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溪市图书馆 内容
陶里亚蒂同志和某些同志同我們的分歧，还表現在和平共处問題上。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一貫主张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間实行和平共处。中国是著名的和平共处五項原則的倡导者。在和平共处五項原則的基础上，中国同世界上的許多国家建立了友好关系，幷且先后同也門、緬甸、尼泊尔、阿富汗、几内亚、柬埔寨、印度尼西亚和加納签訂了友好条約或者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同緬甸、尼泊尔等国圓滿地解决了边界問題。这些事实，是任何人也抹煞不了的。
可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队伍中，竟然有人大肆誣蔑和攻击中国反对和平共处。他們这样做，不过是为了掩飾他們自己在和平共处問題上的违反馬克思列宁主义的錯誤覌点。
在和平共处問題上，我們同那些攻击我們的人的分歧在于：我們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应当努力爭取在互相尊重領土完整和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基础上，同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建立正常的国际关系。从社会主义国家方面来說，这样做是沒有任何困难的。障碍是来自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絕不能設想，实行和平共处，可以不经过斗爭。更不能設想，和平共处关系的建立，就可以消除国际范围内的阶級斗爭，消除社会主义和資本主义这两种制度的对立，消除被压迫民族和压迫民族的对立。一九六〇年莫斯科声明指出：“各国間的和平共处，幷不象修正主义者所断言的那样，意味着放弃阶級斗爭。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共处是社会主义和資本主义間的阶級斗爭的一种形式。”但是，陶里亚蒂同志和那些攻击中国的人却认为，通过“和平共处”，可以“革新全世界的結构”，建立一种“新的国际秩序”，在全世界“建設一个能滿足人和各国人民对于自由、福利、独立、个人的全面发展、尊重人格、各国之間的和平合作等愿望的经济和社会秩序”，創立一个“沒有战爭的世界”。这就是說，通过“和平共处”，可以改变社会主义和資本主义这两种制度对立、被压迫民族和压迫民族对立的“世界結构”，在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存在的条件下，就可以消灭一切战爭，实現“沒有战爭的世界”。
陶里亚蒂等同志的这种主张，完全篡改了列宁关于和平共处的原則，抛弃了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阶級斗爭的学說，实际上是在国际范围内以阶級合作代替阶級斗爭，鼓吹社会主义制度和資本主义制度的溶合。現在美帝国主义正在叫嚷建立所謂“自由世界大家庭”，妄想通过所謂“和平演变”，把社会主义国家合幷到所謂“自由世界”中去。鉄托集团正在为美帝国主义帮腔，鼓吹世界的“经济一体化”和“政治一体化”。那些主张在和平共处中“革新全世界的結构”的人，难道不应該同美帝国主义划淸界綫嗎？难道不应該同鉄托集团划淸界綫嗎？
至于所謂通过和平共处，可以达到“沒有战爭的世界”，更是絕頂荒謬的。在目前形势下，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力量，結成广泛的国际反帝統一战綫，共同斗爭，能够制止帝国主义发动新的世界战爭。但是，防止世界大战是一回事，消灭一切战爭又是一回事。战爭的根源来自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在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存在的条件下，这样的或那样的战爭都是可能发生的。战后十七年的历史表明，各式各样的局部战爭就一直沒有間断过。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总是要起来革命的。在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用武力来鎭压这种革命的情况下，发生国内战爭和民族解放战爭是不可避免的。馬克思列宁主义者从来就认为，要消灭一切战爭，达到“沒有战爭的世界”，这只能是在推翻帝国主义制度，消灭一切人压迫人、人剝削人的制度之后，而不可能在这之前。
