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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旗”杂志評論員
  【新华社北京一日消息】中国共产党的机关刊物《紅旗》今年第六期发表了一篇評论員的文章，題目是《尼赫魯标榜的“社会主义”是什么貨色？》。这篇文章根据事实材料，对尼赫魯多年来所宣揚的“社会主义”进行了揭露和批判。
  文章一开始就指出，尼赫魯所标榜的“社会主义”不是眞正的社会主义，它不过是馬克思和恩格斯早就批判过的“反动的社会主义”的現代形式之一。作为印度大資产阶級大地主的政治工具的国大党，把社会主义当作旗帜来揮舞，完全是为了适应大資产阶級大地主統治的需要。
  文章的第一部分，批判了尼赫魯的所謂“经济計划化”方法。指出尼赫魯所說的“社会主义”，就是实行某种“計划化”，就是企图在不触动資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条件下，用“計划化”的方法来“减少資本主义的許多弊病”。
  文章指出，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眞正的計划化经济只有在无产阶級取得了政权，改变了資本主义生产关系，建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条件下才有可能实現。在資产阶級专政的条件下，在資本主义经济基础上，絕不可能实現经济計划化。这是为实践所証明了的顚扑不破的眞理。可是近年来，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叛徒——南斯拉夫鉄托集团修正主义者，却不断宣称国民经济計划化的方法已经日益为資本主义制度所接受；幷且成为資本主义“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一种重要条件。他們幷且用印度实施“经济建設計划”这类事来宣場印度“正在实現着社会主义的日标”。
  文章揭露了印度尼赫魯政府的所謂“经济建設計划”的实质。文章說，所謂“经济建設計划”，实质上就是尼赫魯政府苦心培植的国家垄断資本主义，或者說官僚垄断資本主义，归根到底是为私人垄断資本和少数官僚特权阶层服务的。
  文章根据尼赫魯政府公布的关于从一九五一年到一九六一年的两个所謂“五年計划”的材料，指出印度的所謂“国营”经济实际上是为了替私人垄断企业的发展提供条件，为这些企业提供机器装备、原料和半制品等。
  文章指出，尼赫魯政府执行两个所謂“五年計划”以来，印度广大的工人、农民以及中下层人民的处境更困难了，貧富悬殊更加扩大了，“穷的更穷，富的更富”了。据印度一国会议員揭露，仅仅八家大財团今天控制了印度全部公开性公司实收資本的百分之六十七，它們总共控制了八十五亿卢比，其中两家控制了五十亿卢比。
  文章指出，印度的国家垄断資本主义本身是一个官僚垄断集团，它同时又为私人垄断集团服务。看来，印度大資产阶級大地主非常懂得如何利用国家机器替自己謀利，他們熟练地运用“假公济私”的办法攫取国民財富。印度私人垄断集团的首脑及其代理人，不仅参加“国家計划”决策和諮詢机构的工作，而且直接参加“公营”企业的管理，担任重要企业的董事或董事长。同时，大量“公营”企业以“股份公司”或“混合股份公司”的形式同私人康采恩合伙。这类“公私合营”企业的数目不断增加。有的“公营”企业还把一部分股票在市場上抛售，轉入私营企业之手。总之，尼赫魯政府通过国家垄断資本这条渠道，利用各种形式，使国民收入源源不絕地流入資本家和官僚們的腰包。
  文章的第二部分揭露說，印度的“经济計划化”，不仅是替少数剝削者造福而严重損害人民利益，而且替外国垄断資本謀利而严重損害印度民族的独立。印度经济已成为帝国主义資本的附庸。
  文章指出，尼赫魯政府用来实行“经济建設計划”、发展国家垄断資本主义的資金，主要是依靠帝国主义的“援助”。印度現在是世界上得到美援最多的国家之一，到一九六二年七月底止，尼赫魯政府已获得美援六十五亿多美元，其中一半以上是在一九五九年尼赫魯政府积极反华以后获得的。在印度三个“五年計划”的“公营”部分投資中，外援的比重越来越高。据印度資产阶級经济学家辛諾艾計算，印度第三个“五年計划”外援的数目將相当于計划投資总額的百分之五十四。事实上，正如一九六二年八月号《亚洲团結》所載《外援和印度经济发展》一文所說的，如果大大削减或停止外援的話，那末在印度將立即引起经济大危机，使大批公司倒閉，生产减縮，工人失业，通貨膨胀无法控制，就是說，將使整个国民经济生活陷入不可收拾的地步。
