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溪市图书馆

宋振苏
  編者按：宋振苏同志去年十月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作了一次“读紅岩忆亲人”的广播讲話之后，我市許多听众反应是受到了一次深刻的阶級敎育，幷希望能够得到讲話的文字材料，以便学习。为满足广大群众的要求，現将辽宁日报刊登的这篇讲話稿（经宋振苏同志又作了一些修改）轉載如下。
  万恶的蔣介石，美帝国主义，是他們杀死了我的父母和小弟弟，我一輩子也忘不了。
  我的父亲宋綺云，母亲徐林俠，小弟弟宋振中，他們都是在重庆解放前夕，和楊虎城将軍一起被中美合作所的美蔣特务秘密杀害的。关于中美合作所对中国人民所犯下的滔天罪行和許多革命先烈在集中营所进行的英勇斗爭，小說“紅岩”作了生动的描写。书中也提到了楊虎城将軍和我的父母，特別是振中弟弟。但是他們遇害的经过，“紅岩”沒有正面描写。解放后我們才知道，那是在一九四九年九月十七日的晚上，我的父母、小弟弟和楊虎城将軍的儿子和小女儿一起，从貴阳押回重庆中美合作所“戴公祠”。当楊将軍父子刚走到屋子里，就被預先埋伏的特务用尖刀刺死，沒有人性的刽子手們从楊将軍父子身上拔出血淋淋的尖刀，杀气騰騰地闖进了我父母亲的屋子里，当时他們正在休息，小弟振中正和楊家小女儿一起玩，父母看到刽子手們的凶相，知道难逃一死，母亲便向特务們說：“我們虽死无怨，你們饶了这两个孩子吧”！沒有半点人性的凶手，一言不发，逼向父母身边，搶上去劈胸就是几刀，这时两个孩子看到这种情景，吓得呱地一声哭了起来，紧紧地搂在一起，当时，凶手們一边用刀刺杀着我的父母，一边还厉声向孩子喊：“不許哭”！他們立刻又把哭声嚥了回去，搂抱得更紧。凶手們拔出父母身上的尖刀，逼向两个孩子时，女孩合着小手連連向特务們作揖，还以为可以免得一死呢！这些灭絕人性的畜牲，哪里还有人的心肝，可怜两个幼小的孩子，就这样也被杀害了。多少年来这血海深仇，我一道不能忘怀。
  最近读了小說“紅岩”，又知道了亲人們就是在那样暗无天日的地窖里，遭受敌人的残酷折磨和杀害。我总是无法把它当成小說来读。尤其是读到有关父母和弟弟小萝卜头的那些章节，父亲母亲和小弟弟生前的形象，又出現在我的眼前，我仿佛听到了亲人在遇害时痛苦的呻吟声……。仇恨和悲痛，使我激动得无法看下去，亲人們生前的許多往事，不断地涌上心头。
  我还能淸楚的記得，那是在一九四一年九月的一个上午，我正在村口上玩，忽然村外傳来一陣汽車馬达声，本来很安靜的村子，立刻慌乱起来，狗狂叫着，人們一边跑一边喊着“把村子包围了”，不大工夫，村里出現了便衣特务。我急忙跑去，把这情况吿訴給正在对門帮人家剝玉米的媽媽。媽媽想了一下，就抱起小弟弟振中，拉着我往家走。我們刚走到大門口，就看見父亲已经被七八个便衣特务围着从街对面的家里走出来，正和我們对个照面。大弟弟振华从后边跑上去送給父亲一双出門时穿的鞋，这时我和母亲一直站在街对面，在父亲換鞋时，我想“不能让他們把爸爸带走”，想脫开媽媽的手扑上去抱住爸爸，却被母亲用力拉住了，我回过头望了望母亲含泪而憤怒的目光，好象在說：“別去，孩子，爸爸会伤心的”，我只好抱住母亲的腿，悄悄地望着父亲。他穿好了鞋，只是向我們深情地看了一眼，什么也沒来得及說，就被特务們带走了。父亲健壮的身体和那从容鎭靜地走去的背影，我永远也忘不了。
