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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1月23日消息 国务院总理李鹏日前接受了联邦德国
《世界报》主编谢尔的专访，就广泛的国内和国际问题回答了谢尔的提问。
在回答什么是中国的发展方向问题时，李鹏说，“中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制度，又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对中国来说，第一位的是发展经济。我们确定了一个分三步走的计划，争取在本世纪末卖现初步的里代化，人民过着比较充足的生活，之后再花30至50年的时间，达到世界上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为达此目的，中国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国内要有一个安定的政治局面。”
当谢尔问及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时，李鹏说，“中国的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在经济上实行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不是把中国引向资本主义。现在世界上有些舆论之所以说中国现在从改革开放倒退了，就是因为他们对中国改革究竟改什么不了解。他们检验改革的标准是，如果中国的经济中市场的部分多了，他们就认为中国的改革前进了，而不是看改革以后经济是不是发展了。这是一个很大的误会。”
他说，“最近召开的五中全会决定对现行的改革措施必须保持稳定性和连续性，并且不断地加以完善。这是我们的基本想法。我们对吸收外国资本到中国来进行建设的一系列法律仍然有效并对其实施予以充分保证。目前我们的经济虽有一定的困难，但是中国还是有充分的偿还外债的能力的。”
李鹏说，“关于现在在中国投资是否是一种冒险，光靠我来说是不解决问题的，中国的政局是稳定的，中国的经济是不断发展的，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是不变的。当然我讲这几句话对他们也不能有多大安慰。恐怕重要的是要看实际行动。在北京有一个中国同日本合资的显像管工厂，这个厂规模很大。这个厂在二十二个月内就顺利地投产了，而且是在中国发生暴乱不久以后投产的。最近我参观了这个工厂后，说了这么一句话；世界上如果哪一个企业家，哪一个国家不相信中国有一个好的投资环境，就请他到这个工厂去看一看。”
他说，“我们制定了产业政策，今后外国企业家到中国来投资，我们要给予一定的指导，把中国的市场情况告诉他们，哪些在市场上有前景，哪些在市场上过剩，以避免盲目性。”
李鹏还详细地回答了记者关于北京发生的反革命暴乱事件的提问。他说，“我们应该从历史的、全局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我们中国选择了社会主义制度，因为这种制度适合我们的国情，能使中国繁荣稳定。这次动乱和暴乱已经威胁到我国的安全，威胁到我们社会主义制度能否实行下去。所以我们最后不得不采取果断措施加以制止和平息。为了保卫社会主义制度，保卫共和国的安全，这样做是正确的。若干年以后再来看这个问题，就更能看出它的正确性。”
他说，“我们本来是可以早一点解决这个问题的，但是由于我们最高领导层有分歧，前总书记赵紫阳采取了支持动乱、分裂党的错误行动，使得我们本来可以但却没有能够把这个事态在萌芽状态就予以解决。”
当谢尔问及是否已宣布赵紫阳是叛党时，李鹏说，“我们没有说赵紫阳是叛党。我们只是说他犯了错误。如果他能够以他的实际行动改正错误，我们是欢迎的。”
他说，“对于参加过游行、示威、绝食或者是声援的那些人，尽管不经申请而进行游行示威不合乎我们法律，我们都一律采取宽大处理，不予追究。不子追究就是不对他们进行任何处分。但是，要拿出一段时间来进行学习，让他们自己来总结，哪些事清他们是做对了，哪些他们是做错了，通过学习提高了认识就行了。处理和追究的只是那些触犯刑律的人。”
李鹏说，“我们希望法国、美国能够从维护中法和中美友谊的大局出发，不允许逃到国外的那些动乱策划者在法国、美国从事反对中国政府的政治活动。这是起码的国际法准则。法国外长迪马已表示，他们也要遵循这个原则。我希望他们这么说，也要这么行动。”