在和平共处問題上，我們同那些攻击我們的人的分歧还在于：我們认为，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和平共处，同各国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阶級的革命，是两类問題，不是一类問題。和平共处的原則只能适用于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相互关系方面，而不能适用于被压迫民族同压迫民族的关系方面，也不能适用于被压迫阶級同压迫阶級的关系方面。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問題，是要进行革命斗爭，推翻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統治，而不是也不可能同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和平共处。
但是，陶里亚蒂和那些攻击中国的人却把他們的所謂“和平共处”的覌点，引申到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同帝国主义者、殖民主义者的关系方面。他們說，关于“仍然折磨着十亿人口的飢餓問題”，“不发达地区生产力和民主的发展問題”，只“应当通过談判、寻求合理的解决办法以及避免采取使局势恶化、从而造成不可收拾的后果的行动，来加以解决”。他們不高兴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革命火星。他們說，星星之火可以引起世界大战。这种說法，实际上就是要被压迫民族同殖民統治者“和平共处”，要被压迫民族容忍殖民統治，而不要进行反抗，不要进行爭取独立的斗爭，更不要进行民族解放战爭。如果按照这种說法，中国人民，朝鮮人民，越南人民，古巴人民，阿尔及利亚人民和其他国家的人民起来革命，岂不是都违反“和平共处”的原則，都犯了錯誤嗎？我們很难理解，这种论調同帝国主义者和殖民主义者的說敎究竟有什么差別？
特別令人惊异的是，陶里亚蒂和某些人还把国际范围内的阶級合作的覌点，引申到“共同干預”不发达地区方面。他們說，“不同社会結构国家”的合作，能够为了促使不发达地区的进步而进行“共同干預”。这种說法显然是替新殖民主义散布幻想。帝国主义对不发达地区的政策，不管采取什么形式、什么花样，都只能是殖民主义的掠夺政策，而絕不会是关心不发达地区的进步。至于社会主义国家，当然应該支援不发达地区的人民，首先是支持他們事取民族独立的斗爭，在他們独立以后，还要支援他們发展民族经济。但是，社会主义国家絕对不能附和帝国主义对不发达国家的殖民主义政策，更不能跟他們一起“共同干預”不发达地区。如果誰这样做，那就是背叛无产阶級国际主义，那就是为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利益服务。
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同帝国主义者、殖民主义者究竟能不能“和平共处”？所謂对不发达地区进行“共同干預”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刚果事件就是最好的回答。当联合国安理会一致通过决议，对刚果进行国际干涉的时候，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队伍中，曾经有人认为这是实行国际合作的范例，认为通过联合国的干預，就可以消灭殖民主义，使刚果人民获得独立自由。然而，結果究竟是怎样呢？刚果民族英雄卢蒙巴被杀害了，卢蒙巴的継承人基贊加被拘禁了，許多爱国志士也被杀害或者被拘禁了，蓬蓬勃勃的刚果民族独立斗爭遭到了严重挫折。刚果不仅継续遭受老牌殖民主义者的奴役，而且沦为美帝国主义的殖民地，陷于更大的苦难之中。請問那些現在仍然在鼓吹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同帝国主义者、殖民主义者“和平共处”，鼓吹对不发达地区进行“共同干預”的人們，难道你們忘掉了刚果事件的惨痛敎訓嗎？
那些誣蔑中国反对和平共处的人，攻击中国在同印度的关系方面犯了什么錯誤。他們不問事实眞相，不分是非，一味指責中国不应該同印度发生冲突。在这个問題上，陶里亚蒂說，“我們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要求中所包含的一切合理的和正确的东西。我們也知道武装行动是从印度方面的一次进攻开始的”。这种态度，比起一味誣蔑中国方面挑起边境冲突的那些自称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人，要公正一些。但是，另一方面，陶里亚蒂仍然不分靑紅皂白地认为，中印武装冲突是“沒有道理的、荒唐的”。請問陶里亚蒂同志，中国面对着印度反动集团的狂妄的領土要求和大規模的武装进攻，到底应当怎样做才是有“道理”的和不“荒唐”的呢？难道中国只有在印度反动集团的无理要求和軍事进攻面前屈服，才是有“道理”的和不“荒唐”的嗎？难道社会主义的中国只有把自己的大片領土拱手让人，才是有“道理”的和不“荒唐”的嗎？