  我的父亲宋綺云为革命战斗了一生，貢献出了生命，他生在江苏邳县皋堂村一个貧农的家里。一九二四年在淸江省立师范毕业以后，就开始了革命活动。一九二七年八月在武汉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以后担任中共邳县县委书記。因为組织革命武装，被反动派发覚，到处抓他，他跑到海州一带継续从事革命活动，不久又轉入北京大学，一边学习一边工作。一九三〇年他到南阳楊虎城将軍的部队工作，“双十二”事变时任西安文化日报社社长，和西北各界救国联合会宣傳部副部长，是中共西北特別支部的委員。一九四一年，正当日本鬼子侵占了大半个中国，中华民族处于水深火热的时候，卖国賊蔣介石不但不积极抗日，反而加紧了对共产党員和爱国人士的迫害。当时我們在西安无法住下去，为了躲避开敌人的追踪，便于工作，父亲把我們全家隐蔽在西安西南郊的蒲阳村。由于叛徒吿密，父亲被捕了。我們这些天眞的孩子，只晓得父亲是个好爸爸，是个最好的人，就是工作很忙，平常难得回家一次，但是每次回来都給我們带回許多图书，还給我們讲故事故事，我們最爱听爸爸給我們讲武松打虎、打日本鬼子和捉汉奸的故事。被捕后我們天天都盼着，盼着他回来看我們，敎导我們，万沒想到，这次和父亲在蒲阳村的生离，竟成了終生的永別。
  万恶的反动派，抓走了我的父亲还不算，又要了一个阴謀，抓走了我的母亲和小弟弟。那是在父亲被捕半个月后的一个下午。一个工人打扮的人到我們家来，他說他过去是文化日报社的工人，是偸偸替父亲送信来的。母亲看过信說是父亲要衣服，就馬上动手收拾了几件衣服、被褥，要带我和振中进城，准备让我照看弟弟，她設法营救父亲，同院的人看到了，劝母亲說：“是凶是吉，还不知道，带这么多孩子去怎么行呢！”母亲改变了主意，决定只抱着怀里正在吃奶的振中去，不带我去。現在想来，如果我去了，不也同样要活活遭到敌人的监禁和屠杀嗎？
  当天母亲因天黑了，沒走成，晚上，在一盏半明半暗的油灯前，我們四个孩子坐在母亲周围，一双双含泪的眼晴，直望着悶悶不乐的媽媽。我悄悄問她：“爸爸能回来嗎？”媽媽說：“爸爸会回来的。他是为救中国，为叫人民过好日子，才东奔西走的。爸爸沒有罪呵，孩子！”媽媽說着，强忍住要涌出的泪水，照頋我們睡覚后，又拿起几天以来一直为我綉的一副花枕头綉着綉着。屋子里又黑又靜，听得見母亲轻轻的抽泣声。媽媽低着头，一針針，一线线綉进了母亲的心，綉进了母亲的泪……，第二天一淸早，母亲和振中临走时，把我們姐弟叫到她身边說：“我进城去看爸爸，你們好好在家等着，最多三天就回来了。”媽媽說着拉起我的手說“振苏，你最大，要好好照看弟弟妹妹，”我也不知道这照看的担子有多么重，就只頋点头，好让媽媽放心些，我們眞不想离开媽媽，可是她得去救爸爸，只好眼巴巴望着媽媽抱着小弟弟走了。
  母亲走后，剩下我們四个孩子，我最大才十二岁，大弟振华八岁，二弟振鏞六岁，小妹振亚才四岁。我們等着，等着，一天到晚不知道要跑到村口去看多少次，老是望不到媽媽的影子，一連三天就这样过去了，媽媽还是沒有回来。当时，我們哪里会想到，媽媽是永远也不会再回来了！五天后，父亲过去的警卫員跑来給我們报信，說母亲和小弟弟也被抓走了。这眞是晴天霹靂，那一夜我們四个孤儿都哭成了泪人，最小的妹妹振亚还要我找媽媽，叫我这才十二岁的姐姐到哪去找呢？一間空蕩蕩的屋子里，只有一盏小小的豆油灯陪着我們，他們年紀小，哭着哭着就睡覚了，可是我却整整哭了一夜，想着今后的生活，想着各种各样救父母和小弟弟的办法，也想起媽媽的很多往事……。
  我的母亲徐林俠，眞是一位好母亲，她尽了最大力量，协助父亲从事革命活动。一九二九年，蔣介石到处捕杀共产党員和革命群众，因为父亲当时是中共邳县县委书記，国民党反动派派兵去抓他。父亲事前得到消息，連夜出走了，敌人扑了空，就把正在学校敎书、怀孕六七个月的母亲抓去了，关进苏州监獄里。三个月后，一胎生出了大姐和我。母亲由于怀孕反应，常常呕吐，加上不断受审，挨打受餓，身体一天比一天坏，在我俩出生的那个晚上，她竟連续暈死了七次。但是为了自己的亲骨肉，为了革命的下一代，媽媽在难友們的帮助下，用她的坚强意志和死亡作斗爭。分娩后，身体更弱了，又吃不飽，一点奶水都沒有，媽媽心痛地看着一双由于飢餓而哭叫的女儿，只好把仅有的該她吃的一点点米湯給我們吃了。可是，不懂事的女儿，沒有吃飽，还是哭个不停。媽媽就含着眼泪把洗脸水給我們喝一点。就这样，媽媽領着我們在獄中熬了八个月，敌人一点口供也沒得到，不得已才释放了我們。爸爸当时在北平知道了我們的遭遇，为了留个紀念，就給我俩取了个有意义的名字，大姐叫振平，我叫振苏。
