121011人，男女比例为105.5：100。
第一章 人口
第一节 人口渊源及演变
考古调查发现，新石器时代长春一带就有人类居住。大量的遗迹遗物表明，公元前五六百年至公元二百年间（春秋战国至西汉时期），在中原汉族先进生产技术和物质文化的影响下，经济、文化有了很大的发展，人口也随之增加。公元907—1234年，即辽金时代，经济文化明显发展，人口显著增多。
清初，长春属蒙古游牧之地，这一带人口大减。此后，人口又逐年增加。增加原因除自然增长外，主要为人口大量迁入所致。当时，常有关内民人流寓此地，在这里开荒种田，繁衍生息。清政府曾采取措施严禁汉族及其他民族进入，但仍有大量民人源源流入，人口渐增。清乾隆五十七年（1772年），山东、河北、河南等地百姓蜂涌而至，人口急剧增长。清嘉庆五年（1800年）设长春厅时，有民人2330户，近7000人。清嘉庆十六年（1811年），有11781户，61755人，平均每年增加4978人；清道光二年（1822年），迁出1187户，1.534人，增182户，657人，实有民人1.776户，51878人；清道光十六年（1836年），新增民人4494户，12290人，实有民人15270户，64168人，平均每年增加878人；光绪九年（1838年），有23975户，92135人，平均每年增加595人；宣统元年（1909年），长春府共有105959户，734742人。
1913年，改长春府为长春县。由于所辖区域范围缩小，人口较前减少，加之时有土匪骚扰，社会不安定，致使民不聊生，人口自然增长缓慢。据1922年统计，全县有59397户，47.031人。1930年为54103户，478543人，平均每年增加1064人。
1933年，全县有54925户，468428人（其中日本人65户，269人），较沦陷前的1930年少1.111人，平均每年减少3370人。1936年全县有61733户，465170人（其中日本人1172人），较1933年减少了3258人，平均每年减少1086人。
1946年，全县总人口536710人。
解放后，1949年末全县总人口达487094人。
1952年10月，市县合并，原长春县人口按地域分别划入长春市和九台、双阳、德惠、农安、怀德等县。
1957年3月，长春市郊区成立。全区总人口183994人，1967年总人口246774人，1977年总人口393619人。从1957年至1967年，10年增加62780人，平均每年净增6278人；从1967年至1977年，10年增加146845人，平均每年净增14685人，1982年达449711人，是1957年的2.4倍。1983年，因近郊7个乡划归市区，人口减少到248113人。
50、60年代出现人口出生高峰。1958年出生率为30.4‰，1963年达51.34‰。1957～1971年15年间，因自然增长、区域扩大、外地迁入、城市人口下乡等原因，人口由183994人增长到349363人，增长了90.03％，平均每年增长11832人。1971年以来，计划生育控制了人口增长，人口自然增长率逐年下降，1971年为23.26‰，1978年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并把计划生育作为基本国策，实行计划生育成为人们的自觉行动。人口出生率、自然增长率迅速下降，到1985年全区人口出生率下降到11.76‰，增长率下降到5.3‰，人口进入了计划发展阶段。
第二节 人口构成
人口构成分为自然构成、地域分布和社会构成。包括年龄、性别、人口密度、民族、职业、文化程度、婚姻状况等诸多方面。清朝，长春厅（府）男女比例失调，自然增长缓慢，人口年龄趋于成年型，人口密度很小。清宣统二年（1910年），每平方公里104人。城镇人口极少，人口中汉族人居多，满、蒙次之。人口中从工、农、商、政者占99.5％，文化教育十分落后，大多数人没有文化，文化素质很差。民国和东北沦陷时期，人口出现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致使人口减少，人口身体素质和文化素质都很差。1933年，长春县人口中84.2％是文盲，男女比例仍然失调。1935年，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94.7％，汉族人占总人口的99.7％。1946年男女比例为123：100。