谢尔问及邓小平同志辞去中央军委主席职务问题。对此，李鹏总理回答说，“邓小平同志为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奋斗了60多年，这次在五中全会上，他辞去了他最后一个职务。他之所以退下来，就是要在中国废除领导干部的职务终身制。他提出了废除终身制，现在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贯彻这种制度，起了一个表率作用。邓小平同志希望在他仍健康的时候退下来，意义是十分重大的，同时他也看到现在中国政局的稳定。作为一个有威望的、对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的政治家，他的智慧和经验对我们仍然是宝贵的。”
在回答谢尔提出的关于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制裁的问题时，李鹏说，“我可以预言，改变对中国的态度，结束对中国的制裁，只是时间问题。总是有先有后。现在就要看谁走第一步，走第一步的是勇敢的，是值得称道的。西方国家迟早会明白，把一个11亿人口的大国的大门关起来，对谁都没有好处。一个孤立的中国，对中国不利，我们绝不会这样做，对世界也不利。改善与西方的关系，需要有内部因素，也有外部因素。内部的因素就是中国的政局要稳定，中国的经济要稳定。现在中国的政局是稳定的。四中全会以后，建立了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领导集体。这个领导集体能够有效地、正常地行使它的职能。现在邓小平同志退下来了，就是一种稳定的表现。在经济上，我们确定了一个方针，叫做持续、稳定、协调的发展方针，使我们在今后12年保持一个合理的发展速度，避免经济发展有时过热。经济的稳定会促使政治的稳定。从外部条件看，中国执行独立自主的〓政策，中国不对任何国家胁，经济上对任何国家都〓胁。中国是大家的朋友。〓
在回答记者关于中美〓苏关系、中国同欧洲共同体关系问〓鹏说，“我们希望中美关系能够〓困境。改善中美关系的主动权在美国〓球在他们一边。”
他说，“中苏关系正常化不等〓国和两党关系恢复到50年代那种状况〓两国的国情完全不一样，虽然都实行〓义制度，都在进行改革，但究竟应〓行改革，苏联可以走苏联自己的路，〓中国自己的路。中苏关系恢复正常〓界和亚太局势的稳定，它不会妨碍〓他国家的关系。”
李鹏说，“由于欧共体对中国〓裁，现在关系比较冷淡，这不是中〓因。我希望欧共体的政治家们重新〓的政策，采取主动行动来改善同中〓系。中国的大门对他们是开着的。我〓意到这些国家的态度也不完全一样。为，科尔总理、根舍外长、联邦〓态度比较明智和克制。”
谢尔最后请李鹏总理就德国统一〓表评论。对此，李鹏说，“我们不〓的内政，也不干涉别的党的内部事务〓问题是个很敏感的问题。关于德意〓一的问题，这主要由两个德意志〓在有利于双方和欧洲和平与稳定的〓自己协商解决。”
《世界报》主编谢尔的专访，就广泛的国内和国际问题回答了谢尔的提问。
在回答什么是中国的发展方向问题时，李鹏说，“中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制度，又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对中国来说，第一位的是发展经济。我们确定了一个分三步走的计划，争取在本世纪末卖现初步的里代化，人民过着比较充足的生活，之后再花30至50年的时间，达到世界上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为达此目的，中国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国内要有一个安定的政治局面。”
当谢尔问及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时，李鹏说，“中国的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在经济上实行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不是把中国引向资本主义。现在世界上有些舆论之所以说中国现在从改革开放倒退了，就是因为他们对中国改革究竟改什么不了解。他们检验改革的标准是，如果中国的经济中市场的部分多了，他们就认为中国的改革前进了，而不是看改革以后经济是不是发展了。这是一个很大的误会。”
他说，“最近召开的五中全会决定对现行的改革措施必须保持稳定性和连续性，并且不断地加以完善。这是我们的基本想法。我们对吸收外国资本到中国来进行建设的一系列法律仍然有效并对其实施予以充分保证。目前我们的经济虽有一定的困难，但是中国还是有充分的偿还外债的能力的。”
李鹏说，“关于现在在中国投资是否是一种冒险，光靠我来说是不解决问题的，中国的政局是稳定的，中国的经济是不断发展的，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是不变的。当然我讲这几句话对他们也不能有多大安慰。恐怕重要的是要看实际行动。在北京有一个中国同日本合资的显像管工厂，这个厂规模很大。这个厂在二十二个月内就顺利地投产了，而且是在中国发生暴乱不久以后投产的。最近我参观了这个工厂后，说了这么一句话；世界上如果哪一个企业家，哪一个国家不相信中国有一个好的投资环境，就请他到这个工厂去看一看。”