陶里亚蒂同志和某些同志在中印边界問題上的立場，反映了他們在和平共处問題上的覌点是：在实行和平共处政策的过程中，社会主义国家对資本主义国家只能一味迁就，甚至在遭到武装进攻的时候也不应該自卫，而应該放弃自己的領土主权。試問，这种覌点，同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共处原則又有什么相同之处呢？
那些誣蔑中国反对和平共处的人，还攻击中国人民支持古巴人民反美斗爭的正义立場。当英雄的古巴人民和他們的革命領袖非德尔·卡斯特罗总理坚决拒絕侵犯古巴主权的国际視察，提出五項正义要求的时候，中国人民本着无产阶級国际主义的一貫立場，在全国举行了巨大規模的群众示威游行，坚决支持古巴人民維护独立、主权和尊严，这有什么过錯呢？但是，有人一再攻击中国为加勒比海局势制造困难，要把世界推入热核战爭。这是对中国的最恶毒、最卑鄙的誣蔑。
中国人民坚决支持古巴人民反对国际視察、維护主权的斗爭，怎么說得上反对和平共处呢？怎么說得上是我們要把別人推入热核战爭呢？难道要中国也去向古巴施加压力，迫使他們接受国际視察，才符合所謂“和平共处”嗎？如果有些人口头上也表示支持古巴五項要求，而实际上却又反对中国人民支持古巴，那末，这岂不正是暴露了他們自己支持古巴五項要求的虛伪性嗎？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从来认为，决定历史命运的，是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而不是任何武器。我們多次說过，我們从来沒有主张过在古巴設立导弹基地，也沒有阻挠过从古巴撤出所謂进攻性武器。我們从来不认为，玩弄核武器作为解决国际爭端的手段是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我們也从来不认为，在加勒比海危机中避免热核战爭就是“慕尼黑”。但是，我們过去坚决反对、現在坚决反对、將来也坚决反对用牺牲別国主权的办法，去換取同帝国主义的妥协。这种妥协，只能被认为是不折不扣的綏靖主义，不折不扣的“慕尼黑”。这同我們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共处政策，毫无共同之点。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一貫主张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間实行和平共处。中国是著名的和平共处五項原則的倡导者。在和平共处五項原則的基础上，中国同世界上的許多国家建立了友好关系，幷且先后同也門、緬甸、尼泊尔、阿富汗、几内亚、柬埔寨、印度尼西亚和加納签訂了友好条約或者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同緬甸、尼泊尔等国圓滿地解决了边界問題。这些事实，是任何人也抹煞不了的。
可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队伍中，竟然有人大肆誣蔑和攻击中国反对和平共处。他們这样做，不过是为了掩飾他們自己在和平共处問題上的违反馬克思列宁主义的錯誤覌点。
在和平共处問題上，我們同那些攻击我們的人的分歧在于：我們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应当努力爭取在互相尊重領土完整和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基础上，同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建立正常的国际关系。从社会主义国家方面来說，这样做是沒有任何困难的。障碍是来自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絕不能設想，实行和平共处，可以不经过斗爭。更不能設想，和平共处关系的建立，就可以消除国际范围内的阶級斗爭，消除社会主义和資本主义这两种制度的对立，消除被压迫民族和压迫民族的对立。一九六〇年莫斯科声明指出：“各国間的和平共处，幷不象修正主义者所断言的那样，意味着放弃阶級斗爭。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共处是社会主义和資本主义間的阶級斗爭的一种形式。”但是，陶里亚蒂同志和那些攻击中国的人却认为，通过“和平共处”，可以“革新全世界的結构”，建立一种“新的国际秩序”，在全世界“建設一个能滿足人和各国人民对于自由、福利、独立、个人的全面发展、尊重人格、各国之間的和平合作等愿望的经济和社会秩序”，創立一个“沒有战爭的世界”。这就是說，通过“和平共处”，可以改变社会主义和資本主义这两种制度对立、被压迫民族和压迫民族对立的“世界結构”，在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存在的条件下，就可以消灭一切战爭，实現“沒有战爭的世界”。