解放后，人口结构发生变化，男女比例逐渐趋于平衡。人口自然增长加快，出现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自然增长率，人口年龄结构向年轻型转变。1971年，加强了计划生育工作，人口增长速度较前减慢，年龄结构又向成年型转变，人口密度逐年增大，1982年每平方公里433人。文盲占总人口的比例逐年减少，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资料记载，全区具有小学以上文化程度的占78.5％，文盲占3％。1987年，人口抽样调查时统计，小学以上文化程度的占81.7％。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全区具有小学以上文化程度的占74.2％，文盲、半文盲占13.55％，人口身体素质也逐渐提高，常见病患病率逐年下降。职业结构发生了明显变化，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从事农业转为其他行业者增多。
自然构成
年龄 根据人口年龄结构不同，可分为年轻型、壮年型和老年型。其标志是：少年儿童系数0～14岁，在总人口中的比重）在40％以上，老年人口系数（65岁以上在总人口中的比重）在5％以下，老少比在15％以下，年龄中位数20岁以下的为年轻型；少年儿童系数在30％～40％，老年人口系数在5％～10％，老少比在15％～30％，年龄中位数20～30岁为壮年型；少年儿童系数在30％以下，老年人口系数在10％以上，老少比在30％以上，年龄中位数在30岁以上为老年型。
清宣统元年（1909年），长春府境内人口年龄结构是：少年儿童系数25.7％，老年人口系数0.66％，老少比2.6％，趋壮年型。
东北沦陷时期，人口年龄结构略有变化，但仍属壮年型。1940年，长春县人口年龄结构是：少年儿童系数39.9％，老年人口系数5.9％，老少比14.7％。
解放后，人口年龄结构发生很大变化。由于医疗卫生条件的改善，婴幼儿的死亡率大为降低。50和60年代出现了高出生、低死亡、高自然增长，少年儿童系数逐年上升，老年人口系数偏低，老少比及年龄中位数逐年下降。1952年到1964年，少年儿童系数由41.4％上升到46.4％，老年人口系数由9.8％下降到3.5％，老少比由23.8％下降到7.5％，人口年龄结构迅速转向年轻型。70年代以后，计划生育控制了人口增长速度，少年儿童系数开始下降，老年人口系数回升，老少比和年龄中位数逐年上升。人口结构由年轻型转向成年型，进而趋向老年型。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时，少年儿童系数为33.8％，老年人口系数为4.4％，老少比13.1％，趋向成年型。1987年人口抽样调查时，少年儿童系数为27.79％，老年人口系数为4.47％，老少比16.08％，属于成年型，正向老年型转化。
性别 清朝由于流寓东北的民人多为男性，男女比例严重失调。宣统元年（1909年），长春府总人口734742人，男性437285人，占总人口的59.52％，女性292457人，占总人口的39.8％，男女比例为149.52∶100。
民国时期，男性仍然多于女性。1930年，长春县总人口513026人，男性266089人，占总人口的51.87％，女性246937人，占总人口的48.13％，男女比例为107.76∶100。1946年，长春县总人口536710人，男性296032人，占总人口的55.16％，女性24.678人，占总人口的44.84％，男女比例为123∶100。
1978年开始，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1984年全区总人口252969人，男性129892人，占总人口的51.35％，女性123077人，占总人口的48.66％，男女比例105.5∶100。1988年全区总人口248726人，男性127715人，占总人口的51.35％，女性121011人，占总人口的48.65％，男女比例为105.5∶100。
民族构成 长春厅（府）境内有满、蒙等少数民族。清初，汉族人始从关内移居境内，此后，汉族人迅速增多。到民国初期，已占70～80％，满族、蒙族、朝鲜族等占20～30％。东北沦陷时期的1940年，总人口487788人，其中汉族483457人，占99.1％；满族666人，占0.14％；回族308人，占0.06％；日本人3410人，占0.7％；其他7人。
1964年，第二次人口普查时，全区有8个民族，其中汉族273718人，占98.2％；满族3367人，占1.21％；朝鲜族1074人，占0.39％；回族442人，占0.16％；蒙古族31人，占0.01％；彝族1人，壮族2人，外国人加入中国籍8人。