  文章指出，这就是为什么尼赫魯政府要那样不择手段地爭取外援，把爭取外援特別是美援作为首要的国策。这个政府为了討到美援，什么手段都可以采取，反华反共，直至挑起中印边境武装冲突。而美帝国主义也就以美援作为釣餌，使印度反动統治集团充当它的得心应手的工具，在亚非地区兴风作浪，幷借此控制印度经济和市場。
  文章說，由于乞求外援，尼赫魯政府不能不向外国垄断資本节节让步。例如，欢迎和鼓励外国垄断資本投入印度許多重要工业部門等。
  文章指出，事实充分說明，尼赫魯政府用所謂“計划化方法”、用外国“援助”培植起来的买办性的国家垄断資本，不仅不是什么社会主义成分，像現代修正主义者所說的那样，不仅不是促进国家经济独立发展的力量，像某些经济学家所断言的那样；恰恰相反，它是和人民利益为敌、阻碍国家经济独立发展、使印度经济沦为外国垄断資本附庸的一种力量，正好像它不仅沒有限制私人垄断資本的发展反而是帮助私人垄断資本的发展一样。这种买办性的国家垄断資本主义，正是当前印度貧困的重要根源之一，它的发展表明尼赫魯政府是彻头彻尾代表印度反动大資产阶級大地主和外国垄断資本的利益，严重損害印度广大人民的利益，包括印度中小資产阶級的利益。
  文章的最后部分，揭露了尼赫魯所标榜的“社会主义”实质上是欺騙人民的“新宗敎”，借以維持大資产阶級大地主的反动統治。
  文章指出，帝国主义学者和一些現代修正主义者差不多都认为，帝国主义資本“援助”不发达国家，是这些国家经济上所必要的。他們胡說什么帝国主义国家对被压迫民族的奴役和剝削，現在已经变成是“发达国家”对“不发达国家”的所謂“经济援助”。然而他們也无法否认，尽管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向一些不发达国家提供了許多“援助”，而那些不发达国家的经济情况不但沒有好轉，反而日趋恶化。印度就是一个这样例子。
  文章指出，尼赫魯提出所謂“社会主义式样社会”的口号，就是同这种情况密切有关。在第一个“五年計划”尚来終了的时候，印度公众对于国大党統治就表現出强烈的不滿，经济和政治危机日益显露。而印度民主进步势力的影响則越来越扩大，在选举中与国大党对抗。同时，社会主义国家建設的成就，特別是作为印度邻邦的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設的巨大成就，在印度人民中引起了越来越大的影响。，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印度大資产阶級大地主的代表人物乞灵于“社会主义”这块招牌，企图拿它作为自己残酷专政的一种甜蜜补充手段，給自己的反动思想和反动行径塗上一层社会主义色彩，借以欺騙人民，从而保全自己的統治。
  文章指出，尼赫魯的“社会主义式样”的社会制度不是別的，它就是一种吸收了“計划化方法”、而同时又保存了“資本主义基本特点”的資本主义制度。
  然而，我們从上面列举的事实可以看出，資产阶級“接受”計划化方法，或者“吸收”計划化方法的資本主义，旣不是尼赫魯所說的什么社会主义，也不像現代修正主义者所說的能为“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創造条件，这些都不过是奇談怪论；在印度这样的国家，这样做甚至也談不上独立发展資本主义，因为它的結果只是使印度经济成为外国垄断資本的附庸。尼赫魯口头上說用“計划化方法”来“使社会全面发展”、达到“社会主义”。实际上，他是用所謂“計划化方法”来发展官僚买办垄断資本主义，进一步制造印度的貧困，幷且妄图“消灭”社会主义或遏制社会主义的影响。
  文章最后指出，尼赫魯新宗敎的欺騙作用，当然不可能在印度人民中保持多久。企图用这种新宗敎来欺騙人民的人，可以肯定地說，他們不可能达到目的。他們这样做的实际結果，同他們的如意算盘相反，恰恰只会进一步暴露自己的丑恶面目，促进印度人民的新觉醒，从而加速自己的破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