盘锦市图书馆

本报记者 张守山
  辽河化肥厂的一个个高大的机器设备都是出于洋人之手。还处于封闭型的七十年代，当这些巨大的洋设备立在盘锦这块芦苇丛生，荆棘遍地的荒原上，如同它的主人一样，显得十分“洋气”，似乎对这块偏僻落后的土地不屑一顾，觉得经过“文革洗礼”的人对它更是无可奈何。于是，它就象一匹野马一样放荡不羁，时常向四千多名辽化职工大发淫威：103——JHT提板伐杆断裂；引风机断轴；再生塔填料破碎；SP——73放空消声器断裂等重大事故时常发生。生产一直处于开开停停，断断续续，徘徊不前的状态。
  一九七八年，四川化工总厂倡导在全国十三家大化肥厂中开展生产“百日红”竞赛活动，而辽化经过很大努力，只连续运转三十八天。一直处于全国同行业的下游。每次到上级开会批评跑不了，表扬没有份儿，厂领导总是偷偷地坐在一个角落里，抬不起头。工人外出，与别人谈唠时，都不愿意说出自己是辽化的。
  但是，辽河化肥厂的几千名职工并不气馁。他们怀着“为国尽责、为厂争光、为民造福”的雄心壮志，开始向洋机器挑战了！
  然而，要想治服洋机器，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洋机器”有许多“洋毛病”。尿素车间的二氧化碳压缩，高压胺泵、甲胺泵快装锅炉以及重要装置电动机等主要部位，供电系统的电压稍有波动，就导致停车。
  这个“洋机器”，每停、修、开一次，快则几个小时，慢则两三天时间。三天少产尿素四千多吨，损失一百多万元。数额之大，触目惊心。四千多名职工半年不要工资也抵不上这笔帐。厂总电气师王合忱与广大工程技术人员看在眼里，急在心上。
  一九七八年开始，王合忱与景立文、董玉宝、李振祥等有关技术人员一起，深入现场进行调查分析，反复研究计算。为观察这个“洋机器”的症结，老王经常在震耳欲聋的机器旁，一蹲就是几个小时。谁都知道：他患有高血压病，机器旁的高温和噪音，常常使他头晕恶心。可是，他每天都工作到深夜，有时到后半夜一两点钟。伏在桌上精心地画出一张张图纸，他和景立文、董玉宝、李振祥等人提出一条条建议。整整花费了近三年的时间，经过几十次的反复试验，终于解决了尿素车间由于电流波动“晃电”导致停产这一难题。据统计改后的几年运行过程中，电网发生过十五次电压波动“晃电”，其中有十二次保持了正常生产。
  在辽河化肥厂，象王合忱等人这样敢于在“洋机器”身上动手术的举不胜举。
  你瞧，他，二十九岁，血气方刚的青年技术员陈国良也是其中的一个。别看他只有初中文化，基础差。可是，他认真钻研，勤奋好学。五年时间，他先后学习了初等数学、物理、化学，《气轮机原理》、《离心式压缩原理》、《热功学》等二十多门课程，还写了两篇很有见地的论文。每天夜晚，万家灯火渐渐消失，人们都进入梦乡了。唯有陈国良家室内的灯火通明。一次他为了弄清“真空度”的形成问题，整整学习了一个通宵。
  一九八〇年八月。尿素车间由意大利引进的二氧化碳压缩机，由于机器设计上的问题，运行中，气流在叶轮中产生“旋转脱离”，造成机组高压缸振动、导致“喘震”。红灯屡屡报警，领导犯愁，工人担心，一旦出现大“喘震”，就有机毁厂亡之险。这时，陈国良冒着三十多度的高温，解剖机件，查找病因；在刺耳的噪声里，拆装管线，调节气流。那些日子，车间成了他的家，机器成了他的伴侣。不知多少个日日夜夜，他在厂工程技术人员的帮助下总结出用“早提速，打回流，提高四段入口温度”的新方法。终于在一九八二年把洋机器的“喘震”治住了，确保了机器的安全运行。
  “驾驶洋机器，为工厂做贡献，要有丰富的知识。
  这是厂计算站副站长李绍宇常说的话。
  采访时，他的爱人李元嘉对记者说，李绍宇为了钻研外语，给工厂翻译外文资料，十年没到电影院看过一次电影，没看过一次电视，每天下班就一头扎在他的书堆里，经常学到深夜一二点钟，有时通宵达旦。
  开始，在五七村住时，由于屋予窄，孩子吵闹，李绍宇就把棉帽带在头上，用两帽耳紧紧地堵上耳朵学习，防止干扰。冬天，原来住的屋子没暖气，经常结冰。他的手脚冻肿了，还照样坚持学习。有时手冻得拿不好笔，他把小酒精灯点着放在桌子上，用来烘一烘手，继续学习。孩子病了，李绍宇也要一手抱着孩子、一手拿着书看。从家里五七村到工厂好几里路，他很少骑自行车，为的是在路上背外语单词。
  如今，李绍宇已经学会了英语、德语、日语等几种外国语言，先后几次去美国、意大利、法国、葡萄牙等国家考察。为厂里翻译了大量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