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时，全区已有14个民族，其中汉族439903人，占98.2％；满族5461人，占1.21％；朝鲜族3433人，占0.76％；蒙古族62人，占0.01％；回族831人，占0.19％；维吾尔族1人，苗族1人，彝族3人，壮族2人，侗族5人，瑶族1人，白族1人，锡伯族2人，外国人加入中国籍5人。
文化构成 解放前，由于教育事业落后，人民生活水平低下，只有少数人能得到受教育的机会，多数人目不识丁。据1931年统计，识字人口74776人，只占总人口的15.18％。
解放后，受教育的人逐渐增多，文化水平不断提高。1964年，第二次人口普查时，全区总人口278643人，其中，文盲78651人，占28.2％；初小文化程度的6.209人，占21.6％；高小文化程度的4.243人，占14.4％；初中文化程度的16230人，占5.8％；高中文化程度的3622人，占1.3％；大学文化程度的467人，占0.2％；不详的79218人。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时，全区总人口449711人，其中，文盲84058人，占18.7％，比1964年减少了9.5％；小学文化程度的163025人，占36.3％，比1964年增长了0.3％；初中文化程度的11.592人，占24.6％，比1964年增长了18.8％；高中文化程度的3.274人，占6.7％，比1964年增长了5.4％；大学文化程度的（大学毕业、肄业或在校）3192人，占0.7％，比1964年增长了0.5％。职工人口文化程度：文盲、半文盲2.593人，占11.1％；小学文化程度的67522人，占36.5％；初中文化程度的73925人，占39.9％；高中文化程度的2.2万人，占11.9％；大学毕业（肄业）的1036人，占0.56％。1987年人口抽样调查时，全区4个抽查点共11551人，其中，大学毕业3人、大学肄业1人，占0.035％；高中文化程度的698人，占6.04％；初中文化程度的3151人，占27.3％；小学文化程度的4379人，占37.9％；文盲或半文盲2111人，占18.3％。
职业构成 清宣统二年（1910年），长春府劳动人口（妇女除外）208970人，占总人口547343人的38.2％，其中，官绅78人，占劳动人口的0.04％；兵士1932人，占劳动人口的0.93％；从事农业的17.225人，占劳动人口的81.5％；从事手工业的5773人，占劳动人口的2.8％；从事商业的8640人，占劳动人口的4.1％；兵勇6207人，占劳动人口的3％；书吏226人，占劳动人口的0.1％；差役432人，占劳动人口的0.2％；从事染业的14492人，占劳动人口的6.9％；无业966人，占劳动人口的0.46％。
民国时期，就业人数逐渐增多，1931年长春县劳动人口31.371人，占总人口的473032人的65.6％。其中，从事农业的281989人，占劳动人口的90.9％；从事工业的7745人，占劳动人口的2.5％；从事商业的15345人，占劳动人口的4.9％；学界2402人，占劳动人口的0.7％；军界1761人，占劳动人口的0.6％；医界425人，占劳动人口的0.1％；政界708人，占劳动人口的0.2％。
解放后，人口职业构成不断变化，从事农业者转为其他行业特别是工、商业者渐增。1982年，全区在业人口185076人，其中，从事各类专业技术人员7990人，占劳动人口的4.32％；机关企事业工作人员3839人，占劳动人口的2.07％；商业及服务行业人员13008人，占劳动人口的7.03％；农业106866人，占劳动人口的57.7％；工业53302人，占劳动人口的28.8％；其他人员71人，占劳动人口的0.04％。
人口密度 清初，长春属蒙古游牧之地，茫茫荒原，地旷人稀。清中期以后，由于关内民人的源源流入，人烟渐稠。宣统元年（1909年），长春府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104人，1935年每平方公里153.2人，1940年由于抓壮丁、劳工和青壮年外逃等原因，人口减少，每平方公里116.5人，光复后的1946年，每平方公里129.9人。