他说，“我们制定了产业政策，今后外国企业家到中国来投资，我们要给予一定的指导，把中国的市场情况告诉他们，哪些在市场上有前景，哪些在市场上过剩，以避免盲目性。”
李鹏还详细地回答了记者关于北京发生的反革命暴乱事件的提问。他说，“我们应该从历史的、全局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我们中国选择了社会主义制度，因为这种制度适合我们的国情，能使中国繁荣稳定。这次动乱和暴乱已经威胁到我国的安全，威胁到我们社会主义制度能否实行下去。所以我们最后不得不采取果断措施加以制止和平息。为了保卫社会主义制度，保卫共和国的安全，这样做是正确的。若干年以后再来看这个问题，就更能看出它的正确性。”
他说，“我们本来是可以早一点解决这个问题的，但是由于我们最高领导层有分歧，前总书记赵紫阳采取了支持动乱、分裂党的错误行动，使得我们本来可以但却没有能够把这个事态在萌芽状态就予以解决。”
当谢尔问及是否已宣布赵紫阳是叛党时，李鹏说，“我们没有说赵紫阳是叛党。我们只是说他犯了错误。如果他能够以他的实际行动改正错误，我们是欢迎的。”
他说，“对于参加过游行、示威、绝食或者是声援的那些人，尽管不经申请而进行游行示威不合乎我们法律，我们都一律采取宽大处理，不予追究。不子追究就是不对他们进行任何处分。但是，要拿出一段时间来进行学习，让他们自己来总结，哪些事清他们是做对了，哪些他们是做错了，通过学习提高了认识就行了。处理和追究的只是那些触犯刑律的人。”
李鹏说，“我们希望法国、美国能够从维护中法和中美友谊的大局出发，不允许逃到国外的那些动乱策划者在法国、美国从事反对中国政府的政治活动。这是起码的国际法准则。法国外长迪马已表示，他们也要遵循这个原则。我希望他们这么说，也要这么行动。”
谢尔问及邓小平同志辞去中央军委主席职务问题。对此，李鹏总理回答说，“邓小平同志为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奋斗了60多年，这次在五中全会上，他辞去了他最后一个职务。他之所以退下来，就是要在中国废除领导干部的职务终身制。他提出了废除终身制，现在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贯彻这种制度，起了一个表率作用。邓小平同志希望在他仍健康的时候退下来，意义是十分重大的，同时他也看到现在中国政局的稳定。作为一个有威望的、对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的政治家，他的智慧和经验对我们仍然是宝贵的。”
在回答谢尔提出的关于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制裁的问题时，李鹏说，“我可以预言，改变对中国的态度，结束对中国的制裁，只是时间问题。总是有先有后。现在就要看谁走第一步，走第一步的是勇敢的，是值得称道的。西方国家迟早会明白，把一个11亿人口的大国的大门关起来，对谁都没有好处。一个孤立的中国，对中国不利，我们绝不会这样做，对世界也不利。改善与西方的关系，需要有内部因素，也有外部因素。内部的因素就是中国的政局要稳定，中国的经济要稳定。现在中国的政局是稳定的。四中全会以后，建立了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领导集体。这个领导集体能够有效地、正常地行使它的职能。现在邓小平同志退下来了，就是一种稳定的表现。在经济上，我们确定了一个方针，叫做持续、稳定、协调的发展方针，使我们在今后12年保持一个合理的发展速度，避免经济发展有时过热。经济的稳定会促使政治的稳定。从外部条件看，中国执行独立自主的〓政策，中国不对任何国家胁，经济上对任何国家都〓胁。中国是大家的朋友。〓
在回答记者关于中美〓苏关系、中国同欧洲共同体关系问〓鹏说，“我们希望中美关系能够〓困境。改善中美关系的主动权在美国〓球在他们一边。”
他说，“中苏关系正常化不等〓国和两党关系恢复到50年代那种状况〓两国的国情完全不一样，虽然都实行〓义制度，都在进行改革，但究竟应〓行改革，苏联可以走苏联自己的路，〓中国自己的路。中苏关系恢复正常〓界和亚太局势的稳定，它不会妨碍〓他国家的关系。”
李鹏说，“由于欧共体对中国〓裁，现在关系比较冷淡，这不是中〓因。我希望欧共体的政治家们重新〓的政策，采取主动行动来改善同中〓系。中国的大门对他们是开着的。我〓意到这些国家的态度也不完全一样。为，科尔总理、根舍外长、联邦〓态度比较明智和克制。”
谢尔最后请李鹏总理就德国统一〓表评论。对此，李鹏说，“我们不〓的内政，也不干涉别的党的内部事务〓问题是个很敏感的问题。关于德意〓一的问题，这主要由两个德意志〓在有利于双方和欧洲和平与稳定的〓自己协商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