  多黑暗的世界呵！多可怜的媽媽呀！她又一次被敌人抓走了……我越想越伤心，紧紧抱着媽媽临走前給我綉的枕头，一边哭一边在心里呼叫：媽媽，媽媽呀……。
  为了活命，我們四个孩子就整天跑到地里拾柴禾，挖野菜，什么芨菜、雪蒿、苜蓿、野蔓菁，我們都吃够了。我們穿的衣服，都是用旧衣服改的，总是补了又穿，穿了又补，父母走后，多少个寒冷的冬天，我从未穿过棉褲。不管生活有多么苦，我們都忍得住，都不怕。最怕的是过年过节。看到人家一家人欢欢喜喜团聚在一起，就越发感到失去父母的悲哀。有时我生了病，一个人躺在床上，呆呆地望着天棚，就更加想念父亲、母亲和小弟弟了。我想，要是父母这时能回家看我一下，問我一句什么，我的病就会馬上好的，我們是多么需要亲人的溫暖啊！
  可是就連这痛苦、可怜的孤儿生活也不能平靜地过。蔣介石对革命家庭的迫害，是沒有尽头的。那些万恶的特务，还经常到我家来搜查勒索。記得有一次，特务們到我家翻箱倒柜把父母的书籍和一些其它东西，弄得满院都是。我們很生气，一个特务問我們：“你們是什么人”？大弟振华憤怒地說：宋綺云的儿子宋振华！二弟也說：宋綺云的儿子宋振鏞！特务們轉了几下白眼珠，夹起一包包他們认为“有用”的东西就走了。振华气得坐在門口，冲着特务的背影說：等着吧！等我长大了再找你們算账！
  我的大姐振平和大妹振西，她們一道沒有和我們生活在一起。父亲为了便于工作，在我六七岁时，就把她俩送回老家江苏，托亲戚照管。父母被捕后，他們就像沒有窝的小鳥一样，寄人篱下。大姐在四年里就跟过四五个亲戚生活，这还不算，因为当时老家是抗日游击区，日寇汉奸对共产党員家属的迫害和蔣介石是一样的。当敌人知道他們是共产党員的子女后，就要捉去活埋，幸好事先得到了消息，就同养母一块逃到了南京，在洋碼头一带，討飯拾煤渣，什么苦都受过。我們姐弟六人虽然有的在西安，有的远在江苏，相隔数千里地，然而蔣介石反动派和日寇汉好，給予我們的遭遇，却是同样的悲惨。在他們統治下，革命家庭是到处遭受迫害的。
  五年过去了，父母和弟弟究竟到哪里去了？是死是活？一点消息也沒有，直到一九四七年秋天，突然接到由重庆磁器口寄給我的一封信。忙拆开一看，原来是父亲写来的，我多么高兴啊！父母和振中还活着！这眞是不幸中的大幸，我們这四顆受了損伤的心重新又有了希望。这信是通过一个姓楊的轉来的，我回信也是通过他轉給獄中的父亲，以后換了姓黃的，地址也变了。現在我才知道，我們通信的这段时間正是父母和弟弟在中美合作所白公館受尽苦难的日子。父亲的来信都是用拳头大的一块小紙写成的，很像是从随身带的小日記本上撕下来的。最初，我不懂这是为了便于傳递，回信时总想把一肚子話都說給他，我就用很大的紙，把信写得很长，我还想父亲一定是沒有钱买信紙信封，便吿訴他下次买了寄給他。后来看到父亲仍旧用小紙，还說：“我不是沒有钱，你要知道能看到你的信是多么不容易”，我才領会到其中的艰难，也尽量用小紙薄紙，把字写得很小很密。读了“紅岩”，我更淸楚，父亲向外傳一封信是多么不容易呵！不知有多少同志冒着生命危险才把我們父女的心用紙墨連結在一起！父亲的信虽短，但語重心长。当他知道我們还活着，生活虽苦，但在党和亲友們的照頋下，还进了学校，便得到了极大的安慰，每次来信都鼓励我們努力学习。有一次父亲来信向我們要照片，还指名要一份他过去保存的旧字帖，說弟弟振中已经可以临帖写字了。也許他怕以前的信不可靠，想甄对一下吧，也許是他們想念儿女心切吧，我們几个就去照了一张大合影寄去了。振中才六岁就能临帖写字了，我們为能有这样一个聪明的小弟弟而高兴。不久父亲来信說都收到了，很高兴。我相信父母看到我們长大了。更会增强他們在獄中斗爭的决心，他們知道我們一定会継承父母的事业向前迈进的。这张照片，我想就是敌人的尖刀刺进他們的胸膛时，也会带在身边的。