解放后，人口密度逐渐增大。1954年，第一次人口普查时，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237人，1964年，第二次人口普查时，每平方公里278人，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时，每平方公里433人。1988年，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245.3人。
城乡分布 多年来，由于农业经济占主导地位，农业人口一直居多，非农业人口时增时减。宣统二年（1910年），长春府城镇人口65141人，占总人口的11.9％，农业人口482202人，占总人口的88.1％。1935年，农业人口436462人，占总人口的94.7％，非农业人口16610人，占总人口的5.3％。1940年，农业人口409692人，占总人口的91％，城镇人口38728人，占总人口的9％。
解放后的1949年，农业人口218632人，占总人口的95.3％，所占比例较1940年增长4.3％，城镇人口1.345人，占总人口的4.7％。1963年，全区非农业人口39998人，占总人口的14.6％，农业人口233855人，占总人口的85.4％。
“文化大革命”时期，因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部分干部下乡插队落户等原因，致使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下降。1966年，全区有非农业人口24152人，占总人口的9.8％。此后，因招工、知识青年返城、安置复员转业军人等原因，非农业人口逐渐增多。1973年，全区非农业人口45384人，占总人口的12.6％，较1972年增加4778人，其中，招工、招生175人，临时工转正143人，安置复员转业军人55人，职工家属进城178人，知识青年返城7人，非农业人口迁入543人。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农业人口转为非农业人口逐渐增多。1978年全区非农业人口48139人，占总人口的11.9％，农业人口356735人，占总人口的88.1％％。1982年非农业人口61536人，占总人口的13.7％，农业人口388175人，占总人口的86.3％。1985年，全区非农业人口46934人，占总人口的19.1％，农业人口199014人，占总人口的80.9％。1988年全区非农业人口46650人，占总人口的18.8％，农业人口202076人，占总人口的81.2％。
行政区域分布 宣统二年（1910年），长春府总人口547343人，分布在6镇14乡，即永清镇（今长春车站）、德安镇（今卡伦镇）、来远镇（今万宝山）、泰和镇（今小合隆）、恒平镇（今烧锅店）、绥恩镇（今鲍家沟）6镇；安仁、抚顺、抚清、裕生、裕民、裕国、裕忠、裕顺、裕信、恒清、恒庆、恒升、恒富、恒丰14乡。
1927年，有59397户，47.031人，分布在5个区，其中一区13420户，104996人；二区13324户，109877人；三区11138户，81384人；四区9039户，79796人；五区12476户，93978人。
东北沦陷时期的1936年，有61753户，465170人，分布在5区，80乡，1815个村屯，其中卡伦区8233户，56280人；米沙子区16322户，127536人；小合隆区13265户，99987人；双城堡区11817户，92147人；大屯区12116户，89220人。
解放后的1948年11月，有43629户，219719人，分布在9个区，101个村，7个街，1058个自然屯。其中米沙子区4494户，22164人；滨河区3693户，19579人；卡伦区4641户，2.546人；朱城子区5569户，22417人；双庙子区5226户，35205人；万宝山区6430户，32886人；鲍家区4990户，24504人；同太区4759户，23122人；兴隆区3827户，19296人。
1949年10月，有86838户，487094人，分布在16个区，4个街，322个村，2383个自然屯。1952年10月，市县合并后，有12个区，2个街，59个村，共31776户，168683人。
1957年3月，有37024户，183994人，分布在1镇，43个乡。
1982年，有449711人，分布在2个镇，17个公社。其中大屯镇14452人，兴隆山镇11910人，英俊公社2.072人，幸福公社26863人，五七公社15397人，奋进公社22240人，西新公社26539人，农林公社15563人，三道公社22632人，合心公社22908人，城西公社41787人，大南公社23429人，大屯公社19223人，乐山公社26207人，兰家公社21854人，永春公社15334人，净月公社36703人，兴隆山公社36196人，新立城公社3.402人。