陶里亚蒂等同志的这种主张，完全篡改了列宁关于和平共处的原則，抛弃了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阶級斗爭的学說，实际上是在国际范围内以阶級合作代替阶級斗爭，鼓吹社会主义制度和資本主义制度的溶合。現在美帝国主义正在叫嚷建立所謂“自由世界大家庭”，妄想通过所謂“和平演变”，把社会主义国家合幷到所謂“自由世界”中去。鉄托集团正在为美帝国主义帮腔，鼓吹世界的“经济一体化”和“政治一体化”。那些主张在和平共处中“革新全世界的結构”的人，难道不应該同美帝国主义划淸界綫嗎？难道不应該同鉄托集团划淸界綫嗎？
至于所謂通过和平共处，可以达到“沒有战爭的世界”，更是絕頂荒謬的。在目前形势下，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力量，結成广泛的国际反帝統一战綫，共同斗爭，能够制止帝国主义发动新的世界战爭。但是，防止世界大战是一回事，消灭一切战爭又是一回事。战爭的根源来自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在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存在的条件下，这样的或那样的战爭都是可能发生的。战后十七年的历史表明，各式各样的局部战爭就一直沒有間断过。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总是要起来革命的。在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用武力来鎭压这种革命的情况下，发生国内战爭和民族解放战爭是不可避免的。馬克思列宁主义者从来就认为，要消灭一切战爭，达到“沒有战爭的世界”，这只能是在推翻帝国主义制度，消灭一切人压迫人、人剝削人的制度之后，而不可能在这之前。
在和平共处問題上，我們同那些攻击我們的人的分歧还在于：我們认为，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和平共处，同各国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阶級的革命，是两类問題，不是一类問題。和平共处的原則只能适用于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相互关系方面，而不能适用于被压迫民族同压迫民族的关系方面，也不能适用于被压迫阶級同压迫阶級的关系方面。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問題，是要进行革命斗爭，推翻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統治，而不是也不可能同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和平共处。
但是，陶里亚蒂和那些攻击中国的人却把他們的所謂“和平共处”的覌点，引申到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同帝国主义者、殖民主义者的关系方面。他們說，关于“仍然折磨着十亿人口的飢餓問題”，“不发达地区生产力和民主的发展問題”，只“应当通过談判、寻求合理的解决办法以及避免采取使局势恶化、从而造成不可收拾的后果的行动，来加以解决”。他們不高兴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革命火星。他們說，星星之火可以引起世界大战。这种說法，实际上就是要被压迫民族同殖民統治者“和平共处”，要被压迫民族容忍殖民統治，而不要进行反抗，不要进行爭取独立的斗爭，更不要进行民族解放战爭。如果按照这种說法，中国人民，朝鮮人民，越南人民，古巴人民，阿尔及利亚人民和其他国家的人民起来革命，岂不是都违反“和平共处”的原則，都犯了錯誤嗎？我們很难理解，这种论調同帝国主义者和殖民主义者的說敎究竟有什么差別？
特別令人惊异的是，陶里亚蒂和某些人还把国际范围内的阶級合作的覌点，引申到“共同干預”不发达地区方面。他們說，“不同社会結构国家”的合作，能够为了促使不发达地区的进步而进行“共同干預”。这种說法显然是替新殖民主义散布幻想。帝国主义对不发达地区的政策，不管采取什么形式、什么花样，都只能是殖民主义的掠夺政策，而絕不会是关心不发达地区的进步。至于社会主义国家，当然应該支援不发达地区的人民，首先是支持他們事取民族独立的斗爭，在他們独立以后，还要支援他們发展民族经济。但是，社会主义国家絕对不能附和帝国主义对不发达国家的殖民主义政策，更不能跟他們一起“共同干預”不发达地区。如果誰这样做，那就是背叛无产阶級国际主义，那就是为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利益服务。