  我和父亲一共通过十一封信，也問到过他們的生活，父亲总是說“很好”“比你們还好呢”！眞的是很好嗎？读了“紅岩”我才更淸楚了，原来他們是住在人間地獄里。父亲所說的“很好”只不过是怕我們伤心，为了免除我們的痛苦，自己把一切都忍受下去。一九四八年，弟弟振中在獄中活到八岁了，我还收到过弟弟的一封来信，信很短，是写在父亲来信的背面，只写着方方正正的“姐姐”两个字，后面还有一个惊叹号！这是一封多么意味深长的来信呀！一声姐姐，一个惊叹号，包含着多少辛酸的眼泪和对未来的怀念，道出了对敌人的多大仇恨！亲人的最后一封来信，是媽媽写来的，当时我很奇怪，以前我也曾要求父亲让媽媽給我写封信，父亲总是說：“你母亲拿針轻，拿笔重，不会写了”，看信后才知道，父亲已经走了，不在白公館了，媽媽和弟弟振中也要去，还吿訴我們不要难过，把一切都記在心里，好好学习。读了“紅岩”我才知道媽媽写这封信的时候，正是“紅岩”里小萝卜头向成岗吿別的时候，从这以后我們就和父母失去了联系。
  我可怜的、値得骄傲的弟弟呀！在他出生刚刚八九个月的时候，就跟随父母入獄了，在这个世界上他还有四个姐姐、两个哥哥，可是他从来沒跟他們說过一句話。我还淸楚地記得他嬰儿时的样子，胖胖的脸，胖胖的手，乖极了！亲友們都非常爱他，叫他“洋娃娃”，我每天都抱他玩一会，我总喜欢把他搞哭后再把他逗笑，看他那挂着泪珠又格格笑个不停的样子，有一次我把他摔了一跤，摔的很重，媽媽都說我了，可是他只轻轻的哭了几声就又和我玩起来了，他的小手，他的笑脸，至今还留在我的記忆里，这是一点多么少多么少的記忆呵！感謝“紅岩”，他給了我一个虽死犹生的弟弟。当我把身边他的唯一的一张照片和书里的插图小萝卜头一比，我就认定了，这就是我亲爱的弟弟振中，他那双忧郁痛苦的眼神，正說明了他給我写信时的心情，他那寬寬的額头，那又大又黑的眼睛，多么像啊！要是他能活到今天，該二十二岁了，二十二岁是个大小伙子了！他可以走遍祖国的山山水水，用他的画笔，画出这美丽的錦綉河山！他可以到天安門前放声欢呼，他可以到东南海边站岗値更……，中国是我們的了！可是他却不能喊一声“姐姐”了。
  我們这一家大小九口，就有三个人死在美蔣特务的屠刀下，两个人出生在敌人的监獄里，这刻骨的仇恨，我永远也忘不了。我知道，这絕不仅是我們一家的仇，蔣介石和美帝国主义在中国人民面前犯下的滔天罪行，是数不淸說不尽的，正如“紅岩”里成岗說的：“不仅仅是一个小萝卜头，我們牺牲过多少坚强的同志。决不能忘記这血海深仇。”这国恨家仇我們一定要报。
  現在，我們宋家还活着的六姐弟，在党和政府的关怀、培养下，都长成大人了，大姐振平，大妹振西，大弟振华和我，在一九四六年以后，紧随着胜利的炮声都陆续地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軍，又先后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二弟和小妹也上了大学。如今大妹振西在上海，大弟振华在新疆于闐，是十月人民公社的党委书記，大姐和二弟在西安，小妹振亚在陝西兴平，是一个中学敎师，正在培育着共产主义的接班人，我在北京，我們都在各个不同的工作岗位上，和祖国人民一道，在党和毛主席的領导下加倍努力地来建設我們伟大的祖国，正在完成先烈們未能完成的事业，所有这一切，假如父母地下有知，一定会含笑九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