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阳市图书馆

〓据我当时的记录〓下：
   〓个条例怎么样？〓险吗？农业问题〓了一些。这次一〓解决问题。第二〓会议，问题解决〓底，只开了三天〓且是一批一批地开，开会的方法也有问题。庐山会议本应继续解决郑州会议没有解决的问题，中间来了一个插曲，反右，其实应该反“左” 。1960年上海会议对农村问题也提了一下，但主要讨论国际问题。北戴河会议也主要是解决国际问题。“十二条”起了很大作用，但只是解决了“调”的问题，没有解决“平”的问题。12月中央工作会议，只零碎地解决了一些问题。农村问题，1959年即已发生，庐山会议反右，使问题加重， 1960年更严重。饿死人，到1960年夏天才反映到中央。
   3月22日，中央工作会议通过《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同日，党中央发出《关于讨论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给全党同志的信》，要求各地对条例进行认真讨论，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切实解决人民公社中的问题。
   3月23日，中央工作会议最后的一天，通过《中共中央关于认真进行调査工作问题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的一封信》。这封信是胡乔木代中央起草的。这封信很长，别的内容人们大概都忘了，但有一句活比较不容易忘记：“在调查的时候，不要怕听言之有物的不同意见，更不要怕实践检验推翻了已经作出的判断和决定。”通过这封指示信的时候，毛泽东把田家英请到主席台上，坐在他的旁边，田家英一面读，毛泽东一面解释。最后，毛泽东专门对《调査工作》（即《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作了说明、讲解和发挥。当天晚上，毛找田谈话，指示把调查工作延长到5月，再到江苏去调査二十几天，搞三个点。后来，我们没有去江苏，而是继续在浙江调查。
   广州会议是一次重要的会议，用毛泽东的话来评价，这是公社化以来中央同志第一次坐下来一起讨论和彻底解决农业问题。广州会议的主要成果就是制定了人民公社“六十条”。
   “六十条”集中了广大群众和干部的意见和要求。但是，它是不是正确？是不是符合实际？行得通行不通？还有一些什么问题需要解决？这就需要再拿到群众中去征求意见，放到实线中去检验一番。这就是毛泽东历来倡导的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
   广州会议一结束，田家英和我就于3月26日回到杭州，主要任务是搞“六十条的试点和讨论工作。田在向调查组布置这一任务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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