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同帝国主义者、殖民主义者究竟能不能“和平共处”？所謂对不发达地区进行“共同干預”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刚果事件就是最好的回答。当联合国安理会一致通过决议，对刚果进行国际干涉的时候，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队伍中，曾经有人认为这是实行国际合作的范例，认为通过联合国的干預，就可以消灭殖民主义，使刚果人民获得独立自由。然而，結果究竟是怎样呢？刚果民族英雄卢蒙巴被杀害了，卢蒙巴的継承人基贊加被拘禁了，許多爱国志士也被杀害或者被拘禁了，蓬蓬勃勃的刚果民族独立斗爭遭到了严重挫折。刚果不仅継续遭受老牌殖民主义者的奴役，而且沦为美帝国主义的殖民地，陷于更大的苦难之中。請問那些現在仍然在鼓吹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同帝国主义者、殖民主义者“和平共处”，鼓吹对不发达地区进行“共同干預”的人們，难道你們忘掉了刚果事件的惨痛敎訓嗎？
那些誣蔑中国反对和平共处的人，攻击中国在同印度的关系方面犯了什么錯誤。他們不問事实眞相，不分是非，一味指責中国不应該同印度发生冲突。在这个問題上，陶里亚蒂說，“我們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要求中所包含的一切合理的和正确的东西。我們也知道武装行动是从印度方面的一次进攻开始的”。这种态度，比起一味誣蔑中国方面挑起边境冲突的那些自称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人，要公正一些。但是，另一方面，陶里亚蒂仍然不分靑紅皂白地认为，中印武装冲突是“沒有道理的、荒唐的”。請問陶里亚蒂同志，中国面对着印度反动集团的狂妄的領土要求和大規模的武装进攻，到底应当怎样做才是有“道理”的和不“荒唐”的呢？难道中国只有在印度反动集团的无理要求和軍事进攻面前屈服，才是有“道理”的和不“荒唐”的嗎？难道社会主义的中国只有把自己的大片領土拱手让人，才是有“道理”的和不“荒唐”的嗎？
陶里亚蒂同志和某些同志在中印边界問題上的立場，反映了他們在和平共处問題上的覌点是：在实行和平共处政策的过程中，社会主义国家对資本主义国家只能一味迁就，甚至在遭到武装进攻的时候也不应該自卫，而应該放弃自己的領土主权。試問，这种覌点，同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共处原則又有什么相同之处呢？
那些誣蔑中国反对和平共处的人，还攻击中国人民支持古巴人民反美斗爭的正义立場。当英雄的古巴人民和他們的革命領袖非德尔·卡斯特罗总理坚决拒絕侵犯古巴主权的国际視察，提出五項正义要求的时候，中国人民本着无产阶級国际主义的一貫立場，在全国举行了巨大規模的群众示威游行，坚决支持古巴人民維护独立、主权和尊严，这有什么过錯呢？但是，有人一再攻击中国为加勒比海局势制造困难，要把世界推入热核战爭。这是对中国的最恶毒、最卑鄙的誣蔑。
中国人民坚决支持古巴人民反对国际視察、維护主权的斗爭，怎么說得上反对和平共处呢？怎么說得上是我們要把別人推入热核战爭呢？难道要中国也去向古巴施加压力，迫使他們接受国际視察，才符合所謂“和平共处”嗎？如果有些人口头上也表示支持古巴五項要求，而实际上却又反对中国人民支持古巴，那末，这岂不正是暴露了他們自己支持古巴五項要求的虛伪性嗎？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从来认为，决定历史命运的，是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而不是任何武器。我們多次說过，我們从来沒有主张过在古巴設立导弹基地，也沒有阻挠过从古巴撤出所謂进攻性武器。我們从来不认为，玩弄核武器作为解决国际爭端的手段是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我們也从来不认为，在加勒比海危机中避免热核战爭就是“慕尼黑”。但是，我們过去坚决反对、現在坚决反对、將来也坚决反对用牺牲別国主权的办法，去換取同帝国主义的妥协。这种妥协，只能被认为是不折不扣的綏靖主义，不折不扣的“慕尼黑”。这同我們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共处政策，毫无共同之点。
