盘锦市图书馆

本报记者 张永杰
  这是国内一条最长的有拦海防潮大堤，是盘锦有史以来最浩大的工程。整个大堤仅平均断面土方就达49立方米，如果把它变成一米高一米宽的防潮墙，可沿着渤海海岸环绕一周。
  这是一项最艰苦的工程。施工现场海平面高程仅有1.5米。最高之处，还不及历史最高潮位“腰部”。更难的是：大自然交给人们的施工时间只有一个多月。大堤必须在1月份“封冰期”施工，2月中旬“解冻期”结束。否则，春季大潮来临，将前功尽弃。另外，还有一连串的“难题”：
  ——海滩深沟纵横，陷坑、淤塘、冰层密布。
  ——海面上，宽达9公里的“冰阵”随时都会随潮攻滩。
  ——老天爷故意作难，平均气温比往年上升4度，海滩提前20多天解冻……
  面对大自然的挑战，盘锦市各级党组织、政府和人民以前所未有的凝聚力、战斗力，塑造了自己的形象。
  “自画像”之一：“脑袋效应”
  1988年9月5日。盘锦市政府三楼会议室。
  市委市政府领导田育广、巴殿璞、刘洪滨与市农委、计经委、水利局等有关部委办局的领导共商筑堤大计。很快，一个切实可行的方案形成——边筑堤边开发；工程招标，机械施工；歇人不歇车；大战40天，明年2月中旬竣工。
  刘洪滨神色冷竣、激昂：“现在，大堤不是能不能筑成，而是必须筑成！我已向省领导拍了胸脯：大堤筑不成，拎头见！”
  “对！”田育广将烟斗一挥，“这是一场硬仗。这一仗，是辽河三角洲开发的第一仗，直接关系着盘锦的发展前途。打败了，我们无法向国家和省交待，无法向盘锦人民交待，更无法向历史交待。”
  “置之死地而后生，陷之亡地而后存。”群情亢奋，迅速形成了“脑袋效应”：背水一战！
  ——10月，大洼三角洲水文地质勘测结束。
  ——11月。综合开发可行性研究报告呈报到省政府、国务院。大洼三角洲指挥部昼夜灯火通明，有关人员一天往返沈阳两次。
  ——12月。经过激烈的竞争，中标单位齐聚海滩。
  ——1989年1月。一大批没有中标的集体、个体拖拉机开进工地附近的荒滩上，到处找活干，找不到，就插进施工队支援。“给不给钱都行，市长把脑袋都豁出去了，钱算个啥？”
  赵德宇，大洼种子开发中心机械开发总公司挖掘机司机。记者见到他时，他正在给挖掘机加油，嘴里吹着口哨《十五的月亮》。
  “你们不是在中段吗？怎么到混江沟这来了？”记者问。
  “这是我干的第三段了。”赵德宇解释道，“咱那段春节前就完工了。一些单位有困难，我们头儿（开发中心主任王玉书）说：筑堤不分你的我的，哪有大堤哪有我。我们支援了好几个单位了。你看，新立农场那还有我们一台挖掘机呢。”
  远处，一台新挖掘机正紧张作业。
  “过春节没回家吗？”
  “回家？”赵德宇笑了，“我们头儿早把我们的家安排好了，就差饺子没喂到我们老婆孩子嘴里喽！我们回家能干什么？”
  这时，他已加完油，开着挖掘机到唐家农场堤段支援去了。
  “强将手下无弱兵”。指挥部老崔伸出大拇指，“王玉书的部队指哪打哪，谁有困难支援谁。活干得既快又好不讲代价……现在，被他支援过的单位足有五六个啦。”
  当记者离开时，王玉书正匆匆赶到工地，不知又要支援谁。
  “自画像”之四：“我是副指挥”
  他身材魁梧，性格耿直，象一辆威武的坦克，东冲西杀，指挥着筑堤工程。
  他叫张德福，大洼三角洲开发建设指挥部常务副指挥。人们叫他“二哥”。
  在15公里的工地上，他每天都要走上几圈。大号胶鞋沾满了泥巴，走一步，一个巨大的脚印。可是，他的前列腺炎已到了“珠状”时期，小便便出的是“豆浆”。病魔使他时常浑身发抖，夜里常常“直眼儿。”然而，他仍在走……
  2月18日晚，几位指挥部人员连拉带拽，把他撵回家，要他到沈阳治疗。他把工作安排了一番，回去了。第二天一早，他早早地到县医院做了化验，回到了工地。人们开始撵他，他火了：“撵我干啥？大堤一天修不完，我一天不治病。要撵！就加把劲把大堤修好！”
  “二哥……”人们不甘心。
  “我不是你们二哥！我是副指挥，”他把手一挥，扒开人群，“指挥不在工地上，指挥个屁？走，上工地！”
  有人找到副县长徐志强，要他下令。徐志强感叹道：我能撵走他人，但撵不走他的心哪！
  执行编辑
  罗庆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