1983年，西新、五七、城西、奋进、净月、幸福、英俊7个公社划归市区，划出人口186103人。
1988年，全区总人口248726人，分布在5乡5镇，32个居民委员会，92个村，564个自然屯，778个生产合作社。平均每村609户，2252人；每屯平均90户，447人。其中兴隆山镇5.026人，大屯镇32913人，三道镇23308人，新立城镇22901人，乐山镇25198人，合心乡2.784人，兰家乡21339人，农林乡14025人，大南乡22644人，永春乡15588人。
婚姻家庭 解放前，男女婚姻依“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成，普遍盛行早婚。允许一夫多妻，家庭中普遍存在着“多子多福”的观念，并以此做为家庭兴旺的标志。清宣统元年（1909年），长春府平均每户6.9人；1922年长春县平均每户7.9人；1930年平均每户8.9人。东北沦陷时期，家庭人口较前减少，平均每户7.6人。
1950年，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结婚年龄普遍推迟到男20岁，女18岁。70年代，提倡晚婚，结婚年龄一般男25岁，女23～24岁，亦有更大年龄成婚的。由于新中国男女平等，妇女大多数参加工作，大家庭逐渐解体，家庭规模缩小，家庭人口相应减少。1949年平均每户4.5人，1952年平均每户5.3人，1964年平均每户5.3人。1978年提倡一对夫妇一个孩，三口之家逐渐增多。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时，全区15周岁以上人口297739人，其中未婚82701人，占总人口的27.8％；已婚215038人，占72.2％，平均每户4.4人。1987年人口抽样调查时，平均每户3.2人。
第三节 人口变动
人口变动原因来自4个方面：一是由于出生和死亡引起的自然增减；二是由于迁入、迁出引起的机械增减；三是流动人口；四是由于行政区域变动而引起的人口增减。
出生、死亡 解放前，人口是高出生、高死亡。东北沦陷时期的1932年，长春县人口变动统计，新出生婴儿4641人，死亡3218人。
解放后，人口出生率、自然增长率逐渐上升，死亡率不断下降。1949～1971年间，出生率在30％以上，1972～1981年保持在20‰～30‰之间。1982年为17.6‰，1983年下降到11.35‰，1987年由于放宽政策，允许部分人生二胎，上升到17.22‰，1988年又降为15.74‰。由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人口死亡率较低，并呈下降趋势。1949～1971年间，死亡率在8.46‰～14.2‰之间。1972～1988年间，死亡率最高的是1981年为7.22‰，最低的是1988年为5.11‰。
人口迁移 解放后，因工作调动、上山下乡、招收职工、随迁家属、投靠亲友、复员转业等引起人口变动。现有资料表明，迁入大于迁出。1963～1988年，迁移率最高的1971年，迁入67566人，迁出18986人，迁入率19.34％，迁出率5.44％，净迁移率24.78％，迁移率最低的为1966年，迁入1584人，迁入率0.65％；迁出2834人，迁出率1.16％，净迁移率1.8％。
流动人口 清嘉庆五年（1800年）设长春厅时，有2330户，7000人。道光二年（1822年）新增182户，657人。道光十六年（1836年）迁入4494户，12290人。光绪七～九年（1881～1883年）迁入8705户，27952人。
解放后，百姓安居乐业，自流人口相应减少。因生活所迫而四处流落者甚少。1978年以后，外地大批剩余劳动力走向城市，流入郊区，流动人口增多。1982年全区流动人口2809人，1987年达3938人。
行政区划变动 历史上因区划变动而引起的最大的一次人口变动为宣统二年（1910年）。长春府所辖之怀惠乡全境及沐德乡数甲划归德惠县，划出人口近19万，总人口由宣统元年（1909年）的734742人骤减到547343人。
解放后，因区划变动频繁，引起多次人口变动：1966年3月划归长春市区46802人，由双阳划归郊区1537人；1972年划入595人；1978年划入2407；1980年划入661人，划出661人；1983年3月，近郊净月、城西、西新、奋进、五七、英俊、幸福共7个公社划归市区，划出人口186103人。
第二章 计划生育
解放前，盛行早婚多育，人口是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
解放后，由于人民生活和医疗卫生条件的改善，人口迅速增长。1949～1971年，人口出生率在30‰以上。1971年，推行“晚、稀、少”（晚婚、间隔时间长、少生）原则，控制了多胎生育。人口出生率逐年下降，由1971年的32.42‰下降到1978年的18.86‰；人口自然增长率由1971年的23.26‰下降到1978年的16.31‰。1978年，提倡一对夫妇生育子女最多两个，最好一个。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五届一次会议把计划生育载入国家根本大法，计划生育工作由控制多胎改为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计划生育率不断提高，到1988年达到98.96％。区计划生育工作在1986～1988年连续3年被省、市及国家评为先进。
第一节 机构
1963年1月，成立区计划生育委员会，成员8人。当年，在全区开展节育、绝育手术。
“文化大革命”初期，组织机构瘫痪，1970年恢复。1971年改称计划生育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全区17个公社相应成立了计划生育领导小组，技术人员发展到50余人。
1983年3月，成立区计划生育中心服务站，乡村服务站，技术人员增加到150余人。1984年机构改革，计划生育领导小组改为计划生育委员会。全区10个乡（镇），92个行政村，建立了计划生育服务站，485个自然屯设立了服务户，统称“三站一户”。各站设有医药器械，能进行人工流产、上环、取环等简单的小手术；各“户”负责婚育知识咨询及孕情检查等，便利了计划生育工作在乡村的开展。
第二节 晚婚晚育
晚婚晚育是控制人口增长的一项重要措施。根据规定，按法定婚龄推迟3年以上结婚的为晚婚，妇女24周岁以上生育的为晚育。1963年11月，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认真提倡计划生育的指示，全区开展了提倡晚婚晚育宣传活动。“文化大革命”初期，工作中断。1971年以后，进一步提倡晚婚晚育，按计划规定人口指标，晚婚晚育率逐年提高，1972年达到50％以上，1975年达到90％以上。1980年9月，中共中央发出了《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干部的公开信》，号召广大党员和干部终生只要1个孩子，自觉做到晚婚晚育。全区开展了落实公开信活动，通过宣传教育，晚婚晚育已成为青年人的自觉行动。1982年贯彻了新婚姻法，对过去规定的晚婚年龄有所放松，晚婚晚育率较前下降，1986年为43.3％，1988年为62.4％。
第三节 节育绝育郊区从1962年开始提倡计划生育，以节育、绝育为主要措施。12月在兰家乡、大南乡进行首批男女结扎手术，至1963年底，全区做女性绝育术450例，人工流产221例，上宫内节育器762例，采取其他避孕措施的4034人。1965年，全区绝育4949例（其中女性3681例，男性1268例），上宫内节育器3337人，人工流产429例，4种手术（人流、引产、上取环、结扎）共8277例，占育龄妇女的30.72％。
1973年，全区组织了结扎手术队，有28448人落实了综合节育手术，其中绝育971例、上环14406例、服药12440人、采用其他措施的631人，节育率71％，可靠节育率66％。
1978年，节育采用“一环二扎”的办法，即1个孩的上环，2个孩以上的结扎，1胎率逐渐上升，1980年为52.39％，1985年提高到97.7％；独生子女办证率由1980年的85％提高到1985年的96.85％，到1988年底，全区育龄妇女结扎22698例，占育龄妇女总数的40.9％；采取上环和其他措施的1966例，占育龄妇女总数的48.06％，计划生育率达98.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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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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